爱国主义深深扎根于人的本能和感情之中。爱国之情则是放大了的孝心。给大家分享了爱国格言及古诗词，欢迎借鉴！
有关爱国的格言
1、要爱国，祖国须可爱。——伯克
2、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
3、之爱国也如家。——葛洪
4、人类的`最高精神面就是爱国。——荣格
5、爱祖国高于一切。——肖邦
6、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海涅
7、爱国如饥渴。——范晔
8、爱家的人才人爱国。——柯尔律治
9、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陶行知
10、国既不国，家何能存！
11、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蔡元培
12、爱国不分先后。——民谚
13、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
14、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陆游
15、祖国更重于生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土地。——聂鲁达
16、中国人搞出的理论，首先要为中国人服务。——吴仲华
17、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
18、爱国，是一种极高贵的感情活动。——茅盾
19、真正的爱国者是爱人类的，爱国决不是排外。——马铁丁
20、爱国主义是一种生动的集体责任感。——奥尔丁顿
21、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不分党派的。——托·斯摩莱特
22、瞒人之事弗为，害人之心弗存，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吕坤
23、假如我是有一些能力的话，我就有义务把它献给祖国。——林耐
24、力争使祖国变得更加美好的人才是最爱国的——英格索尔
25、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司马迁
古人爱国古诗词
1、家国兴亡身独存，玉容还受楚王恩。——汪遵《息国》
2、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
3、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4、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5、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宋之问《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
6、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
7、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病起书怀》
8、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9、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聂夷中《咏田家》
10、莫避春阴上马迟。——辛弃疾《鹧鸪天·送欧阳国瑞入吴中》
11、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严武《军城早秋》
12、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陈子龙《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13、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范成大《州桥》
14、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薶九京。——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
15、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陆游《夜泊水村》
16、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余红。——夏完淳《一剪梅·咏柳》
17、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
18、汉天子，方鼎盛，四百州。——黄庭坚《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
19、乘云径到玉皇家。——刘克庄《木兰花慢·丁未中秋》
20、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李贺《李凭箜篌引》
21、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壮士心。——顾炎武《海上》
22、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屈原《国殇》
23、皇情眷亿兆，割念俯怀柔。——郑愔《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
24、故国梅花归梦，愁损绿罗裙。——孔夷《南浦·旅怀》
25、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康有为《出都留别诸公》
26、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屈原《国殇》
27、短篷炊饮鲈鱼熟，除却松江枉费诗。——辛弃疾《鹧鸪天·送欧阳国瑞入吴中》
28、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山。——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三》
29、歌钟旋可望，衽席岂难行。——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
30、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人格最复杂、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有研究者甚至慨叹对郭沫若的聚讼纷纭“恐怕会延续到以后的世纪”。整体上看，郭沫若在会通中外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构、定型的生态文化人格，对其创作个性的形成与演变影响至深。可以说，正是生态人格与政治人格的颉颃互竞，形塑了郭沫若深具世纪性特征与文化复杂性的人格结构。具体而言，这种生态文化人格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中外文艺融冶的浪漫诗心、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文化创造激荡的青春品性。对郭沫若而言，这种独特的创造人格具有坚实的世界观意义，它深层建构了作家的心理及文格，因而成为破解“郭沫若现象”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一、中外文艺融冶的浪漫诗心
(一)传统诗学与人格塑形
郭沫若的文化人格定型于二十岁之前的国内生活。在这段生命弧线上，郭沫若主要完成了旧学根底的训练与古代文艺的研习，孕育了素朴的诗性人格与主情的个性气质。特别是母亲的“诗教”与塾师沈焕章的“诗刑”(从对对到作诗)，在幼年时期就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郭沫若坦言，私塾期间熟读四书五经的唯一好处，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艺”。按照沈先生教诲，他从读《诗品》《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起步，逐渐登堂入室，遍览历代名家。其中，历代诗作中尤以《诗经》、屈原作品与唐诗对其影响最大。他青睐《诗经》中带有浓郁原始风味与民间生活气息的《国风》，喜欢屈原雄浑的诗品与人品，酷爱唐代诗人王维、陶渊明、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诗，“特别是他们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和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诗风，更引起他极大兴趣”，他曾评价陶渊明、王维的诗有 “深度的透明，其感触如玉”，称誉李白诗篇富于神思奇想、色彩绚丽。在诗学方面，他表示发蒙时读得最早、最喜欢的《诗品》是其诗学观的“原型”。正如他后来所申明的：“在十岁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是关于诗歌和文艺上的准备教育。这种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几分把我定型化了。”在这种诗艺陶冶下，郭沫若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古典诗学两大主导诗风——冲淡与雄浑的欣赏与偏爱。
刘毅青指出：“中国诗学是从自然审美开始，对自然的直观构成了中国人的审美起点。同时，中国诗歌的想象是一种自然的联想，想象并没有脱离自然的直观，想象与直观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这在中国诗学就表现为比兴艺术的高度融合。”显然，早期郭沫若的诗学取向、心理构造也可从自然审美、感性直观等生态视角得到确认。马秀琴就认为：“感受大自然诗性的内蕴和品格，是郭沫若作为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故而当乐山、成都的“新式学堂”无法餍足他对新学新知的渴盼，古诗、古文就成了他泄愤排忧、安妥灵魂的最后栖居地。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他还以古诗为媒，风流自命、倜傥不羁。这不仅加深了他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原有联系，更强化了他与自然、与抒情文学的感情共鸣。郭沫若曾对这段国内求学生涯作过如下总结，“这使我在四川陷到了二十岁，类似强迫地奠定了我的对于旧文艺的基础。”刘易斯(Lewis)认为，“在社会和地理流动几乎不存在的时期，以及文化变迁速度很低的时期，文化趣味与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趣味是在孩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获得的，在长大成人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郭沫若在留日之前，在川省的生活环境大致就是一潭死水，而在他性格形成的青少年阶段，就身处这一较封闭的文化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早年文化趣味、人格精神的终身性。正因如此，当青年郭沫若来到社会和地理流动频繁，文化变迁速率加快的邻邦日本时，尽管能够与那里崛起的和上升的文化风格相匹配，却未能根本改变其饱读诗书的才子性格。故此，十年留日期间，他弃医从文的动力，译介、效法世界文豪的眼光，向“东方未来的诗人”(田汉语)的跨越， “开一代诗风”的文化资本(如浪漫主义、自然本位、艺术直觉、宇宙意识、生态情结等)，无不可证之以中国抒情文学的诗学尺度，或可由此追溯其创造的'灵感与源头。
(二)世界文艺与“六经注我”
郭沫若与世界文化(文艺)的渊源可追溯至童年时代。戊戌变法后，欧风美雨洗礼神州大地。塾师沈焕章锐意改革、引进新学，采用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新式教科书，在峨眉山下的偏僻乡陬“独能开风气之先”。②此外，家塾中还有省城读书的兄长所采集的《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新学书刊;在乐山读书期间，有机会阅读梁启超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严复译的《天演论》与《群学肄言》、“林译小说”等，他对《迦因小传》、《英国诗人吟边燕语》(通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感印很深，尤其对司各特(Scott)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通译《艾凡赫》)发生“铭感”，称该书对自己后来的文学创作倾向“有决定的影响”;在成都求学时，通过学校的英文课本读到美国诗人朗费洛(Henry Wadsworth Lorgfellwow)的《箭与歌》，令其领悟到“诗歌的真实的精神”。然而，在郭沫若的性格塑形期发生的这种影响尽管深远，但相较他留日期间对东西方文化的广博汲取，国内所受的世界文艺陶冶则更多地体现在导引层面。 东瀛留学期间(分为东京时期、冈山时期、福冈时期)，特别是从冈山时期开始，郭沫若大量阅读了泰戈尔、海涅、歌德、席勒、雪莱、惠特曼等人的诗作，以及北欧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并编译了《泰戈尔诗选》《海涅诗选》，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雪莱的《云鸟曲》《西风歌》等诗作。他倾心泰戈尔诗作的清新平易与创作的泛神论，醉心海涅诗歌的“丰富的人间性”与“近乎自然”的情调，亲近歌德的泛神论与“主情主义”，喜欢席勒历史剧对诗意真实性的强调，推崇雪莱“从心坎中流露出来的”诗风，陶醉于惠特曼《草叶集》那雄浑、豪放、宏朗的格调……显然，上述文学巨匠之所以为郭沫若所钟爱，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较为相似的艺术个性，有着发生“视域融合”的文化交集，即他们都相当重视自然审美意识与生命意识，极具生命创造个性、浪漫抒情气息与生态整体主义精神。卢卡奇曾以国别为单位对此作过如下阐释：“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郭沫若接受世界文艺的“期待视野”无疑也可作如是观。也只有从艺术家主体性质出发，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西方文学流派和灿若天上星辰的西方文学家中，以惠特曼、歌德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最大”。正是在会通中外诗学资源的美学体悟中，他跨向了更高的诗学追求，既不满足“诗丽而不雄”的海涅，也不满足“诗雄而不丽”的惠特曼，而以雄丽兼备的歌德为典范，在与时代精神的关联中“杂取种种”，“化”出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体，这个主体“爱自然的壮美，也爱自然的幽远”，“爱自然的欢乐、奔腾，也爱自然的恬适，清宁”，这个主体横绝天宇、变化万千、气势磅礴、激情四射，向外能吞下宇宙，向内能自噬其体，一如诗人所创造的“女神”“凤凰”“山岳”“海洋”“太阳”“宇宙”“天狗”“匪徒”，掌控着超越所有时空的绝对自由、无限活力，不仅实现了对“雄”且“丽”的诗美追求，也实现了伟大诗魂对晦暗人间的无穷超越。
二、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
(一)人格发展的圆满境界
谈郭沫若的创作主体，不能不论他的“天才观”。这一方面是因为“创造社批评家程度不等地标榜‘天才’，而他们中间最大的天才是郭沫若”;另一方面缘于郭沫若超越中外既定结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球形天才”观，并以此为文化自觉，“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建构自己的完满人格。关于天才，历来有神秘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解释模式：西方古代以柏拉图、西塞罗等为代表的一派带有浓重的超验与仪式色彩，呈现不可知论的神学特征;而以贺拉斯、琉善等为代表的一派则强调天才与技艺或天才与后天培养之间的联系，反映了灵感论、天才论向知识与经验的迈进。近代以来，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天才论，尽管突出天赋异禀的主体地位，但更大的价值显然在于他们由此出发深入分析了天才的想象力、认识能力、疯狂心理等心灵特质。与上述从神学、哲学角度观察天才不同，郭沫若拒绝天才的神秘主义与先验主义解释，注重从人才学、教育学角度阐述天才属性。他更接近克罗齐对天才与非天才的界说，肯定“天才是人”， “他与凡人的区别只有数量的相差，而没有品质的悬异”，虽然“天才所得于自然的是‘天赋独厚’”，但决不是生而知之，不学而能，天才精神的发展需要机会，能发展人的天赋的是教育，这样郭沫若就从天才转向了教育，提出“教育的至上的目标便是使人人完全发展其所有的天赋”。如是观之，我们方可理解他的下述观点，“天才多半由于努力养成。天才多半由于细心养成。我们所说的天才多半是由一人的成果来论定的。大概一个人的智力能有所发明发见的，我们便可说他是天才了。”这是郭沫若“天才论”的民主主义内涵。
他的“天才论”的另一特色在于阐明了天才类型及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尤其表达了对“球形天才” 的崇拜与企慕。用他的表述即是：“天才的发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它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延到它可以展延到的地方为止：如象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它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起去。”他以孔子与歌德为例，对“球形天才”的“放射性”特征给予了具体说明。从他对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的解读，对歌德在解剖学、物理学、绘画、音乐、法学、政治、外交、哲学、伦理、教育诸领域的推崇，从“歌德是个‘人’，孔子也不过是个‘人’”(孔子要见南子，不删“淫奔之诗”，主张自由恋爱、实行自由离婚)，“他们的灵肉两方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的盛赞，可知郭沫若理想中的文化人格就是这种“其大则天”、“人中的至人”，二人充分实现了“人之为人的特性”——“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是人性圆满、自由发展的典范。近代以来，西方哲人或呼吁人们走向“审美的人”、“游戏的人”，或号召人们返归自然，来克服文明异化，走向人性健全与生态和谐。显然，在救赎人性、通向“完人”方面，“球形天才”的人才观、人性观与此不谋而合，它多面发展、立体走向的身心进路有利于发展人性，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言，救赎人类的力量不在宗教，“得到救赎是指人性臻至和谐的完美，而这种境界只有通过完全、充分地培育人性的许多方面才能达到”。
(二)“球形天才”的多维面相
如同孔子与歌德一样，横贯数个领域，才如大海，成就巨大的郭沫若也是当之无愧的“球形天才”。振叶寻根，观澜索源。郭沫若的球形天才特点，一在文化艺术才能的全面性，一在跨学科的杰出创造。
就全面性而言，郭沫若青少年成长经验与文化教育的多样与丰盈，提供了他在文艺与学术各领域多元发展的文化资本。留日期间，对球形人格的文化自觉，又使他能够通过文化形式或思想内容的关联，水到渠成地完成文艺与文化、旧学与新学、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沟通与整合，实现从文艺到社会人生，再到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跨越;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根据对《王文成公全集》的哲学体悟，“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皮诺若(Spinoza)”;在文艺、文化方面，他根据个人趣味涉猎了泰戈尔、海涅、歌德等中外诗人的创作，经泰戈尔通向印度古代哲学，经歌德认识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若莎，这两条途径又将他引领到泛神论。通过诸如此类的联系与交叉，郭沫若球形天才的知识地图初步绘制成型。 就郭沫若球形天才的创造个性来看，最大亮点就是他能在彼此无关的学科中均取得巨大成就，这一特征引导我们对人类认识潜力与创造极限的发问，尤其体现在他的《女神》写作与史学研究领域。从其文化成果的重大性上看，他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之际，能够“回忆”古代“轴心期”潜力，带有鲜明神话原型思维的浮士德型精神主体。天马行空的《女神》诗人之所以能摇身一变成为古史大家(在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情况下)，是因为这两个领域的思维本性存在某种“共性”。原型根源于远古的历史与传统，以无意识和象征的方式贮存和折射历史，“自发地显现在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宗教冥想、艺术想象、精神幻想的状态中”。《女神》思维“正面的和负面的属性以及各种属性的组合联合在一起”，具有对立统一性和二重矛盾性，带有原始初民意识未分化的混沌色彩。这使诗人能够通过神话学母题、上古历史与艺术的生动素材、泛神论的生命意象，“将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将“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让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回响。这成就了《女神》独特的感受方式与抒情方式。而郭沫若之所以能在古史领域建树卓著，除了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能熟练驾驭基本史料，以及学过医，懂得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外，更得益于集体记忆与原型动力的深层推助，这是伟大天才的直观思维远胜概念思维，而由事物的生动印象指导他们的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历史“轴心期”，人类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精神创造与轴心文化模式，“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现代文化转型期是中国文化的再一次崛起，郭沫若沉潜先秦之前的古史研究，可视作轴心期文明穿越重重历史，在时代与个人的交汇点上发生的碰撞与觉醒，这是文化巨人郭沫若的轴心期情结。郭沫若在古史研究的另一优势在于，《女神》的神话思维架构了他读破古文字的桥梁，他之所以能用一两天的功夫，从一片墨黑的甲骨文拓片中解密那些白色的线纹，用刘悦坦的解释即是，“因为郭沫若的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相通”，因而在具体考证古文字时能“以我之自由精神直接与古人相印证”从而“求得其真相”。荣格曾言原型“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进而，郭沫若以古文字阐释为前提，根据第一手材料，建构起融古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为一炉的治史特色，这是其天才创造的原动力。综上，郭沫若的“球形天才”结构，“有远古原型的一面，有现代创新的一面，是现代向远古的螺旋式复归。它是审美历史生成的方法，结晶的方法，有着自由自然性。”
三、文化创造激荡的青春品性
(一)青春中华
晚清以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重塑“中国形象”成为有识之士表达社会使命感的中心话题，在以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梦》、蔡元培的《新年梦》、陆士谔的《新中国》、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等为代表的晚清“现代乌托邦”想象中，未来社会以全新的美妙幻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晚清文学“首先拉开了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重构的序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所形成的第一个高峰，真实地记录下了现代中国人在现代文化心理建构方面最初的觉醒过程和精神面貌”，这个时期全民热情激动，知识阶级青春洋溢，“新潮”、“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等呼唤光明与新生的社团大量产生，人们“竞相歌颂新生、青春、少年中国，欢呼着新世纪的曙光”，面对这种欣欣向荣的阶级特质，栾梅健就表示“人们似乎还找不出另外的一个阶级，能像‘五四’时期那样的自由、多样，那样生气扑人，焕发着青春的鲜艳色彩”。因而“青春中华”成为“五四”时期国家想象的主旋律。这种对中国的青春重构，不仅在文化学、心理学上体现为青春象征，更渗透着社会对青年的发现与前所未有的文化期待。李大钊曾言：“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鲁迅也强调，掀掉人肉筵席，废除吃人的旧制度，“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深感共鸣的青年郭沫若曾大声疾呼：“伟大的使命压在我们的双肩，要我们同心协力地扛举起来。”可以说，新世纪“青春中华”的觉醒，五四青年的狂飙突进，共同催生了“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而郭沫若无疑是感应时代跳荡，喊出世纪最强音的领衔者。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郭沫若的出现才使文学革命达到了巅峰状态，他破坏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符合社会革命的目标，他狂放的激情使‘五四’青年一代为之激动，他特立独行的风格真正表现出了启蒙者无法企及的个性解放，他的自由新诗打破了之前的旧格律的束缚，可以说直到‘郭沫若时代’才真正达到了文学革命的预期目的，从而强有力地推动新文学运动进程，促成古典文学的近现代化转型。”这就是“五四”青春中华与青春文化的伟大魅力，它“反映了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告别过去、开辟未来、改造中华的文化心态”。
(二)青春人格
郭沫若的青春文化人格不仅代表了五四时代疾风骤雨般的时代性格，更具有超越生理学而通向文化学、心理学的认识价值，即他的一生都充满着“青春”光彩，这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在个人振幅与国家民族命运保持高度一致的“生命哲学”中，郭沫若的青春人格呈现如下特征：对青春文化的共鸣，极端的叛逆性、善变性，旺盛而长青的求知欲与创造力，童心未泯的性格。
首先，这种青春人格是一种努力汲取青春文化并创造青春文化的人格。这表现在青少年郭沫若对新学新知有着极度渴慕，注重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富于生态智慧、刚健素朴的内容，如《诗品》《诗经》《庄子》《易经》《史记》《西厢记》等，倾力采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极富审美救赎与解放功能的知识财富，如浪漫派、生命哲学、泛神论、个人主义、马列主义等;还表现在郭沫若在个人文化创造中的情绪本位与青春自觉，例如，“为了凸显其诗风的昂扬激烈，为了尽现其诗意中生命的庄严和情绪的端方，为了维护汉语白话诗歌的原创性，为了建立白话新诗的艺术规范”，他在编选《女神》时“几乎将他那时候已经写成、译成并已发表出来的一半舍弃了”。从中可见他对创造青春文化的自觉，以及对培植个人青春品格的努力。
其次，郭沫若的青春人格结合了极端的叛逆性与善变性。对其叛逆性，郭沫若将出生时的“脚先下地”，称作其一生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读私塾时的逃学，上小学、中学时带头闹学潮，三次遭斥退，投身缔造新社会的政治运动，好做“翻案”文章等，骨子里的叛逆个性赋予郭沫若以反抗权威、张扬个性的大胆与决绝。同时，他的叛逆又与他的善变相辅相成。郭沫若身上浓缩了几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影响现代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潮几乎都能从他身上找到端倪。正是借助善变，在学术领域“他的见解和发现最快、最多”，所以这种“善变”，“是不固执，是时时接收新事物，通权达变，紧跟历史潮流”。
再次，旺盛的求知欲与创造力是郭沫若又一耀眼的青春人格特征。郭沫若的勤学善思可从他学贯东西中见出，也可从他亡命日本期间由古文字学的门外汉一跃跻身古文字研究大家中见出，直到晚年他还在文章中说：“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③同时，与他的求知欲相伴的就是他的创造力，郭沫若十二岁时就写下了《茶溪》《邨居即景》等诗歌，且不说他在文学、翻译等领域的著作等身，耽是日本十年(1928—1937)他就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煌煌十五种著作，晚年(1971)仍完成了学术作品《李白与杜甫》，郭沫若长达七十余年的创作生命，卷帙浩繁的文化艺术著述，无不生动地记录了他永不枯竭的创造力量，永远年轻的文化思想。
最后，郭沫若的青春性还表现在他的童心不泯。郭沫若是青春烂漫，永葆赤子之心，“不知老之将至”之人，老舍曾在《五十岁的老小孩》一文这样评价郭沫若：“沫若先生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郭沫若自己也说过：“年龄是可分成生理上的年龄和精神上的年龄两种。虽然没到老年而精神已经衰老了的人，我们也可以叫他做老年;但是许多前进的人，不怕到了七八十岁，他在精神上，却还是个青年。”无疑，这可视作他对自己青春人格的夫子自道。
盛唐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在那短暂的半个世纪里，万象含韵，“诗情激荡”、“群彦汪洋”。而王昌龄凭借其独特的诗歌情怀及诗歌创作理论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月”是其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意象之一。以下是王昌龄诗歌中的月意象，欢迎阅读。
盛唐以其开明、包容的姿态开创了一个“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①的诗坛奇观，造就了一大批独具匠心的诗学奇才，王昌龄便是其中一位独特而优秀的吟诵歌者。初“识”王昌龄，缘于初中语文教材，那首荡气回肠的《出塞》，那个欲作“飞将军”的王昌龄，一腔热血，渴望“封侯取一战”，建立不朽功业的豪杰文士；尔后，“出塞复入塞”，却未得偿所愿，失意于战场的他重新回到了破落的寒舍之下，一首《闺怨》以女儿般的愁怨道出了内心许多的凄凉和无奈。纵观其诗歌，无论是七绝还是五古，抑或是边塞与送别诗，处处都可以看见“月”的踪影。王昌龄便是王昌龄，他不是那个放浪形骸的诗仙，可以安心地纵情山水，遁养仙骨，于峨眉之巅醉饮山月，尽管如此，他却为我们描绘出了与众不同的“月”，或圆或缺，或明或暗，而这些却常常为我们所忽略，在大多数人眼里，王昌龄只是一位被禁锢于边关的失意文人。但这并不是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王昌龄，尽管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法去完整地复原，不过，本文试图从“月”入手，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王昌龄，突破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局限。
一、细说“月”意象
“月”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常见意象之一，即便是在现代诗歌中，也受到了文人墨客的尊宠。然而近现代关于月意象的专门研究，则是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后，研究性论文不断涌现。虽然看起来有些后知后觉，但相较于专门的研究论述，“月”在中国文学的“亮相”却是有些不知不觉。
（一）关于“月”的神话
神话是每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而最早的“月”便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的，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关于“月”的神话故事，无论是希腊神话中的阿尔忒弥斯，还是日本传说中的辉夜姬，她们都承载了各自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然而，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也自然不会忽略“月”的存在，它毕竟见证了远古“女权社会”即“母系氏族”向“父权”社会的转变（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做深入探讨）。在先秦时期著名的神话异志《山海经》中便有关于“月”的记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②大约说明了一年有十二个月的缘起。又《淮南子·青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③。这大约便是后世“嫦娥奔月”较为早期的文学记载。这些神话固然有些匪夷所思，但对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先民而言，却是融于血液的对待自然应有的心态，甚至这种影响一直延续① 李白：《古风》，见《全唐诗》卷一六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70页。
② 佚名:《山海经（经典图文版）》，岳麓书社，2006年第五版，第321页。
③ 刘安：《淮南子·览冥》顾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三版，第67页。
至今。也因此，中秋节缘于月的神话便顺理成章。
（二）由神话到诗歌
神话的出现，无疑给了文人们更多的创作灵感，而不只是拘泥于嫦娥与后羿爱情的凄婉。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有关于月形形色色的描述，或“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国风·月出》），以喻“妇人有美色之白皙”；或“日居月诸，照临下土”（《诗经·邶风·日月》），言时光之荏苒种种。而在稍晚的诗人屈原的眼中“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楚辞·天问》），月到底有何特性，消亡了又再生长？及至汉魏，月依然为文人们所钟情，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云：“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 。”又如魏公子曹丕《燕歌行》中亦有：“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这样的诗句。至于汉魏之后，与“月”相关的诗词便如星汉，不胜枚举，此处不再一一列举。然而，“月”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使得如此多的迁客骚人为之倾醉，而成为了历代文人诗词作品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呢？本文拟从两个方面着手以求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三）“月意象”之缘起
意象，《辞海》中解释为“表象的一种。即由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像性表象。文艺创作过程中意象亦称‘审美意象’是想像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了形象显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指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绎）辞；然后使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具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尤端。”①由此看来，“月意象”之所以常常出现在古代诗歌中，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还有来自文化深层的人为因素。
首先就月亮本身而言，它的客观特质引起了文人们的关注。从外形看，月有圆缺。毕达哥拉斯曾经说过：“原始宇宙最和谐的图像。”朗朗圆月总是会带给观者圆满、丰盈、和谐的美感；而至于“残月”则正好契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特殊审美心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食物，而“缺”的部分反而能创造更多想象的空间，这给了观者更多的主观能动性；联系到诗词歌赋，古人们常常注重诗词是否“言有尽而意无穷”，比较忌讳直白的情感叙述。此外，月亮散发出的光芒柔和温婉，让人看起来更加“悦目”，比起太阳的热烈，“月”更添了几分如女人般的柔美和娇羞，在那个属于男人的时代（或者说男性文人占主流的时代），对于“月”的偏爱便算得上“顺其自然”了。
其次，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月”自开天辟地时便是神话传说中的“常客”，甚至于形成了某些民族的特殊的“月亮”情结，也为“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倾心于“月”，加入到相关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来。不仅如此，“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象征着“阴”。《周易》有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吕氏春秋·精通》也有：“月，群阴之本。”云云。由此可知，“月”有了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哲学的深层内涵，甚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之一。傅道彬在《中国的月亮及其艺术的象征》一书中就认为：“（月亮）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间，凝聚着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天际的文化原型”②。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运用人类学的观点来解释了月意象的重要性。①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州古籍，2008年第三版，第204页。
② 傅道彬：《中国的月亮及其艺术的象征》，转引自《20世纪月意象研究综述》，见《聊城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3期。
如刘传新借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对中国关于“月”的神话进行分析，得出“月亮与华夏文明关系密切，是因为初民用月意象传达了他们的生命观，回答了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诞生和死亡的最大问题”。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古代乃至现代文人对于“月”的热衷，其实是怀有一种对“原始精神”“先民体验”的承继和发扬，而正是这种“承继”和“发扬”使得月意象有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反过来也为各个时代的文人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创作灵感，推动了古代诗歌的繁荣。
二、王昌龄及其生平
（一）王昌龄及其在诗坛的地位
王昌龄（698？-756？），字少伯，山西太原人，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边塞诗人，素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七绝圣手”的美誉。晚唐司空图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如此评价：“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
①出于江宁，宏肆李杜，极矣！”纵观王昌龄一生，官不过九品末流，却享誉后世，
这或许得益于其留下的一篇篇奇研瑰丽的诗篇。现存可考的王昌龄的诗大约有181首，其中七绝74首，五古68首，五绝14首，五律13首，七古6首，五排4首，七律2首。就题材而言，其诗主要包含了边塞诗，宫怨诗，送别诗三类。尤其是他的边塞诗，虽然仅有约20首，但因其独特的风格，鲜明的形象，使得王昌龄得以成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出塞》一诗，“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②，被后人誉为“边塞名作”“可入神品”。而王昌龄的宫怨诗，也因其“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因此，他又被推为“第一婉丽手”。相比较而言，王昌龄创作的送别题材的诗歌最多，这或许与诗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不无关系，其间诗人真情自然流露，同时，其“玉壶冰心”般的志向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因边塞题材的诗歌使其为后人所熟知外，他的七绝诗则让他得以与李白齐名，与李白并称“双绝”。细数王昌龄所创作的诗歌，其在七绝上投入的精力最多，倾注的感情也最为丰富，除了我们常见的边塞诗以外，还包括了宫怨、赠别、狩猎等题材的诗歌，几无不可言者。不仅如此，他的七绝如《从军行》、《出塞》、《芙蓉楼送辛渐》等被后世文人奉为上乘之作。
当然，与众多诗人相比，王昌龄还有另外一种身份—“诗家夫子”。不仅有诗歌理论专著《诗格》，还曾广传诗艺。作为诗论家，其在《诗格》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最为突出的大约有三个方面：1.首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意境”这一重要的诗学范畴，也即后来的“三境”说。《诗格》云：“诗游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2.重视诗歌的立意。“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王昌龄《诗格》）。3.反对齐梁华丽刻意的文风，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创作。王昌龄曾云：“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③
（二）命运坎坷 ① 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见《全唐文》卷八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486页。
③ 王昌龄：《诗格》，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0页。
盛唐拥有开明的社会风气，却独独容不下王昌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便是士人们一生的奋斗目标，可很多时候，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不可逆转的魔力，即便穷其一生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王昌龄便是如此。曾经，他以为“明时无弃材”，对于开元盛世有着很高的期许，可终究“天生贤才”一生不仅未被“圣代用之”，反而被“弃之如尘埃”。一生困顿，在追求功名，与保持自由心怀，“入仕”却不得，“退隐”却有不甘的矛盾纠葛中挣扎。他的人生似乎受到了某种诅咒，家庭微寒，仕途失意，即便是死，也是死于非命，为太守闾丘晓因其“耿介的性格”或出于对王昌龄诗学才能的嫉妒。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种不幸，成就了王昌龄，而这种种的不幸，使得月亮成了王昌龄的情感寄托的一个重要物象。在他的众多诗歌作品中，月是与他的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本文将对此作出专门阐述，这里便不再赘言。
三、王昌龄与“月”的不解之缘
（一）诗人之月
正如开篇所述，月的外在独特性，赋予了“月”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月也因此承载了太多文人的思想情感，那么在多情的诗人眼中，月到底象征着什么呢？
月亮是凄凉与孤独的象征。仕官游学是古代文人们的生活常态，旅居途中，唯有那轮高悬于天际的明月可以寄托诗人浓厚的相思之情，倾听他们内心的失意与苦闷。它是惟一的，无论古今，抑或身在东西，几乎都可以看见它。“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它似乎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把远隔千里的人联系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它又成为了分居异地的情人们的情感纽带。即使是盛唐时期的.诗仙太白，那个大多数文人眼中的游侠，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谪仙，依然没能摆脱皓月的清净，于旅居途中的客舍下，借那床前的“冷霜”表达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举头望，明月如盘，润白殊圆，越看越生出爱怜之意；然而，低头才发现茕茕孑立，孤影一人，忽然想到那远方的亲人是否一切安好，月圆人难圆的失落，在清冷的夜晚越发的凄凉。
月华如玉，莹莹高洁。古代的诗人在遭遇仕途失意的时候，往往会滋生归隐之心，宁与清风明月相伴，在自然与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得到安慰。在他们的眼中，“月”不再是失意与孤独的象征，而是成为了他们忘怀世间烦恼的旷世情怀的真实内心写照。王维无疑是这群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其诗中的月意象往往寓意高远。“澄波澹江西，清月皎方闲”中，诗人描绘了一个清幽的意境，表现了诗人内心安闲自在，与世无争，在一片明净的月色中，诗人澄明清远的心境与月色完美地融为一体。又如在《山居秋暝》中“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清幽的月光郁郁的青翠的松林，清澈的泉水从石头上缓缓流过，这是一幅多么纯美的画面，却正是诗人对于生活的顿悟。
除此以外，月亮还常常被赋予女性色彩。这在闺怨题材的诗歌中运用较为广泛。男子外出仕宦交友，留下妻儿独守空帏；身陷高墙的侍女，困于闺禁的少女，乃至被男子狠心抛弃的不幸女子。她们生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自然而然成为了男子的附属品。于是，那孤悬的无声的月，便成为了她们苦难的倾听者，尤其在清冷凄寒的夜晚，同病相怜的错觉让月成为了她们寂寞心灵的最大的安慰。李白的《子夜吴歌》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诗人便是以月起兴，描述了独守空闺的妻子对远在边关的丈夫的思念。
（二）昌龄之月
作为盛唐诗坛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昌龄也同样钟情于月，在他所创作的181首诗中写到月亮的有近70首。这些诗中的月亮已不是客观的自然物象，因诗人创作的处境不同，从而赋予月亮不同的思想情感内涵，因此，月所体现的人文属性，得益于诗人一生的人生经历，接下来，本文将结合王昌龄的生平及其诗论观点分析在王昌龄诗歌中的“月”意象。
1.“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
王昌龄乃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其先祖在南朝时曾较为显赫，但及至王昌龄，家道中落，生活困顿。面对这艰难的处境，他决心凭借自己的才智去改变当下的困难局面。于是他“漫游西北，奔赴边塞”①，希望有朝一日立马横刀，征平胡虏，建立不世的功勋，却奈何时运不济，只得悔叹：“虽投定远笔，未生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②然而，其虽未曾在尘沙飞扬的大漠边塞建立寸功以扬名获利，但却成就了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边塞诗人”的美名。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诗篇里，也有“月”的身影。“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出塞二首》其二），再如“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其二）等，在这些诗中，“月”几乎成为了诗人营造边关孤寂冷清氛围的关键意象。作为一个旁观者也是亲历者，王昌龄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边关将士清贫的生活和战斗的艰苦，以及他们奋勇杀敌，誓破楼兰的豪迈情怀。此刻的“月”似乎不仅仅是为了渲染边地的凄寒。试想一下，在百年征战的古老战场上，战事初歇，战士们枕戈待旦，四际月色昏黄，尘沙飞扬，这时的“月”便不再只是阴柔洁白的玉轮，而是成为了烘托爱国将士们的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营造悲壮的战场氛围的不可或缺的情感象征；与此同时，战士们远离故土，那轮同样照耀着故乡的明月，自然也成为了他们思乡怀人的情感寄托，除此之外，他们辞别故土，远赴边关，甘愿忍受寂寞和疲惫，也是为了确保家国的安泰，此刻的月又成为了他们征战沙场的力量源泉。
而对于那些昏愦腐朽，御敌无能的将领，王昌龄则极力抨击，不留余地。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无人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这首诗是其边塞诗的代表作，亦被后世文人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唐诗别裁集》）明清诗论家关于唐人七绝的压卷之说：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为压卷。诗歌中诗人以曾照古今的月联想到自秦汉以来边关保卫战争，并得出了征人未还的原因，“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实乃缺少像飞将李广那样勇猛善战屡建奇功而又体恤士卒的英明将领。正如沈德潜所言：“秦时明月一章，前任推奖之，而未言其妙。益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系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③而就艺术特色及素材运用来讲，本诗以“月”联系古今，从而含蓄委婉的痛斥了戍边将领的无能。而与之类似，同样以边塞诗闻名的中唐诗人李益，也曾以“汉月”所突出的时空感，沧桑感来表现诗人情思，“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诗人从角声入手，而将写景的重点集中于天上“汉月孤”“无限① 毕士奎：《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4页。 ② 王昌龄：《从军行二首》，见黄明：《王昌龄诗集》，第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③ 沈德潜：《说诗晬语》，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第220页。
塞鸿”，其中将边月与边关吹角结合起来，较之于王诗，多了角声的介入，似乎使诗歌更加地丰富多彩。然而从情感表达来看，李诗未免有些单调，仅仅借用月色的凄凉，角声的悠远，以及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来营造一种边塞的孤冷凄凉的氛围，只是单纯地感伤，缺乏如王诗中队戍边士卒的人文关怀及对产生这种沧桑凄凉的人为因素的深层次地剖析，由此看来，王昌龄边塞诗中的月并不只是单纯的感性意象，也是诗人客观分析边人苦难原因的引子，王诗意境之高远，可见一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边关烽火连绵，家书亦抵万金。长久的战事带来了的精神上深重的离别之苦，即便是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①。王昌龄作为一个亲历者，通过自己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戍边将士的悲苦与愿望。“烽火城西四百楼，黄昏独坐海风情。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月”再一次出现，在茫茫荒漠,西风劲吹，烽火城楼虽逾数寻，却抵不过羌笛悠悠唤起的浓浓乡愁。更为精妙的是在诗的后半句，以“关山之月”入手，笔锋忽转，千万里外征人的娇妻也在同一片月光下愁肠百结。一轮明月，两处相思，巧妙地把征人思亲，思妇念远联系在了一起，愁上加愁，哀婉动人。
2.“空悬明月待君王”
“出塞复入塞”却仍然不能实现其一战扬名的愿望。无奈之下，王昌龄只能辞别萧风瑟瑟的边关，回到繁花似锦、生气蓬勃的中原大地，“重操翰墨，广事干谒，访贤问友”，以期为“圣代用之”。虽然终于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应进士，并一举中榜，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后应博学宏词，再中，但却仍然只能担任丞尉一类的小官，甚至还被南罢北黜，仕宦之途似乎也尽是愁怨与悲苦。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种的不幸，让他变得“心细如尘”。他像身入红墙等待君王临幸的宫女，眼睁睁看着自己年华老去，郁郁而不得志。于是，他拾起墨笔，为那些可怜的宫女、思妇鸣不平。从某种意义上看来，他与她们“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等待垂怜而产生的愁怨，对于王昌龄来说并不陌生。
在这些表现闺中思妇、宫中弃妃愁怨的诗句中，同样有“月”存在。《西宫秋怨》中：“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诗中的主人公，虽貌比芙蓉，肌肤含香，却依然只能半掩秋扇，独自望着那轮秋月，等待垂幸。然而冷月无声，使得“美人”更加的失落。诗中未直接写“月”，但“月”却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自然而然地娓娓道来。又如《春*曲》：“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殿前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东风吹暖，露井桃开，未央殿前冷月孤悬，君王犹恐“帘外春寒”，赐锦袍于新宠，却冷落了未央殿的故人，身寒心更寒。月的清冷与露井春暖相对，新人旧人待遇的差距，个中滋味可想而知。再来看看作为其挚友的李白，也许在那个时代的诗人受到盛世的感染，只有多元化的诗歌内容才算符合盛世才子的名号，很难想象那个任性自然、豪放不羁的诗豪，也会有“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李白《玉阶怨》）如此含蓄哀怨的诗篇。诗中的“秋月”将宫女的寂寞凄凉渲染得淋漓尽致，因为寒意逼人，女主人公赶紧进屋放下帏帘，屋内却空无一人，内心不禁孤寂难耐，只得与秋月为伴以寄托哀思，但与王昌龄诗中的“月”相比，结合诗人生平，此中之月更像是诗人于山水间偶惹红尘的伤感，倒不如王诗中显得“顺其自然”。毕竟李白不是王昌龄，也没有其如此坎坷的人生。
3.“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诗人的一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早年投身塞漠，赴边漫游，后于出仕中，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岳麓书社，2009年1月第2版，第6783页。
屡遭贬谪。因此，“别人”或者“送别”于诗人而言，实在是平常之事。同时，送别诗也记录了诗人人生中的各个特殊时刻，而在这些时刻里，“月”作为情感媒介始终与诗人“不离不弃”。
尽管其仕途失意，心中愁绪千结，但在临别之际，他却保持了盛世文人那份豁达与乐观。“南越归人梦海楼，广陵新月海亭秋。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王昌龄《别陶副使归南海》）。海楼入梦，广陵新月初升，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分别的海亭已是收获的季节，权且宝刀赠英雄，希望友人凭此建立不世功业。其间的“月”不再是悲凉凄冷的，而是对友人美好的祝福。又如《送崔参军往龙溪》中：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忘。谴责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尽管诗人在作此诗时已是被贬之人，但他却把自己的失意放到一边，安慰友人道“谴谪离心”终是大丈夫，愿与君共勉，以待春江潮涨，蒙幸圣恩。这其中之“月”虽被冠以“秋”的字眼，形容此刻与友人皆处于人生的低谷，同为“沦落”之人，但却是为后文埋下伏笔，忽而振臂，鼓励友人必有东山再起之日。此中真情，自然也得到了友人的回应。李白在听闻王昌龄被贬龙标之时，愤而作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这样的诗句，为王昌龄鸣不平。恰恰这句诗歌中也出现了“月”，不同的是，李诗中的“月”乃“主观之月”，甚至直接描写了“我”的存在。而王昌龄诗中的“月”多是“客观之月”，是其表达情感的直接媒介。再来看作为前辈的陈子昂，“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春夜别友人》）这首诗同样也是赠别诗，别宴将尽，分手在即，相聚的欢笑与喜悦马上就会转化为离别的沉寂和愁闷，明月隐于高树，无声无息。只有月才是永恒的，也只有月才可以承载此刻的宁静，明月亲爱而多情。时光旷远而无情。正是因为诗人赋予“明月”在诗中的多情形象，诗歌写出了相逢欢短，写尽了别离愁长，但这种离别绪，又是非常地蕴籍而含蓄，“哀而不伤” 。陈诗中的“月”象征永恒，寄予了无限的哀思，但与王诗相比较而言，陈诗似乎只有哀叹和自我疗伤，没有前者的豁达乐观。
综上所述，从远古先民流传的神话故事到王昌龄笔下充满人文气息的诗句，月照拂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宦仕。尤其是一生命运坎坷的王昌龄，虽然受到命运的诅咒，却依然为失意的人奔走呼号，一轮月，两相思，诗人用心体察了征人远戍的愁闷，和那轮明月一样真诚地哀恸他们的不幸。而对于那些身陷“高墙”的的女子则以女儿般的情怀，对着月亮哭诉内心的凄怨。而这不同的“月”，其实也是诗人真实的人生经历的内心写照。诗人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却未被打入“冷宫”，而是在诗歌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盛唐诗坛尤其是边塞诗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诗人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践行了其在诗歌理论中所提倡的诗缘于任性的观点，为月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从深层解析了悲苦的根源，充满了人文关怀。虽然其死于非命，但他的名字连同他的诗歌像那轮明月一样，依然温柔抚慰着着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