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矣。而其别则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作者朋兴，更相出入，编书者第从其多以归其类，而大纲既定，罕出范围。至于立言垂训，卓然自必其可传，则第视乎其书，而不系乎其体。同年观察方君子严，幼承家训，淬厉于学，自其束发受书，即能翻前人窠臼，抉其幽隐，其心有所得，见有可喜，必笔而录之。既而侍直禁林，橐笔天禄、石渠之地，凡史所载大圣人所以擅恩威而昭法戒者，可惊可愕，又备录而归。积之岁月，遂成巨帙。岁戊辰分巡岭西，期年政成，乃尽发其藏，删繁举要，编成如干卷，名曰《蕉轩随录》，而命光廷为序。尝读《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夫子教人亦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学不贵博乎哉？顾学博矣，而识不足，则无以剖析其精微。识足矣，而才气苶弱，笔不能自达，又无以擅文章而传远近。君搜罗既富，排比皆中法度，可谓善书矣。顾犹有说者，国家混一宇内，以节俭先天下，府库所储，海盈而山积，一遇军兴水旱，则又广筹经费，以实各省之藏。故朝廷日以风节厉天下，而小人即虱其间，侵吞剥蚀，或数百万、数十万，相沿既久，牵染且日众。虽有洁清自好之士，亦趑趄瑟缩，罔敢举发。赖天子神圣，往往于无关章奏，洞烛其奸，雷厉风行，朝发而夕断，骈诛至数十辈。人始知有国法，而司农得以举其籍。今官方澄叙，大法而小廉者，皆列圣整齐严肃之所诒谋也。最陕、甘之冒赈，淮、扬之侵帑，少时父老类言之，而不得其首尾，及君书一出，则当年事之始末，罪之轻重，岁时日月，灿然具在，使后之读者据是以参校国史，实足以传信而祛疑。凡类此者数十篇，其可传无疑也。若夫读书之间，搜典之僻，独抒所见，皆能开拓心胸，而得者既多，争者亦起。昔吴虎臣著《能改斋漫录》，刘兴伯纠其十一事。顾亭林积毕生之力成《日知录》，经阎百诗举正尚五十余条。入主出奴，迄今未经论定。以光廷之谫陋，诚不敢自任折衷，此须俟诸百年，而要不为无补耳。君功名方大起，而著述不辍，是书而外，复笺注其先《玄英集》、《朱子诗集》，及《二程粹言直解》、《随园诗注》、《年谱》，刻以问世。后此所出，当有如昌黎所云大书、屡书、不一书者。故既序以应命，又执笔以俟焉。
同治十一年四月八日，治年愚弟番禺李光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