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在南服最为完固。地皆沃衍，耕耨以时，鱼盐之饶，市舶之利，资用易足也。诚于无事时修完险阻，积谷训兵，有事则越横浦以徇豫章，出湟溪以问南郡。东略七闽，通扬越之舟车；西极两江，用獞犭之弓矢。且也放乎南海风帆，顷刻击楫江津，扬ぎ淮渚，无不可为也。岂坐老于重山巨浸间哉？或曰：“广东以守则有余，以攻则不足也。昔者任嚣谓尉陀曰：南海僻远，东西数千里，此亦一州主也，可以立国。陀用其言而有国者数十年。五代时，刘岩承父兄之业，擅有岭南，享国者亦且四世。此善守之明验也。卢循、徐道覆自岭南图江东而败萧勃，自岭南图豫章而败欧阳纥，未越岭南而败王仲宣，欲以岭南复陈而败。文天祥、张世杰欲以岭南存宋而败。此议战而不议守之过矣。”余曰：“战与守各以其时耳。当守而不知守，以一隅之地而冀争雄于天下，其至于覆亡也，宜也。当战而不知战，使数郡以外尽为他人之幅员，而犹冀人之不为我患，其可得乎？从来有事于一方者，必当审天下之大势。不审天下之势而漫应之，战与守虽异，而其至于败亡则一也。尉陀受任嚣之命，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夫刘、项相争，中国扰乱，此可战之时也。而陀乃聚兵自守者，陀新尉南海，众心未一，欲先固根本而后从事于外耳。汉既定天下，急封吴芮以长沙，所以塞岭南之口也，陀遂不敢与抗。及吕后乱政，陀始自尊为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吕后亡而陀兵亦罢矣，陀亦智矣哉！夫陀固未尝一日而忘用兵也。观其初行尉事，即击并桂林、象郡，其后地益斥，东西且万余里。使当可乘之时，其遂无意于中国哉？刘岩据岭南不能为北出计者，以湖南扼其吭也。及湖南覆败，此岭南得志之时矣。乃仅西取昭、桂，北并郴、连，为固圉计者，刘晟非远略之主也。嗟夫！卢循、徐道覆海上逋逃耳，一旦陷番禺，陷始兴，晋力未能讨也。及循犯长沙而北，道覆犯南康、庐陵、豫章而北，顺流长驱直指建康，建康几殆。其终于无成者，以卢循畏葸不尽用道覆之谋耳，非广州之不足用也。唐末，黄巢转辗残掠窜入广南，既而北还，扰荆湖，祸江淮，残汝洛，陷长安。陵寝陆沉，乘舆播越，广南非其厉阶乎？萧勃、欧阳纥本皆庸才，举措周章，适以自毙。王仲宣内无根本之固，外无强大之援，仓卒举事，旋以溃散。宋之末造，奔亡不给，假息无途，岂能与全盛之敌抗哉？夫时势所在，得人以乘之，则起于草泽可以转移六合也。时势既去，则关河虽险，不遑保矣，何必岭海之间能亡人国哉？且不闻陈霸先之初起乎？霸先之初，不过始兴相耳。乘侯景之乱，起兵北伐，克平大憝，卒成帝业，惟其时也。否则，柯、漓水、横浦、桂阳并会番禺，而南越亡矣。拔昭、贺，克英、韶，进屯双女山，而南汉亡矣。岂有力足以定中原，而独置岭南于度外者？明初王师至东莞，何真遂以迎降也。盖岭南当中原多故时，进不能以有为，退犹可以自立。及纷纭既定，必难久存矣。善乎徐道覆之言曰：本住岭外，岂欲以此传之子孙哉？夫岭外之不可以传子孙也，道覆且能知之也。然则守诚不易言也。又吾闻岭南之势在于岭北。徐道覆谓卢循，刘裕若有将屯豫章，遣诸将率锐师过岭，恐君不能当也。高骈以黄巢在广南，请遣兵于郴州守险，又分兵于循、潮邀遮，而身帅重兵于大庾岭趋广州。潘美伐南汉，先拔郴州，又拔道州，盖所以夺其上游也。至于大海在南，上接三江，东西便利。刘裕方与卢循相持于豫章、浔阳间，水师已自海道袭番禺，倾其巢穴矣。唐咸通中，安南为南诏所陷，诸道兵屯聚岭南、江西、湖南，馈运皆溯湘江、漓水而至，劳费艰阻。润州人陈石者，请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军食以足。近时岛倭为患，往往由浙闽海道阑入岭南，故岭南之海防颇密。夫吾以全军下桂阳，略长沙，则当以奇兵出海道，越闽浙，问江淮矣。”或又曰：“下桂阳，何如出南康？”夫以南康较桂阳更为艰阻。出豫章而溯江沱，何如越长沙而震汉沔？相时而动，固有以矣。若夫假道桂州，浮湘而下，又逾岭之西道也。或后或先，用奇用正，时哉时哉！又可得而俞度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