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友说
取友之道，人品为先，学问、文章其末事尔。顾交友最难于知人，其始要不可不择也。择而后交则寡尤，交而后择则多怨。大抵其途百变，而人品亦非一端。其有熏灼名利驰骛势要者，虽才不后人，学可名世，罗织风雅，交接贤流，亦终不脱于俗。无他，以其存于中者非也。其间或有深交而见，或有一见而知，或浑浑不能窥其涯涘，而时露棱角，或城府深密，机诈百出，久交则受其害。究之浅者易见，深者难窥，暂则莫辨，久则易露。知人则哲，此大禹所以叹其难也。今之交友者，意气伪也，学问谬也。广通声气者以喧寂为轩轾，趋附势焰者以荣悴为亲疏。花月谈笑之场，知心莫逆；风露飘零之地，觌面皆嗔。甚至失势相凌，加以呵斥；见色忘义，佯为殷勤。求所为褫袍而赠，闭门以拒者，无有矣。噫！此辈直非人耳，奚足以言友哉？故以势交者，势败则散；以利交者，利尽则疏。然则择交当奈何？当今之世，品高行直者既已罕觏，惟有求其气谊融洽，性情投合者斯可耳。羲《易》有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礼》曰：“营道同术，合志同方。”皆可为取友之法。呜呼！论交在今日，抑末矣。揆其本原，朋友居五伦之一，固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并重。士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推而上之，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成、汤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太公，皆有心心相印，念念相通者也。三代而下，如汉昭烈之于诸葛，秦苻坚之于王猛，皆所谓推心置腹，沦肌浃髓者也。古今来帝王之兴，类皆有出类拔萃之士，拨乱应变之才，以为之先后辅佐，或于闾巷中贫贱交知，或在兵戎间意气相识。故朋友一道，可通于君臣。特其间遇合隐显，数不可知。显则如上所云，隐则如严子陵之于光武是也。今夫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然后有恳至笃忱之谊，岂可于寻常庸俗中求之哉？苟其独学无闻，则遁世无闷。盖儒者所学，本当尽其在我，原非汲汲焉求闻于人，世不我知，亦无所憾。出则为伊、傅，风云霖雨即文章也；处则为巢、许，泉石山林皆经济也。若在己无特立众人之操，则举世谁施以国士之知，而其所友，要亦惟庸夫俗子已耳。至于乡党周旋，诗酒酬酢，大抵于流品别雅俗，性情区厚薄，其略可得言焉。俗多雅少者臭味少，外雅内俗者谈吐伪。其托业卑贱而神志清洒者，则可交，在古如长卿之沽酒，伯鸾之赁舂，嵇康之锻灶，近则如周青士之隐于米肆，朱可石、钮玉樵之隐于贾，皆是也。此其人，或有托而然，或迫于贫窭，欲为身谋，而其胸襟旷逸、牢骚阔达之意，时见于言外，虽于纷华嚣扰之际，亦不失其淡泊之素志。其于风雨阴晴，山川游历，别有神明入乎其中，与之为友，旨趣要必不远。天资刻者蹊径狭，庸行亏者交谊疏。富贵而多穷友，岂狷性者所能；身后而念遗孤，觉古风之未远。若其猝逢显士则首下尻高，偶遇寒丁则颜骄色变，此乃名利之奴，岂是人天所尚？或有矫情以博誉，饰伪以欺人，则举动之间，总可微窥而得之。若夫寡交少过，滥交多累，浊交丧誉，清交怡情，则在乎由衷独断已。因与管君小异论友，漫述之如此。
智说
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则仁非伪，义非激，礼非诈，信非愚。盖刚毅木讷近仁，仁之偏也；煦妪姑息近仁，亦仁之偏也。慷慨奋发近义，复仇蹈死近义，皆未得义之中也。礼拘于繁文缛节，周旋揖让，则浅矣；信囿于硁硁自守，至死不变，则小矣。而赖智焉，有以补其偏而救其失。智也者，洞澈无垠，物来毕照，虚灵不昧，运用如神。其识足以测宇宙之广，其见足以烛古今之变，故四者皆赖智相辅而行。苟无以济之，犹洪炉之无薪火，巨舟之无舟楫也，安能行之哉？世人不知智之为用，故作智说以明之。（仁，体也；智，用也。体不虚立，必须于用。守经者贵体贱用，不陷理窟，则归禅说，竟为无用物。可慨哉！日本重野安绎拜读）
平贼议
当今平贼要务，首在治兵与治民而已。治兵则在良将，治民则在良有司。兵治，平贼之末；民治，平贼之本。盖未有民不治而贼平者也。欲得良将、良有司，先在择之而已。今之兵，骄悍葸弱不可用矣，刑不足以威，赏不足以劝，非得良将以新其壁垒，易其耳目，肃其号令，慑其心志，则何以杀敌致果，收功于行阵？吾谓治今日之兵，莫如轻赏而重罚。或曰，行之恐以激变，则将奈何？庚申之春，金陵唾手可破，徒乏赏帑数十万金，事竟中阻，兵之望赏固急矣。重赏之下，人人自奋。今赏既轻，谁为之用？曰，否，此以矫今日之积弊也。今日兵制之坏，几如明季，入市一空，过村一哄，视民若犬羊，畏贼若虎狼。况乎为上者，粉饰夤缘，冒功邀奖，己且如此，何怪乎兵？昔有营兵，积货如山，无有斗志，为帅者知其然，尽举所积而焚之，然后驱之战，于是兵皆用命，此其明验也。故欲兵之不贪，莫如以廉；欲兵之不私，莫如以公；欲兵之尽力，莫如与之共甘苦。感以事则不骄，激以耻则不悍，教以有勇则不畏葸。非得良将，亦安能振顿之哉？今之民，疑官而轻上也久矣。疑则不能孚之以信，轻则不能联之以情。官之所以谕民者，率皆具文而无实意，其入告也，亦尽虚词而非实事。民习闻其然，安得而不疑？贼来则谋遁逃，贼去则言克复，大员则诿曰退守，小官则诿曰出外。官不能保民，而民亦不能恃官。民习见其然，安得而不轻？积疑且轻之心，而事不可为矣。有良有司至，必能笃挚恻怛，开诚布公，与民相见以天。其待民也，如父兄之遇子弟；其卫民也，如手足之捍头目。平时既能以恩意相结，临事自能以信义相固。夫民固易感而易使者也，但见上之人真能有为，足以措大事、决大疑、御大难，则民且以性命相付托，罔有不肯轻身杀贼，括赀享士者。上下之交既孚，无事不可办。子舆氏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何有于区区之盗贼哉？彼贼岂无侦探？见其无间可乘，亦将舍而之他，不敢轻犯矣。民之得良有司治之也，其效如此。然则欲求良将与良有司，当以何术哉？夫亦择之于行阵之际、郡邑之间而已。顾为上者必先正本清源，而后真才乃出。今之所当急为者，盖有数端。曰讲武备，整边防，散胁从，撤壮勇，清盗源，此良将之所宜有事也；曰肃仕途，作士气，储人才，广招徕，阜财用，此良有司之所宜有事也。剿贼之兵在精不在多，侬智高之寇岭南，遣将命兵不知凡几，至狄青而胜之，收功者番落数百骑尔。今必当讲求兵实，稽核定数，毋使以虚额冒粮；尽汰羸弱，务选猛勇，毋使以疲兵充数。其行军也，先枪炮而后弓矛，一切要诸以实济，而后兵乃可精。平定之后，势尤不能去武。举凡戢盗靖匪，出洋巡缉，所以备乎水陆者，皆必实心实事，每月按期演练，严明赏罚，分别勤惰，以期有备无患。如是一旦有事，而后兵乃可用。此讲武所以强兵也。守内必先备外，边防废弛，有以生强邻藐视之心，起奸人觊觎之渐，非所以畏民而惧戎也。况乎海禁既开，泰西各国云集，沿海诸处，尤当设防以备不虞。且防海所以固我疆圉，原非为西人而设，岂其有乖于和好？举凡炮台营房、9堠土垒，皆宜预为之备，一切务仿西法，备极巩坚，筑之于平时，用之于临事，自然有恃而无恐。至于防海所重，尤在水师战舰。自有西国轮舶以来，觉一切之船尽可以废，中国要当设局立厂，如法制造，更习其驾驶，务尽所长，如是则防海乃非虚设。此备边所以待敌也。方今江、皖、楚北之地，余逆未靖，鸱张狼顾，冀缓须臾，若使一旦凶渠既殄，此辈必为胆落。当谕统帅大臣，正宜乘此声威，速加扑灭。一面当昭示天下，凡有胁从，大溥皇仁，概行勿问。能自拔来归，率众献城，愿效力行间者，则许其以贼攻贼，立功自赎。即于两粤积寇，亦姑一例视之，勿多苛索，所以涣其心，孤其势。其余分别新旧，使归田里，务在绝其萌蘖，清其根株，除其羽翼。天下之民，岂有甘为贼者？一陷其中，遂至不可复出。今布告海内，咸与维新。尤在以贼招贼，俾其自相猜贰，使之不战自破，可以不烦兵力而定。此宽从所以诛首也。大乱既戡，天下平治，包戈戢干，示不复用，而所招募之勇队、抚收之降卒，何所措置？彼在军中持粱厌肥，一旦散遣，何以为生？且其性实可动而不可静，难保其不毒心未改，逆谋犹存，乘间窃发，不可复制，或潜相煽诱，滋事妄行，凡此皆在所当虑。即使激发天良，愿为良户，而无恒业以处之，何以自善？所以散降贼，撤勇丁，所系于大局匪轻，当必设一善处之方，乃可无后患。江、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莫若分遣其众，使之开垦。安插布置，当图善法，俾可历久而无弊。此撤勇所以弭变也。江、浙为财赋之区，所有盗薮，随在皆是。苏、常、湖交界之所，枪船千百艘，皆倚震泽、具区为巢窟，时劫行旅，出没无常，甚至演剧聚赌，肆行无忌。巢湖一带，恃众横恣，亦与之同。地方官养痈贻患，莫敢撄其锋。陷贼以来，率多附贼为虐，其党益众，其势益横。贼平之后，此辈皆在所当除，毋俾遗种。匪特此也，染贼氛为伪官以鱼肉乡里者，即乱民也，必杀勿赦。去莠安良，即以防微杜渐。此外编保甲，严缉查，俾奸匪无所容其迹，而盗源自清矣。此除盗所以养民也。是五者，盖以治其表，所谓兵治，平贼之末也。国家官吏之疲，大抵由于捐纳。此风一开，来者志不在利国而在利家，即有一二狷洁自好，贤豪自命者，亦至于上下缚束，无可措手。今且以三途并进，科第也，军功也，捐纳也。仕途愈杂，吏治愈难。为督抚上司者，务求调剂，于是视官廨如传舍，等民事若转圜，于国家设官治民之意，了无所补。又其官给糈禄，实不足以自赡，非先厚其养廉，则无以责其不贪。今欲收治民之实效，莫如汰冗员，澄官方。仕途之肃，即所以振顿纪纲也。国家以时文取士，数百年来莫之敢废。士之习此者，多有青年就学，皓首无成者。至于莅官之后，身之所行，尽非少之所习，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吏，上下其手，是非颠倒，官场之坏，由于士习之颓。今请科场则仍以时文而务求实学，且必远其期，减其额，中间参之以选访荐举，试之以有关政事之文，或别开大科，如孝弟贤良、真言极谏、博学鸿词诸名目，则士之有实者至矣。盖专以时文，则取士之途太隘，而用士之责太易。法当反其道而行之，取之宽而用之严，苟有不能胜其任者，虽以科第进身，亦在所斥。今因捐款之兴，各直省叠广学额，中额几至增无可增，所谓士者，取之倍多于前，而士之实用则远不如昔，此士习之所以日敝也。振作士气，即所以励品学，练才识，为他日治民地也。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未至，法当储才于平日，然后能用才于临时。经济之才可以应变，理学之才可以处常，皆当随时收录，以备实用。时文一科，但能坐致常才，而不能甄拔奇才。一旦有事，仓卒征召，必有以虚名偾事者。盖才非试之以事不能实知其然，必由渐而验之，可知其实，庶几他日猝临利害，可以备一时之选。内以责之相臣，外以责之督抚，朝无幸士而野无遗贤，天下岂有不治者乎？此储人才即以厚国脉也。大乱之后，人民散处，背乡井，去田里，流离于道路，何暇自谋存活？法当广为招徕，俾得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吴中习尚素务奢靡，恢复以后，必当革薄俗而使之厚，反浇风而使之醇。一切玩情娱意之物，率毋许造作，糜费害民，大非细故。夫大创甫平，元气未复，户鲜积聚，家少盖藏，此所以轻去其故土而不顾也。今宜急为之节财惜用，崇俭黜奢，务本抑末，痛惩游惰，而民自不敢犯。是皆在为上者之转移，而示以趋准耳。恤灾救难，给谷耔，劝农桑，此招徕之本务也。繁殖民生，其道在此。自经大难，民力竭矣，即各处未被兵革者，捐输助饷，亦无不各罄其赀。顾陷贼之地，克复未知时日；用兵省分，抽厘输纳未有穷期。民匮俗贫，下不足则上损其实，于根本之所在罔补分毫，此患在阜财之道不讲耳。江、浙财赋素甲天下，发贼既平，要当薄赋轻徭与民休息，数年以后，元气庶几可复。然土地虽饶，尤赖人力，惰农有惩则耕者自奋，游女有诛则织者自勉。其地旷人稀者，则借资于西国机器，以补人工之不逮。农业女红既勤且敏，则野无不足矣。中国商贾之道，实鲜善法，莫如仿西国法，设立公司，流通有无，以贱征贵，以近贩远，俾不至于有亏，而财源可以不竭。商人既能操赢致奇，转输乎远方，以供中国，则市无不足矣。此在上之鼓舞之耳。民之富藏于公，家之丰通于国，而后缓急可恃。阜财用，即以培植元气，镇定民志也。是五者，盖以治其里，所谓民治，平贼之本也。表里兼该，本末交尽，而天下有不“安者乎？赭寇之亡，计日可待。夫在今日，以大有为之主，而当艰难愿治之时；以不世出之英，而遇特达非常之眷。当宁之所虚心，四海之所引领。灭贼之机，要必不远，用敢聊贡所知，以备采择。谨议。
议剿
（二十年前，赭寇方图南窜，势甚披猖。余曾作《议剿》、《议堵》、《议抚》三篇，呈诸当道。时苏郡尚晏安无事，方且粉饰升平，恢张文治，率以非要务而置之。乃未几而大营溃散，江、浙沦陷，余之言若不幸而中者。遭遇口祸，卒以罪废。今搜故箧，属稿犹存，漫录之以见当时情事。长洲王韬自识）
当今之所以办贼者，不过剿、堵、抚三端而已。顾剿有宜于速而便于近者，苟迟之以岁月，限之以路途，则有无所施其剿者。今日之剿，其术亦几穷矣，而于治贼曾无分毫补也。是岂剿之果不足用哉？其法非耳。当事者往往不先议剿，而先讲堵，至无可奈何，则从而议抚。不知天下事未有不能剿而能堵者，亦未有不能剿而能抚者，惟能剿乃可以言堵、乃可以言抚。办今日之贼，则惟有剿而已矣。贼始起粤西，剿之固甚易易，譬犹穴中之鼠，扼而击之，无不毙也。任其蔓延桂管，骚扰湖湘，破岳州，走汉口，趋九江，陷金陵，而势遂不可制矣。此无他，自来之所谓剿者，皆随贼奔走，不能遏贼之前，而仅能尾贼之后。贼之所至，类皆空虚无备之地，重兵大将遥隔数百里外，仓卒之间，鞭长莫及，一时呼吸难通，应援不至，守御无素，任贼阑入而不能禁，此贼之所以常得志也。逮失事数十日之后，救兵始至，其城垣卑小不足贪者，贼早已饱扬，大郡剧邑，足以扼隘与官军抗者，贼守已固，攻难猝下，即使旷岁逾时，环轰力击，幸而克之，则官军力已疲矣。于是而议分剿。有省贼，分以数万之兵，散布数百里之内，将以制贼冲突，联络自守。然势既分，力亦薄，贼若以全力并冲一隅，我军必不能御，仍被其溃围脱走耳。是则贼之往来，仍可自如，而我之进退反难自主。于是而议合剿。或捣其坚，或蹈其隙，或先萃于首领，与之从事。然贼之羽党尚多，必还而自救，曩之不专力于大营者，赖有他处之兵为之牵制耳，一撤其防，贼益无忌，设使大营一击不中，将成孤注。分剿备多力单，合剿贼众兵寡，此剿之不得其要，而贼之所以愈猖獗也。然则剿之将奈何？当先舍其坚而攻其瑕，从上游合击，以占地势。徐州四达之区，固用武之地也，当以老成持重之宿将，统劲旅以扼之，然后指麾众将，分道进兵，而尤宜与金陵大营声势互相联络。长江南北，宜以水师分驻要害，杜贼接济。徽郡之安庆、苏郡之常州，固我两省之门户也，尤宜先所注意。江、浙空虚之地，必当倡行团练，演习民兵，给以火枪器械，择有才望者以为团长，无事守望相助，有事得与官兵相应援，筑垒掘濠，人自为守，各乡可以互相救应，贼至则行坚壁清野之法，贼有侦探，必不敢骤至，而后官兵得以乘间突出击之也。今官军仅萃于大营一隅，而贼兵则分布于各处，踪迹飘忽，出没无常。今日一处贼至，大营则分兵以救之；明日一处贼至，大营又分兵以备之，必且奔走不遑，疲于调遣，而贼得志矣。倘贼乘大营之空虚，从而拼命窜出长围，则三年之功不将废于一旦耶？此战国时围魏救赵之法也。伏思今日官军所以剿贼者，良可寒心，以徒有剿之名而无剿之实也。或谓金陵大营兵众正盛，而贼势已衰，旦夕可以奏功，不知用兵在作其气耳。拥十余万众而顿于坚城之下，不筹进攻之术，不求速战之方，惟任其饱食而嬉，此危道也。故在今日而议剿，吾诚不足以知之矣。
补尪起废药痼议
今天下有三大病，而上下皆晏然而莫知，此乱之所以日亟也。迄今不治，其病日深，将至于不可救。昔扁鹊见齐桓公，始而请治，继而骇，终而却走远去。何则？以求治不早，后虽欲治之无术也。天下事，至今日几于溃败决裂，而在位者方且相与因循怠玩，粉饰铺张，以求掩天下之耳目。呜乎！是亦难矣，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夫讳病而不延医，此危道也。由其外观之，若甚无事，而其内已岌岌不可以终日。今日之病，何以异是，然则治，其可缓乎？何谓三大病？脂膏日削，厥病曰尪。治国如治身，去盗如去邪。盗乱天下则以甲兵威之，邪客营卫则以药石攻之，大盗除而国脉伤，客邪驱而元气匮，同一理也。国家自军兴以来，括天下之财赋以填巨壑，民生益蹙，国计益敝。今贼虽少衰，天下已瘠矣。夫今日所以取诸民者，皆非正额，所谓苟且不终日之计也。顾贼一日不灭，则此诸弊政一日不能去，此犹饮鸩汤以疗渴，进猪芩以养生，暂犹不可行者也。邪炽髓竭，变而为，及今不治，其证将殆，则所以补尪者宜急也。手足不仁，厥病曰废。江、浙者天下之四肢也，四肢受害，一身几无所用。善治之者，当使之断而重续，然且创巨痛深，不能骤愈。乃今欲以受害之手足，遽令其为腹心所使，其能之乎？矧腹心亦均病，势不及顾，则治之为尤难。贼陷江、浙已一年有半，所恃者仅沪邑弹丸地耳。以一隅当全局，或恐难以久持，况乎贼势骎骎，四出搜掠，近贼之地，蹂躏已极，即使一旦克复，户版衰减，殷富散亡，已万不如前，而所以镇抚善后一切之事，其费必且什伯倍蓰。欲征之于民，民力不堪；不取于民，费将安措？而克复之期尚未有时日也。夫治天下，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今一臂之指巨几如股，再有寒疾中之，外邪乘之，以掣我肘，必至不可屈伸，则所以起废者宜急也。拘牵义例，厥病曰痼。今天下内事动持于部议，外事一由于吏手，即有新法美意可以施诸实用者，偶不合于成例，辄为部议所格。老成持重者为精能，；冗畏事者为历练，而英敏不羁、畸异不群之士概无由进。外面郡邑民事，其权不操诸官而操诸吏，上下其手，颠倒是非，官一切不能问，以为非是且遭部驳矣。其用人也，一循以资格，不问其才否。持身自固，蒙蔽日深，则所以药痼者宜急也。至今日而欲补尪起废药痼，则将何术以处？夫亦急思变计而已矣。为生民辟生财之源，为地方筹灭贼之效，为朝廷广储才之路，而天下自无不治矣。天施地生，山蕴川怀，此自然之利也；制造操作，佐以机器，此人工之利也；舟车致远，贩有易无，此商贾之利也。是在上之人教导而鼓舞之耳。上行而下自效，行之十年，当有可观。此非与泰西诸国争其利也，亦欲使我固有之利仍归诸于民耳。民生既足，国势自张，而后一切乃可以有为。远贼议堵，近贼议剿，降贼议抚，此尽人所知者也。今贼踞江、浙，堵剿俱穷，议者乃不得已而欲用抚，不知此时抚未易言也。江、浙之贼视上游以为缓急，法当专攻金陵，而分兵以牵制江、浙，使贼首尾不能相顾。金陵既拔，则此辈立当涣散耳，然后可以议抚也。庚申以前，贼习于劳苦，其气锐；庚申以后，贼安于逸乐，其志惰。苟得劲旅以躏之，可歼之于一鼓。故破今日金陵之贼不难，先在建垒掘濠，长围深阻，然后广购火器，多用地雷，势必旦夕奏功。发贼肃清而后可徐议其他。天下之患，不患在贼而患在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有人而后法以立，于是蠲免之及，条教之颁，守御之方，折冲之略，皆能持之以实心实力，而一切非具文。然此其人不能于寻常科第中求之也，在储之于平日而已。始以空言以收天下之才，继以实事以试天下之才，而后真才乃出。即其权宜时势，斟酌损益以变通之者，亦非尽越乎法之外，乃能不拘乎法之中耳。人才者，国家之元气，群生赖以立命。诚能朝无幸位，野无遗贤，又何有于区区之盗哉。三病既除，然后天下事可得措其手足矣。至于恢宏王道，敷施善政，整顿军威，肃严边事，俾强邻悍国，咸就我范围，是所望于一变之君子。
拟请建蒋芗泉中丞专祠议
盖闻帝崇有德，一朝首重酬勋；民报惟功，百世而有必祀。斯固秉彝之恒性，亦物则之常经也。惟昔蒋芗泉中丞之开府粤中也，说士若甘，爱民如赤，兴利除弊，立纲陈纪，敷陈善政，不胜枚举。载在志乘，彰著耳目，固可得而言焉。粤东风俗强悍，户多游民，学东府之呼卢，效中山之跕屣，以樗蒲为生活，至淫荡以倾家。公之甫下车也，即申赌禁，严惩重罚，言出惟行，令甲高悬，法无曲贷。于是嗜博之徒屏足敛息，而不敢复犯，俾粤东数十年积弊为之一旦革除，闻者无不呼为快事。此其善政一也。向来官场往来，簠簋不饬，苞苴公行，遑计声名，惟肥囊橐，盖已视之如恒事，行之若坦途矣。惟公澄叙官方，整饬吏治，群无害马，庭有悬鱼，豪族自惩，而下僚咸肃。于是所有各种陋规，无不裁革。此其善政二也。粤境内山外海，盗贼渊薮，所在皆是，夤缘为奸，难于致诘。甚或勾7人以助虐，串蠹弁以均肥。苍黄估舶，投鲸浪而不归；杂沓渔舫，挂鲎帆而竟去。惟公密委腹心，随探巢穴。其未形也，消其萌蘖；其已显也，拔其根株。设立炮船，分段逻巡，然后闾阎得以安枕，海氛斯息，客路无惊。此其善政三也。夫淄蠹生于小吏，藩饰盛于敖民，惰俗可惩，匪人当去。惟公申严保甲，练习沙丁，藉以锄莠而安良。卒至飞鸮革音，食泮宫之桑葚；饮羊变俗，颂三月之衮衣。来苏之望载于衢，有道之歌腾于野。此其善政四也。粤东惠属数县，素与客籍之民杂居错处，时启争端，历来莅粤者惮于纷更，止为两可之词，殊昧酌中之义。惟公投袂以兴，统兵而出，龙工可往，尽洗虫沙，蜗角先焚，便空蛮触。既武功之有耀，亦文德之克敷。慑以威风，结之恩信，卒至安插漕涌，咸俾得所。此其善政五也。迩来设关征税者，几于榷尽锱铢，搜无遗蕴，抽厘厂局，林立相望。理财者方以此为能事，公以为此适所以病商，而非即以裕国也，因是专折奏免粤东厘金数十款。贾艐感德，市廛腾欢。此其善政六也。食为民天，足食即所以惠民。粤东地狭民稠，粳稻之利，其收较歉，丰年尚可赡家，凶岁必嗟枵腹。其所以资接济而实囷仓者，全赖西粤之转输，南洋之运载。乃向以间关之阻，厉禁堪虞，几至米商为之裹足，而民生愈匮。惟公奏免各处米船进口船钞，以广招徕，而后民歌宿饱，户免啼饥。此其善政七也。帝畴陈六极，固有疾之宜矜；王政先四民，在穷者之无告。粤东素设有养嫠、恤瞽诸善举，相沿既久，未免奉行故事。惟公以实心行实政，俾有惠均沾，无微不至，而后鳏寡孤独无不有养焉。此则非徒首号神君，亦复堪称慈父矣，虽杜母、召父，何以加焉？此其善政八也。公虽以马上得官，而下士爱才，根于衷曲，礼贤慕德，出自性生。公在任之日，值大比之年，凡有科场各事，无不周备臻至，入闱士子，左宜右有，绝少缺乏之虞，为向来数十年所未有也。此其善政九也。近日粤东人才杰出，科甲蝉嫣，文名鼎盛，足与宇内抗衡。而公尤以振兴文教，乐育贤才为己任，甄别士子，先器识而后文艺。城中旧有长春仙馆，公自捐廉俸，首为倡率，改建菊坡书院，延名望之儒为之山长，所取一以实学是务，彬彬郁郁，称盛一时。此其善政十也。凡此十者，咸著实功，并非虚美，迄今流风余韵，犹令人想望弗置。乃公既去粤，即不作出山之想，将以优游泉石，啸傲山林，以自颐其性天。天子以时方多事，首重荩臣，藉以宣猷布化，因特诏起公于家，方期大用，一抒抱负，以霖雨苍生，乃至京师，病没旅邸。朝廷闻而震悼，追念前勋，命将公事实宣付史馆。而粤中士民沾溉公之恩德者，不闻以奏建专祠为请，此诚阙典也。敬胪公之前后治绩著于篇，庶冀他日粤民上请，当道者亟为之也。呜呼！公虽不以此重，报本追始者要不可忘也，粤民其念之哉。
答《强弱论》
前者《香港日报》中尝论国家盛衰强弱之故，倚伏无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积衰之势，操自强之道，立常盛之地者，则未有之也。夫四海大矣，人才众矣，岂无深识远虑之士，炳烛于几先，斡旋于事后，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日报秉笔主人尝以是篇附于邮筒，远致之七万里之外，来问于甫里逸民。逸民读未终篇，作而叹曰：“忧深哉，其人也！此恤纬之嫠，倚柱之女，所以致无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据所见以答之。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夫古人无异治，强弱无异民。非古之强远胜今，亦非今之强远逊古。善用之则强，不善用之则弱。然而强弱之势已形见者，何哉？则时为之也。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居东南者每由东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东南，而西北恒强，东南恒弱，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静则善守，动则善变，故西北至东南独先，东南通西北独后；柔能持己，刚能制人，故西北每足为东南患，东南不足为西北病。顾守有时足以待变，柔有时足以制刚，而迟速久暂之间，审几者每不能决之于操券。则以守必承其弊，柔必化以渐，未弊则彼将先乘以困我，未渐则彼将先发以难我。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撄，明者、智者知其然矣。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或曰，必变而后可以为国，则将驱东南之风俗政事、文物声明，而尽西北之乎？非也。吾所谓变者，变其外不变其内，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或曰，否。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守可长而变难恃，柔不敝而刚易坏。不观夫商之鬼方，周之《狁，汉之匈奴，晋之拓跋、五胡，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契丹、女真，明之也先，其种类或存或亡。又如罗马盛于汉，西域回部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荷兰盛于明，而今皆无闻。自古仁义为国，其敝也衰；甲兵为国，其亡也蹶。元太祖之兴，其兵力无敌于天下，而自入中国，渐至萎靡不振，是以至弱驭至强，至柔服至刚者，道之至也，何必用彼以变我？呜呼！此未明天道之所当然，人事之所以然也。吾不必远征诸三代以上。春秋之际，幅员狭隘，楚、越并为蛮邦，辽远视同绝域。自是而降，汉、唐声教渐讫远方，元、明版图迥逾朔漠。逮我圣朝，青海、雪山近在肘腋，珠崖、台岛咸奉冠裳，是境土之由渐广斥也如此。而欧洲诸邦亦渐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粤。百十年间，洪波无阻，光气大开，海舶估艘，羽集鳞萃，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礼貌之，概与之通和立约。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计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盖善变者天心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三十余年来，西人之至此者，群效其智力才能，悉出其奇技良法，以媚我中国，而我中国熟视焉若无睹，漫习焉弗加察。所谓握要制胜者安在？所谓先事预防者安在？或且以深闭固拒为良谋，或且以柔服羁縻为至计。在朝者，不出于江统之徙，则出于魏绛之和；在野者，不出于辛有之吁嗟，即出于郇模之愤激。即其稍有变通成法者，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也，纷饰蒙蔽，因循苟且。此贾长沙之所以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夫用兵以刀矛一变而为枪炮，航海以舟舰一变而为轮舶，行陆以车马一变而为火车，工作以器具一变而为机捩。虽刀矛、枪炮同于用兵，舟舰、轮舶同于航海，车马、火车同于行陆，器具、机捩同于工作，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缓速利钝，难易劳逸，不可同日而语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无其一。使我无彼有，而彼与我渺不相涉，则我虽无不为病，彼虽有不足夸，吾但行吾素可耳。独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见绌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与我争雄竞胜，；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一变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况彼之有是四者，亦不过百年数十年间耳，而被及于中国者如是之速，天其或者将大有造于中国也乎？准诸天道，揆诸人事，将见不及百年，四者必并有于中国，行之若固有，视之如常技。吾固不欲吾言之验，而有不得不验者，势也，亦时为之也。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闲尝笑邵康节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则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庄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旨哉言乎！顾虚空界中非止一地球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则地球几如恒河沙数，而以我所居之地球虱其间，仅若一粒芥。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则我之所论，亦犹地球中微尘也夫。呜呼！此论出，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附：强弱论
或谓有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顾有弱可强而强反弱者，此其理则人未之知也。老、庄之旨，柔可以克刚，退可以为进，惟能善用其弱，而弱即可为强矣。过刚则必折，躁进则必蹶，惟轻用其强，而强无有不弱者矣。历观古今来享国久长者，莫如周代，然自平王东迁以后，萎靡不振，几若赘旒，而天下犹复奉为共主，不敢妄有所觊觎。强侯图霸，假其名号以摄众，以楚庄之雄，势凌中夏，亦不过传问鼎一语而已。盖诸侯中有一并兼周室者，众必群起而逐之，如驴蒙虎皮而鸣于薮泽间，其遭猛兽之噬必也。赵宋于诸代中为最弱，然能历与辽、金、元三朝相抗，延至三百余年，则以弱而能自存也。苟其彬彬守礼，不昧于举措弛张之义，虽以辽、金、元三朝之强，亦不能亡宋。故北宋之亡也，亡于灭辽；南宋之亡也，亡于灭金。彼一时自以为能强，而不知弱即随其后矣。故善为国者，当以礼义为甲胄，忠信为干橹，仁德为墉濠，谦逊为玉帛，天下自不敢动，而固于金汤，安于磐石。苟诩诩然自矜其炼兵制器，筑堡建砦，以为可求一逞，恐强未可知，而弱形立见。或曰，然则由斯言之，有国家者不必讲富强之术乎？曰，非也。亦视乎其时其地而已。自强之道，有为守御计者，有为征伐计者，有为侵并计者，非一端也。当先审力之足以胜人，万全而无害，然后可以发难，否则宁先为自固计。故与其本弱而示之以强，不如内强而示之以弱，此善于谋国者也。处今之势，值今之时，明者当不河汉斯言。
台湾不必移驻巡抚论
台湾一隅，孤悬海外，昔时视如弃土，郑氏既平，乃隶版图。其岛虽距金、厦二门甚近，形势雄壮，然于福建一省不甚相为联络也。日人之来，不从山后潜至，屯田筑室，辟土开径，久为盘踞，为穷年毕世之计，而仍问途厦门，假道澎湖，沿安平以至郎峤，则已无能为役矣。其与生番相抗，藉口问罪，以示师威，然生番之巢穴，彼亦难深入也。中朝于此，但当置之度外，一听其然。彼旷日持久，劳师糜饷，势必不支，行见卷甲偃旗，潜自遁去耳。此固制之之上策也。极力守台，全师相御，羽檄纷驰，几遍沿海，张皇之形盖已显见。事定之后，请以闽抚移节驻台，一若以日人之复有可虑，而台事后日大有可虞者。不知日人于后，即或狡焉思逞，断不再至台岛。而台事之当为者，则在凿山通道，度地垦田，使台岛前后相通。其治生番也，亦惟剿抚兼施而已。此事台湾道员之精能干敏者即优为之，何必移驻巡抚为之节制。或者曰，子未身入局中，安知台事之难为乎？台郡道员责重于督抚，而权轻于匹夫。凡自省会往者，无不以台郡为美官，辄思沾润。苟于周旋晋接之间，稍不如其所求而满其所愿，辄献谗于上游以阻挠之，因此谤书盈箧，而弹章随其后矣。故调巡抚驻台，所以一其事权，专其责成，俾台事悉归其主裁，而始得为之而无所掣肘耳。窃以为欲假事权，重责任，但当请于朝廷，以台湾道员一缺归部简放，六年为一任，如合于台郡民情，则听其复任。盖专其责，久其任，而后凡事得以措施也。若夫巡抚者封疆大员，今不以之镇省会而以之驻偏岛，窃谓于体例似乎未宜。或以为福州既有总督，则巡抚驻台正合权宜。窃以为有明之建总督，原为兵事特设，事平即裁。本朝既有巡抚，而于两省统辖兼设总督，适以分封疆之权，而使之各有所推诿也。故两广、两湖、闽浙、云贵此四总督者，皆可以从省。督抚同驻一城，两大并居，有时意见参差，办理互异，或者均所不免，其间岂无贻误于大局者？或曰，呜呼！子乌足以知之哉。总督治兵，巡抚治民，各有专司，本朝设官之意，诚法周而虑密，而子乃妄加拟议，罔知忌讳，岂第为杜牧之罪言而已哉？愿子缄口勿谈，毋多言以干咎可也。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泰西日报约昉于国朝康熙时，日耳曼刊录最先，而行之日盛。他国皆厉禁，凡关国事军情，例不许印，妄置末论者，辄寘诸狱。后禁稍弛而行亦渐广，英、法、美各国皆继之而兴，僻壤偏隅无不遍及，而阅者亦日众。然法国所刊闾阎隐密报，法廷闻之，立加禁斥，诚以日报之例，不得讥刺人之隐事也。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美国日报，一日至颁发十万张，可谓盛矣。大日报馆至用电报传递，以速排印。夫岂第不胫而走也哉？华地之行日报而出之以华字者，则自西儒马礼逊始，所刻《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也，时在嘉庆末年。同时，麦君都思亦著特选撮要，月印一册。然皆不久即废，后继之者久已无人。咸丰三年，始有《遐迩贯珍》刻于香港，理学士雅各、麦领事华陀主其事。七年，《六合丛谈》刻于上海，伟烈亚力主其事，采搜颇广。同时，有《中外新报》刻于宁波，玛高温、应理思迭主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中西杂述》，英人麦嘉湖主其事。嗣皆告止。近则上海刊有《教会新报》，七日一编，后改为《万国公报》，林君乐知主其事。而《中西闻见录》亦刊于京师，艾君约瑟、丁君韪良主其事。顾此皆每月一编者，兼讲格致杂学，器艺新法，尚于时事简略。惟香港孖刺之《中外新报》，仿西国日报式例，间日刊印，始于咸丰四五年间，至今渐行日远。其他处效之者，上海《字林之新报》，广州惠爱馆之《七日录》，又港中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相继叠出。三四年间，又益之以德臣之《华字日报》，而我局之《循环日报》行之亦已二年。上海则设有《申报》。自《申报》行而《字林之新报》废。去岁春间，粤人于上海设有《汇报》，旋改为《彙报》，近数月间，又有所谓《益报》。闻福州亦设有日报，但行之未广，未得多见也。港中日报四家，上海日报两家，皆排日颁发，惟于星、房、虚、昴四日则停止耳。日报之渐行于中土，岂不以此可见哉？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
各国教门说
天下皆有一教以为纲维，盖牖世教民之所不废也。考自佛教行于印度，回教盛于天方，天主耶稣教被于西洋，而语其支派各有不同。印度佛教分而为三，一曰墨那敏教，即印度国旧教也；一曰喇麻教，即西藏之黄教也；一曰墨鲁赫教，即西藏之红教也。天方回教亦分为三，一曰由斯教，即婆罗门旧教也；一曰穆罕默教，即穆罕默德所创行于阿丹者也；一曰北阿厘教，则其兄子所传行于巴社者也。天主耶稣教亦分为三，一曰加特力教，即天主旧教也；一曰波罗特士敦教，即耶稣新教也；一曰额利教，即希腊古教也。言乎各教所行之地，则自中、南、东三印度而缅甸，而暹罗，而西藏，而青海，而南北蒙古，皆佛教也。自西印度之巴社、阿丹而西之阿非利加洲，而东之葱岭左右，哈萨克、布鲁特诸游牧，而天山南路诸城郭，以及欧罗巴洲之土耳其国，皆回教也。其大西洋之欧罗巴各国外，大西洋之美利坚各国，则皆天主耶稣教也。其与我中国、安南、朝鲜、日本之儒教，屹然共立为四。此外又有火教、神教散处于各方，亦有土蛮之流，俗尚祀鬼无所谓教者。当我中国未通于外，所行者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所谓人道也，言为人不能出乎此道之范围也，本无所谓教也。印度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罗门教，以事天治人为本，即彼方之儒也。自佛教兴而婆罗门教衰，佛教衰而婆罗门教复盛，一盛为耶稣之天主教，再盛为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罗门之支变。盖欧洲之学，其始皆根于印度，由渐而西，故天主、天方有时皆不出乎儒教之宗旨。即我中国自古至今，道术分裂，儒分八，墨分三，老庄之道亦分为数支，盖与佛教、回教、天主教之分门别户，同源异流，无以殊也。呜呼！自教术多端，同中立异，斗诤坚固，于一教中自相胡越，其有能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也。故圣王在上，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今中国各教皆备，虽其教旨各殊，而奉天治人则一也，安知昔之以远而离者，今不以近而合乎？将来必有人焉，削繁核要，除伪归真，汰华崇实，去非即是，而总其大成者。前见《申报》言，西国无佛教，故有感而言之。夫西国固无佛教，然西国亦有道教，其人散处各国，孑身修炼，名曰巴柳士艮教，欧罗巴、阿非利加两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纪年建朔耳。因论教而并及之。
论英断不弃属土
呜呼！英至今日诚称为极盛矣。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此天道之常也。英人深惧盛衰强弱之相为倚伏，而凡遇一切军国重事，雍容筹画，悉以持盈保泰出之。故虽失法之援，逢俄之忌，当普之兴，而犹得中立于欧洲，狎主齐盟，高执牛耳。是非慑于英之强也，盖服乎英之公而正也。春秋之世齐桓、晋文假仁义以合诸侯，匡天下，诎敌国，以秦、楚之雄，卒不敢与之为难，英其有焉。盖尝论之英立国于海外，其与欧洲列邦相距，有七十里波涛之阻，固非舟楫不能飞渡也，而其铁甲战舰雄视欧洲，水师之精无敌于天下，是其患在于本国者轻，而患在于属土者重。然英固远游行贾之国也，以舟舰相为联络，其属土之在天下者，几于棋布星罗，今请得而罗举之。日巴拉大则在西班牙境中，而扼地中海之门户，英人筑坚城于磐石上，建炮台，厚设营兵，已百七十年矣。亚丁，红海之咽喉也，英亦以为重镇。岌朴哥罗尼扼阿非利加一洲之要，好望角尤当其冲，其形势之雄，称于今古。锡兰一岛，虽附印度，而突出海滨，足以制胜。五印度之地，几尽为英国所奄有，其中虽有土王，亦仅守府而已。东南洋诸岛中，则槟榔屿、新嘉坡皆膏腴沃壤也。而澳大利亚土地尤广，称为金穴。亚美利加一洲，今虽仅据北隅，而鱼皮之利无穷。盖由英而达粤，其所属之土几于相接，四大洲中无不有其属土所在，斯真可谓勤远略而善经营者矣。况英贸易之舟无处不至，以商力佐其兵力，一有军事，同仇敌忾，无不可用，夫岂有鞭长莫及之虞哉？英人之谋弃属土者，以每岁度支所耗无算也。此真浅者之见也。且其所谓弃者，欲使如昔年之美邦，能自为保卫，自为开垦，而即自为立国，不必赖英之庇。然此之谓自弃其民，非谋国远猷所宜出也。宜乎其相臣棣士理利之言，深谋远见为不可及也。其意在与各属土欢乐与共，忧患相同，无事则共享升平，有事则相为联络。国内有患，不独勤王之师可以各处云集，得以有恃而无恐。而亦使各属土扼要自守，绝吭拊背，俾敌国商船师舰不得出入，即可制其死命。呜呼！截之以水师，联之以战舶，首尾相助，远近相应，则本国与属土，几无殊唇齿辅车之势，而何为出于轻弃哉？不知此但言其常也，而未言其变也；言其盛也，而未言其衰也；言其强也，而未言其弱也。善变者天心，善应者人事，又安能虑及乎千万年之后哉？
宜索归澳门议
欧洲诸国自开辟至元时，自相往来，罕通别土。其首至东方者，葡萄牙也。葡人善历算，习天文，用仪器测量日之出入，星躔度数，水陆方向远近。明时，国王遣善操舟者，驾巨舰南行，遍历阿非利加东西，直抵印度西境，转而东至麻喇甲，于时东南洋诸岛国，无不有其足迹，所至辄留葡人营立埔头。隆庆时，抵粤之澳门。居久之，请地建屋，岁纳租饷，疆臣为之代请，许焉，葡人遂立埔头于香山县之濠镜，此万历七年间事也，是为中国通商之始。后西班牙、荷兰接踵东来，英、法继之，葡人所立东南洋埔头咸被侵夺，仅余澳门一廛，为诸国东道之逆旅。然则澳门之地，畀从胜国，无预本朝，虽属西洋之外府，实隶中国之版图。当时有澳门同知驻扎其地，并设关厂征收税务，每岁葡人纳交地租五百金，此固著有明文。自道光二十年以后，边警既开，海隅不靖，葡遂乘机指为己有。近且于望厦一带，编列门牌，按户纳饷，亦几归其所辖。序沚湾左右建设兵厂，征收屋税，已骎骎及于界外，而中国缉私之船反不能至其境中一步。粤省大小官宪悉以度外置之，从未敢据理以与之相诘难者，是则有所不解也。以葡人言，本朝顺治二年曾与之立约通商，嘉庆四年割地与居，而立海防同知衙门以治民，遇事华官与葡官共理，载在旧章，斑斑可考。特是稽之向时案牍，未闻有是也。惟向时粤省督抚或经出示谕民，为招徕商贾计耳，此又何足为据？况其中更有可议者，莫如招人出洋一事。盖招工者，每藉词于出洋开垦荒土，自有此举，而匪徒遂视为利薮，拐诱鬻贩之弊，层见叠出。愚民无知，受其陷害，入其牢笼，至于踪迹杳然，存亡莫问者，不知凡几。此实设坎阱于境中，有心世道者所当极为禁绝也。往年西洋总督虽经行文申禁，而招工者悍然梗命，置若罔闻，且几至蠢然思动。此令不行于其国，亦宜设法为之办理。我国家道在怀来，礼崇柔远，即或给地暂居，恩加格外，然藉以通商，非借以售奸。今竟视为拐匪所萃渊薮，至岁以中国十数万生灵掷于洪涛巨浸之中，殒于瘴雨蛮烟之地。此其戕我民命，辱我国体，不亦甚哉！兹闻葡萄牙国王已遣公使伯爵赞乌亚厘阿前来中国，驰诣京师，请立和约，通商各埠，于诸口设立领事官，于京师驻扎公使，与欧洲列国视同一体。此正我朝廷所当厘革整顿时也。夫葡萄牙之在欧洲，土壤褊小，几类滕、薛、邾、莒，其视中国，不过蕞尔弹丸耳。曩之所以敢飞扬跋扈者，以中国多故之秋，未遑兼顾。今者发、捻、回、苗渐次诛夷，文德武功震烁宇内，苟下以尺一之书，无有不竦然遵奉者。首宜索还澳门一隅，归我管辖，画疆置守，设官治民，建炮台，戍兵卒，以固我边圉，用资屏蔽。凡葡人之生长行贾于其地者，仍可相安无事，一切听其自便，毋得稍加苛刻，所以示怀柔，旺贸易也。次宜撤招工之厂，禁止贩人出洋，有犯此者，严加惩罚。宜与英、法、美商以巡舶驻澳门海口，遇载客之船，必细为盘诘，有犯贩拐者，船货充公，船主、舵工治以应得之罪，如是弊始可杜。倘葡使诣京，总理衙门不将前后各事与之反复辨论，而竟委曲从其所请，则机会一失，不独澳门之索还无日，而岁委十数万赤子性命于异域，亦大可惜。谨就管见所及，具论如上，伏冀采择，不胜幸甚。
《蘅花馆诗录》自序
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余足不出里巷，目不睹丘坟，所与交接者，又绝少当世通人名士，方＝鄙自愧，何敢言诗？不惟不敢，更何足以知诗？然窃见今之所为诗人矣，撦》以为富，刻画以为工，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慨自雅颂降为古风，古风沦为律体，时代既殊，人才亦变。自汉、魏、六朝迄乎唐、宋、元、明，以诗名者殆不下数千家，后之学者难乎继矣。诗至今日，殆可不作。然自有所为我之诗者，足以写怀抱，言阅历，平生须眉显显如在，同此风云月露，草木山川，而有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则自异矣。原不必别创一格，号称初祖，然后翘然殊于众也。余自少读诗，自古作者以逮本朝诸大家，皆欲讨流溯源，穷其旨趣，久之益知作诗之难。及长，虽有所作，未敢持以问世。惟顾涤盦明经师、杨醒逋茂才稍稍见之，以为可存。窃尝谓所贵乎诗者，与苟同宁立异，必自浅之深，由粗而精。历观古人作，亦有不尽佳，要其研精殚力，积数年十年而后成，自有一家面目在，夫岂徒以絺章饰句为事哉？性情之用真，而学问亦寓乎其中，然后始可与言诗矣。余今年二十有二岁，积诗凡数百首，要不尽可存，但愿质诸天下后世之能诗者，以共相印证可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夏四月下旬，蘅华馆主识于甫里行素园之南窗。
《华胥实录》序
余自十九岁春间，偶有所感而入梦，无一夕间，至二十二岁夏乃止不作。曾裒集三年来梦中所历之境，为《华胥实录》，而序之曰，夫人处宇宙间犹蜎蠕耳，其所历之富贵声华，曾不能一瞬，则生平之丰啬荣辱，悲喜合离，境也、遇也，而无非梦也。石火电光，镜花泡影，应作如是观。嗟予不幸，脚插尘中，凡前之因果，后之轮回，俱未可知，而一身所值之境遇，俯仰间遂有为陈迹者，余独何心，谁能堪此？尝闻意之挚者，神或得而通之，神之注者，地不能以域之，此梦之所由来乎？且夫一往深者情耳，而缘之已定，境每限之，遇每制之，至使思之不得，徇之不可，乃凭虚造为奇境幻遇，而托梦以传之，则我之欲言无可言，欲见未由见者，毕于是乎寄。如是即欲日求在梦中而不可得。何也？舍梦皆天涯暌隔时也。故余以生为至悲，以梦为至乐，人虽觉而如梦，余虽梦而犹觉。蝴蝶悟理，身世皆空；蕉鹿忘机，尔我莫辨。使余长梦以终其身，勿觉以迷其性，则感促欢淹，亦云达矣。是以所离者身，所合者心。有心中之心难以离，遂有身外之身作以合。呜呼！谷不并时，死不同穴，而只于梦之顷，亲其謦欬，接其形容，以聊诉缠绵郁结，其缘为何如耶？我生不辰，素心莫慰，彼苍者天，曷此其极。梦中人其鉴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