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普及的今天，过年看春晚似乎成了国人的精神年夜饭，可是对于我们家乡人来说，过年看秧歌也是不可缺的一道美味大餐。
我们家乡地处胶东中部前沿，黄海之滨，是海阳大秧歌的发祥地。海阳大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秧歌之一，曾经作为保留节目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博览会的展演。
海阳秧歌表演形式独特，其内容十分丰富，表现打鱼狩猎、农田耕作、大夫行医、货郎卖货、箍漏锯缸、艺人卖艺，还有扮演戏剧佳话、民间故事，粉墨浓妆，锣鼓伴奏，列成长队，踏拍欢舞，串街走巷。表演形势分大场子和小场子两种：大场子是群舞，主要表现欢乐和激昂的情绪(大地开花、大走阵等)；小场子是独舞、双人舞和多人舞(锢漏与王大娘，货郎与翠花等)质朴优美，耍逗有致，情趣盎然，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由于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不同，俗有“南文、北武、东雅、西俗”之说，又有“大架”和“小架”秧歌两源之分。大架秧歌，舞队文雅富丽、豪放优美，以锣鼓伴奏。小架秧歌，舞队朴素，粗犷，自由欢快，以锣鼓管弦乐伴之(唢呐、二胡、笛子等)。
我们村的秧歌是属于海阳西南乡的小架子秧歌。而我的父亲就是村里秧歌队将近五十年的老“师傅”，也就是秧歌头儿。我从十几岁就跟着他扭过秧歌。我们村的秧歌远近有名，过年的时候自己的村子演完之后，每一次都被别的村子请去，有时候一天跑七八个村子，虽然累得身体散了架，可是伴着锣鼓唢呐的节奏尽情舞蹈的滋味，实在是很爽。另外，作为酬劳，那时候请演出秧歌的村子会送我们一点炒花生、糖块和卷烟之类的，这些东西散戏会分给我们，我当时扮演的是一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学生，那个道具书包正好装得满满的，跑了一天了，又累又饿，正好自己背着一边吃，一边回家，心里象开花一样的惬意。
我们村的秧歌注重的.是一个“扭”字，注重与观众的交流互动，有时候演员甚至可以到场下拉上几个人一起扭。一般的秧歌都是“武场”的伴奏，就是锣鼓，而我们村却同时有“文场”的，就是二胡、笛子等等民乐的伴奏，节奏轻快俏皮，在铜板击出的“咔咔”的节奏里，能听到演员“嚓嚓”的踏步声，非常的美妙动听，同时，演员们走三退二，尽情的扭动，可以说是我们秧歌最值得炫耀的一个特点。许多村子的秧歌头儿都来跟我父亲请教文场的曲谱，都被婉言拒绝了，因为那是我们村的专利，不得外传。
过年的大秧歌一般都是正月初一开演。早上六点钟开始化妆，八点多的时候开始走街串巷，这实际上是在招徕观众们，尤其是女人们和小孩子跟在秧歌队的后面，秧歌队走到谁家的门口，一般都会放起鞭炮迎接。九点钟到村子中央大场子演出才算正式开始。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乐大夫。乐大夫是舞队的指挥，左手抱伞，右手执甩子，关于其身份，民间传说不一，有说是一看场佬，反穿皮袄是为御寒，手抱雨伞有祈求风调雨顺之意；也有说是一过路大夫，手执马甩是为了消病去邪。
跟在后边的是花鼓和彩扇。花鼓一般由十六至二十四名男青年组成，武生扮相，排在队伍前列，为秧歌队开路和打场，单手击鼓，左手虽持鼓槌但不击鼓，只随节奏相应地做动作。彩扇则有人数相同的年轻女子组成，也是跟着想的节奏舞动。
小嫚作乡间姑娘扮相，原与花鼓结对表演，后逐渐脱离花鼓而独立表演。
货郎与翠花。表现乡间小商人串乡走村，村姑挑挑买小百货的生活情节。
箍漏匠与王大娘。民间传说；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旱魃所变，她私自下凡，变成村妇王大娘。箍漏匠是南天门土地神变化，受玉皇大帝之命，到凡间捉拿王大娘归天。艺人选取二人相遇后戏逗打闹、相互周旋的情节，编排成一段双人舞蹈，既可以串街走阵，又可以在演场时单独表演。
丑婆与傻小子。丑婆是乡间老妇扮相，傻小子则是顽皮孩童扮相。二人在秧歌队中不受局限，可随意跑动，逗闹嬉笑，取悦观众。这一点，往往就是整台秧歌的看点，有一对好的丑婆与傻小子，就能把现场观众的情绪煽动起来，从而反过来感染别的秧歌队员更加卖力。
秧歌是真正的平民文化。它利用过年这个载体，让这个人人喜爱的大众文娱一年年、一代代传承下来，它让我们朴实甚至有些保守的农耕民族得以在过年这个日子里尽情的张扬、狂欢；可以这样说，秧歌是过年的魂，年是秧歌的神。
过大年，扭秧歌。我就以我的一首诗“海阳大秧歌”作为这篇文字的结尾吧。
渲染火的热烈
张扬海的腥鲜
那锣鼓敲打的急急风
鼓胀起心翼——
你们所有的人们
都扭起来跳起来摇起来啊
看千人空巷的村庄
演绎另一种醉态
双桨一摇
八仙就过海
唢呐吹起
猪八戒要娶媳妇
所有的故事和传说
所有的极乡土的情节
都在舞动的脚步中
粉墨登场
扭起来跳起来摇起来啊
看我平淡人生在今朝怎样癫狂
走完亲戚，就到了初七八，农村里的年还不算过完。喜欢热闹的商河人开始了闹秧歌，准备在正月十五举办一年一度的鼓子秧歌表演。人们抬出大鼓拿出铜锣铜钵等各种打击乐器开始了演练。大街上、打谷场上、漫坡洼里、河堤荒野里，到处都是一队队、一群群的鼓子秧歌队。到处是鼓声震天、喊声四起。
鼓子秧歌表演几乎全村的人都参加，年轻男女打小鼓顶伞、踩高跷、扭秧歌，年老的男人敲大鼓、敲锣等，给年轻人拿东西打支应，指挥教授技巧。再年老些的，则和小孩子们妇女们装扮成古代的各种人物、现代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丑角。人们嘻嘻哈哈地笑着闹着，早把一切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
从史料上可以看到，商河人们自古就是一个彪悍的民族，受到了频繁战争的袭扰，也因此很多人都学会了战斗战术。战时当兵，平时耕种，农闲时大家聚集演练。
商河县民风粗犷、彪悍，但非常讲义气。自古就有习武的风气，尤其是在近代，商河曾经是义和团的主要人员聚集区。人们习武弄棒，修炼气功。很多人都曾经参加过义和团，所以都对摆兵布阵耳渲目染。没事的时候，几个村子或者一个大村里就会自发练习阵型操练技法。
后来因为义和团受到清政府的.镇压，人们便不能再聚集演练。身怀绝技的商河人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就是在节日期间进行庆贺表演。为了掩人耳目，把鼓子、花伞等当成兵器，随着大鼓的鼓点变换着阵型，做出各种冲锋陷阵的动作。
顶伞的分为头伞和队伞。打大鼓的看着头伞的阵型，敲出时缓时急的鼓点。头伞指挥全阵，带领着队伞们，变化着阵型；队伞带领后面几十个打小鼓子的；打小鼓子的后面跟着扭秧歌的。一般一个队伍一个头伞，三个或者五个、七个队伞，加上头伞，都是双数。如果村子大人多，还会有十个、十六个顶伞的。所有人看着伞头，听着鼓点，变化出各种阵型。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山奔袭阵，四面埋伏阵，五雷轰顶阵，六环八卦阵等等，那真是气势磅礴、惊心动魄。整个演出颇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战阵，角色配置编制严格，“秧歌头”言出令随，探马“三探三报”，“街筒子”队列规范，舞姿舒展，气宇轩昂，大有气吞山河之势。
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商河县几乎每个村子都举办鼓子秧歌表演。走村串街，互相学习，互比高低，每个村的套路和阵型各有特色，互有长短，人们看得如醉如痴、流连忘返。众多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这种表演艺术，跟随自己的队伍到每个村里去观战助威。
一代一代，接力传承。在鼓子秧歌不断熏陶下，豪迈的商河人民骨子里透出了坚毅果敢的气质。敢于承担，敢于拼搏，勇猛不屈，永不服输的性格，是每个商河人的特质本色。
1955年共和国的国庆节，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商河鼓子秧歌代表队，被商河县委商河武装部推荐委派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阅兵表演。在粗犷豪迈的鼓声中，队员们摆开阵势，整齐划一的动作，矫健的身姿，随着鼓点旋转、腾挪、扭动、冲杀。几十个人的队伍竟然舞出了气势恢宏、杀气冲天的精彩场面，直看得人们热血沸腾、掌声雷鸣。
商河鼓子秧歌代表队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并和代表们一一握手慰问。那些激动人心的珍贵照片，激励着每个商河人。随后的国庆节、大阅兵，都有商河鼓子秧歌的表演。在八十年代往后，商河鼓子秧歌代表队又先后多次代表中国作为民间艺术去外国表演，收到了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鼓子秧歌因其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形式完整，舞技强悍遒劲，场阵磅礴恢宏，既寓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奇葩，齐鲁文化的骄傲”。1996年，商河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
商河鼓子秧歌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的商河大地上沸腾了，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再次掀起了鼓子秧歌的浪潮。村村举办，人人参加，镇镇比赛。古老的麦丘古城留下的不仅是个传说，更给人们留下了彪悍豪爽的遗风和精神财富。商河人具有争强好胜的气质，也继承了争当爱国英雄、报效国家的性格，将会把鼓子秧歌继承发展下去，这朵艺术奇葩将会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
电视剧《大秧歌》不论是在传奇叙事的结构布局上，还是在侠义情怀的主题渲染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
一、电视剧《大秧歌》对传奇叙事方式的创新
1.传统传奇叙事策略的继承
情节的曲折离奇，主角形象的出身奇异，是传统传奇题材创作的叙事策略。在《大秧歌》中，主人公海猫的出身奇特，便为全剧的传奇叙事奠定了感情基调。主人公行走江湖20多年，却在将近而立之年仍然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因此便为在大秧歌会上寻觅生身父母设定了传奇叙事的伏笔。除了主人公的出身奇特外，环境布局的奇特也是该剧的重要亮点。该剧设定的时间段是20世纪30年代晚期，地点是山东海阳虎头湾镇。为了争夺出海权，相互对立的两大家族彼此之间结成了世仇，不但在出海权上势不两立，甚至规定后代之间不许通婚。于是主人公的出身传奇和环境传奇便在剧中形成了点与面的建构。本来以乞讨度日的海猫，偏偏机缘巧合被两大家族中的千金吴若云和丫鬟赵香月同时看中，于是便引发为一场“三人组”模式的爱情纠葛。
在这种情感纠葛的网状情节的编制之下，海猫率真可爱的性格，更为传奇叙事的延续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海猫在命运坎坷中无数次地绝境逢生，使得全剧的情节离奇跌宕，足以吸引到观众的眼球。
当然，作为全剧的主题，抗日仍然是最终的传奇渲染的对象。在抗战传奇的渲染策略下，藤田大佐强令虎头湾的民众为日军“载歌载舞”，表现出对征服中国的自信和狂妄。虎头湾民众则假意服从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在林家耀的“翻译”掩护之下，借助广场秧歌的演绎，利用唱词对日军进行了各种冷嘲热讽，令日军哭笑不得。日军强令民众舞动秧歌，以示自己征服者的姿态，共产党暗示民众以秧歌唱词回敬日军，则意味着反对征服和压迫的巧妙和决心，在鼓励人民积极发扬智慧的同时，又将传奇性推向了极致。
2.突破传统题材中“为情节而情节”的处理手段《大秧歌》对传统的创新，体现在突破“为情节而情节”的处理手段上，使得传奇叙事别有了一番审美意蕴和艺术高度。该剧在追求情节跌宕的同时，更是始终致力于寻觅一种情节模式和人物性格之间的积极平衡，在情节跌宕起伏的同时，刻画出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郭靖宇导演的传奇大剧，在情节渲染和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强化上，总是致力于二者之间的稳步并行。例如在剧本中，海猫在千方百计寻求亲生父母的过程中，竟然阴差阳错地得出了这样的线索和结论：
自己的出身十分不堪，是吴家长工吴明义和赵家族长妹妹赵玉梅的私生子，一生下来就交给族外的瞎眼婆婆代养，几岁就成了叫花子到处流浪。好心奶奶的言传身教，流浪儿的艰难经历铸就了他善良、仗义、机敏、敢于冒险、维护自尊又爱面子和喜欢夸饰的性格。除了海猫之外，另一个主要人物吴若云，其形象的'典型特征也是在传奇渲染下得以生成。作为吴大老爷家的独生女儿，自幼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又受过西洋教育，使得吴若云的性格能够实现高傲任性和叛逆进步之间的完美统一。而赵香月与她相反，出身贫寒的她以勤劳热心和富于革命精神而著称。再看其他人物形象均是在情节渲染和传奇描绘中构成了各自鲜明的性格：吴乾坤乃官绅之后又当过旧军官，自负、行事强势;赵姓族长赵洪胜在家族争斗中的弱势经历形成了他的势利又精于谋算。其他如赵大橹的耿直、吴江海的贪婪、林家耀的新派作风、吴天旺的阴暗，几个日酋的残忍与毒辣，都可谓个性分明。所谓建立积极的平衡，表现在编导一方面按主要人物性格的走向设计了剧情发展的总格局，另一方面又用人物相互的性格碰撞推动了具体情节的发展。
二、电视剧《大秧歌》对侠义情怀的运用
《大秧歌》的侠义情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突出主要角色身上的侠肝义胆，一个是发掘配角身上的侠义色彩。
从主要角色塑造上看，海猫最终以自己的义举感化了两大家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面前，即便是势不两立的人物，也能够在侠义情怀的感召之下，毅然决然地走在一起，并积极配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侠义情怀，有力助推了正能量主题的凸显，使得爱国主义在剧作的立意上，显得更加熠熠生辉。
从次要角色塑造上看，《大秧歌》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指引下，将侠义情怀也设置在各类小人物的身上，抹去了英雄史观的干预，把重心落在了小人物的成长上，使得小人物在“大秧歌”舞台上也拥有了为传奇而“代言”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小人物”，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根正苗红的战士，也不是帅气文雅的书生才子，只是平凡的世俗之人。这些人在经历了战争和生死的考验后，都成为了能够担得起“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精神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