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是一个过程。

毛泽东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贬之为“狭隘经验论”。这种被贬为“狭隘经验论”的理论却得到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排除了教条主义成分，认可了当时有决定性意义的毛泽东的战略，这是全党对毛泽东及其理论的第一次明确肯定。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全党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经过40年代初开始的延安整风，全党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热潮，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层和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就是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以毛泽东创立的理论和策略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党的新的觉醒。那么，毛泽东创立的这种理论是什么样的理论呢，应当怎样称呼这个理论呢?这就自然地提出了给这个理论命名的要求。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题目就是《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这篇社论不但给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主义”，而且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提法，都带有命名的意义。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以上这些深刻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这充分说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 江苏无锡市职工大学的教师陈文源(后为江南大学教授)，依据他多年的研究，针对《红旗》的文章，写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何时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红旗》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党的‘七大’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个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详尽论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纪念文章，而不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陈文源的文章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由王稼祥在 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为“动态与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注意，决定在供内部参考的《理论研究资料》上发表(此刊物由该室“研究组”编，笔者当时在“理论动态组”)。《理论研究资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期只刊这一篇文章)。

这期《理论研究资料》发出后，立即引起重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来要这一期刊物。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指示下(中央领导怎样研究此事的，我无从知晓)，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即着手查阅从1938年至1945年七大这一段时间的中央档案、中央文件及《解放日报》等十几种报刊，弄清楚了这个问题。 1985年，出版了《回忆王稼祥》一书。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为此写了序言，充分肯定了王稼祥提出和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他在序言中说： “一九四三年夏季，他抱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纪念我们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