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楼梦评论》的历史意义
郭沫若曾说：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而以西方学术思想来系统解释中国古典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开山第一篇。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说：
“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
二、《红楼梦评论》的缘起
1902年，王国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治学兴趣逐渐转向哲学。1904年，读叔本华《意志与表象之世界》〔现通译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曾印行〕两遍，又接着钻研康德。但其时对终生研究方向觉得游移不定。自我剖析，认为做哲学家，则苦于感情太多而知力太少，做诗人，则苦于感情太少而理性太多。自云：“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在这种背景下，王国维撰写了《红楼梦评论》。这也是我觉得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主要原因。
三、《红楼梦评论》简介
1901年罗振玉创办了《教育世界》，宗旨是译介各国的教育制度及理论。1904年，王国维任译编（实际上的主编），改为译介西籍为主，哲学、伦理学为重点，1904年夏，刊登了《红楼梦评论》。
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这儿的美术大约可以说是现在的文艺），没有具体评论《红楼梦》，提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望多，而难以满足，所以产生痛苦，即使欲望实现，倦厌之情随之产生。在他看来，“人生者，为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而减轻这种痛苦的办法就是文艺，可以“使吾人离生活之欲”。然后又提出优美和壮美的分类。
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认为红楼主旨是“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所以，宝玉入尘世也是“一念之误”，而与和尚晤谈后，“始知此不幸之生活，由自己之所欲”，但解脱之道不在自杀，盖因“自杀之人未必尽能战胜生活之欲者”
，只有宝玉、惜春和紫鹃是真正的解脱。
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依照叔本华的分类，悲剧有三种，一是恶人作祟，二是盲目的运命，三是由于悲剧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
前两种罕见且可避免，而第三种如《红楼梦》，则是以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的福祉，无时不可坠于面前者，同时举宝黛间事为例，指出《红楼梦》“美学价值即存于此”。
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提出人类的生育和延续，是从人类祖先开始一直就在犯的错误，同时指出世界各大宗教，都是以解脱为唯一的宗旨，哲学家如柏拉图和叔本华“其最高之理想亦存于解脱”，而《红楼梦》正是“以解脱为理想者”，即是在伦理学上的价值。
第五章余论，批评了索隐影射和自传说，提出研究者要了解文艺本身的特点，而不能把小说创作中某个人物形象与实际生活中某一个人混为一谈。
四、《红楼梦评论》的不足之处
《红楼梦评论》是红学研究史上一篇带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但不足之处也早有人指出。
钱钟书在《评<红楼梦评论>》中说：
“王氏于叔本华著作，口抹手胝，《红楼梦评论》中反复称述，据其说以断言《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然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姻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
钱先生的《围城》大概就是发挥这一见解。
同时，又评论道：
“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不屑观海之澜；而只欲海枯见底。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
另外李长之在《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中》说：
“关于作批评，我尤其不赞成王国维的硬扣的态度……把作品来迁就自己，是难有是处的。”
五、一些余论
叔本华哲学思想得力于古印度佛经甚多，“人生――欲望――痛苦”
也是佛家的常谈，其学说是不赞成自杀的，但王国维最后终于自沉绝世。
《红楼梦评论》中也否定自杀，可以看作王国维与内心“自杀倾向”交战的宣言，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此外，曾看到过关于“尼采和庄子”的长文，而尼采和叔本华，《红楼梦》和庄子都是大有渊源，从这一点上，叔本华和《红楼梦》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倒不能说是硬扣。
(作者: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