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遺民以大儒稱者，黄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弘光既敗，南都瓦解，於是魯王監國於海上，永曆稱帝于嶺南，黄、王二君子，皆身與其役。既而朱明潛耀，新朝代興，炎武猶往來關隴，爲復興之計，功雖不成，其事偉矣。三人者皆以儒術著，其論文亦各有所見，不相掩也，疏列於此。
宗羲，餘姚人，字太沖，號梨洲，受業于戢山先生之門，魯王監國，以爲左僉都御史，海上既敗，乃奉母返里，潛心著述，康熙間累徵不起，三十四年卒，有《南雷文定》《明文案》《宋元明儒學案》等書數十種。梨洲于文，好言《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故當時見者至謂二川以後，百年中無此作。先是浙東余君房、屠長卿之徒，襲李、王之説，君房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亦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語見梨洲《高元發三稿類存序》。蓋浙東風氣如此。梨洲既出，一反其説，嘗與李杲堂言“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又曰：“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鉅室終不庇汝，此吾浙東區區爲斐豹焚丹書之意也。”
梨洲《論文管見》二則，足見其論文之旨如次：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惟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鉅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
右二則皆見梨洲論文根本所在，立信之説，其後衍爲章實齋之論，此則浙東之遠胤也。宋儒論文好言道，好言理，梨洲則更言情，其論詩也亦然。此其與宋儒不同處，語見《論文管見》：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志交遊，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
梨洲《明文案序》，更謂明代諸家雖不及前代，而明代之文反過於前，而釋之曰：
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從而捃摭之。巨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
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反言之，則不必文人始有至文。故《論文管見》又云：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叙宫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强者哉？
梨洲認定古文之關鍵在唐，其説見於《南雷庚戌集自序》，文中又極論李、何等之變：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劃然若界限焉，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歎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脱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辭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排偶之文之舛，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詞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
此論于明文之弊，及其所以不得不變之故，洞若觀火，而論定起衰之功，不在修辭而在湛思，輕詞藻而重思想，爲梨洲識見高於一般明人處。至其對於李、何、李、王之批評，亦不落於籠統，《明文案序》下篇云：
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蜕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吊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
《李杲堂文鈔序》於明代兩大派皆加呵斥，或曰由何、李以溯秦漢，或曰由二川以入歐、曾，梨洲皆譏以爲奴僕掛名于高門巨室之尺籍，但虚張其喜怒以恫喝田騶纖子，高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至其綜論明代之文，則認爲：
有明之文，莫盛于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于時風衆勢之中，而鉅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明文案序》上）
三盛之説，一盛于宋、方，再盛於兩川，三盛于虞山、千子，梨洲之文，于歐、曾之神理爲近，故其説如此。然終以爲明代作家，不能與古比，見解亦確。至其對於虞山、千子之論，如《魯韋庵墓銘》云：“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盡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李者争一頭面。”皆所謂“愛而知其惡”者，立論亦允。
梨洲論文，於本六經、尚情至之説以外，又有去陳言之説。《論文管見》解之云：“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剥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此亦重思想而輕詞藻之説。又云：“叙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説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
梨洲不以詩名，其論詩有可稱者，則有詩不當以時代論，與詩有情性而無古今之説。此則與其論文有可以互證者。《張心友詩序》云：
余嘗與友人言，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詩，亦非無蹈常習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辨其真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夫宋詩之佳者，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折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源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煞之，可乎？
至其論詩中情性之説，見於《黄孚先詩序》，而深慨於古今人情之厚薄，如次：
嗟夫，情蓋難言之矣。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古之人情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思婦勞人，結不可解，即風雲月露，草木蟲魚，無一非真意之流通，故無溢言曼詞以入章句，無諂笑柔色以資應酬。“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隨事轉，事因世變，乾啼濕哭，總爲膚受，即其父母兄弟，亦若敗梗飛絮，適相遭於江湖之上。……由此論之，今人之詩，非不出於性情也，以無性情之可出也。
梨洲所處之地，爲孤臣孽子之境，所處之時，爲國破家亡之日，茹辛銜苦，泣血椎心，于《萬履安先生詩序》見之。大旨謂：“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製遥傳，苦語難消，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沈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充是以論，故于《陳葦庵詩序》復曰：
漢之後，魏、晉爲盛；唐自天寶而後，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詩又盛。無他，時爲之也。即時不甚亂，而其發言哀斷，不與枯荄變謝者，亦必逐臣棄婦，孽子勞人，愚慧相傾，惛算相制者也，此則一人之時也。蓋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變未盡，則世智所限，易容埋没。即所遇之時同，而其間有盡不盡者，不盡者終不能與盡者較其貞脆。
上論所指，有不儘然者，宋亡之後，自謝皋羽、鄭所南諸君以外，詩人寥落，未可謂盛。然孽子勞人，逐臣棄婦之説，所謂一人之時者，大指不謬。蓋其所動於中者至深，則發於外者至切，此則詩之所以貴真性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