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偶测

七十岁冬至患类中风病夜不能寐因思古人测天如覆盆如鸡卵似皆未确覆盆鸡卵则天包地外无地以载之矣乃天为一可转之物而日有常度则天为有形有体之物矣而乃无所附着乎无所附着则无边无际何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确有可测乎孔子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天覆而高地载而卑其位罗列相陈而高贵卑贱也又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言天刚常动地柔常静也又曰干静专动直坤静翕动辟又曰干刚坤柔刚柔和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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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蒙须知

宋朱熹为儿童教育编写的教材和读物。内有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杂细事宜六节，详细规定了道德规范、行为细则、日常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礼节、读书写字的常规。如“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详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浪漫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凡写文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总之，其基本内容是从小灌输和训练封建伦理道德，是其糟粕;但要求从小打好基础，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端正学习态度等，应是可取之处。收入《东听雨堂刊书·儒先训要十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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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礼

《童子礼》，明代屠羲时所撰。从《礼记·少仪》始，记录儿童举止言行的规条的书很多。屠羲时在前人提出的规条的基础上，总结加工，提出了“检束身心之礼”、“入事父兄、出事师尊痛行之礼”、“书堂肄业之礼”三方面的要求，文字比较浅显，也比较易行。清代注意世风民俗的学者陈弘谋认为此书“不前诸条更为切近，童子所不可一日无者也”。正因为如此，对后来颇有影响。今天我们审视这些规定，固然有僵化死板的一面，但也有从小就培养文明礼貌的一面。此书中自有可取之处，应进行分析，以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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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幼学歌

清·王用臣撰，王用臣生平不详。蒙学作品，分天文门，地理门，人事门，物类门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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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解刑统赋

北宋末年律学士傅霖《刑统赋》所作的注释书，孟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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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录

余治撰，《得一录》是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 在晚清民初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余治,江苏无锡县人,字翼廷,号莲村、晦斋,别号寄云山人。过世后,其门人私谥其孝惠先生。早年入学应科举试,27岁时补金匮县学。后五应乡试不售,中年后,遂绝意仕进,“专以挽回风俗,救正人心为汲汲”。仆于江浙之地,游走于官绅与乡民之间,一意行善,广施善举。“奔走劝募,如拯溺救焚,不遗余力。”成为当时江南最具声名的善人之一,“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余治在行善的过程中,将平日自己施行或所见著有成效、足资仿办的善举章程,汇编成集,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编成《得一录》一书。然在刊刻过程中,“剞劂过半,旋罹劫火”,半途而废。同治六年(1867年),余治前往上海,欲再谋付梓,并重为补辑,后在友人吴宗瑛、粤商蔡桂培等人的帮助下,终竟心愿,于同治八年,刻成全书,凡十六卷。《得一录》之名,取自《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之句,其意乃是得一善事则拳拳然奉持之而不失善道,编者的寓意应是希望人人都能奉持善道,珍惜每一个从事善举的机会。该书收录的主要是各类善堂善会的章程,同时也包括一些乡规族约、家训格言、官府有关善举的文书以及教化论说。虽然余治一直对教化深为在意,但该书与一般的主要以宣传教化为宗旨的善书明显不同,其重心主要不在教化,而在求有实效。“是编所集,事事可以仿行,溥为实惠,固非空言无补可同日而语者。”(《跋》)即希望通过提供具体“切于时病,平实易行”(《许其光序》,的章程,让世人仿效而收实效。堪称晚清新型的“善举章程类善书”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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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艺文志考证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著录。《汉书·艺文志》因刘歆《七略》而修。凡句下之注，不题姓氏者皆班固原文。其标某某曰者，则颜师古所集诸家之说。然师古注班固全书，《艺文》特其八志之一，故仅略疏姓名时代。所考证者，如《汉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非子产所杀，庄葱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逢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应麟始捃摭旧文，各为补注。不载《汉志》全文，惟以有所辩论者摘录为纲，略如《经典释文》之例。其传记有此书名而《汉志》不载者，亦以类附入。《易类》增《连山》、《归藏》、子夏《易传》。《诗类》增《元王诗》。《礼类》增《大戴礼》、《小戴礼》、《王制》、《汉仪》。《乐类》增《乐记》、《乐元语》。《春秋类》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归》、《素王妙论》。《法家》增《汉律》、《汉令》。《纵横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传》、《甘氏岁星经》、《石氏星经》、《巫咸五星占》、《周髀星传》。《历谱》增《九章算术》、《五纪论》。《五行》增《翼氏风角》。《经方》增《本草》。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注於下，而以不著录字别之。其间如子夏《易传》、《鬼谷子》皆依托显然，而一概泛载，不能割爱。又庾信《哀江南赋》称，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实由误记《艺文志》，与所用“桂华冯冯”误读《郊祀志》者相等。应麟乃因而附会，以栩阳为汉代亭名，亦未免间失之嗜奇。然论其该洽，究非他家之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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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学略

思想史著作。李肖聃著。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全书用学案式的办法，从北宋周敦颐起至谭嗣同止，分24个学略加以叙述，其中包括一些流寓，如胡安国父子、张栻及朱熹、王守仁在湖南的活动及影响。在第25篇“诸儒学略”中，还按经、史、子、集四部，追溯了汉代以来湖南作者的有关著述。在第26篇“流寓学略”中，追溯到屈原、贾谊以下各朝代外省籍人士在湖南的行踪。作者在“自叙”中论述写作的各学略之缘起，反映了他对各家的观点。如说周敦颐“《通书》启圣，太极象天，卓尔元公，实牖宋贤”。作者推崇朱熹：“穷理主静，上契周程，博综百家，集宋大成”;但对王守仁亦表敬佩：“姚江事业，超迈前贤，远播流风，入我湘川。”对王夫之评价尤高：“明季大儒，孙李顾黄，贞晦深沉，孰与夕堂。”而赞谭嗣同“赤手抟龙，厥有谭卿”。解放前由湖南大学印行，1985年岳麓书社将此书与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合刊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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