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的平淡之美
摘要：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名家，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独立文坛，有如一抹淡远的风景飘然独立，淡然的风姿洋溢在其作品人物命运和风物描写中，他的作品如其人温和、淡静，读他的作品浮躁的心灵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
一、平淡之美源于题材的选择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加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作品似乎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当别人仍沉溺于“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审美情趣时，他却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发出呼唤，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色。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从殷实富户到升斗小民，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些古朴、善良的自食其力的小人物。汪曾祺作品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他在《泰山片石》中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写高达穷奇之山，殆矣。”①
他的作品没有惊天动地的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更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受戒》里的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纯美朦胧的爱情;《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和巧云的生死恋，《异秉》中王二和他平静如水的卖卤味的生活，《鉴赏家》中卖果子的叶三和画的故事，《徙》里的高北溟，《看水》中的小吕等等，这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未必能使读者泪如泉涌，纯洁的爱情和平淡如水的生活也未必能让读者的心加速跳动，而是让读者的心在淡静平和自然的叙述中去体会那种难以言传的平淡之美。《大淖记事》中接近末尾的那几句的对话，看似风轻云淡，给人的感受却是一种本真之美。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多么直白平淡的对话，但纯美之感留于唇边，回味无穷。
作品的平淡之美之所以能打动人，还在于作品在题材上注重真实的描画，正是有了对真人真事环境深入的了解体会，才会使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汪曾祺在谈到《〈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时，又一次回忆了儿时的大淖、小锡匠及美丽的“巧云”，给自己留下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向往”。“虽然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如果没有早年“向往的真实”，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大淖记事》。②我们常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因为“真”，艺术才会呈现生活、生命、世界的原始的、单纯的美。小说《天鹅之死》落款是：“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作者这分真情也是融于小说文本中的，因其“真情真意”，小说文本才流于自然，不尚虚饰，不事雕造，呈现出清真的艺术境界。应该说“真”是汪曾祺小说平淡自然之美的第一个层次，倘没有小说文本的“真”，生命的原生态则被灌注人工巧智而失天然本色。
纵观他的作品忠实于、顺服于命运，关心在命运中辗转挣扎的平凡人物的内心，和这些平凡人物一起“思想”，一起体验属于自己的生活。读汪曾祺的小说，看不到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对黥首下愚的面命耳提或施舍怜悯，也看不到逆子谪臣的忧天悲悯与顾影自怜，只看到无数小人物和汪曾祺一起呼吸，一起说话，一起或悲或喜。写作品就是将日常生活中平淡的事写出韵味，写出情致，因而成就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说我淡化，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③
二、平淡之美在于意境的构置
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能够让人体会到一种静的美。他的小说和散文淡雅，极少有个人的痕迹，如同一股清泉，除尽了所有的混浊和杂质，显示出一种恬静与平淡。在小说中，这种平淡表现得不是寡味与无题，而是蕴藏深厚的感觉。耐人寻味，让人不自主地想到小桥流水，清泉石壁。这种平淡给人以无尽的美感，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凄凉，没有忧郁，没有深沉的影子。更没有大喜大悲这样浓烈的感情。这与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在他的散文《我的创作生涯》中，有这样的解释，“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④另外，作品中的平淡之美与沈从文先生的创作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平淡才可以表现生活。汪老描写的是苏北的高邮世界，在湘西之外的又一个世外桃源。明海本来是不能恋爱的，但在《受戒》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又划了一气，看见一片芦花荡子了。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扒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明子的眼睛鼓得大大的。虽然仅有几句简单的话，却表现了心中的那份激情。语言简单，朴素，而且开门见山。用平实的语言刻画了村姑与小伙子的对话，温馨、恬淡，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往往营造出一种平和柔静、静康乐观的氛围。作品中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紧凑的情节，描画出了一个慢节奏的田园似的景象。笔下的人物，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情感暴发时的宣泄，总是那样的温和恬淡，让人感到平平淡淡的真切。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师承的原因使他的小说在语言上显出奇特的情味，呈现出平淡的味道，于平淡中显示出珍奇，给人美的感受。
汪曾祺的作品还善于写些民俗，信手拈来，娓娓而谈。更为作品的意境增添了平淡之美，《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让这种平淡达到了题材、语言形式和情境共融的佳境。
三、平淡之美显于语言的锤炼
文学创作要求作家必须有语言意识，语言是构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汪曾祺来说，他对语言的'运用就是存在于他的生命和血液之中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是将语言放在首位的，他表示：“语言就是内容。”⑤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平淡之美与他的作品的思想及题材有连带关系，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汪曾祺找到一种与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与感情内容”相符的“表达形式”，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汪曾祺在小说中想表现出一种中国传统式的趣味、和谐。这趣味、和谐是通过对风俗以及体现在其中的健康人性、和谐人性的描述与讴歌完成的。具体落实到语言上，就要求小说中的语言要朴实、流畅、清晰，充满情致与韵律。一言蔽之，就是要让读者读着舒服!汪曾祺的语言言简意赅，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注重炼字，雅致、平稳、精准;时而掺杂着四字句等古文句式。
我们先看一段风景描写，《大淖记事》中的一段：春初水暖，沙洲上窗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婆篇，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获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桔黄了，就被人刻去，加到自己的及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文字质朴明净，青红白绿，酸甜鲜香，写的是植物，说的是四季，但文字背后是动人的情趣。著名作家王安忆说他的作品语言“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合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他的语言朴实自然,雅致含蓄,耐人品味。他的散文《葡萄月令》就体现了这一特征。《葡萄月令》这篇文章初看像是一篇介绍葡萄生长过程的说明文,细品则发现它的语言可不同一般。全文语言富含诗意,不斧凿,不堆砌,力求准确、简洁,崇尚朴实、自然,显得疏淡、雅致而含蓄。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多用短句,朗朗上口。通过阅读,我们发现本文的语句不是那种臃肿的长句,而是多用短小精练的短句。如:“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用细铁丝缚住。”这些短句不仅有效地保持了语气的停顿,读来朗朗上口,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节奏。文中有的句子更有短得夸张的:“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这里模拟着一种口语化的现场感,读来给人一种凝练而又轻盈跳跃的感觉,让人回味无穷“?汪曾祺擅长用短小精简的语句来结构文本，很少用长句;他的语言很少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一切都是不加修饰的;他小说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一些平实的词汇;另外，他还注重在文本叙述中汲取民间语言的精华，让文本的叙述语言更具特色。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说都以类似这样简短句子作为开头：一枝素烛，半罐野蜂蜜。(《复仇》)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受戒》)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异秉》)这个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大淖记事》)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我在七里茶坊住过几天。(《七里茶坊》)傅玉涛是“写字”的。(《子孙万代》)
这样的例子，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举不胜举的。这种简洁平淡的开头，一方面为接下来的文本语言奠定了一个叙述的基调，还有就是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语言风格。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文本语言的叙述从文本开头起就像一条流淌在草原上的河流，不紧不慢的淌着，读起来舒畅、自然。
在汪曾祺的语言中，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叙述都这样，在文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语言，如：“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受戒》)显然，这是一句反语。
“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的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铜元，八吊钱还不够两块七角钱怎么能起了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呢?(《八千岁》)这是专门写的拗口的句子。”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除了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句式，这就是他在平淡中造就的奇崛。这些语言在文本平淡的语言中并不显得鹤立鸡群，反而为文本的总体造就了一种和谐。
汪曾祺作品语言的情境之美
导语：汪曾祺的作品语言不仅具有外在的结构美，同时语言创设的情境产生的“言外之意”也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引起作家深刻的思考。汪曾祺用其丰富的语言通过刻画一系列生动的民间琐事和细致入微的人文风俗以及景致描写来创造和谐优美的情境，而情境之美关键在于意象的选择和意境的营造。在汪曾祺独特的语言观下，赋予了意象饱含的象征意义，引读者进入无限的情境美之中。
一、浓墨重彩构造民俗之美
一提到民俗，我们往往会想到婚丧嫁娶，节日等等，这些都是不容易随着历史的兴衰而变化的，具有很传统的色彩，运用民俗意象，可以增加作品的乡土色彩和民间趣味。
(一)丰富的仪式奠定了民俗生活基调的欢乐与愉快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有很多传统的节日仪式，如《受戒》具有很多的仪式，首先关于念经的仪式小说中是这样阐述的：“教念经跟教书一样，师父前面一本经，徒弟前面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也跟着唱一句。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儿，一板一眼，拍地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哎。就连用的名词都一样。”在刚去当和尚的明海眼中，念经是十分具有趣味性的，就跟唱戏一样，说明和尚与世俗生活无界限，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其次是做法事，在文中说是“放焰口”年轻好看的和尚很喜欢“放焰口”，因为他们可以出尽风头，一把大焰口过后，“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这样的法事也带来欢乐，这样的佛事活动不但没有对生命形成束缚反而给自由提供了条件，于是生命的欢乐再次为欢乐的氛围奠定基调。
再次是和尚的杀猪仪式了，文中这样描写的：“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是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年，神情很庄重……”给猪念往生咒是多么发笑的事情啊，充满民俗的乐趣及幽默，同样是奠定了欢快的氛围。
(二)茶馆酒楼意象展现了民间生活的淳朴自在之美
在鲁迅和老舍的作品中会出现很多的茶馆酒楼意象，老舍专门一篇作品就叫做《茶馆》，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更是将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都安排在茶馆里。茶馆酒楼文化已经成为了风俗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非常注重对于茶馆酒楼意象的塑造。如《安乐居》、《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等。
《安乐居》中，老吕、老聂、老王瘸子白薯大爷等人每天都会去安乐居喝一毛三分一两的就吃三四毛钱的兔头，过着最低层次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日子过的照样是津津有味的，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章法的，到安乐居的顺序是规律的，安乐居记载了他们各式各样自在快乐的生活。
汪曾祺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意象，实现了其“写生活”的意图。正如他所说的“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滋润人们的心灵，坚定对生活的信念。”
二、抒情写意勾画自然之美
“汪曾祺小说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象，景附着在他的清平之气中，达到了景与情的和谐。”可见景与情是相互统一不可分离的。
(一)植物意象体现的劳动之美，生命之美
汪曾祺对于植物是极其喜爱的，他总是很极致的去写景物，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对于植物的描写语言细致独到，意味深远，给人以无限遐想。
《葡萄月令》中，葡萄的生长过程是一个生命的.复苏、繁荣、创造价值的过程，在作者的笔下葡萄是拟人化的，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文章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辛勤劳动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美好，表现作者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赞美。在汪曾祺的散文《草木春秋》中对于花的描述从叶子的形状到生长的体态一一描述，恰到好处，木芙蓉“欣然有生意”，车前子具有“童话情趣”，紫穗槐“珊珊可爱”，字里行间无不透漏出作者的喜爱，洋溢着快乐和趣味，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水意象体现的清澈之美，灵动之美
汪曾祺的故乡是在水乡高邮，汪曾祺从小就喜欢在水边玩耍，水影响了他的品格。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的青少年生活和水息息相关，水已经充分的融入了汪曾祺的生命之中，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一部分。汪曾祺笔下的水是清澈的灵动的，为其文章整体语言奠定了一种清澈灵动的基调。
在《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十一子因水而相识，因水而相恋，水意象已经成为了文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水意象不仅烘托出灵动清新的气氛，还成为十一子和巧云之间清澈美好爱情的象征。在《受戒》中，明子坐船去当和尚，在船上遇见了开朗可爱的小英子，后来明子去受戒，小英子划船送他，这些都是在芦苇荡里发生的，而水则构成了清澈活泼的背景，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在《小学校的钟声》，少男少女们也是在渡船的过程中产生了单纯而又美好的爱情。
“水有‘大河奔流’的豪放，也有‘小桥流水’的温柔流淌，不同于张承志笔下的坚韧之水，更不同于北村笔下的孤独之水，汪曾祺笔下的水是温婉的平和的，是明澈的鲜活的。”[3]这种水意象体现清澈灵动之美不仅体现在每一个作者描述的小人物身上，更是奠定了全文的语言基调，因此读汪曾祺的文章总会有一种流动的感觉似甘泉滋润着读者的心田，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之美
汪曾祺的作品平中显奇，淡中有味，具有独特的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关于汪曾祺作品语言的一些看法，欢迎大家阅读!
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汪曾祺的主要创作是散文和小说，他善于用诗化的语言描写生活中的凡人小事，抒写人间的真善美。他在文论《“揉面”――谈语言》中写到：“有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语言有点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谁的语言不是这样?拆开来，不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汪曾祺文集自序》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希望青年作家还能从我这里接受的一点影响是：语言的朴素。”可见，汪曾祺作品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朴素而有韵味。
一、注重用词和句子的韵律美
汪曾祺笔下都是一些平凡的事物，但他将那略带艰苦的生活写的十分平淡闲适，在平淡中又彰显出无穷的韵律，读来如诗歌一般。比如《端午的鸭蛋》中，他那家常话一般的叙述，以及他对岁月苦楚的轻描淡写。其中描写鸭蛋的好吃，将那鸭蛋内的红油生动形象地用一句话描述：“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用的“吱”字仿佛是一个音符，把人的食欲都调出来了。而在《故乡的食物》中有这样一句话：“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这句话将食物的味道用这样几个简单的词抑扬顿挫地表达了出来。当然汪曾祺的作品除了单音词语的和谐之美，还有许多多音节词语运用的韵律之美。再如，《故乡的食物》中还有这样一句话：“砗螯壳稍呈三角形，质坚，白如细磁，而有各种颜色的弧形花斑，有浅紫的，有暗红的，有赭石，墨蓝的，很好看。”
二、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汪曾祺作品中灵活地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比如《胡同文化》中将胡同比喻为贯通大街的网络，将四合院比喻为盒子。在《昆明的雨》中这样写到：“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这其中的修辞手法就有四种，第一句采用了比拟的手法，将昆明的雨比拟为美丽的女人。而第二句采用的是对偶和引用的手法，这使汪曾祺的散文充满了隽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美和韵律美。而第三句采用的是移就的手法，将雨的'美转移为绿色的映衬。而在《葡萄月令》中作者写葡萄喝水量的惊人态势，用“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这一拟人句，极有情趣。“拼命”“嘬”等字眼写出了葡萄喝水的贪婪相，突出其长势之旺盛。又如，作者写葡萄的颜色之缤纷多彩，运用排喻辞格来写：“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这组排喻，将葡萄的色泽、形态、质感之美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三、长短句和标点丰富多样而有层次感
汪曾祺的散文长短句和标点丰富多样，而有层次感，使文章表达得感情丰满雅致。比如，《葡萄月令》中的这些句子：“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疏’掉。”长句和短句结合，错落有致，畅快淋漓地表达了六月的葡萄的特点。同时，感叹号、顿号、破折号的使用，犹如一个个漂亮的蝴蝶结，将葡萄表达得充满活力。再如，“这是个重活。把老本放倒，挖土把它埋起来。要埋得很厚实。外面要用铁锹拍平。这个活不能马虎。都要经过验收，才给记工。”这一段由六个短句组成，写出了安置葡萄老本这项活儿操作的方法，从中可见出农人的细心。还有通过标点符号来调控叙述的语气和节奏的。例如：“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这三个短句间都用句号而不用逗号隔开，有意制造一种稍长的语气停顿，使语句舒缓，给人遐想的空间。
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别有一种风情。特别是在描述庵赵庄的时候，语言极富艺术性。表面是大白话，实则是暗藏的长短句。开头提到庵赵庄，然后分别解释这三个字，以介绍名字的来历。一短一长，错落有致，非常和谐。
四、体现传统的审美趣味
汪曾祺的这种洋溢着美感的风格，还与他的文化修养有着重要的关系。汪曾祺的作品中有很多引用传统文化的片段，蕴含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精髓，体现出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独特的传统的审美趣味。汪曾祺的语言继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传承明清散文传统。他多次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推崇归有光“无意为文”，即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受益匪浅，他曾说“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那些平淡自然的日常口语到了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
汪曾祺作品中展现的美及其成因
导语：汪曾祺作品中展现了美的艺术世界：浑朴的画面、淡雅的意境;人物纯朴、美的人性;语言明快、美的语言。
作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书生气、士大夫气，他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小人物往往是主角，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一些鲜为人知的剧本创作、甚至书画作品中，也彰显出人性美。这些特点正如他的散文《七十书怀》中坦言的，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汪曾祺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一篇《受戒》将小说从冷硬的氛围中带入温馨的人性世界，继而又连续发表小说《鉴赏家》、《大淖记事》和《湘行二记》、《紫薇》等散文名篇后，中国文坛生巨大震动，掀起一股“汪曾祺”热。人们欢呼这种充满理想人性追求和温馨柔婉艺术风格的作品的出现，在汪老营造的那种缥缈迷人、如梦如幻的氛围中，读者的心弦缓缓地被拨动，人性之美在不断升华。
一、浑朴的画面，淡雅的意境
汪曾祺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微弱抗议、温热的悲悯、逍遥的妄想、超脱的情思、浑朴的画面、淡雅的意境、浪漫的风俗……这一切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天空中一道亮丽奇异的风景线，营造了一种美的意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
汪曾祺以平等的视角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他的作品，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的描写或考证的文字。比如：《职业》中关于文林街从早到晚各种吆喝声的描写;《戴车匠》中关于戴车匠那间小店所处的方位及其左邻右舍的描写;《异秉》中的那些生意经的交待;尤其是《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西边的锡匠和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汪曾祺把这些东西写得形神兼备，引人入胜。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读性，而且平添了艺术上的真实感。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使汪曾祺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他们一无遗漏地、全面地、丰富地展示出来。他不管什么中心人物、主要线索，写到那里都是洋洋洒洒，精勾细画，交待得详而又详，给人一种丰满繁实的美感。
现代作家必须懂得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汪曾祺深通此道。他总是通过环境，尤其是通过人物的谋生方式表现人物。他善于从多侧面去开掘找寻人物性格的基础，确定人物存在的空间，给人物展开广阔的生活天地，从而使人物左右逢源，处处触到生活，不容置疑地宣告自己的真实美。汪曾祺总是在作品中勾勒独特的地方风光，融汇诸多风俗画，渲染一种淡雅氛围，洋溢着浓郁的乡俗风情和生活气息。
二、人物纯朴，美的人性
汪曾祺的作品字里行间始终闪烁着一种“人性美”，人性美也是他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他自己也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洒脱之美，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向艺术本身回归，文学创作处处关注人性，形成了以“静”为核心的审美理想。
汪曾祺作品中“小人物们”鲜活生动，处处展现人性之美。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头匠和卖糖郎，《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
三、致力于美探因
汪曾祺是真正在作品中体现了人生与人生态度的一位作家。他敦厚儒雅的气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善于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同时由于他对下层劳动人民无意识的心态上的接近和对故乡发自内心的热爱，形成平等的视角，使作品的主旨直击人性本质，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发掘其中的美。
汪曾祺的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其父温柔敦厚、随和洒脱、情趣盎然的品性修养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他的作品中贯穿着的信念、行云流水般的气韵、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邮故乡如诗如画的水乡风物也滋润着汪曾祺的身心，他总是把和触伸向闾巷平民、运河人家。美丽的水乡景色、纯朴的人际关系，为汪曾祺作品风格的形成奠定了题材基础。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思想，对湘西人性本真的追求对汪曾祺的影响很大，使汪曾祺专心于民欲风情题材的写作，致力于表达超脱功利的生活态度、构筑自然纯朴的理想境界。
汪曾祺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豁达纯净的性格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时遭士兵的训斥，1946年在上海失业时则一度打算自杀，1958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农村改造，文体大革命期间因跟着搞过样板戏深陷政治漩涡，所有这些遭遇都给这个善良斯文、清纯如水的书生一次次粗暴的打击;文弱的、坚守传统的汪曾祺却表现得豁达纯净，安于命运的拨弄，或至多在作品中转化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或心平气和地传达自己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或闭上眼睛，陶然于充满温情的桃源梦境。因此，汪曾祺作品的主调是对现实阴冷和此岸痉挛的体验，这种体验又风照于对彼岸鲜活跳动的生存方式的热情赞美和忘却人生痛苦的通脱旷达的必境的自适之上，重在展现人性美，对人性美的崇尚与盛赞。
古稀之年的汪曾祺终以他的不懈追求为我们开辟了一大片艺术天地――回避大波大澜的题材，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地域风情、充满着人性美的的艺术世界。正是这位博识的具有杂家风范的汪曾祺让疏朗质朴、清雅温馨风格重回小说创作的领域，有了汪曾祺等人的努力，文艺作品获得了人性化艺术化的回归，这是文学发展的幸事。
特别是90年代，汪曾祺的散文名作《七十书怀》、《自得其乐》、《祈难老》、《无事此静坐》及小说《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鲍团长》、《尴尬》、《卖眼镜的宝应人》等作品，从思想意义、人物形象、文化色彩、语言风格等角度多方面展现了汪曾祺的步入老年后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关注人性，以事实洞明的眼睛发掘美好，在作品中不断强化他追求人性美、颂扬人性美的人生文学创作理念。
可以说，在现实主义文风占主导地位的新时期文学殿堂中，正是汪曾祺这类讴歌人性之美、挥洒恬淡心境、语言风格灵秀飘逸的作品的出现，才增添了明丽瑰奇的色彩，让我们在充盈着人性光辉的文章，体会生活中美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