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心篇
熊十力著。1959年上海龙门印书局出版。从儒家心性论角度沟通本体论、道德论与修养论,是作者重要的哲学与伦理学著作。作者原作《体用论》，末章《明心》因病未能完成。《体用论》出版之后，本论即以篇行世。全书一本体用不二的理论基石,认为心、物是一体之大用,不可分割。在生物还没有出现,世界尚处于无机物阶段时,生命心灵之性便存在了,只是隐而未显。“譬如水遇冷缘,可成坚冰,是水有凝冰之性也。当坚冰未现时,不可谓水无凝冰之性在。”世界的本体包含了生命与物质两方面,不能把它简单化为或心或物。人产生以后,宇宙之心通过人心充分显露出来。它刚健、中正、纯粹,充沛无竭,生生不已,周遍于人与天地万物,具有最高的主体性。“心是物之主,能浸入于物,随顺于物,明了物则,而掌握之,以化裁乎物。”心是本有的,至善的,又叫本心、仁心,是道德的根据,包含成善的无限可能性。孔子敦仁之学即从人性之善端出发,主张日日创新,扩充善行,永无止息。然而,人禀性而生,具有能动性,它可以率性而为善,也可以违背本性,顺从“躯体的盲动”,行恶。“躯体的盲动”源于人的感性欲望,是禽兽锢于人身之余习,是“小己之私欲”。从认识上看,人自出生以后,习于实用,浸于尘俗,本心的天然之明,不能避免后起的习染掺杂。习染又叫习心,使人违仁趋恶。所以人人都需要道德修养,亦即返己体会,自识仁心,使“仁心常为吾人内部生活之监督者,吾人每动一念,行一事,仁心之判断,恒予小己之私欲以适当的对治。”善于保养本心的志士仁人,自识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骤逢生死难关,不敢亦不忍失去仁心,故能顺从仁心之启示,从容就义。这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仁心与知识也不矛盾,只要能保证仁心做主,知识便是成善的工具,无有不善。
认识论
张东荪撰。1934年9月初版。为张东荪所主编的“哲学丛书”之一。本书共五章,即“知识之由来”、“知识之性质”、“知识之切否”、“知识之标准”、“认识的多元论”等。前四章为初学认识论的人而设,是其门人王光祥根据哲莫斯特凡尔德和伊文思的《哲学原理》中的一章写的。作者指出“第五章乃是我个人的主张。我这个主张蓄之心中好多年。现在愈想愈觉有些自信”(《认识论》自序)。其内容大体上与作者发表在《哲学评论》上的《条理范畴与设准》一文相同,但本书避而不用“范畴”一语。张东荪强调说,多元认识论大体上仍循康德的轨道,但重要之点“就是我把方式不纯归于主观的立法作用。我不像康德那样以为外界是无条理的。我不像康德那样把‘感觉所与’为知识的质料。我主张感觉不能给我们以条理的知识,这虽和康德相同,但条理却不能完全是心的综合能力所产,这又和康德不同了。”因此,他认为外界有其条理,内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内界的立法又分两种:一为直观上的先验方式;一为思维上的先验方式。至于感觉也不是真正的“存在者”。可见,认识应该是多元的。本书是张东荪唯心主义认识论的集中表述,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存斋随笔
为熊十力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写成于1963年。作者以随笔为名，写来不论长言与简说，而都无体系，随时随即而写。本书主要是解释佛教的十二缘生，同时又批评了佛家的性相、体用割裂之说，最后又论列佛家戒定慧三学，发挥己意。对于今日学术思想之研究亦多有参考价值。
王制集说
不分卷。清廖平撰。廖平持今文家之说,认为《王制》乃孔子制作。孔子弟子论其制度而成《王制》一书。今学礼应以《王制》为主,六经皆素王所传,此正宗也。至于古学则以《周礼》为主,不信素王改制之说,以六经皆旧文,归本于周公、孔子之经,而以古礼说,此别派也,故应博采古说经义以明《王制》。凡古礼之与《王制》异者,则附存异义以相启发。实际上《王制》一书,应作于秦火之后,《周礼》未出之前,是秦汉间儒者杂采孟子等书及各家传论而集成之。故其书与《周礼》颇多违异。孔颖达认为《王制》之作,应该在秦汉之际,其言实为确当。卢植谓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其言宜有其合理处。廖平持今文家说,甚尊孔子,以 《王制》 为孔子作,其说确有值得商榷处。《王制集说》有民国三年(1914)存古书院《新订六艺馆丛书》刊行本。
人生的三路向
本书是对梁漱溟关于宗教、道德与人生问题研究的一次全面梳理。 《人生的三路向》是梁漱溟先生实践的结果，是他关于人生问题的最终思考。他对人生本质的做了透彻的分析，提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并对世人面对问题的应对态度进行综合分析，洞若观火，直指世人万象。梁先生系统讲述了他所选择的人生观：活在当下，一任直觉。这是对儒家思想汲取又反哺的结论，也是针对中国人今日惶惶不可终日生活状态的点醒。 梁漱溟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毕生追寻人生的真味。他对人性生动立体的剖析和对人生全面透彻的解读，无不体现了一代国学大师的卓绝智慧；他自由无束缚的思想和开豁通达的人生观，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仍然闪闪发光，给今天的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分撰两戴礼记章句
不分卷。清廖平撰。《分撰两戴礼记章句》乃廖平有感而作。廖平以为,郑玄为小戴作注,不注大戴,使东汉以后,惟小戴盛行。实际上,博士旧有二家,小戴出于大戴,单治小戴者非也。廖平以今古为统宗,两戴全录、各以类从,不依旧第,惟注明篇目所出,又因论文繁难,较之《左传》,犹觉信徙,一人之力,难以成就,因而招集十数人分篇治之。故先为发凡起例,其凡例共三类:一曰宗派类,二曰篇章类,三曰义例类。宗派类分十五门,依次为今学、古孝经、古小学、古周礼、古诗、古左传、古国语、古礼、古丧服、古乐、古史学、古学礼、阴阳、经学、儒家附论语。篇章类立二十四事为纲,依次为合篇、分篇、篇章重出,仪节相同、经传注淆乱、注论,杂篇,简册失序、辨经传、脱误、章节、句读、虚字、多立篇目、草仪注、溯原、表四代、表五等、补页、取证、求异、求同、附文、科分。义例类共二十例,依次为今古杂例、互见列,文字异同例、列国不同例、润色例、参差例、传习例、缘经立说例、阴阳五行例、史子纬例、沿革例、宜俗例、意起例,行事私论例,因事改易例、先后例、同实异名例、同实异实例,译改例、傅闻例、迟早例、坠佚例。廖平至晚年,因所见有变,于宗派门类,略有更订,至于篇章义例,则沿袭旧说。论篇章分合,多有臆断之嫌,其他各条,则大体固甚美善,足资研讨。此书有光绪中 《蛰云斋丛书》本,光绪十二年 (1886年) 《四益馆经学丛书》成都刊本,民国十年 (1921年) 四川存古书局《新订六艺馆丛书》汇印本。
礼记识
《礼记识》是廖平读《礼记》所作识语，后彙集刊行。就《礼记》四十九篇加以批注，少则一二语，多则数十字，凡二卷。其中藉《礼记》阐发其大统小统、皇帝王伯、进化退化、法古俟后之説，尤重孔子微言大义。如《檀弓篇》曰：“此篇大抵爲微言派。孔子制礼垂法，弟子润色，可谓详矣。欲知圣作，所宜研究。”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国学荟编》第八、九、十期连载，民国七年（一九一八）成都存古书局刊行，收入《六译馆丛书》，兹据该本整理。
榖梁春秋经传古义疏
十一卷。 清廖平撰。廖平是清末的经学大师,一生经学主张凡六变。在光绪十年(1884)前后,著《榖梁春秋内外编》共三十七种、五十卷。其中内编书一种,即《榖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外编书十一种,包括《起起榖梁废疾》一卷、《释范》一卷、《集解纠谬》二卷、《榖梁先师遗说考》四卷、《榖梁大义详证》四卷、《榖梁传例疏证》 二卷、 《榖梁外传》二卷、 《榖梁决事》二卷、 《榖梁属辞》二卷 (附《本末》一卷)、《榖梁比事》二卷、《榖梁琐语》四卷。此外又有《榖梁日月时例表》等二十五种。 这些著作代表了廖平的 《榖梁》学观点。他认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礼制的不同。今文经学礼制祖《王制》,古文经学礼制宗《周礼》;《王制》是《春秋》旧传。两汉今文学、古文学的依经立说,推衍比附,都是由《王制》和《周礼》所派生的。《榖梁传》主张“素王”说,礼制属于新制,托“素王”改制,故与《周礼》不合。廖平认为,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不守旧训,有不少谬误。他参考两汉经师旧说,以班固的观点进行折衷。如果义还不通,就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范宁注不完备的地方,进行疏通引证。引用事实,以《史记》的记载为主,有时也引用《左传》。廖平认为董仲舒治《公羊传》,说礼制与《榖梁传》其实一致,于是对《榖梁传》中的微文孤证,两汉经师又没有解说的,就取董仲舒之说。
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
十一卷。清廖平撰。廖平是清末著名思想家、经学家,一生学术观点经过六次变化。该书又名 《公羊春秋补正》、《公羊补正》,共十一卷,卷首又有 《凡例》 及《国说》一卷,成书于光绪戊子(1888)。该书体例与旧注疏家稍有不同。据《凡例》说,他以 “补证” 为名,“凡佚传则补传,师说则补例”,对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详细阐释,何休注较明白的地方就从略。他又对《公羊春秋》经传加以自注、自疏,大体上以“自信精粹者”为注,其余文字为疏。他又认为,先儒有“《公》《榖》详例,《左传》详事”之说,实际上,《公羊》《榖梁》二传纪事为《左传》所无的也不少,因此,在疏中用《左传》《史记》之说进行补充; 至于与《左传》相异的地方,就在疏中详述。又《公羊传》传授非出于一师,文字不无脱误,廖平对那些他认为不当的地方,就在疏中加以说明。廖平此书的大旨,在于借春秋史事,勘合时局,将汉宋支离空疏的积习一扫而空,借《公羊传》抒发本人的政治、哲学主张。因此,该书虽于经学无多少发明,但在思想史上有一定的价值。该书收入《新订六益馆丛书》春秋类(民国十年四川存古书局汇印本)。
中国哲学十九讲
牟宗三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10月出版,29.2万字。 本书是著者在他以前的著作“才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以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书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各期哲学所作的综述,共19讲。 第一讲由特殊性入手,论述了中国以生命为对象的课题;第二讲论述了两种真理,即外延的真理与内容的真理及普遍性的不同,认为中国哲学的重点在内容的真理。第三讲阐述先秦诸子兴起的原因、起源和基本内容,认为中国文化应从孔子讲起,批评了胡适以老子为中国文化开端的思想。第四讲从先秦儒家五部经典出发,论述了儒家系统的性格在于重主体,以及儒家的主要观念和问题,用康德的“形而上学”定义,批评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儒家只讲道德问题,不讲存在问题。另一种只讲中庸,不讲理学。这两种观点都不能真正认识儒家的本质。第五、六、七讲阐述了儒家玄理的性格在于“境界形态的形上”,以及道家的基本概念、道家的智慧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第八讲考察了先秦诸子思想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第九讲论述了法家的工作在政治上的影响——完成君主专政;第十讲概述了先秦名家的性格及内容,并对历代的误传怪说作了批评。第十一讲叙述了玄学在魏晋时代主要的课题和价值贡献。第十二讲略述魏晋梁朝非主流的思想并简论佛教“缘起性空”一义,所牵连到的诸哲学理论与问题,阐述了玄学转化的过程。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讲对佛教的“二谛”与“三性”,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佛教中园教的意义、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以及“表达园教”的模式、园教与园善分别作了详细的阐述。第十八讲概述了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心课题等思想。第十九讲总结了我国儒道释三家系统,认为三家虽然思想内容不同,并无高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