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武士道
《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为补足国民精神教育,实现中华复兴而撰写的尚武精神著作,在新时代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首先对尚武精神提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然后对《中国之武士道》中尚武精神的意识冲突进行修改,实现尚武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有效结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作为近代救亡图存的呐喊,要求国民积极地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展现出急迫,激进的爱国主义情感.但《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内涵的"生死观"与新时代和谐发展观产生冲突.新时代尚武精神应彰显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仗义任侠的爱国主义色彩,始终围绕国家和人民利益,并在塑造国民人格和促进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近代梁启超著。共七章。前六章初刊于《新民丛报》1900年3—12月;第七章刊于《新民丛报》1904年9、10、12月。该书综论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演变,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而以今日(二十世纪初)为复兴时代。对各时代学术流派、思想主张、学术兴衰的原因、背景均作了简要分析介绍。认为“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又认为“三国六朝”为“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注重东西方学术文化的比较研究,将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学派作比较。预测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将来,认为“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我国特别之新文明”。提出二十世纪将是中华与欧美“两文明结婚之时代”。该书是中国近代最早以资产阶级观点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论著,颇多创见,有很高学术价值。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文集》第3册。
明画录
中国清代徐沁(生卒年不详)编著。中国画史传著作,8卷。约成书于康熙年间。一说当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之后。作者自谓是继《宣和画谱》、《图绘宝鉴》而作。首以时代为序,列明帝及亲王能绘者13人。次以画科分,计有道释、人物、宫室(卷一)、山水(卷二至卷五)、兽畜、龙鱼(卷五)、花鸟(卷六)、墨竹、墨梅、蔬果(卷七)共10门,至于能画却又不甚清楚其所长,作者不敢臆断,强为列入画科者,则别录于汇纪(卷八)。总计全书共收入明代画家850余人,简附小传,略述画艺。正如作者所说:旁搜博访,“迄今二十年,稿凡三易,终不能免于挂漏”。前有自序,每画科前有短文“叙曰”作引,其中反映了作者从鉴赏家的角度对绘画的一些看法,并与当时在画坛占主流的推崇南宗贬抑北宗的观点,有所相左。
绛守居园池记
一卷。唐樊宗师撰。樊宗师,字绍述。河中 (今山西永济)人。始为国子主簿。元和三年 (808)举军谋宏远科,授著作佐郎。后历任金部郎中、绵州刺史、左司郎中。又出为绛州刺史,有政绩,迁为谏议大夫,未到任而病卒。其文章力求出新,晦涩难懂,被称为 “涩体”。但韩愈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称誉其文章“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其作品较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 《春秋集传》十五卷、《魁纪公》三十卷、《樊宗师集》二百九十一卷,但大多已亡佚。《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九存其《蜀绵州越王楼诗》一首并序。《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存其文 《绛守居园池记》一篇。清孙之騄有《樊绍述集注》二卷。此书为樊氏为新居园池作的记,因其文辞晦涩,元赵仁举、吴师道、许谦为其记作了注释注。此书原有作者自注,但仅略注亭榭之名,其文意仍不明了,所以好奇者多为之作注、唐时有王晟、刘忱二家,其注早已失传,故赵仁举、吴师道、许谦先后为其补注。《绛守居园池记》一文仅七百七十七字,而众说纷纭,终无定论,以其相传既久,如古器铭识,虽不可音释,而不得不谓之旧物,赏鉴家亦存而不弃。有明刊大字本、明袖珍本、《续金华丛书》 本、晴川八识本、《四库全书》本等。
平民千字课
陶行知,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的教育之父”,他的教育思想是不断发展创造、不断进步的,是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有许多涉及或适用于语文教育的思想,对其所处时代及当今语文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平民千字课》是陶行知进行平民教育的教材,集中体现着陶行知的语文教育理论。全书共96篇课文，内容包括劝人读书唤醒民智、爱国主义教育、提倡自主和团结互助精神、日常行为规范、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时事政治、自然科学等；此外还有揭露贪官污吏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等。《平民千字课》于1923年11月由上海商务书馆出版，每部四本共售一角钱，初版很快销售一空。一个月后加印30万部。到1924年10月，已有50万人学《平民千字课》。《平民千字课》的编写和出版使上海和全国的成人识字教育首次具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内容。本书为第一册，虽为简单识字课本，但编写得也蛮有趣味的，比如《何九买东西》、《汤家太太做生日》。
乐论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
琴操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解说琴曲标题,记述古代琴曲内容的音乐著作。传为汉代蔡邕所作。全书分类收录47曲。第一类“诗经五曲”,第二类“十二操”、第三类“九引”、第四类“河间杂歌二十一章”。已知《琴操》版本一种是专著体例的本子,如《平津馆丛书》本、《读画斋丛书》本、《邵武徐氏丛书》等,其中以《平津馆丛书》本为最佳。另一种是辑佚书体例的本子,如清嘉庆五年(1800年)王谟辑自《初学记》等类书的《汉魏遗书钞》本。两种体例的几种版本在文字上大同小异,所记述的琴曲均为汉代以前音乐生活中流存下来的作品。
琴赋
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
琴诀
古代乐学著作。唐薛易简著。七篇。已佚。今仅存概要。认为琴的演奏,具有观察社会风气与审美教育的作用,可以陶冶人的情志和培养勇敢的意志。指出“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又强调演奏的“用指轻利,取声温润,音韵不绝,句度流美”之外,更强调内在情感之美。反对“以杂音悦乐为贵”的世俗审美观念。要求弹琴方法,必须“简静”,做到“简要轻稳”。反映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规范。宋朱长文《琴史》卷四掇其大要。明蒋克诚《琴书大全》卷十《弹琴》保存其中一段。《中国古代乐论选辑》据上述存录收录。
琴声十六法
古代乐学著作。明冷谦撰。提出以“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幽”、“奇”、“古”、“澹”、“中”、“和”、“疾”、“徐”十六法,为琴声表演的美学原则。认为“不轻不重者,中和之音也”。反映了儒家传统的美学趣味。注重于清实中表达审美意趣:“惟轻之中,不爽清实,而一丝一忽,指到音绽,幽趣无限。乃有一节一句之轻,有间杂高下之轻,种种意趣,皆贵于清实中得之。”又云:“松即吟猱妙处。宛转动荡,无滞无碍,不促不慢,以至恰好,谓之松。”“其趣如水之兴澜,其体如珠之走盘,其声如哦咏之有韵,方可名松。”提出“声厉则知躁,声粗则知浊,声静则知虚,此审音之道也”的观点。又认为“善知音者,始可与言澹”,则反映道家审美观点的影响。有明项元汴《蕉窗九录》,原题为《冷仙琴声十六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