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德森（Charles A. Peterson）
学界对唐代军事史的研究异常薄弱。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之一，它给人的印象就是武功赫赫、疆土广阔。这个图像的中心是唐太宗（626—649年在位）以及他的“昭陵六骏”。然而，唐代的历史还有不那么光鲜的一面，从755年开始，唐朝主要陷入了内部问题的纠缠。可以确定，唐朝中央政府在中亚以及华北的势力已丧失殆尽。由于强邻压境，对外防御不能忽视，但是内部的威胁才是心腹大患。王朝要对付组织完善的藩镇，后来还要对付处于巅峰的农民起义领袖。624—755年之间（从唐朝统一到安史之乱），战事只发生在边疆地区；而755—907年就不同了，帝国内部战乱频仍是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本文所处理的政治军事史时段更为广阔，远不能以唐朝灭亡为限。从8世纪直到979年宋朝戡定内乱，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个连续性极强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军事力量分散而不集中，主要用于内战，而非外战。由于没有外敌入侵的压力，所以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中原，而非塞外。这段时间里，中央政府难于、甚至不可能应对藩镇的挑战。压倒一切的问题就在明面上摆着：谁主天下？
对这一时期的战争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内在趋势。此时少有传统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的边境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开大阖、以骑兵为主、以通信和补给为关键的战争。更多的战争是阵地战，而非运动战，敌军的地盘防御严密，补给充足。这些战争发生在定居的、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方面可以获取充足的人力，另一方面，不只是地盘，百姓也处在危险之中。防御技巧的高度发达，使得婴城固守成为上上策。战争时间拉长了，攻城技术更是不可或缺。认为中原鏖战和塞上交锋完全对立自然是不对的；然而，这种区别为我们评价8—10世纪中国的主流战争形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出发点。
本文是中晚唐藩镇军队防御能力的案例研究，聚焦于唐代的一次战争——唐朝中央政府在815—817年征讨藩镇淮西的战争。此战在当时影响极大，是唐宪宗（805—820年在位）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成就。这场战争结束于一次奇袭，那算是中国历史上名头最响、戏剧性最足的奇袭之一，其本身就非常值得探究。2另外，关于这场战争的史料之丰富，整个唐代大概无出其右者，所以最有深入研究的可能。3
中晚唐的割据藩镇——淮西
这一场战事的起因要追溯到安史之乱（755—763）。安史之乱将唐代截然分为两段，4其最终结果是，藩镇长官长期控制长安之外地区。他们手握重兵，因而也取得了行政权。5其后数十年，中央政府为重新取得藩镇支配权，做了艰苦的努力。到了8世纪末期，大部分藩镇都回到了中央政府手中，藩镇的高级长官，无论文武，都由朝廷任命。然而，偏有七个强藩，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央之外的政治存在，自除官吏，自行其是。其中六个藩镇盘踞帝国东北角，约当今的河北、山东地区；而第七个藩镇淮西却地处唐代河南道的西南部、淮河上游。805年，宪宗甫一即位，就把淮西选为收复七镇的突破口。这意味着，朝廷与淮西等藩镇的直接武力较量将不可避免。这一主题贯穿了宪宗朝始终。宪宗虽然未竟全功，却也完成了大半。820年宪宗晏驾时，割据的藩镇只剩下两个了。帝国大体上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得以安然度过后来的近半个世纪。6
安史之乱初期，淮西被忠于朝廷的军队控制。第一任淮西节度使在安史之乱中证明了自己的忠贞，是东北地区少数几个没有跟随安禄山造反的将领之一，7所以辖境和职权比继任者都大。虽然此人的政治忠诚后来也没有根本改变，但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治淮西极少在意朝廷的功令。779年他在一场兵变中被驱逐后，淮西马上对朝廷构成威胁，直到817年。781年，淮西在新节度使的率领下参加了四镇之乱（781—786），而且同其他藩镇一样，在叛乱结束时并没有被击败。8后来一位忠于朝廷的节度使长期控制淮西，恢复了和平。他被武力推翻后，取而代之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断然走上了割据之路。9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淮西的三任节度使都姓吴，虽然并不都是一家血脉，却都警惕地守护着淮西的割据地位，必要时会动用武力。10淮西对朝廷的第一场成功的防御战发生在8世纪80年代早期，第二场发生在799—800年，朝廷大举讨伐淮西，却以失败告终。11815年朝廷第三次征讨时，对收复淮西的难度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平时，淮西等割据藩镇与中央政府维持着一种脆弱的相安无事的局面，其关系并未到势不两立的田地。例如，藩镇遭遇灾荒，中央还会拨粮赈济。12大体而言，藩镇没有什么表示，更没有什么行动表明自己不服从朝廷。一旦节度使过世，他的继任者一定会争取朝廷对自己地位的认可，这是对“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神话的承认。此时新任节度使还没坐稳，正是朝廷下手的良机。宪宗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才对割据藩镇开刀的。809年，淮西就出现了此类情况，这是宪宗朝的头一遭。然而，宪宗正受另一场战争的牵制，难以抽出手来，于是他认可了自封的继任者，但是将淮西列为必除之患。814年底，淮西再度发生继承问题，宪宗决定出手。中央已经知晓淮西内部各首领的分歧以及即将到来的权力更迭，因此有余裕做军事准备。13
唐代的割据大藩集中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地界，相比之下，淮西的物产和幅员都不算大。其他藩镇通常领有六七个州，甚至更多，而淮西只领三州：蔡州（治所）、申州、光州，大致分别相当于今天的汝南、信阳、潢川，这个三角地带居于今天的开封和武汉之间，处在华北平原的西南角，属淮河流域。淮西大部属于平原，南有大别山，西有桐柏山（在这里，“山”译作“Hill”比“Mountain”更为恰当），都是重要的自然地理边界。然而，考虑到这一地区的东部有宋代的主要南北陆路通道，14尤其是汉族和外来军队在这一地区来往频繁，所以过分强调淮西拥有什么自然屏障，大概是不合适的。
与其他割据藩镇比，淮西战略劣势明显。其他割据藩镇集中在东北部，遇有朝廷进攻，可以互施援手，而淮西孤立一隅，四邻藩镇都忠于朝廷。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央政府看来，淮西的位置威胁很大，因为它向东可以破坏大运河地带，向南和东南则可以威胁富庶的江南。结果中央政府只得在周边藩镇遍立堡栅。
虽然相关数据付之阙如，但是当时的淮西地区应该和现在一样，是富庶的产粮区。从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就能看出其潜力。15我们只能极为笼统地推断9世纪初淮西的人口。8世纪中期的统计显示，淮西三州共有144 398户、806 541口，16这是时间最接近、也最可靠的数字。我们必须注意，这只是税收登记的户口数，并不是全面普查得来的数字。唐朝未登记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17因为本文研究的时段比8世纪中期晚了六七十年，又因为北人南迁的趋势从8世纪已经开始，所以淮西人口肯定因此增长。18说这一地区人口超过百万是不会夸张的。19简而言之，这一地区虽然没有八方辐辏的通都大邑，但是人力资源还是相当充足的。
淮西百姓是和淮西节帅一样具有分离主义倾向，还是不满于节帅，希望与朝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间接的、有条件的。然而，考虑到本研究的特殊性质，这又不能忽视。第一，朝廷曾公开承认，割据政权通过经年累月的统治，已经在当地百姓眼中树立了合法性。这些地区由朝廷统治已经是好几代人以前的事了；如今当地百姓的利益和忠诚已经和节帅绑在一起了。20第二，藩镇对朝廷抵抗之强韧，标志着他们取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能够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不少，而淮西是最适合的。藩镇放弃割据的情况是极少见的，直到后来才多了起来。退一步讲，不管当地百姓对军阀的想法怎样，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自己在执干戈以保乡曲，节帅当然也受惠于这种想法。
图3-1 9世纪初中原及东北的藩镇
战争的准备
814年初夏，朝廷收到消息，淮西即将出现权力更迭。21八九月间，22随着更迭的日子越来越近，朝廷开始为新节度使人选可能引发的军事冲突做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一、任命忠于朝廷的将领担任淮西周边关键藩镇的节度使；二、赏给某东北藩镇大笔钱财，确保其忠诚；可能还用了一部分他们的军队。23当时吴元济子承父业，自任淮西留后，朝廷虚与委蛇，意图先稳住他。毫无意外，这些手段统统失败，但其军事影响却被忽视了。24
吴元济很快摸清了朝廷的意图。九月，他主要在东、北、东北三个方向大举焚掠，远及千里之外，大量百姓流离失所。25吴元济的意图之一当然是使得官民同感惊恐，取得心理优势。另一个意图可能是获得粮草军实，在持久作战中尤其需要。最重要的是，吴元济要取得一项军事优势，在淮西界外建立外围阵地，使得战火延烧到淮西的土地之前要经过漫长的战斗。26
不管朝廷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都不足以阻止吴元济占得先机。815年一月之后，朝廷的兵马才到位，具体作战命令才下达，27可以想见，军事上的准备，尤其是补给上的准备，早在吴元济叛乱之初就着手进行了。28然而，除了动员军队迟缓，朝廷迅速取胜还有一个障碍来自战场本身。朝廷倚仗的是高度分散化的军事架构和来源多样的军队。自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的军队主要由各藩镇的军队组成，藩镇军队是由节度使直接指挥的。29虽然朝廷的威望与实力在宪宗初年已大大恢复，但藩镇军队仍然直辖于节度使，尽管节度使也由朝廷任命。这种体制的延续固然是由于惯性，但官兵的一致支持也是重要的原因。自780年起，朝廷组建了一支直辖军队——神策军。其主要职责是扼守京畿要地，承担西北边防。神策军虽然偶尔参与其他方面的作战，包括征讨淮西，但都不是主要的。
征讨淮西的朝廷军队之所以如此复杂，无非是出于政治考虑。以过往的经验看，立功的军队会私吞战利品，以壮大自己，要防止这一点异常困难。只要不分散使用这些军队，肯定会造成恶性循环。为了规避风险，一定要把战斗的任务与自我壮大的机会分得越散越好。据估计，朝廷从二十余个藩镇调兵遣将，最大的一支有数千人，但大多数都不足两千。这些军队布置在不同的地方，分由五名将领指挥。30这是朝廷打破藩镇军队建制的举措。朝廷将军队与将领打乱使用，大概是为了建立某种“国家”军队，让士卒明白，自己不是为节帅效命，而是为朝廷杀敌。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取胜，从一开始就应该想到此举有缺乏统一和默契的弊端，然而不幸的是，朝廷在实践中才认识到此举的弊端。
史书记载，朝廷征讨淮西的兵力达九万人，31似乎并不为多，很可能后来兵力又有增加。32这个数字和我们所知的这一时期的其他的兵力数据完全吻合。33朝廷军队和大部分叛军一样，都是职业军队。当时府兵制已经废弃百余年，军队职业化的转型到安史之乱时已彻底完成。34地方军队虽然活跃，但是像征讨淮西的作战，所有的朝廷军队当然都是正规军。正规军大概可以保证最低限度的训练和纪律。然而，因为一些最精锐的藩镇军队投入了战争，朝廷也就没有必要派出自己最精锐的军队。
想弄清淮西的兵力更为棘手。这不单是因为叛军史料的缺乏，还因为非职业武装在战争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这是一场在淮西本土及周边的防御战，所以倚重地方武装是可行而且必要的。35估计地方武装占总兵力的比例尚无可靠的办法，但按25%估计是不会夸大的。这还不包括临时拉来守城的平民，当时临时拉夫也是司空见惯的做法。36除了这些重要的辅助力量，主要承担作战的还是正规军。淮西军队的数量虽不是各镇最多的，但是精锐甲天下，未尝败绩，信心十足。37史料记载，淮西军队四出焚掠时，有三万兵马。在这种情况下，三万人有可能都是正规军。38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应该达到四万之谱，和同时代的其他数据也吻合。39
双方采用的战略，必然依各自的目标而定。淮西的目标肯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生存下来。淮西无法消灭朝廷，但可以遏制朝廷，让朝廷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后放弃。此类先例太多，绝非不切实际的目标。按常理，反叛的藩镇应该以逸待劳，然而，淮西却尽可能频繁地主动出击。
朝廷的目标则相对局限，即更换淮西节度使。就是说，朝廷并不想在战场上彻底消灭淮西的军队，更不想伤害百姓，除非不这样做就无法达到目的。40朝廷大肆宣扬仁慈的政策，想以此策反叛军的支持者。41尽管如此，战争还是旷日持久、伤亡惨重，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拉锯战。
为了作战，朝廷在淮西布置了五路兵马42：北、东北、东（或东南）、南、西（见图3-2）。在实际行动中，前两路往往协调行动，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北线。这两路士卒最精锐，兵力最雄厚，所以普遍认为北线是最关键的。朝廷命西路的严绶统一指挥各路兵马，43可见朝廷想以西路为主攻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严绶只有总指挥之实，并无相当的名义。以当时的军事和行政体制，能允许“同侪中居首位者”存在已经是最大尺度了。如果记载的战争的总体结果和战争规模是匹配的，那么这段战史的重建将会容易许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应该是史料的歪曲造成的。从道德角度来讲，朝廷的胜利才有记录价值，叛军的胜利是不值得记录的。所以，虽然仗打了三年，虽然官军的将领因无能被撤换，虽然不少朝中官员对战果非常绝望，呼吁讲和，但是从记载看，官军打胜仗的比例是叛军的三倍。有关官军的信息也大大多于叛军，关于伤亡的消息尤其如此。当然，朝廷的史官多少是被前线的将领蒙蔽了。战况不利时，前线将领会谎报军情。44此外，中国传统史书的编纂总被一种黑白分明的道德情感左右，自然导致了记载的失衡。
图3-2 淮西战况
出于种种原因，细致划分这场战争的阶段并不容易，不过可以大致划出两个阶段：815—816年，淮西军成功拖住官军，将其远远挡在外线，是第一阶段；817年初至该年十月，从官军实力开始占优，到战争戛然而止，45是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延续性极强，原因是：第一，至少到817年，双方的战略都没有根本性的调整；第二，直到817年初，没有出现足以改变战争进程的决定性战役。
第一阶段，815—816年
就战略而言，朝廷掌握着主动。然而官军开局不利，东西两线尤甚。815年二月，严绶吃了败仗，被迫放弃阵地，退守唐州。46同月，东路的指挥官丢掉了所有阵地，被迅速撤换。47据记载，东北路取得了几次小胜，或许还有一次大捷，但阵线并无前移的迹象。48815年，战事仍无进展，宪宗甚为焦躁，派他信任的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视察战况。49九月，西路师久无功，严绶失宠遭贬，声望素著的大将高霞寓继任节度使，50征讨淮西诸军都统也改由宣武节度使韩弘担任。宣武军地处运河要冲，向称雄藩。朝廷恐怕并未指望韩弘能立大功，因为其任命是出于政治考虑。51也没有迹象表明韩弘本人曾离开过宣武军的治所汴州（今开封）。上任不久，他就策划了一场各路联合进攻。虽然北线报捷，但整体战果极小。52
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棘手的问题牵制了朝廷的精力。割据藩镇中，平卢、成德二镇与朝廷关系最疏远。二镇都有理由相信，宪宗已经决心拿他们开刀。事实上，成德镇在宪宗朝一度成功守住自己的特殊地位。所以，淮西虽然还没有求援，但二镇节帅都准备帮助淮西这样的难兄难弟，且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于是，二镇展开了有限但直接的干预。53
平卢的角色似乎更关键。815年初，平卢军派出三千人马，以支援朝廷征讨淮西为名，进入淮西以东地区。事实上，这支部队是来烧杀劫掠搞破坏的，直到年底才被彻底打败。同年四月，平卢招募盗贼将洛阳附近的河阴转运院付之一炬，给朝廷以重大打击，损失的绢帛、粮食、制钱不计其数。六月，平卢刺客又潜入长安，刺杀了一位主战的大臣。同年夏，平卢又策划在洛阳焚掠，谋泄事败。54
满朝文武都认为，成德军在上述事变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还搞了其他破坏。结果成德军与朝廷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816年初，朝廷发河东、河北六镇兵马讨伐成德。55此举又在朝堂上引起争议：同时对两个强藩用兵，尤其是同时在两条独立的战线作战，56是否明智？讨伐成德的战事持续到次年春天，以朝廷罢兵告终。不问可知，经此一役，朝廷方面的信心更加低落，物资更加紧张了。
整个816年，淮西的战事没有取得任何朝廷认可的战果。李文通稳住了东线，淮西开始感受到他带来的沉重压力。他号称打了一连串胜仗，却未得一城一地，然而对研究者而言，拔城略地才是军事胜利的唯一可靠指标。57北路的乌重胤和东北路的李光颜一直是战功最卓著的官军将领，58但这两线的进展也不大。官军首次攻克叛军的据点是在九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攻克的陵云栅可能尚在淮西军境外。59南路一直沉寂，究竟是主将不出力，还是没有什么胜仗可记，就不得而知了。60西路官军的运气更加糟糕。高霞寓并没有发挥出独当一面的能力，兵败铁城。因为大败难掩，七月被罢官，宿将袁滋继任。袁滋上任后，一度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西路从此一蹶不振，袁滋也在年内被罢。61鏖战两年，朝廷却没有得到实质战果，也没有发生什么可以激励士气的事件。我们不知道朝廷得到的军事情报是否能充分证明战事应该继续，但今天在回溯时我们发现，很可能是一些手握军政大权的人、也包括宪宗自己的坚持，才使得裁抑藩镇的政策得以延续。
战争的第一阶段就这么过去了，时间比第二阶段长。在此阶段，淮西大获全胜。在认识淮西防御的具体性质之前，让我们先注意一下淮西胜利的几个因素。当然，胜利的前提条件是淮西军民的忠诚，至少是默认的支持。尽管这一情况很快起了变化，但直到817年初，淮西本土的边境还是稳固的，也没有反水的记载。其原因大概是淮西在这两年间还有相当的物资自给能力。防御牢固与补给充足相辅相成，只要官军打不进内线，粮食和其他物资的生产就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专就军事而论，淮西军队的防御极为得力。当然，淮西人保卫乡里的动机非常强烈。指挥似乎也很到位，虽然有一条史料认为吴元济无力控制前线指挥官。62淮西的步兵无论是野战还是守城都堪称一流，但骑兵才是决定性的。不少史料显示，淮西节帅大力推动养马。63皮货是淮西外销的主要货物。64战事一起，朝廷马上认识到（也可能是回忆起）淮西骑兵的战力，于是采取特别手段为官军提供充足的马匹。65淮西骑兵之中，有一支董重质指挥的精锐，尤为官军所惧，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的问题。66这支军队号称“骡子军”，顾名思义，士兵都乘骡而战。67如果确有其事，考虑到骡子并不适合骑兵作战，那么将“骡子军”看作是骑乘的步兵大概更为合适。他们高超的射箭和白刃格斗技艺已经让官军胆寒，再加上高度机动性，更是如虎添翼。另外一个更可取的解释是，“骡子军”的起源要追溯到二三十年前，当时马匹匮乏，只好权用骡子代替。此后数十年间，马匹的供给渐渐充裕，但是这支特殊军队的名称保留了下来，虽然已经不合于当时的情形。
如果我们能够多估计一点淮西军队的机动性力量的重要性，这将对解释它的胜利大有帮助。淮西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内线优势，它也可以以节约兵力的战法作战。于是，地缘的孤立和数量的劣势至少在有些情况下被抵消了。
另一方面，战争中敌对双方的能力也是互相关联的，官军肯定有失误，我们也能够看出几桩来。其一是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朝廷授予韩弘都统要职，大概希望能够激励他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战。68然而，他却辜负了朝廷的期望。于是，朝廷免去他的淮西行营都统之职，此后再没有一个擘画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帅。
起初调集的军队是否足够，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如果上文所举的数字大致不差，那么攻守双方的兵力比大概是2∶1至2.5∶1，对于这种战争来说，这一比例远不能取得压倒性胜利。朝廷似乎从来不曾大举增兵，或许有战略考虑，或许也有财政原因。精兵要从边塞、内地要冲（尤其是运河周边）和东北藩镇周围抽调，所以抽调精兵就等于削弱这些要地的兵力。
按当时的制度，如果朝廷征调藩镇的部队，就要负担其军费。69所以这种战争对朝廷来说不仅仅是军费的增加，而是多出了一块全新的开支。平卢与成德的骚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可忽视。随着战事的绵延、物资的不断消耗，朝廷扩大财政支出的能力必然下降。数字的问题在朝廷所采取的战略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任知制诰的韩愈对战事的记载是官方难以接受的。据他记载，朝廷围着淮西修建了一圈堡栅。70然而堡栅的总数虽多，每一处的兵力却很少；堡栅之间距离太远，难以互相呼应，容易各个击破。官军将领未能充分集中兵力，韩愈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发的。朝廷四面包围、平均用力的战略最终起到了在物质上困死淮西的效果，这可能同时也是遏制灵活机动的淮西军队的反击手段。查阅史书对一些主要战役的记载，就能知道官军还是采取了某些集中兵力的措施。总体上可以说，朝廷既没有充分地集中现有的兵力，也没有把兵力增加到与其防御战略相匹配的规模。
最后，官军的致命弱点是极端缺乏团结。上文已经提到，官军由各路人马杂凑而成，韩愈着重指出了士兵远调而来的问题：不熟悉本地情形，又与本来所属的将校失去联系；待遇微薄，心孤意怯，难以有功。71数年之后的一条权威史料证明了他的观点。战争结束后，淮西大将董重质获得赦免，入朝为官。著名诗人杜牧性喜谈兵，经常请教于他。杜牧想知道，为何朝廷大军攻打区区一个小藩镇如此困难。72董重质同韩愈一样，着重强调了参战官军成分复杂这一原因。他通过讲述具体过程，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地剖析。各路军队远道而来，数量又少，本身不足以独立作战，既要编入“地主”，同时又保持“客军”的身份。73每有战阵，总是客军居前，地主在后。客军自然因此伤亡更重，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后面的本地官军未能有效支援客军。他们只在胜局已定时加入战斗，不然就徘徊观望，一见势头不妙便仓皇溃散。官军不但缺乏团结，其士气、纪律、指挥都相当堪忧。董重质说，战事延续两年之后，东、西、南三线的官军所剩无几，士气全无，淮西军队得以集中全力与北线的李光颜、乌重胤部相搏。
第二阶段，817年
将第二阶段的开端定在817年初，原因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大事，而是因为此时李愬接任了西线的指挥官74，而淮西方面初现颓态。李愬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但封喉一剑还是在数月之后才出鞘。物资短缺直接削弱了淮西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振作了宪宗及其谋臣的信心，使他们决意苦战到底。李愬是平定四镇之乱的功臣李晟的儿子。当时李愬的任命并没有什么特别。75他到达治所唐州后，发现麾下的西路军简直是一团乱麻，76屡败之下，士气低落，淮西方面认为西路不再会进攻，于是抽调大量兵力投入更关键的战场。被敌人忽视正是一种机会。李愬抓住了时机，不声不响地实施自己的计划。西路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军队，李愬将此事分为三步解决。第一步是恢复西路官军的战斗状态。他安抚士兵，表示自己新官上任，不会马上进攻，让他们不再恐慌。他逐渐熟悉部下，摸清他们的性情才能，认清可用之人；又慎重地派他们打了几场小仗。这样一来，他赢得了部下的信任，也恢复了部下的自信。第二步，补充两千西北骑兵（可能是突厥人）。77此举不仅增加了西线军队的数量，也提高了质量。李愬还招徕当地士卒，在战斗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78他又招募一批精锐的敢死之士，亲自教习，号为“突将”（可能是重骑兵）。李愬还练有一支精兵，号称“六院兵马”，可能是在李愬上任之后才组建的。79
李愬一边整军备战，一边展开政治攻势。下面这段史料虽然不免有点小说传奇的味道，但是可以看出他更加注重外交和妥协的新策略。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策反以削弱敌人，尤其是策反身居要职的敌人，因为这种人可以带着某处堡栅或某处地盘投奔李愬。在李愬眼中更重要的是，归顺的敌人是最佳的情报来源。他不但注重策反成建制的部队，还注重策反特定的知悉内情的个人。80李愬除了从他们那里获取情报，甚至还留他们在麾下效力。如此善用降人，也可以看出李愬自身的品质。他最终获得大捷的重要前提就是一位淮西降将提供的情报和配合。这种情况下，非凡的个人品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记载上看，李愬到任后，西路官军大大活跃了。淮西方面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817年上半年，官军获得几场小胜，能够反映出战局逐渐对朝廷有利。81三月，官军在西线第一次取得进展。文城栅守将率众三千归附朝廷。需加注意的是，官军此前的进攻是失败的。82随后的几个月中，李愬没有再夺取地盘，反而在五月和九月吃了败仗。九月的那一战，李愬的人马已经攻破了外城，最终却未能得手。83李愬已经使西线的军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淮西的防御依然强固。
816年与817年之交，淮西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绝望的百姓纷纷逃离。淮西的将领们则听之任之，因为存粮剧减，饥民的逃离可以缓解粮食供给的压力。817年二月，朝廷在北线的许汝行营之侧设行郾城，安置归降百姓，李愬对文城栅的淮西军民的慷慨，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归附。84此时北线官军有了推进的迹象，三月间大捷于郾城，四月，郾城守将举城投降，85这是北线取得的最大胜利。郾城、文城之降，都表明了淮西的粮草与士气已到相当危险的程度。
郾城是整个战争中官军拿下的唯一县城，拿下郾城对叛军是一记重击。淮西必须集中人马于洄曲，建立新的防线。身处蔡州的吴元济感到局势危急，将蔡州的守城士卒，甚至自己的亲兵都派去支援洄曲。86六月，吴元济感到回天乏术，上表请降。据说朝廷已然接受了降表，而元济受制于左右，未能实行。87纵使如此，在朝中文武看来，前途依然渺茫。七月间，朝中又起争议，李逢吉认为战争没有尽头，继续下去并不明智。宰相裴度请求亲赴前线督师，宪宗才同意把仗接着打下去。88八九月间，淮西军队不但固守堡栅，还在北线和西线出击得胜，而淮西的南线明显也没有后顾之忧。89在时人看来，胜负尚在未定之天。最终智勇双全的致命一击，正是在这种混沌的事态下发出的。
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认为，李愬从一开始的谋划和措置都是为了奇袭蔡州，但他一直深藏不露，在发动进攻的最后一刻才禀报上司。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戏剧化了。否认他早已盘算奇袭当然不妥，李愬一直有在817年发动奇袭的计划，其时机完全依整个战局的情况而定。李愬是能征惯战之将，精力主要放在西线的日常指挥之中。然而，到了817年年中他已经确信，淮西足以支持很久，若不是暴雨突至，打乱了部署，他早已下手了。多雨的天气持续了三个月，他的计划只能延宕到秋季。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无人知晓李愬计划的说法是错的。这条史料显示，朝中官员获悉了李愬的计划后，笑其痴人说梦。90这件事可能反而使李愬更能放手去做。
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十五日午后，91奇袭的队伍从文城大营出发，分作三部，各三千人，先锋是淮西降将李祐率领的三千突将，中军是李愬亲率的三千“六部兵马”，后军是马步三千。三军将士都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强行军六十里到达敌方控制的张柴，突袭得手，尽杀戍卒，又切断敌军的道路桥梁。李愬让士卒吃饭、休息、整理兵刃器械，之后再度出发。此时将士们才知道他们要向蔡州去，都大惊失色。李愬有了李祐的帮助，似乎已经料到了一切，却没有料到天气。大军开出七十里，风雪大至，冻死了大批士兵和马匹。风雪虽然大大增添了官军的困难，却也保证了战斗的突然性。突然性才是此战的关键。黎明时分，官军进至蔡州，破城而入，守军毫无知觉。官军迅速控制全城。虽然官军攻破牙城、生擒吴元济又花了一天，然而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这一战中，李愬已臻于中国传统将才的最高境界，或许是出于无心，却绝非成于侥幸。他的行动完美地契合孙子的思想。孙子提出“兵之情主速”，而李愬正是“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92。他还践行了孙子的一个思想：“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93当然这种勇猛的举措也只有李愬这样的将才才能执行。
除了李愬的将才，奇袭的胜利还有四个因素。首先的一个前提是淮西兵力缺乏。淮西四周的防线、乃至蔡州本身，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奇袭。94第二，李祐的情报至关重要。他让官军知道淮西内部空虚，而且挑了一条防御最薄弱、最出乎淮西军队意料的路线，亲自为官军带路。95第三，此种任务非一流军队不能执行，士卒必须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唐州军正符合这些要求，与李愬的将才相得益彰。最后，突如其来的风雪的助益也不能小觑。虽然没有风雪同样能够奏功，但有了风雪，蔡州乃至各处的守军必然都放松了戒备。96
这场奇袭对于战争的最终胜利是否不可或缺？它究竟是给一场难分胜负的战争的一锤定音，还是仅仅加速了一场必胜无疑的战争？董重质倾向于后一种说法。97他回顾前事，认为即使没有李愬的奇袭，官军也会节节胜利。如果朝廷只在北线取攻势，而在其他方向取守势，淮西也支持不了一年。这是一个权威的判断，点出了李光颜和乌重胤的关键作用。战争能够支持下去，全赖二人之力。然而，董重质还是忽略了关键一点：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朝廷会转而接受政治解决。长远看来，这样也能结束淮西的割据地位，但淮西节帅不会治罪，他们对淮西的掌控还会更久一些。如果换作其他藩镇，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准。淮西何其不幸，苦战三年才发现，在宪宗这样的对手面前，一切都是徒劳。
皇帝的决断是影响朝廷政策及其实施的最关键因素。宪宗至少遭遇三次巨大压力以迫使他停止战争，他拒绝停战是冒着使一部分官僚离心的危险的。财政压力也日重一日。98为了应对浩繁的军需，宪宗不但加征重税，还不断拨内帑赡军。99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不仅仅是财力物力而已。宪宗坚持淮西之役不获全胜绝不罢兵，事后证明是英明的；因为这一场胜利是实现他整体战略的必要一步。平淮西后，他马上挥戈北向，平定平卢。到820年他去世时，已将割据藩镇压缩在河北一隅。淮西被一分为三并入邻近藩镇，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100于是这一地区获得了数十年的和平。
对淮西防御性质的假设
淮西之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淮西的防御非常得力。例如，突袭蔡州之前，经过近三年的战争，只有郾城一座县城落入官军之手。第二，防御纵深相当充足。没有史料显示官军此前曾深入淮西内部。第三，永久堡栅几乎无法攻克。官军不管围困也好，突袭也罢，没能拿下一处深沟高垒的据点。蔡州是个例外，因为那个雪夜的蔡州几乎是空城一座。还有两次战斗，官军已经占领了城垣，结果还是被守军击退，损失惨重。101如果细绎史料，还可得出两个更深一层的结论：一、堡栅的防御还有赖于大量辅助工事；第二，这些辅助工事流动性是很强的。
淮西防御系统的骨干是一系列堡栅，尤其是那些处在本镇外围的主防御点。这些地方是州县的治所、行政的中心，往往也是人口、贸易、交通的中心。在晚唐乃至五代时期，由于贸易的兴盛，许多新城镇应运而生。它们的人口或许不如治所之众，然而战略意义往往不下于治所。这一时期还有大量城垣重筑。安史之乱后，战火从边疆转移到了内地，各地城垣的重筑就是这一转移的结果。其线索很难追寻，但到了淮西之役时，事实已经清晰可见了。城邑变成堡垒在当时司空见惯。其他的要冲也都筑起高城深池，变成了要塞。最典型的例子要属东北线的洄曲。洄曲城之筑，必然是因为淮西的东北边界缺少大邑。设防的城邑和纯军事的堡垒，撑起了淮西防御系统的骨架。
这些地方城的数量必然极多。一般来讲，城的最外面是一圈“羊马城”，通常齐肩高，土筑，与主城拉开一段距离。102它是最外围的防线，可以随时毁弃。城内军队主动出击，事前也在这里集结。主城墙（一般称为“罗城”，或径称为“城”）是防御设施的主体。103它们的特点如何，典型的规模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到，初唐时城高通常是五十尺。104好战如淮西者，城高至少不会低于这个标准。攻方纵使占领了罗城，也不一定能拿下全城。在上文提到的两个战例，攻城部队都已经登城，还是被打退，死伤惨重。这是因为许多城都筑有内城（子城），大概与西方城堡的主堡类似。105它是城中之城，或许并不像罗城那样能够长期坚守，但至少可以让守军集结反攻或固守待援。106蔡州罗城陷落、吴元济避入子城时，他也不是全无翻盘希望。他在等一支前线军马的回援。然而，这支人马已经被招降了。至少在某些藩镇的首府中设有较小的“牙城”，里面有节度使等高官的衙署和住宅。107牙城主要是为了保护高官的人身安全，在城防中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虽然主防御点是防御的关键，但是它们防御的范围是有限的。例如，在近300千米长的东北防线上，似乎只有四座较大的城邑，填补其中空隙、形成连续防线的，是史书中称为“栅”的次级防御点。“栅”字本身用法就很多。它的本意是“围栏”以及简易工事，引申为军队在战斗时搭建的“野战工事”，后来就有了“堡垒”的意义，“堡垒”就是永久或者半永久的设施了。108后一种用法，甚至又扩大了范围，用来指称大城，比如文城栅（守军三千）、陵云栅。次级防御点还有“栅”“堡”等常见名称（正如大型堡垒常称为“城”，野战的营盘则称为“营”），然而最常用的还是“栅”。109本文所说的“栅”是防御性的，然而在实战中，进攻时也会立栅。这种情形下，栅必然是临时的，带有野战工事的性质。110
这些次级防御点大小不一，与主防御点相比，有三不如：规模之大不如，墙垣之高厚不如，辐射范围之广不如。次级防御点数量极多，要在地图标出具体位置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对唐代或者唐代之前的县城的位置，也只能大概估计。次级防御点固然在边界上绵延甚长，在纵深上一定也有相当的布置，否则官军深入淮西不会如此艰难。所以准确地讲，淮西建立的不是一条防御线，而是一条防御带。另外，从兵力和据点（包括主防御点）的布置上看，淮西的意图是使其相互呼应，而不是各自为战。至于其呼应程度如何，则很难测算。但至少可以讲，每个地段都有防御点负责。其防御之严密，不但能抵挡官军的纵深突破，还能遏制其横向移动。
淮西的兵力极为分散，应无可疑。812年，李绛在上宪宗的奏疏中无意间透露了这一情形。李绛主要谈的是割据藩镇的节帅的权力：
臣窃观两河蕃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111
再结合我们上文的分析，可见这种布置既有军事的作用，也有政治的考虑。
淮西防御的主动性也不能忽视。从814年淮西的大举出击，就能看到这种主动性。坐等敌军进攻不是他们的习惯，先发制人才是上策。总体上围城战相当鲜见，可能是史料脱漏造成的。但结合从其他方面得到的信息，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攻城得手是会有记载的。相反，许多阵地战中淮西常常是攻方。淮西军频频主动出击，让官军处于混乱状态，将战事挡在淮西之外。西线确实是这种情况，其他战线大概也一样。淮西军队大部分是从固定的堡栅出击的，很难讲这算不算纯粹的运动防御。有不少人认为，淮西的据点墙高堑深，所以其防御是消极被动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些据点不但是阻挡官军进攻的屏障，也是主动进攻的基地。能够通过积极进攻的方式利用防御据点，正是淮西防御成功的一大原因。
本文描述的防御，能否用一个现代术语来表达呢？因为这是一场依托阵地展开的战争，那么至少可以名之为“阵地防御”（position defense）。该词的定义是：防御一方的主力预先布置在决定性战斗将要发生的地点，胜负取决于守军能否守住各阵地，并且控制住各阵地之间的地区。预备队可以增加防御纵深，或者可以发动反击来保住或夺回阵地。112在本战例研究中，我们找不出这样一支预备队，除非这一角色是由“骡军”或者蔡州守军扮演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对于二十世纪的我们而言，“阵地防御”的概念对理解中国中世纪军事史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1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唐代军事史的史料分两种。第一种是常规史料，如官私史书、文件汇编和文集等，这些史料是研究任何一个题目都要依赖的。第二种是数量小，但很重要的唐宋时代的专门的军事文献。例如李靖的《卫公兵法》（7世纪）、李筌的《太白阴经》（764？）以及傅海波将在后文介绍的曾公亮的《武经总要》（1040）。第一类史料的不足在于，关于军事事件提供的信息过于笼统，但优点是它们至少是历史的记载。专门的军事文献，为军事科学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丰富、准确、翔实的信息。但这些文献也存在问题。中国的军事科学和军事实践虽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这一点和西方的情形一样。千百年来，中国的军事体系发展出了自己的参照框架，但并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军事实践。从这些史料中我们找到了丰富的信息，但我们不确定严格地说它们是否符合历史。此外，这些文献有着典型的中国人文主义的烙印，偏于强调纯个人的特质，而非军事专业的因素。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参考这些文献的必要性。事实上，傅海波教授在本书第四篇文章《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中就展现出了第二种文献的巨大价值。然而，有必要承认的一点是，在研究中古中国的军事史时，有用的文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多。
2参见张其昀编：《中国战史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部分，页19—20；程光裕、徐圣漠：《中国历史地图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I，图92，II，195—196；王敬：《中国名将传》（南京，1934）。
3关于淮西之役的史料有以下几种：
一、两种当时的史料：（1）韩愈《平淮西碑》，收入《韩昌黎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三〇，页50—55，又见《全唐文》，广雅书局，1901年，卷五六一，页1—5；（2）段文昌《平淮西碑》，收入《全唐文》卷六一七，页16b—22。
二、当时的公文和文章：（1）《册府元龟》卷三五九、三六七、三七四、三八五、三八八至三九〇、三九六、三九八、四〇一、四〇五、四一〇、四一四、四二〇、四二二，可能其他部分也有；（2）《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卷一一九、一二四、一二七；（3）《全唐文》。
三、《旧唐书》的本纪（卷一五）。
四、《旧唐书》的传（卷一三三、一四五，等等）；《新唐书》的传（卷一五四、二一四，等等）
五、《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二四〇。
有两种当时的史料已经亡佚。一是《平淮西记》，作者路隋是9世纪20—30年代的唐朝高官，在《旧唐书》卷一五九、《新唐书》卷一四二中有传；二是《平蔡录》，作者郑澥亲身参与了淮西之役，《明史·艺文志》显示，至晚在明代时，两书还存世。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的《后集》曾八次引淮西之役为例，分别在卷一、二、三、八、一三、一五。
4关于安史之乱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可以参考的相关研究有：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iechen Reiches，5 vols（Berlin，Walter de Gruyter and Co.，1930—1952），II，451—470；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全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59，第二册，页210—233；谷川道雄：《安史之乱の性质》，《名古屋大学文學部研究論集》，1954，页77—92。
5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東京，三省堂，1942，页39—81。
6我最近的一篇论文对此做了深入研究：“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 His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 ”in D. C. Twitchett and A. F. Wright ed.，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pp. 151—191。唐宪宗去世时剩下两个未平的藩镇是幽州和成德，被收复的四个是平卢、义武、横海、魏博。被收复的前三者一直被唐朝中央政府控制，而魏博则在822再度割据。
7指李忠臣，本传见《旧唐书》（百衲本）卷一四五、《新唐书》（百衲本）卷二二四下。可以确信，既然唐朝能在淮西建立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那么淮西一定掌握在可信赖的人手中。淮西的具体辖区很难确定，但是淮西又名“汝蔡”，可见它应该包括汝州、蔡州、申州、光州、安州、许州，可能还有陈州。李忠臣被武力推翻后，朝廷将该镇一分为三。
8对此次叛乱史料掌握最充分的是D. C. Twitchett：“Lu Chih （754—805）：Imperial Adviser and Court Official”in A. F. Wright and D. C. Twitchett eds.，Confucian Personaliti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逐走李忠臣取而代之的是李希烈，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四五卷，《新唐书》卷二二五下。
9司马光：《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卷二三二，页7468—7470。
10这三人分别是吴少诚、吴少阳、吴元济，少阳、元济有血缘关系（父子），他们的传都在《旧唐书》卷一四五和《新唐书》卷二一四。
11《资治通鉴》卷二三五，页7584—7592。
12805年就有这种情况，见《旧唐书》卷一四，页5。
13关于此事的总体情形和具体进程，见Peterson：“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 pp. 162—163，165—166.
14青山定雄：《唐宗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硏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页36及地图2。
15见Communist China Map Folio（Washington，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1967）中国的人口地图，又见Albert Hermann，An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new ed.，Norton Ginsberg ed.（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1966），pp. 56—57.
16《旧唐书》卷三八，页26，以及卷四〇，页4—5；《新唐书》卷三八，页4，以及卷四一，页2b—3a。
17中村治兵衞：《天宝以前に於ける唐の戶口統計に就いて》，收入日野開三郎编：《重松先生古稀記念九州大学東洋史論叢》，福岡：九州大学文學部（史學科）東洋史研究室，1957，页227—272。
18见E. G. 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pp. 172—177；H. Bielenstein，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ang，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Copenhagen，Munksgaard，1959），pp. 98—122.
19宋朝的人口数据有一定意义，但价值不大。直到11世纪的最后一个25年，才有可靠一点的统计数字：蔡州户数为138 086户，比唐代的87 061户增长了50%；光州的户数为69 958户，比唐中期的31 473增长了一倍多。申州的区划在几百年中受到了剧烈的拆分，没有可比性，可以忽略不计。见Hope Wright，Geographical Names in Sung China（Paris，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1956），pp. 87，161.
20唐代的廷议中经常会出现这种议论，却没有专门针对淮西的。见《全唐文》卷六四六，页4—6b（或《资治通鉴》卷二三七，页7659，卷二三八，页7664）。
21韩愈预见了危机的临近，见《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1；又见《册府元龟》卷三七四，页9。
22本文所用的月份用是阴历月份，同格里高利历联系紧密却不完全同步，本文涉及的年份是元和九年到十二年，即公元814—817年。
23《旧唐书》卷一五，页6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5—7706；《新唐书》卷一四六，页6。
24实际情形比文中谈的更加复杂。吴元济为了抢先将淮西大权握在手中，秘不发丧四十天。朝廷派员吊祭，说明朝廷在淮西内部有线人，见《旧唐书》卷一五，页6b，卷一四五，页10；《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6—7707。
2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2；《旧唐书》卷一五，页6b，卷一四五，页10；《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6。当时许州舞阳县为吴元济的人马所毁，不得不另外择地重建（《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七〇，页1257）。
26很多小地方的地名（尤其是军事哨所、堡栅的名称）难以确定，不过仍能从史书的记载中推测战斗发生的地点。
27《旧唐书》卷一五，页7b，卷一四五，页11b—12；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2。
28你可能会推测，朝廷早就密谋，要么将吴元济逐出淮西（如810年逐走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见《旧唐书》卷一三二，页5b—6），要么刺杀他（如807年刺杀李锜，见《册府元龟》卷三七四，页4b）。814年九月，朝廷发布讨伐吴元济的诏令，号召淮西的军队、官员和民众弃暗投明。承诺给军队二百万贯赏钱，民众免三年赋税。见《全唐文》卷五七，页11b—12；《旧唐书》卷一五，页7。
29日野開三郎，页39—81。
30参与的藩镇、各战线军队的规模，最终的多样性，以及五路军队的主将，均见《唐大诏令及》卷一一九，页632；《韩昌黎集》卷三〇，页51—52，卷四〇，页52；《全唐文》卷六七二，页18—19，卷751，页12。关于哪些藩镇参与了，各种史料记载有出入。而且史料给出的军队数量很少，因此无法计算各支军队的具体兵力。史料中不止一次出现兵力少的评论。韩愈的一篇文章曾记载，宣武节度使派出一万两千兵力（《韩昌黎集》卷三〇，页51），而《旧唐书》（卷一五六，页4）和《新唐书》（卷一五八，页8）的记载是三千人。实际上，韩愈这篇文章里的大部分数字都注水了。
31《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9。再没有其他史料与这个数字印证。但司马光的数字应该是从权威史料中取得的。
32韩愈在《韩昌黎集》中（卷四〇，页53）提到总共动用了十二万兵力，但我们不能确定是后来增加到这么多，还是当时就有这么多。
33例如，据记载宣武和幽州各有十万人马，魏博七万，成德五万，等等。虽然类似数据都是整数，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没有理由像鲁惟一质疑汉代的数字那样质疑唐代的数字。
34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pp. 61—77.
35《册府元龟》（卷一二二，页23）提到民众自发参与地方防务。另外，尽管安史之乱的时代常被学者忽视，但是日野开三郎教授仍有一些文章论述府兵制崩坏后对地方武装的使用。请参见《大唐府兵制時代に於ける團結兵の稱呼とその普及地域》，《史淵》第61号，1954年，页1—26；《大唐府兵制時代の團結兵について》，《法制史研究》第五号，1954，页79—134。
36见本书中傅海波教授对襄阳守城战的研究。
37《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2b。
38《旧唐书》卷一四五，页8b。
39据记载，战争结束时淮西各堡栅尚有两万余人（《旧唐书》卷一三三，页6b），算上伤亡、俘虏和逃跑的损失，数量和估计的大致不差。
40韩愈是朝廷立场的代表，上疏皇帝“不须过有杀戮”，见《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3。
41《全唐文》卷五七，页11b—12；《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2。
42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2；《韩昌黎集》卷三〇，页51—52；《全唐文》卷六七二，页18—19。原文中的“command”并没有准确对应的汉语词汇，我是为了方便起见才选用了这个词。每一个“commander”都是统领一镇的节度使，或者小一些的观察使、防御使。因此，我在这里使用“command”并不是一种翻译，而是反映一种事实，即各指挥官对各自战区负责，本战区内其他藩镇的兵马也会临时归他节制，因此这么表达是合理的。各军进兵的方向依出发地点和所处的战区决定，五路军队的主将分别是：
东北路：河阳怀汝节度使。汝州只是为作战之便临时归其统辖，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6（节度使之职是“地方长官”的制度化的形式，有时也会授予一些藩镇中的最优秀的将领）。
北路：忠武节度使。
西路：山南东道节度使，后来是唐邓随节度使。
东路：寿州防御使，特为此役而设，寿州平时归淮南节度使管辖。
南路：鄂岳观察使。
43严绶既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又兼申光蔡招抚使。这种头衔平时是象征性的，只有这样的非常时期才会有实际意义。在当时极少有一个节度使受另一个节度使指挥的情况。严绶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四六和《新唐书》卷一二九。
44《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3。
45816年九月官军攻克陵云栅，也是官军做出致命一击的好时机。
46《旧唐书》卷一五，页7b。卷一四五，页12；《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7—7708。
47《旧唐书》卷一二四，页5；《新唐书》卷二一四，页3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8。
48据记载，负责东北路的李光颜在三月间打了两场胜仗（《旧唐书》卷一五，页8；《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111）；史书对五月间在时曲之捷有着浓墨重彩的记载（《旧唐书》卷一六一，页2；《新唐书》卷一七一，页1b；《册府元龟》卷三九六，页13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2—7713。）时曲之捷很有戏剧性，李光颜先是被围困在自己的营垒中，后来逆袭破敌。他被围的原因可能是位置过于靠前了。八月吃了败仗后，他又调整了主攻方向。
49《旧唐书》卷一五，页8，卷一七〇，页1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2。裴度本传见《旧唐书》卷一七〇和《新唐书》卷一七三。后来淮西战事由裴度全面负责。
50关于严绶的失利和被黜，见《册府元龟》卷四四五，页8；《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7。《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记载高霞寓继任时，称他“有名”。朝廷将山南东道节度使的辖区一分为二，以高霞寓为唐州刺史，充唐、随、邓节度使，主持对淮西的战事；以李逊为襄州刺史，充襄、复、郢、均、房节度使，负责后勤补给。
51韩弘本传见《旧唐书》卷一五六和《新唐书》卷一五八。他的宣武军有着绝对的中枢位置，他却受到史家众口一词的批评。《旧唐书》直接点明了朝廷任命韩弘为淮西行营兵马都统的政治原因。见《旧唐书》卷一五，页9。
52韩弘发动的这场攻势的主要成果是加强了北路和东北路两军的协同。见《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9。然而，即使在这场战役中，也出现了重大的挫败，见《旧唐书》卷一六一，页2a—b；《新唐书》卷一七一，页1a—b。
53《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1。
54见《旧唐书》卷一五，页9b；《资治通鉴》，页7711—7720；《旧唐书》卷一二四，页9a—b，卷一七〇，页2。
55《旧唐书》卷一五，页9b；《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页631—632。
56《资治通鉴》，页7711—7720。
57《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19，7722，7725，7727）都记载了这条战线的胜利。李文通的确夺取了一个叫“鏊山”的地方，但是可能是因为地方太小，无法确定其位置。李文通在新旧《唐书》中都没有传，战后只是得到了一般的封赏（《全唐文》卷六一七，页20b）。
58乌重胤、李光颜的传都在《旧唐书》卷一六一和《新唐书》卷一七一。奇怪的是，乌重胤的记载非常贫乏。李光颜在战争中的表现，还可见《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18b—19。这些战线的胜利可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0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2—7723。
59关于攻克陵云栅的记载，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卷一六一，页2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5。陵云栅的确切位置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后世的注家提供的信息和战争本身的进程，我们可以找出其大致方位。根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2）的胡三省注，陵云栅在“溵水西南、郾城东北”，这一说法没有告诉我们太多有效信息，因为据我们现在的理解，这两个地方离得太近（见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唐代部分）。陵云栅应该比胡三省说的更靠北，比郾城东北更远。因为我们知道，陵云栅攻克后，东北路军队要渡过溵水才能抵达郾城（见《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19b）。我们还知道，溵水从溵水城的北面流过（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丛书集成》本，卷八，页230）。溵水城属陈州管辖。所以我的结论是，淮西人在陵云立栅，是在淮西北境之外建立缓冲区，它是淮西北线三个主要防御点之一，也是最小的一个。另外两个是郾城、洄曲。
60南路最初的主将是柳公绰，实际负责指挥的是一名武将（见《旧唐书》卷一六五；《册府元龟》卷三八九，页25b，卷四二二，页23）。因为战绩全无，于816年被免，代之以宗室李道古。李道古也没有任何作为，《旧唐书》（卷一三一，页6b）认为原因在其腐败无能。
61关于高霞寓的兵败和撤换，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0a—b，卷一六二，页7；《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3—7724；《册府元龟》卷四四三，页16b—17。主要负责粮草的襄州刺史也一并被撤换。关于袁滋对战事的指挥，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7—7728；《册府元龟》卷四四七，页8b。《册府元龟》记载，袁滋无功的原因是他本身是蔡州人，不忍用兵。
62这种说法见《新唐书》吴元济本传（卷二一四，第4页）。然而《新唐书》总体上不如《旧唐书》可信。
63《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1；《新唐书》卷二一四，页3。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结束后，朝廷保留了蔡州的牧马地，设龙陂监，见《新唐书》卷五〇，页11b（另见R. des Rotours， 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I’Ameé， 2 vols [Leiden， Brill， 1947]， II， 902）。
64《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页7609。
65《新唐书》卷五〇，页11b（另见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I’Ameé， II， 901—902）。
66董重质下文还会涉及，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六一。
67《册府元龟》卷三九六，页14a—b；《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3。
68朝廷希望韩弘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从战前对他的安排看出。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07。
69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東洋學報》第27卷，1940，页399—40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〇。最近末田修一的文章《唐代藩鎮の出界糧について》，《東洋史論叢：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東京，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会，1964），页315—331。需要注意的是，朝廷取得了一项特别的成就，即改变北方前线的运输线路，节省了大量成本。朝廷并没有让粮草从长江沿岸出发，经汴河北运后再向南运，而是取道淮河及其支流，直接将粮草运往寿州和颍州。战争初期（具体时间不明），朝廷还特设了淮颍水运使。到816年底，运送粮食五十万石，茭（干草）一百五十万束，节省汴河运费七万贯，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a—b；《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28。除了关于西路军队后勤的行政措施外，几乎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后勤的信息。
70韩愈关于淮西之役最有趣的分析和建议，来自一封奏疏，题为《论淮西事宜状》，见《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0—51（《通鉴》卷二三九，页7712有简要节选）。据记载，该状上呈的时间是815年（并非花房英树所说的816年，见氏著《韓愈歌詩索引》，京都：京都府立大学人文學會，1964，页379—380）。《论淮西事宜状》在许多方面都比韩愈在817年奉命写的《平淮西碑》更有价值。818年，朝廷以其内容偏颇，将他的碑文磨去。《旧唐书》卷一六〇也专门提到韩愈的碑文贬低了李愬，抬高了裴度，今人读了也会做出同样的结论。韩愈确实曾是裴度的下属，定然与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段文昌又奉命重写碑文（段文昌传见《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氏的文章比韩愈公允，既没有贬低裴度的功劳，又指出最后奇袭的大功属于李愬。
71《韩昌黎集》卷四〇，页52。
72843年，杜牧在《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中提到了与董重质的谈话，引述了董氏的观点。杜牧写信的目的是劝朝廷向昭义军用兵，见《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1b—16b。
73本文将“地主”译为local troops，“地主”一词含义比较模糊，但应该是指代淮西周边各藩镇的正规军，而不是临时的民兵。
74即唐随邓节度使。——译者
75李晟和李愬的传都见《旧唐书》卷一三三和《新唐书》卷一四五。李愬在西北的坊州、晋州当过刺史，这两地的刺史一般是由武人担任的。后来李愬迎娶了一位公主，与皇室的联系更加紧密，任过不少礼仪性的宫廷官职。后来他主动请缨到唐州领兵，其任命是在元和十二年十二月，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
76此观点出自当时的片段记录，韩愈忽视了这一点，段文昌则加以强调（《全唐文》卷六一七，页20）。李愬整顿西线官军的经过，散见于多种史料：段文昌《平淮西碑》；《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李愬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21，卷三六七，页9—10b，卷四二二，页9—11b，以及《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77《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3）和《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b）将这些突厥骑兵称为“沙阤”，不过没有其他史料专门提及。
78这些人称作“山河子弟”，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第7333页的胡三省注。其战场表现，可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333—7334。“子弟”一词通常指代地方士兵，据《旧唐书》（卷一五，页9b）记载，他们是从洛阳招募的。
79关于“突将”，见《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3，《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5）称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节度使直接指挥一支精锐部队，是当时常见的做法。见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页40 ff；堀敏一：《藩鎮親衛軍の権力構造》，原载《東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册，1958年，页111—117。
80很明显，李愬通过敌方的叛徒和俘虏获知敌方最关键或最熟悉形势的将领是谁，这关系到他的后续战略。李愬由此在对待叛将方面有了重要创新，它能够带来成功，但也有削弱己方士气的危险。当时对于敌方主动归顺和被俘的两种人的处置有生死之别。李愬的创新是，对俘虏也留活路，将许多有才能的俘虏收归帐下，还鼓励更多人前来投诚。主要史料来自《旧唐书》卷一三三和《新唐书》卷一四五，另外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
81《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0—7732。
82《旧唐书》卷一五，页12，卷一三三，页1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2。
83见《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6，7739。《旧唐书》所给的时间非常模糊。我认为，吴房（又称遂平）之战是李愬所部的一次挫折，虽然史书上没有这么记载。很难想象，李愬如果不是被迫，竟会主动退出已经夺取的地盘。现有的解释是，夺取吴房就会打草惊蛇，袭击蔡州的突然性就没有了。这一说法稍显牵强，可能是李愬向朝廷陈奏自己功绩时的粉饰之词。其实李愬所部撤退时被淮西军追击，这也证明了李愬是被动撤退的。
84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1；《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1—7732；《册府元龟》卷一六五，页12b。
85关于三月官军的大捷、叛军的重大伤亡、郾城的攻克，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2，卷一六一，页2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官军冒死强渡淮西重兵把守的溵水，才取得了艰苦的胜利（《旧唐书》卷一六一，页5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19b）。郾城攻克后，其军事地位大大削弱了，但是据进入郾城的朝廷的将领陈述，此城的防御仍然固若金汤（《旧唐书》卷一六一，页3；《册府元龟》卷四二六，页28），我们推断，守将的反水是胜利的关键。
86《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卷一六一，页3b；《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据记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洄曲有一万守军。“洄曲”的名称也颇为混乱，有时称为“时曲”。我认为胡三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可信的：两个名称指代同一地点，而洄曲是正确的名称（《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3，7739）。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史书记载它在溵水城对岸（《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733）。洄曲必须足够靠北，才能替代郾城北部要塞的地位。
87《旧唐书》卷一五，页12b，卷一四五，页12b；《新唐书》卷二一四，页4b。
88《旧唐书》卷一七〇，页3；《新唐书》卷一七三，页2；《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7；《册府元龟》卷三八九，页25b—26。这个情况非常明确。裴度的头衔是“淮西宣慰处置使”，本意是让他负责行政事务，而韩弘只负责军事指挥。事实上，除非他准备做出影响战局的重大决定，不然他奔赴前线没有任何意义。另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40。
白居易的诗《放旅雁》，颇能体现时人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情绪。这首诗一定是在战争后期写的，作者自注是元和十年冬（815年）作，应该有讹误，因为诗中提到了战争持续了太久：
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
淮西有贼讨未平，百万甲兵久屯聚。
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
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
白居易居住在九江，淮西在九江的西北，所以诗中说“莫飞西北去”。
89关于官军在北线的损失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8。淮西军曾计划在裴度去郾城的路上截杀他，后来又打算在他巡视途中下手，结果都失败了，其中第二次差点得手，见《旧唐书》卷一五，页13，卷一六一，页3b；《新唐书》卷一七一，页2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卷四一四，页22b—23；《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8—7740。史书还记载了南路主将李道古的惨败。817年二月，他指挥攻打申州，已经攻破了城墙，却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其指挥能力之低下可见一斑。李道古不仅未能攻克申州，反而在敌军的反攻下损失惨重。此后，申州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纹丝不动，史书上也再未出现南线战况的记载。《旧唐书》卷一五，页11b—12，卷一三一，页6b；《册府元龟》卷四三七，页18a—b，卷四五二，页23；《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31。
90记载此事的是李愬的掌书记郑澥，其记录已经散佚，一些片段保存在《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40）的《考异》中。如果这些片段真的具有代表性，那么我们可以很好地推断整篇的大意。司马光认为郑澥的记载不对，因为如果李愬将其计划上奏朝廷，消息就会传开，李愬行动的突然性就不存在了。我认为司马光的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91干支是辛未。相关史料有《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13，《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a—b；《册府元龟》卷三五九，页20b—21。李祐的军事生涯比较中规中矩，本传见《旧唐书》卷一六一。
92《孙子兵法·九地》，英译本见Lionel Giles，trans.，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London，Luzac and Co.， 1910），pp. 122—123。
93《孙子兵法·九地》，英译本见Lionel Giles， trans.， 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 ，pp. 133.
94所有史料都强调了淮西兵力缺乏的问题，李祐给李愬的情报中也有体现。据《旧唐书》（卷一四五，页12b）记载，李祐说蔡州守军都是“市人疲耄之卒”。
95地形特点也是达成战役突然性的一个因素，例如1940年德军突破阿登山口的战役，以及美国内战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中杰克逊的侧翼突破。
96董重质也说李愬是“因雪取（蔡州）城”（见《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2b）。
97《全唐文》卷七五一，页12b。
98关于这一点，见Peterson，“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pp. 168—170。
99《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51；《新唐书》卷六五，页10b。
100《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四，页666。
101例如李愬攻吴房、李道古攻申州。
102中晚唐（759—900）有两件事影响了羊马城的出现，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页7086；卷二六二，页8537，其中胡三省的注也有价值。一般羊马城的女墙都会在战争中损坏，见李靖：《卫公兵法》，《丛书集成》本，页43；另见杜佑《通典》，《十通》本，卷一五二，页800a。《通典》里收录了《卫公兵法》的大部分内容。
103胡三省对这个问题的注很有价值，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页7764。
104李靖：《卫公兵法》，页14（《通典》卷一五二，页800a）谈到城墙高达五丈（约为五十尺）。我准备将这些珍贵的文献搜集起来做专门的研究。
105北京已经发掘出唐幽州城及其子城的遗址，见那波利貞：《唐代幽州薊城疆域考》，《小川博士還曆紀念史學地理論叢》，東京，同朋舍，1930，页153—266。
106《旧唐书》卷一三三，页14；《新唐书》卷一五四，页7b；《册府元龟》卷四二六，页28a—b。
107牙城及其中节度使的住宅，在当时的史料中极其常见。见《资治通鉴》（卷二四〇，页7764）中胡三省的注。
108“栅”也用来指代城墙的城垛，《旧唐书》（卷一五一，页3b）还将其分为“战栅”和“木栅”两类；《新唐书》（卷一七〇，页3b）则用“飞栅”和“联栅”。又见《通典》卷一五二，页801a。
109日野開三郎的《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東洋学報》卷二七，1940年，页176—196）中列举了许多相关的例子，并做了评述。
110淮西之役，官军使用栅非常普遍，从战争的旷日持久和稳定的阵线看，这种情况也并不出人意料。
111《资治通鉴》卷二三八，页7692—7693；又见《新唐书》卷一五二，页7b。
112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 Army Terms（Washington，Department of the Amy，1965），p.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