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我现在要给诸位讲些什么。
我一来到金色布拉格旅馆，我们老板便揪着我的左耳朵说：“你是当学徒的，记住！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重复一遍！”于是我说，在这里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老板又揪着我的右耳朵说：“可你还要记住，你必须看见一切，必须听见一切！重复一遍！”于是，我惊讶地重复了一遍说我将看见一切，听见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工作。每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来到大堂，接受一次小小的检阅。旅馆经理驾到。地毯的一边站着餐厅领班和所有服务员，最后一个是我，一个干巴小个儿学徒。另一边站着厨师、客房服务员、厨房打下手的、勤杂工和洗碗工。我们的老板，经理先生打我们身旁走过，检查我们的衬衫和礼服，看我们的领子是否干净，燕尾服上有没有油污，扣子掉没掉，皮鞋亮不亮，他还弯下身来闻一闻，检查我们是不是洗了脚，然后说：“你们好，先生们！你们好，女士们！”于是，我们便不能再跟任何人闲扯了。餐厅服务员们教我怎样将刀叉包在餐巾里。让我打扫烟灰缸。每天我还得清洗装热香肠的铁皮盒子，因为是由我到火车站去叫卖热香肠的。全套活计都是那个已经不再当学徒、成了正式工的人教给我的。哎呀呀，他为了能到火车站去叫卖香肠，可真没少求人家。最初，我对这一点感到有些不解，到后来我就明白了。我最爱干的就是到火车站去向车上的乘客卖香肠这档子差事了。有好几次，我的香肠以一克朗八十哈莱士一对卖给人家，可乘客们只有一张二十克朗，有时甚至五十克朗的钞票，而我又没有那么多零钱找给他。即使有，我也只顾继续往下卖，直到乘客们纷纷上车，从窗口探出头，伸出手来让我找钱。我先把热香肠放好，然后在兜里翻找零钱。乘客们大声嚷嚷，说钢镚儿不用找了，把纸币找给他们就行。我却磨磨蹭蹭地在兜里找纸币。哨声响了，我才慢慢掏出该找给乘客的纸币。可是，火车已经徐徐开动。我追在火车后面跑，举着钱，眼看着他的手指就要触着纸币了。有一个人探出一大截身子，以致不得不让人拽住他的腿。还有一个人，他探在窗外的脑袋眼看要碰着站台的柱子，可是后来，他伸着的手指很快离我远去。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手里捏着纸币。这可就是我的了！很少有旅客回来索取过这些钱。这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积蓄。一个月下来便是好几百，到后来我甚至有了上千克朗。可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睡觉之前，我的上司都要来检查一番，看我是不是洗了脚。晚上十二点前我必须上床。我就这样开始了什么也没听见却又什么都听见了，什么也没看见却又看见了我周围一切的生活。我看见了这规矩、这制度，看见了当我们彼此之间表面上显得不和时，我们老板的那种高兴劲儿。哪能让女账房晚上跟一个男服务员去看电影呢！第二天早上就得把他们辞掉。我还认识了餐厅的特别客人，那张包出去的餐桌。每天都由我来擦拭这张餐桌上的玻璃杯，杯子上有每个客人各自的号码、各自的标记。有上面画着鹿的杯子，有画着紫罗兰的杯子，有画着小镇的杯子，有棱角的杯子，还有慕尼黑产的带有HB字母的大肚子石罐儿。每天晚上，我都看见这帮固定的上流人士：公证人先生、火车站站长、法院院长、兽医、音乐学校校长、工厂主伊纳，我替所有这些常客穿脱过外套，我给他们端啤酒，还得把各人固定使用的杯子送到他们各位的手里。我真奇怪这些富人怎么能整整一个晚上来来回回讨论这么个问题，说城外有一座小桥，三十年前小桥旁边有棵白杨树。于是争论便开始了，这个说那里没有小桥，只有那棵白杨树，另一个说那里没有白杨树，只有一块不能算作小桥的带栅栏的木板……他们就这样边喝啤酒边为这个没意思的问题大喊大叫争论不休。不过也只是表面上热闹热闹而已，因为他们尽管大声吵嚷着说那里有座小桥而没有白杨树，或者说那里有棵白杨树而没有小桥，可到后来又总是坐下，一切恢复正常。他们的争吵仿佛只是为了让啤酒更加可口。有时候他们又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捷克的哪种啤酒最好。这个说普罗吉维的最好，那个说沃德尼昂的最好，第三个说皮尔森的最好，第四个说宁布尔克的最好，或者说克鲁肖维采的最好，于是又扯着嗓门儿争个不休。大家都很高兴，大声吵嚷只是为了有点事情做，轻松地把这个晚上打发掉。后来，在我给他们端啤酒去的时候，站长先生便侧着身子对我耳语道：有人看见兽医先生到天堂艳楼去找小姐了。说他去的是雅露什卡小姐的房间。而那位校长又耳语说兽医虽然去过，但不在礼拜四，而是在礼拜三就去了，说那位兽医找的是弗拉丝达小姐。于是，他们整整一晚上便谈论天堂艳楼的小姐们，还有谁去了谁没去等等。当我一听到天堂艳楼这个话题，对他们曾经争论过的城外有座小桥还是有棵白杨树，啤酒是布拉尼克牌子的好还是普罗吉维的好之类的话题就压根儿不再想看见和听见，一心只琢磨着这天堂艳楼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我数一下自己的钱。我卖热香肠攒下来的外快，足够我去逛一趟天堂艳楼了。我甚至还会在火车站上装哭，装小可怜的，让人们同情我这个小学徒。他们在车上向我招手，施给我钱，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个孤儿。我打定主意，总有一天的晚上十一点钟以后，等我洗了脚，便要从窗子爬出去，看看那个天堂艳楼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就在金色布拉格旅馆出了大事的那一天。那天上午进来一帮茨冈人，一个个穿得漂漂亮亮，说他们是锅炉厂的，有的是钱。于是坐下来，要了最好的菜，而且每次在点另一道菜时，总要把钱亮出来给你看一下。音乐学校校长坐在窗子旁，见茨冈人太吵，就换到餐厅中间的一张桌子，继续看他的书。我想肯定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因为在他站起来换到另一个离原座儿三张桌子远的地方坐下的时候，还一直看着他那本书，连往下坐的那一会儿也还在看他那本书。他的手摸索着找椅子，眼睛还是没离开书。我在为那张包桌擦拭玻璃杯。正值上午，我对着光亮只看见少数几位客人要了份汤和焖牛肉。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即使没事做，所有服务员也要找事做。比方我吧，就得仔仔细细将那玻璃杯擦了再擦。领班也挺直身子站在那里整理刀叉，服务员重新整理餐巾什么的……突然，我透过金色布拉格旅馆的玻璃杯看到窗口下跑来一群激怒的茨冈人。他们跑进我们的“金色布拉格”，大概在过道上就已经拔出了刀子。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跑到那些从锅炉厂来的茨冈人跟前。而那些锅炉厂工人似乎早就在等着这帮人。他们一跃而起，将身后的桌子一张张拽到身前挡着，以免那些带刀子的茨冈人扑过来。可还是有两个人倒在地上，他们的后背挨了刀子。那些带刀子的茨冈人朝锅炉厂工人的手上砍，连餐桌上都沾满了血，可是校长先生还在继续看他的书，而且面带微笑。那茨冈风暴不仅发生在校长先生的附近而已，而是越过他的头顶。鲜血溅到他的头上、他的书本上。刀子两次扎着了他那张桌子，可是校长先生仍旧继续读着他那本书。我自己却钻到桌子底下，四肢并用爬进了厨房。茨冈人尖声叫嚷，刀子闪闪发亮，仿佛在金色布拉格旅馆里飞窜的金色苍蝇。这些茨冈人不付钱便匆忙走出旅馆，所有的餐桌上都是血。有两个人躺在地上，有张桌子上摆着两个砍下的指头和一只削下的耳朵，还有一小块肉。之后请来一位大夫检验了这些割下的碎肉，发现这是从肩膀以下的胳膊上割下来的。唯独那位校长先生仍旧用手撑着脑袋，胳膊肘撑着桌子，继续在看他的那本书。其他桌子都已翻倒在门口，这些桌子码成一个防御工事，掩护着锅炉厂工人们逃出了旅馆。经理先生只好站在旅馆门前举起双手对前来用餐的顾客说：“抱歉抱歉，今天我们这儿出了点事，明天再开门。”我的任务是洗干净那些血迹斑斑的桌布。那上面有多少手掌印指头印啊。我得把它们都搬到院子里去，在洗衣房烧上一大锅水。勤杂工们也都来帮着洗，然后煮，我负责晾晒。可我个子小，够不着晾晒的绳子，只得由厨娘们来干，我将拧干的桌布递给她们。我的个头刚好够到那厨娘的胸脯，她一个劲儿地笑，还借机戏弄我，将她的乳房压在我脸上，却装作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一个乳房挨着另一个乳房地压在我的眼睛上，挡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倒是挺香的。等她一弯腰拿筐里的湿桌布时，我又从下面看到她的两个乳房在晃悠。等她一站起来晾桌布，那些耷拉的乳房又高高耸起。所有勤杂工和这些娘们儿都哈哈大笑，还对我说：“小家伙，你几岁啦？你已经满了十四？什么时候？”到了傍晚，微风吹拂，桌布全干了，满院飘扬着干净而漂亮的一块块白布，活像我们只有在举办婚宴庆典时才用的餐巾。好啦，我的任务全都完成了！到处重又干干净净，到处都摆放着石竹花。花店总是根据不同的季节送来满满一筐各样鲜花。我上床睡去了。可到夜深人静时，院子里晾着的桌布仿佛在喃喃细语，彼此交谈。我打开窗户，溜出房间，从桌布中间穿梭着由窗口到了大门那儿。我蹿了出去，走进小巷，从一盏路灯蹿到另一盏路灯底下。倘若有人走过，我便站在暗处等他过去，直到远远地看到了“天堂艳楼”那块绿色招牌，我才稍微站定一会儿，等了一等。楼房里面传出自动风琴的演奏声。我鼓足勇气走进去，只见走廊上有个小窗口。我站在那儿，窗户高得让我不得不踮起脚尖。我看见里面坐着天堂老板娘，她问我：“您有什么事，小伙子？”我说我是来找乐子的。她开了门。我进去之后，看见那里坐着一位黑发女郎，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在那里抽烟。她问我要什么服务。我说我要吃夜宵。她便说：“给您把饭端到这里来吃，还是到夜宵部那里去吃？”我脸一红，说：“不，我想要一个单间。”她瞅我一眼，打了一声长长的口哨。该问的她都问了我，也得到了答复，于是她又问：“想跟谁？”我指一下她说：“跟您。”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将手伸给我，手拉手地将我领着走过一条暗红灯光的暗黑走廊。她打开房门，里面摆着一个长沙发、一张桌子、两把丝绒面椅子。灯光是从荷叶边儿窗帘下面哪个地方照出来的。从天花板上往下垂着一些柳条之类的东西。我坐下来，摸了一下钱包，心里感到很踏实。我说：“您跟我一块儿吃饭吗？您想喝点儿什么？”她说喝香槟酒。我点点头，她一拍手，服务员便来到跟前，送来一瓶酒，当面将盖打开，然后又从旁边的小贮藏室里拿来两个玻璃杯，倒上酒。我喝香槟时，酒里的泡沫都钻进我的鼻孔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喷嚏。那位小姐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在她向我作过自我介绍之后便声称肚子饿了。我说：“好吧！上最好的菜！”她说她喜欢吃牡蛎，说这里的牡蛎很新鲜。于是，我们吃着牡蛎，喝着新开的一瓶香槟酒。然后她便开始抚摸我的头发，问我哪儿人，我说我来自一座小小的村庄，连煤我都还是去年第一次看见过。她觉得好可笑，然后让我放松一点儿。我觉得很热，就脱下了上衣。她说她也热，问我可不可以帮她宽衣。我帮她脱下，将她的衣服平整地放在椅子上。随后，她帮我解开了裤子的开口。这时我才知道，天堂艳楼不光是美妙、迷人，简直就像在天堂。她将我的头放在她的两个乳房之间，那香味，那细嫩的皮肤……我闭上眼睛，彻底地醉了，瘫软了，任她摆布。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这个了。为了这，即使把我一个礼拜卖热香肠攒下的八百克朗全都花掉，我也乐意。我如醉如梦地和她紧贴在一起，直到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后来，很快就到了该穿衣服，不得不和小姐告别、付钱的时候了。账房算了又算，给我一张七百二十克朗的账单。我又单独给了雅露什卡小姐两百克朗。我走出天堂艳楼之后，靠在第一道墙上，在黑夜中站了一会儿，回味着这一切。我终于弄明白，在这些住着漂亮小姐的漂亮房子里是怎么回事儿。我暗自说：“现在你已不再是生手了，明天再来吧！你也将成为老爷。”我让她们大吃一惊，来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在火车站叫卖热香肠的小服务员，走的时候却比金色布拉格旅馆那张包桌上的任何一位老爷都要神气得多。
第二天，我对世界的看法立即变了样。这些钱不仅为我打开了通向天堂艳楼的大门，而且使我有了尊严。我后来还回想起一个情景：天堂老板娘见我多付两百克朗时，立即抓起我的手就要吻。我还以为她想知道我的表几点了呢。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表。不过她要吻的也不是我这个在金色布拉格旅馆当学徒的手，而是那二百克朗，总之，是我拥有的这些钱。我还有一千克朗藏在床上，这钱我也不是想要就有的，而要靠我每天到火车站去卖热香肠才能挣来。第二天上午，我被派去取花篮。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退休老人四肢趴在地上，找他那个不知滚到哪里去的硬币。我立即联想到，像包桌的客人一样，常常光顾我们旅馆的也有花匠、熟肉师、屠夫与牛奶厂厂长。实际上这些光顾我们这里的是给我们供应面包和肉类的客人，而我们领班一看冰箱，便吩咐说：“快到屠夫那里去，让他立即把那瘦得不得了的小牛肉拿走，现在就拿走！”小牛肉果然在傍晚之前被拿走了。那屠夫坐在那儿，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可那个退休老人大概是眼神不好，手掌在尘土里摸来摸去。我说：“您在找什么，老大爷？”“找什么？”他说，他丢了二十个哈莱士。我等着人们走过这附近时，便从兜里掏出一把硬币抛到空中，然后立即抓起篮子提手，买我的石竹花去了。我一直朝前走着，拐弯之前我回头看一眼，只见地上还趴着好几个行人，每个人都觉得这些硬币是为他而掉下的。他们互相争吵着，逼着对方把钱还给自己。他们就这样跪在那里大吵大嚷，唾沫四溅，甚至像发怒的猫狗彼此又搔又抓。我忍不住地笑了。我当即明白：人们感兴趣的是什么，相信的是什么，为了几个硬币能干出什么来。我提着花篮回到饭店，看到门口有那么多人，便匆匆跑进一间客房，掏出满满一把硬币，故意抛到离人群有几米远的地方，又立即跪下来修剪石竹花，将两枝文竹配上两枝石竹花插在一个个小花瓶里。我一边插花一边透过窗子看人们怎样四肢趴在地上捡钱，捡我抛下的钢镚儿，还互相争吵：为什么我先看到的钢镚儿被你抢走。这个晚上，在以后的许多晚上，那些我们没事也要装着忙事儿的日子里，在我擦拭玻璃杯或对着光亮细细检查它的清洁度，并透过它看到宽阔的广场、避瘟柱和天空乌云的时候，甚至白天，我都梦想自己飞翔在大小城镇和乡村的上空，带着一个大口袋，口袋里装满硬币，我将它们一把又一把地撒在身后的地面上。我像播种一样地抛撒着硬币，随即追上来一群人，我还没发现有一个人不去捡这钱的，看到的只是你夺我抢。可我已经继续往前飞行，感觉非常惬意，即使梦中我也会得意扬扬地咽着口水。我甚至梦想自己带着装满硬币的口袋，将它们继续一把一把地撒向我身后的人群。硬币叮当地响着，滚得到处都是。我甚至想象我有本事像蜜蜂一样飞进车厢，飞进火车电车，叮当一声无缘无故地将一把镍币抛到地上，让大家弯下身，为了抢个小钱去互相争斗，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钱只是为他而从天空掉下来的，根本没有别人的份儿。这梦想使我备受鼓舞。我个子小，因此我得戴上浆得很硬的高领子，而我的脖子又细又短，那领子不仅勒得脖子疼，而且直顶着我的下巴。为了不至于太疼，我必须总昂着头，我也学会了仰头看人，因为我没法低头，一低头就疼，所以我鞠躬时必须弯下整个上身，可是头还仰着。我微微合上眼皮，我看世人的那副样子，像是蔑视他们，嘲笑他们，看不起他们。因此客人也以为我是一个很自负的人。同时我也学会了站和走。我马不停蹄地走着，我的脚板像烧烫的熨斗。我奇怪自己怎么没着火，鞋子怎么没烧坏。我的脚板烫得我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往鞋里倒冰镇苏打水，特别是在火车站上，可这也只能稍微舒服一点儿。我真恨不得立即把鞋脱掉，穿着燕尾服直接跑到溪边将双脚泡到水里。于是，我继续往里面倒冰镇苏打水，有时还放进一小块冰激凌。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领班和服务员总穿着那些像是从垃圾堆捡来的最旧最破的鞋。只有穿上这种鞋走路，一天才能坚持下来。就连客房服务员和账房会计，所有人最累的也是那双脚。每当我晚上脱去鞋子，发现脚上的尘土齐了膝盖，仿佛我整天不是走在木板地上和地毯上，而是走在煤堆上。这就是我的燕尾服的另一面，是全世界所有大饭店的服务员、学徒以及领班们的背面。一方面是雪白的、浆得笔挺的衬衫和浆得发硬的白领子，另一方面是渐渐发红的双脚，就像那种得了脉管炎，从双脚的变色开始渐渐死去的人那样……可是，我每周都能攒下一笔钱去找一位新的小姐。我的这第二位小姐是一个金发女郎。我一进到天堂艳楼里面，就有人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想吃夜宵，并且立刻添上一句“在单间里”。当他们问我找哪一位小姐时，我就指了一下那位金发女郎。我又爱上了这位浅黄头发的姑娘。尽管那第一次是难以忘怀的，但我觉得这次比第一次更加美妙。我就这样一直检验着金钱的力量。我要了香槟酒，可我事先尝了尝，那位小姐必须跟我喝一样的酒。我不能容忍只给我倒酒而给她倒汽水。当我赤身躺下两眼望着天花板，那位金发女郎也躺在我身旁，也两眼望着天花板时，我突然起来，从花瓶里抽出几枝牡丹，扯下花瓣，并将它们一片片地在小姐的肚皮上摆成一圈儿。真是美得让我吃惊。小姐坐起来，看着自己的肚皮，不过牡丹花瓣掉下去了。我轻轻地将她重新按倒在床上，让她好好躺着，并将墙上的镜子转个角度，让她自己能看到她那摆着牡丹花瓣圈儿的肚子有多美。我说：“太棒了，以后我每次来都给你带一束时令鲜花，在你肚皮上摆成花瓣圈儿。”她说，她从来没有碰到过有人对她的美表示这般的敬意，说她因为这些花而爱上了我。我说：“等到过圣诞节时，我去折些云杉枝来给你在肚皮上摆成一个圈儿，那该会有多么美啊！”她说要是摆上槲寄生将会更美，但应该在长沙发上方的天花板上挂块镜子，让她能看到按季节、月份摆在肚皮上的不同的花瓣圈儿有多美，说等到我给她摆上菊花、石竹花、小野菊、彩色观赏叶……那一定会很好看……我起了床，我们又恋恋不舍地互相拥抱了。临走时，我额外给她二百克朗，可她将钱还给了我。我将钱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觉得自己仿佛有一米八高。连天堂老板娘我也给她放了一百克朗在窗台上。她弯下身来，透过眼镜瞅了我好一阵子。我出来时已是深夜。夜空的满天星斗照着暗黑的小巷，可我满脑子都是金发女郎肚皮上的獐耳细辛、雪片莲、雪花莲、报春花，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越往前走，就越发奇怪我怎么会冒出这么个念头，像摆凉菜冷盘一样在一个女人的肚皮上摆起花瓣圈儿来。我想象着，一年下来能摆这么多品种的花瓣圈儿，真是其乐无穷。原来金钱不仅能买到漂亮姑娘，还能买到诗。第二天早上，我们照例两排站在地毯上，老板在我们面前来回踱步，检查我们的衬衫是否干净，扣子是否齐全，说了声“你们好，女士们先生们”的时候，我却在盯着厨娘和客房女服务员们死看，直到她们其中的一个揪一下我的耳朵。我发现我连一个也没看上，我也绝对不会往她们肚皮上摆花瓣圈儿。既不会摆菊花花瓣儿，也不会摆牡丹花瓣儿，更甭说云杉枝或者槲寄生了……我就这样魂不守舍地擦着玻璃杯，对着大窗户的光亮看着窗外的半截子行人，心里想着夏天里开的什么花，怎样摆放到天堂艳楼那位金发女郎的肚皮上去。我非常仔细地擦着玻璃杯，这是谁也做不到的。我先在水里把杯子洗干净，然后再擦，最后举起来对着光亮照，看是否已经干净。可透过玻璃杯，我心里琢磨的全是我将要在天堂艳楼干些什么。我把花园里、草原上乃至森林中的鲜花全想到了，不禁又有了新的惆怅，到了冬天怎么办？后来，我又露出幸福的笑容，因为冬天的花朵更加美丽，我可以去买仙客来和玉兰花，或者到布拉格去买兰花，我干脆搬到布拉格去住。在那里的大饭店也可以找到工作，那里的整个冬天都有花……想着想着，一眨眼快到中午了。我开始分送碟子和餐巾、啤酒和红色的柠檬石榴汁。中午一到，人们便大忙起来。刚一开门，那最先进来，然后转过身去关好门的便是天堂艳楼的那位金发女郎。她坐下来，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掏出一个信封，她四下里张望着。我连忙蹲下系鞋带，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领班朝我走来对我说：“快去接待顾客！”可我只是点点头，我的膝盖直哆嗦。后来，我鼓起勇气，尽最大可能地昂着头，递给她一块餐巾，问她需要点儿什么。她说：“我就是想见见你，要杯覆盆子汁。”我注意到她穿的是那件夏季连衣裙，上面满是牡丹花图案，她整个一身围着一圈儿牡丹花圃。我难为情得脸都红了。我真没想到会冒出来这么一档子事。这些牡丹就是我花出去的钱啊，这是我的好几千块钱啊！眼下我所看到的还只是白白送她的。我转身去为她端覆盆子汁。等我端来时，只见她搁在餐巾上的那个信封里，随随便便露出了一点儿我送给她的两百克朗。她盯得我不禁打起战来，覆盆子汁洒在了她的膝盖上。领班匆匆跑来，连老板也来了。老板直向她赔不是，还揪着我的耳朵，恶狠狠地拧了一下。他不该这样做的，气得那金发女郎对着整个店堂大喊一声：“你这是干什么？”老板说：“他把果汁洒在您身上，弄脏了您的衣裳，我会赔偿的。”她却说：“这跟您有什么相干？我什么也不想问您要，您怎么这样侮辱他？”老板和蔼地说：“他弄脏了您的衣服……”大家都停止了用餐，而她说：“跟您无关，不用您管！您瞧着点儿！”她说着，拿起一杯饮料，从上往自己的头发上倒，然后又拿起一杯，倒得全身都是覆盆子汁和汽水泡沫，等她倒完最后一杯覆盆子汁之后说了声：“结账！”付完钱便走了，身后留下一阵覆盆子香味。她出去的时候仍穿着那件满是牡丹花的丝衣裙，这时有一大群蜜蜂围着她飞。老板拿起桌上那装着二百克朗的信封说：“你快去追她，她把这个忘在这儿了。”我跑出去，她正站在广场上，像集市上的土耳其蜂蜜小铺一样招来了一大群蜜蜂。她也不去管它们，任它们采集这甜果汁。淋在她身上的果汁厚得仿佛她多了一层皮，又仿佛家具上擦了一层清漆或类似的东西。我看着她那身衣服，交给她那二百克朗，她把钱还给了我，说是我昨天忘在她那里的。她还补充一句，让我晚上再到天堂艳楼去，说她买了漂亮的野罂粟花。在阳光下，我看到她的头发被覆盆子汁粘成一绺一绺的，被太阳晒干了，变硬了，跟那油漆刷子似的。她的衣裙被甜果汁粘得紧紧地贴在身上，要像从墙上揭下旧广告和壁纸那样才能脱得下来，可这一切还都是小事，尤其使我震惊的是她竟然对我说：她一点儿也不害怕我，说她比旅馆里的人都更加了解我，也比我自己更了解我。当天晚上，我老板对我说，需要将我在一楼的房间腾出来存放床上用品，我必须把东西收拾好搬到二楼去住。我说：“是不是明天再搬？”可老板看我的那种眼神使我明白现在就得搬。他还再次叮嘱我说，晚上十一点必须上床睡觉，说他既要对我父母又要对这企业负责。要想让这样一个小学徒能够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得睡好觉。
我最喜欢的顾客是那些出门做生意的，但也不是所有这些商人。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这个代理商是个特大号胖子。他第一次来到我们旅馆时，我连忙跑去找我的老板。我当时那副慌张的样子，使我的老板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我说：“老板，这儿来了个吓人的大胖子。”于是，他跑去看了一下。果然，这么胖的人我们还从没见过。老板表扬我及时反映了情况。于是专门给他挑了个房间。这胖子睡的是一张特别的床，床底下还加了四根柱子，外加两块厚木板撑着。那人在我们这儿过得可舒坦了。他还带了个脚夫，这名脚夫背上总背着件什么重东西，就像火车站上的搬运工，扛着一件用行李带捆着的重型打字机之类的玩意儿。晚上，那代理商总要在餐厅吃晚饭。他的吃法可不一般，先拿一份菜谱看一眼，仿佛什么也挑不出来，然后说：“除了这些酸味肺以外，其他的都给我上一份来。一道一道上，等我吃完第一道菜，你就上第二道，直到我说够了为止。”他总要吃上十来道。等他吃饱后，沉思一会儿说，他还想要吃点儿东西磨磨牙。先要了一百克匈牙利香肠。接着又像生气似的，抓起一大把零钱往大街上一扔，然后，又气鼓鼓地坐下来。餐厅里的包桌常客彼此看一眼，又瞅一眼我们经理。经理只得站起来，鞠个躬对那胖子说：“先生，您干吗要扔掉那些零钱啊，它又不碍什么事？”那位代理商说：“既然你们，作为这个大旅馆的老板，每天差不多都扔掉十克朗，凭什么我就不能扔掉那些零钱呢？”经理回到那些常客们的桌旁，将那代理商的话转告了他们。这些人听了更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经理又决定回到胖子那里去问个明白，“您扔自己的零钱那不碍事，您爱怎么扔就怎么扔好了，可是您怎么说我们旅馆每天都要扔掉十个克朗呢？”那胖商人站起来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向您解释清楚。我能到您厨房里去一下吗？”经理点一下头，用手指着厨房的方向。等胖商人进到厨房里，我听见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请给我切一百克匈牙利香肠好吗？”经理便给他切了，称了，放到一个碟子里。我们大家都吓坏了：他这不是在检查我们的分量够不够数吗？可是那胖商人却拍了一下手，他从屋角落里将他那个脚夫叫出来，拿出那件用小台布盖着的东西。这玩意儿看去像辆小纺车，但又不是。他的脚夫走进厨房，把他那架玩意儿摆到桌上。那代理商将盖在上面的布一扯，亮出一架漂亮的红色器具，一个圆而扁平的亮闪闪的锯子，锯子绕着轴呈旋转形。轴的尾端有一个曲柄和小把儿，还有一个旋转扣。那胖商人得意地看着他这部小机器，“听我说，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是天主教教会，它所买卖的东西，谁也没见到过，谁也没摸到过，到底价值多少谁也搞不清，这就是那上帝。世界上第二大公司便是所谓的国际公司，这个你们也有了。而这，是一部在全世界使用的小机器，这是一个计款器，如果您整天都能正确地按动这旋钮，到晚上它就能帮您把一天的收支算出来，这就是我所代理的世界上第三大公司。”
“冯伯克尔公司生产的秤，行销于全世界，在赤道上或在北极。我们还生产各式切肉切香肠的机器，这种机器的奥妙在于……”他先要了根匈牙利香肠，把香肠皮撕下来搁在秤上，一只手摇动着曲柄，另一只手按住切香肠的转刀，装肉片的盘子里便会堆起一片片切好的香肠，肠片堆得很快，仿佛已经切掉整根香肠，其实那根香肠并没有切掉多少。代理商停止了摇柄，他问我们，估计大概切了多少克。经理说：“一百五十克。”领班说：“一百一十克。”“你认为呢，小毛孩？”他问我。我说：“八十克。”经理立即揪我的耳朵，并对这代理商一个劲儿地赔不是说：“这孩子小时候在他妈妈喂奶时，掉到地上摔伤过脑袋。”可是那位代理商却摸摸我，对我温柔地一笑说：“这孩子猜得差不离。”于是，将切好的香肠往秤上一扔，秤上指示为七十克。大家彼此交换个眼色，纷纷靠前围到那神奇的小机器旁边。谁都明白，这架小机器能带来利润。等我们让出一条路来时，那胖代理商抓了满满一把硬币扔到煤堆上的木箱里。他一拍手，他那个脚夫又提来一个包裹，用个罩子盖着，像我奶奶的圣母马利亚神盒。等他把罩子一揭开，里面放着一架秤，就像药铺里用的那种最多能称一公斤的秀气的小秤。那胖代理商说：“瞧见吗？诸位，这秤准极了。我对它呵一口气，它就能指示出我这口气有多重。”他吐一口气，果然，那秤的指示针便动一下。他将切好的香肠片往上一放，秤上指示为六十七点五克。很明显，前面那架秤称出来的肠片分量多出二点五克。代理商在桌子上算了一下，然后又把那数字涂掉说：“您一个礼拜如果卖十公斤匈牙利香肠出去，这架秤就能给您省出一百个二点五克香肠来，这也就几乎是半根匈牙利大香肠。”他说着，手握拳头撑在桌面上，脚尖着地，脚跟儿微微抬起，得意地笑着。经理忙说：“大家都走开，我们这里要谈生意哩！您把放在这里的东西都给我留下，我都要买下来。”“这是我的样品。”代理商说。他指一下他的助手，接着说，“我们带着这些东西在克尔科诺谢山脉一带的各个小旅舍转了一个星期。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像样的旅舍都卖掉了一架切香肠的小机器，一架秤。我把这两件东西当做税款储蓄器，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位代理商大概比较喜欢我，我使他回忆起了他年轻的时候。他每次抚摸我的时候，总是笑得那么亲切，有时甚至还掉眼泪。他时不时让我给他往房间里送矿泉水。我每次去他房间，他总是穿着一套睡衣躺在地毯上，他的大肚子像一只大桶摊在他的身旁。我挺喜欢他这个样子，他也根本不为有这么个大肚子而感到不好意思。恰恰相反，他有时把肚子挪在前面，像挂着一块面对全世界的广告牌。他常对我说：“坐下，孩子！”又对我微微一笑，温柔得不像我爸倒像我妈，“你知道，我也跟你一样，这么大一点儿就开始闯世界了。在科列夫服饰公司。啊！我的孩子啊！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念我当时那位经理哩！他总是对我说，‘一个正经商人总有那三件宝：不动产，店铺和储存物资。要是储存物资没了，那你还有店铺，要是储存物资和店铺没有了，你至少还有一份不动产。这个谁也无法从你这儿拿走。’可是，有一次我被派去取梳子，很漂亮的骨头梳子，总共值八百克朗。我把这些梳子驮在自行车上的两个大提兜里。你拿糖吃吧！拿吧，拿吧！樱桃巧克力的。我正推着这辆驮着两口袋梳子的自行车上山坡，这时有个乡下娘们儿骑着自行车赶到我前面去了。她到了小山坡上的林子里就停下来。等我推着车到了那里，她瞅我一眼，目光那么咄咄逼人，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皮。她抚摸我一下说，‘咱们一块儿去摘覆盆子吧！’我于是放下自行车，她那辆女车压在我的车上。她拉着我的手刚进到第一堆灌木丛里，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她便压在我的身上，我算是被她弄到手了。我想起了我的车，我的梳子，我立即跑掉去拿我的车。那时，女车的后轱辘旁都有这么个网子，带色儿的，就像通常罩在马头和马脖子上的那玩意儿。我一摸那梳子，还好，全在。我算松了一口气。可是，那娘们儿又走过来，见我没法将我的车子从她的车子底下取出来，便对我说，‘这就说明，我们还不该分手。’我可是怕她了。吃那糖！这叫牛轧糖。我们又一块儿来到一片小森林，这回她将车子放在地上，我的车子压在她的车子上，我也翻身压住她占了她的便宜。记住，孩子！只要你有办法，有本事，生活就能变样。唉！不过你该去睡觉了，明天早上你还得早起，知道吗，孩子？”他举起瓶子，咕嘟咕嘟一饮而尽，我还听见矿泉水在他肚子里咕噜的声音，仿佛屋檐上排水管的雨水正滴到贮水池里。当他一转身，侧身躺着，肚子里的水也滚到了侧过去的这一边，构成新的水平面。我可不喜欢那些自带食物、人造黄油的厨房用品商。他们随身带着食品，在房间里吃饭。有的甚至还随身带着酒精炉，在房间里煮土豆汤，把土豆皮扔在床底下，还让我们免费给他们擦皮鞋。他们离开饭店的时候，只给我一个广告纪念章当小费。我还得帮他们把装酵母的盒子搬到汽车上。这是他们从所代理的批发商店拿的，顺便拿出来卖卖。有的商人随身带的箱子多极了，仿佛把他们打算在一个星期内要卖掉的商品都带上了。可是有些人压根儿什么也不带。对这种人我很感兴趣。他们来的时候没带箱子，我想他们拿什么做买卖呢？他们带的东西往往使我大吃一惊。例如，有一个是办理包装纸和纸口袋订货单的，他的样品只需塞在一个上衣口袋里。还有的随身带个公文包，里面装着像空竹之类的小玩具和订货单。他们走遍全城，边走边玩，进了商店还接着玩他的玩具。这时，玩具与服饰品小店的老板便顾不上去跟别的小商品代理商和顾客打招呼，像梦游似的直奔空竹那儿，问销售人可以供多少货。那代理商答应他能供十二打，两人一商谈又添了几打。在别的季节里，代理商或者带上一只皮球，不管在火车上、街上或者进到哪家商店，他们又是踢又是抛的，走到哪儿玩球玩到哪儿。店老板就像吃了迷魂药似的直朝这球走去，目光追着这抛上抛下的球看个没够，然后便问能供多少打货。这种季节的代理商我不喜欢，领班也不喜欢他们。他们都是些急性子，一些所谓火烧屁股的人。他们一进旅馆，恨不得马上吃饱，不付钱便从窗口溜出去，有几次还真是这样……可有一位在我们旅馆里睡过一觉的橡皮王却非常可爱。他是销售橡胶材质的各样商品的，是普里麦罗斯公司的代理商。他每次来都有点儿什么新闻，包桌上的常客总爱把他请到他们桌上去讲点什么，因为他总有一些这个听了不高兴那个听了心欢喜的事儿。这个代理商向大家散发各种颜色和型号的避孕套，对我这个小学徒也不例外。我也挺讨厌那些包桌常客。他们在街上装成一副高贵相，可一坐到饭桌旁，便像小猫，甚至猴子一样地撒欢儿，十分淫秽和可笑。那个橡皮王一来，就将普里麦罗斯公司的产品偷偷塞到人家的馒头片下面。等客人一翻馒头片，不禁笑得死去活来，因为不出一个月，别人也会遇上同样的情况。大家都乐意这样恶作剧闹着玩。有一位名叫希夫诺斯特克的先生，他有一个生产假牙的公司。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几颗假牙或者一整板牙齿扔进人家的啤酒里。可反过来，他却在自己的杯子里喝到了他销售的假牙，这是他曾经扔到人家的咖啡杯里的，是他的邻座把他们的咖啡杯调了个个儿。有一回，兽医往希夫诺斯特克先生背上猛击了一拳，打得他的假牙掉到桌子底下。希夫诺斯特克先生还以为这是哪个厂里拿出来卖的假牙，便往假牙上踩了一脚，后来才知道这是按照他的牙床专门定做的牙齿。这一下可把修牙技师史罗塞乐坏了。他擅长快修，干这一行挣得也最多。所以每当人们开始猎野兔野鸡，他的赚钱季节便来了，因为狩猎之后猎手们便要开怀痛饮一番，好多猎手醉得连假牙都吐出来或者弄断了，于是史罗塞先生就白天黑夜地给他们修牙，好让他们的老婆不至于发现，或者让他们在家人面前瞒上三五天。可那橡皮王带的完全是另外一类商品。有一次带的是所谓“寡妇乐”。我一直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为它被放在一个像装黑管一样的乐器盒子里。只要把盒子一打开，那“寡妇乐”便会围着桌子转，大家兴奋得狂呼乱叫一气，然后又立即将它关进盒子递给下一个人。我虽然一直在给他们送啤酒，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它怎么能逗乐我们的寡妇们。有一次，橡皮王带来一个橡皮女郎。正赶上冬天，大家都坐在厨房里，夏天通常坐在保龄球场馆或者用门帘隔着的窗子旁。一听橡皮王关于那橡皮女郎的一番介绍，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可我根本不觉得好笑。每个坐在桌旁的人都能拿到这橡皮女郎，可是只要一到某个人手里，那人便马上变得严肃，不好意思地红起脸来，并立即把它交给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而橡皮王却像在学校讲课一样地大肆宣讲着：“这是最新产品，床上的性用品，一个名叫多情佳人的橡皮木偶。跟这多情佳人在一起你可以随心所欲。她几乎像个活人，也跟一个成熟的女孩儿差不多一样大小。她有激情，能跟您亲热，全身暖乎乎的，又美丽又性感。成百万男人都在等待着这位橡皮做的多情佳人，一位用他自己的嘴吹起来的多情佳人。这位用男人的气吹成的女人反过来又能使男人们阴jing勃起，给他们自信、力量和难得的满足。这位多情佳人，诸位，是用特别的橡皮制成的。两腿之间各个部位都是照着女人之所有来设计的。用电池发电可以让她做出各种温柔与刺激的动作，能使男人的快感达到高潮。”在座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这橡皮女郎，每次都由各人自己将她吹起。在将它递给下一位之前，橡皮王便把橡皮女郎体内的气放掉，让接手的人亲自将它再次吹起。别的人便鼓掌，大笑，简直等不及轮到自己来吹它。厨房里一片欢腾，女账房直摇头，坐立不安，仿佛每次被人吹气的是她。他们就这样狂呼乱叫直到半夜。当然，在这些旅客中也还有一个做着其他生意的人，但这个人做的生意更实际，是巴杜比采一家制衣公司的代理商。我们那位一天忙到晚的领班先生是通过军队认识他的，是领班曾经接待过的一位中校介绍他认识这个人的。这位代理商每年来我们这儿住两次。我见过他，但记不清了。他先量过我们领班的裤子，然后让他只穿一件衬衫和小马甲，用一条仿羊皮纸尺子量他的前胸、后背、腰围和脖子，然后在纸带上标明尺寸，比着领班的身体裁剪，仿佛就是用这些纸条来给他缝燕尾服似的。他身边没带布料，只是将这些纸带编上号，仔仔细细搁到一个纸口袋里，封上，在上面写上我们领班的出生日期，当然还有他的名字和姓。他收了领班的订金后对领班说，他什么心也不用操了，只等着燕尾服寄到时付款便是。领班也用不着去试衣服，因为他只在这个公司缝燕尾服，而且他确实没时间。我后来听到一些情况，那是我特别想问而又不敢问的，即这事儿后来是怎么安排的。那代理商自己说了。他把订金放进胸前小兜里，轻声地讲述着：“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老板想出来的一项改革，全共和国乃至于全欧洲全世界的一项改革，即：军官们，演员们，所有像您，领班先生一样时间很少的人，对这些人我完全可以到他们这里来量好尺寸并把它寄到车间。那里的人便拿着这些纸条围在一个人体模型上，这模型里面是个橡皮口袋，它可慢慢地胀大，大到正好合乎这些纸条的尺寸。这些纸条因为抹了速干胶，很快就能变硬。等到把这些纸条取下来，您的充了气的身体模型便会飘到房间的天花板那儿。这人体模型上面拴了一根小绳儿，就像妇产医院的每个婴儿一样，免得弄错了，或者像布拉格医院太平间里的尸体那样也拴个条儿，免得火化时弄错。时候一到，就把相关的那个人体模型放下来试衣服，试制服。定做的衣服要根据订单来反复修改与试穿。一般要试三次，拆了线再缝，可连一次也不用真人来试穿，而是靠这个充气的橡皮假人来代表。一直到完全合体，可以放心将燕尾服寄给订货者本人，找他付款为止。这些服装通常都很合身，除非这顾客后来发胖了或变瘦了。遇到这种情况，公司的代理商又可来为你重新量体，看看胖了或瘦了多少，一切都可利用那充气模型变大缩小来加以修改，或者另缝一件新的燕尾服或者军外套。在顾客去世之前，这公司里总有他的充气躯体飘在天花板那儿，总共有好几百种颜色不同的充气躯体。一进公司的门，就可按照职位高低来找到各自的躯体模型。都一级一级分类放着哩！分将军部、中校部、上校部、队长部、大尉部、领班部，还有其他穿燕尾服的人。只要一来人，拽一下绳子，你的那个充气躯体就会像小孩们玩的气球一样被拽下来。假如有人刚不久来缝制、修改过外套或大衣，你就能准确地知道这人的身材是个什么样儿。”这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等到我要参加服务员转正考试时，也要到这个公司来缝一套新燕尾服，我的充气躯体也将挂在公司的天花板上，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还经常做梦，梦见飘在巴杜比采制衣公司天花板上的不是我那充气的躯体模型，而是我自己。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正飘在我们金色布拉格旅馆的天花板上。一天半夜，我给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商，就是那个卖我们小药秤、香肠切片机的人送矿泉水到他房间里去，我连门也没敲便进去了。这位代理商正坐在地毯上，跟平常一样，他一吃饱肚子就进房间，换上睡衣，盘坐在地上。原来我还以为他在玩扑克或者给自己算卦哩！可他却在满心欢喜地微笑着，像个孩子那样兴致勃勃，在地上一百克朗挨着一百克朗地摆他的钞票。他已经摆满了半张地毯，可还远远没够，于是他又从皮包里掏出一包钞票来接着往下摆，仿佛地毯上画了条线让他照着摆似的摆得那么直。摆完一行之后，他便心花怒放地欣赏着这些一百克朗一张的钞票，甚至高兴得拍一下他的胖手掌，然后又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用两只手摸着自己的脸，干脆捧着自己的脸，欣赏这些钞票。随后，他又接着往下摆。要是有哪张钞票摆反了或者没摆平、翘起来，他便把它翻过去，让所有的票面一个样儿。我站在那儿，吓得不敢咳嗽也不敢离开。这些钱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啊！这一块块完全相同的“铺地小瓷砖”，尤其是这巨大的热情，这藏在心中的欢乐，也为我美好的前程敞开了大门。因为我也跟他一样喜欢这些钱，可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儿。在我眼前立即显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我将自己挣来的所有的钱，虽然眼下还不是一百克朗而只是十克朗一张的，也像他一样一张挨着一张铺在地上，那该多来劲啊！我看着这个穿着条子睡衣的、孩子气十足的胖子，便明白了，也看到了我未来的任务。总有一天，我也要这样关起门来，或者忘记关门，坐在地板上摆出这显示我的权利和力量的图画，一幅的的确确使我快乐的图画。有一次，我还真的这么做了，诗人东达·约德看了大为惊讶。这位东达·约德先生在我们旅馆住过，他除了写诗还会画画儿，所以经理跟他结账时还要了他一张画儿。他在我们小镇上出了一本诗集，名叫《耶稣基督的一生》，虽然是自费出版的，可他将全部印出来的书都搬到他的房间里，一本挨一本地摆在地板上。他一会儿脱下大衣，一会儿穿上大衣，被这耶稣基督弄得有些神经质。整个房间都摊满了他的这些白净的书。等到摆不下了，便往房门外扩张，一直摆到走廊那儿。他重又脱下大衣，过一会儿又将它穿上，一切视他出汗的情况而定。有时他只把衣服披在肩膀上，觉得冷了，又穿上袖子，过一会儿又立即将大衣脱掉。有两小团棉花还老从他的耳朵眼儿里掉出来。他也是一会儿将它塞进去，一会儿将它掏出来，根据他是否想听见周围世界而定。这位诗人老是宣称要回到乡村小木舍去。他除了克尔科诺谢山区的小木舍，别的什么也不画。他开口便谈作为艺术家的诗人的任务是寻找新人。住在我们这里的客人们都不喜欢他，或者说虽然还喜欢他，但总爱逗他，拿他来开开心。这位诗人在旅馆里不仅爱一会儿脱衣一会儿穿衣，而且爱一会儿脱鞋一会儿穿鞋，一切根据他的情绪来定。为了寻找他的所谓新人，也五分钟变换一次情绪，随即脱掉或穿上他的胶皮套鞋。旅馆里的客人们见他脱下了套鞋，就往套鞋里倒点儿啤酒或咖啡。客人们都边吃东西边注意地瞟着他。等诗人一穿他那套鞋，啤酒或咖啡就从他鞋子里流出来。他气得冲着整个旅馆大声吼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该遭报应啊！”接着，还眼泪汪汪的，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幸福得流泪了。因为他把人们往他的胶皮套鞋里倒啤酒，看做是一种对他的关注，他觉得这座城市还算把他放在心上。虽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但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年轻人来平等相待的。最糟糕的是，当诗人把脚伸进套鞋时，套鞋被钉子钉住了。他想再回到餐桌都不能，差点儿没摔倒，好几次要摔都幸好用手撑住。那套鞋被牢牢地钉在地板上。他又骂了通：“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可很快又原谅了他们，向他们推销一幅小画或者一本诗集。他为了糊口，很快就把它推销掉了。他这个人实际上并不坏，恰恰相反，我常常觉得，他像“白天使”杂货店门上方的天使雕塑一样悬挂在整个城市上空，这诗人似乎悬在小镇的上空，拍打着翅膀。他真的有这翅膀，我甚至看见了，只是害怕去问教长。当诗人忽而脱下忽而穿起他的上衣，他漂亮的脸俯向着那一小块纸片，趴在我们的桌子上写诗时，我看到他那天使般可爱的侧面。他一转身，头上便升起一个光圈，一个相当普通的光圈。那脑袋周围一圈紫色火苗，仿佛普里莫斯牌炉子上的火焰，仿佛他脑袋里盛着煤油，而脑袋上咝咝响着的光圈在闪闪发亮。他漫步走过广场时，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这位客人那样优雅地拿着伞，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位诗人那样潇洒地将上衣披在肩上，没有一个人像这位艺术家那样合适地戴着软帽，尽管塞在他耳朵里的白棉花球时不时掉出来，尽管他在走过广场之前来来回回脱穿了五次上衣，摘了又戴十次帽子，仿佛在跟什么人打招呼。其实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只跟集市的老婆婆点头问好，这就是他所寻找的所谓新人。每逢刮风下雨，他总要买上一罐肚丝汤和面包，亲自去送给这些冷得发僵的老婆婆们。他端着汤罐儿走过广场时，那简直不像端的汤，而是为这些老婆婆们献上自己的心，肚丝汤里的一颗人心，或者说把他自己的心剁碎，放上洋葱辣椒做成的汤，像牧师捧着圣饼盒或者圣餐去赴临终礼。这位诗人就这样两手替换端着这罐子，自己感动得眼泪汪汪。多好的一个人啊！他虽然在我们这儿赊着账，可却还为这些老婆婆买汤喝。不是为了让她们暖和而已，而是让她们知道：他，东达·约德想着她们，与她们同甘共苦，把她们当成自己，当做他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这种将爱奉献给亲人的思想立即在现今而不是死后付诸行动……他将他的新书摆满一地，一直摆到走廊上的那一次，有位清洁女工正提着一个桶从厕所出来，一脚就踩在《耶稣基督的一生》的封面上，可约德没有冲她大喊“该死的、可恶的无赖”，而是将踩脏的书放在原处，上面那个像男人踩的大脚印就算是他的签名，他将耶稣连同脚板印一起以十克朗、十二克朗卖掉了。因为这书是自费出版的，所以只印了两百册。布拉格天主教出版社答应约德出版一万册，于是他整天都算计着这一万册怎么卖，反反复复脱掉和穿上他的大衣。又因为人家用钉子钉住他的胶皮套鞋而摔了三次跤，这些事儿我都差不多忘了；他还每隔五分钟往嘴里撒一种什么药面，跟个磨坊师傅撒面粉一样。又仿佛撕破了面粉袋，弄得胸前膝盖上全是白粉。还有一种治神经衰弱的什么药水，他直接拿着瓶子喝，嘴唇上像嚼了烟丝一样留下一个黄圈儿。他就这样不停地喝着药水吞着药面，所以他每隔五分钟就热得出汗，然后又发冷，颤抖得连桌子也晃动了。木匠师傅测量了一下这《耶稣基督的一生》盖住的房间、走廊有多少米。东达后来又计算一通，说等那一万册书印出来，他若将它们摆在地上，就得摆满从恰斯拉夫城通到赫什马诺夫姆尼什采的整条公路，或者盖住我们镇上的整个广场和老城区的所有大街小巷。我也被这些书弄糊涂了，心想我在我们镇上走动时每步都得踩在这些书上呀！我知道，能在街道地面上一万次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一生》，那种感觉一定很好。为这个，东达可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印刷厂的女老板卡达娃太太走来，没收了东达的全部《耶稣基督的一生》，叫两名伙计用装内衣的筐子将它们搬走了。卡达娃太太说，实际上是大声嚷嚷：“《耶稣基督的一生》搁在我的印刷厂里，八个克朗给你们发行一本。”东达于是又脱下外套，喝一口治神经衰弱的药水，大声喊着：“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
我咳嗽了一声，可胖商人瓦尔登先生仍然躺在地毯旁的地板上。整个地毯上摆满一百克朗一张的绿色钞票。瓦尔登先生还在出神地望着这些钞票，一只胖手搁在脑后当枕头，一直那么躺着。我走出去，关上门，然后敲门。瓦尔登先生问：“谁在那儿？”我说：“我，见习服务员，送矿泉水来啦！”“进来！”我便进去了。瓦尔登先生还继续侧身躺着，手掌撑着脑袋，头发卷曲，涂满了发膏，因此他的头发油光光的。他还是那样笑眯眯的，对我说：“给我一杯，坐一会儿！”我从兜里掏出开瓶器，打开瓶盖，将矿泉水咕嘟咕嘟倒进杯里。瓦尔登先生喝着矿泉水，歇下来指着那些钞票，像那矿泉水一样轻声悦耳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已经来过一次，我故意让你看个够。你记住，钱能为你打开通向全世界的道路，这是我的师傅科列夫老先生教给我的。你所看到地毯上的这些钱，是我一个礼拜挣来的，我卖掉了十架秤……这是给我的酬金。你看到过比这更美妙的东西吗？等我回到家，我就把它们摆满整个住宅，我要和我老婆将它们摆到所有的桌面上地板上。我要去买一根大香肠，将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整个晚上都吃它，什么也不留到明天。因为夜里我反正要醒的，这根大香肠我能吃完。我特别爱吃香肠，整个这么一大根。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再给你详细讲。”瓦尔登先生随即站起来，抚摸一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下巴底下，望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会有出息的。你记住我的话！你是这块料，知道吗？但是要学会‘拿取’！”“可怎么拿法？”我问。他说：“我看见过你在火车站卖香肠。我就是那些给了你二十克朗等着你找回那十八个克朗的人中的一个。你磨磨蹭蹭好半天也找不出那十八克朗，直到火车开走了。”后来，瓦尔登先生打开窗户，从裤兜里抓起一把硬币扔到寂静的广场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那硬币落地的叮当声和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他又补充一句说：“你得学会从窗口扔零钱，以便从大门口进大钱，懂吗？”起风了，过堂风将所有的一百克朗钞票吹起，蹦跳着，活跃异常，像秋天的落叶挪到了房角落里。我出神地看着瓦尔登先生，我也总是这样看着所有做生意的房客，心里突然想，他们的内衣，他们的衬衫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总想象他们的内裤都很脏，裤裆里的颜色甚至相当黄，他们所有的衬衫领子肯定也很脏，他们的袜子也准是又臭又黏糊。他们要不是住在我们这里，准是将他们的脏内裤、脏衬衫和臭袜子从窗口扔出去，就像从查理温泉那儿的窗口扔出去一样。我曾在那儿的姥姥家住过三年。我姥姥在那儿的旧磨坊里有间小屋，一间从来见不着阳光的小屋。因为它朝北，阳光根本进不去。这房子紧挨着磨坊大水轮。水轮大得在房子的第二层楼那么高的地方舀水，在四层楼高的地方送水。也只有我姥姥能收养我，因为我妈还没嫁人就生下我，只好把我交给她妈带。而我姥姥就住在查理温泉旁边。她整个一生的幸运就在于她租了磨坊里的这间小房子。她总为这个而祈祷，说是上帝听见了她的请求，给了她这间紧挨着温泉的小房子。因为每到星期四和星期五，那些行商和没有固定住处的人都在温泉里洗澡。我姥姥从上午十点就做好了准备，连我都盼望这星期四星期五的到来。也盼望其他的日子，不过在其他日子里从温泉厕所的窗口扔出来的内衣裤没有多少。我们守在自家的窗口盯着，随时可能有某个商人扔出来的脏内衣会飘过我们窗口。它们飘在空中会停留片刻，完全展开，然后便直冲坠落，有的掉进了水里。姥姥弯着腰用钩子将它们钩起来。我得使劲拽住姥姥的两条腿，免得她一不小心掉下去。有的衬衫被扔出来时突然张开两只袖子，活像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或者耶稣基督。这些衬衫就这样在空中摆了一会儿十字之后，便一头冲下掉到磨坊大轮子上。轮子始终在转，钩内衣是很冒险的事情：根据情况，让衬衫附着在轮子上，直到它转到姥姥的窗口旁，姥姥或者一伸手抓住那件衬衫，或者用钩子去钩那件绕住了轮轴的衬衫，即使这样，姥姥也能将它从窗口钩进厨房，立即将它们扔进洗衣盆里。晚上，姥姥就将这一天抓到钩到的第一批脏内裤、衬衫和袜子洗掉。到了夜里，那可美啦！在一片漆黑中，突然从查理温泉的厕所窗口里飘下来一条白内裤、白衬衫，朝着磨坊这漆黑的深渊往下掉。这些白衬衫或白内裤总要闪过我们窗口。我姥姥能够在它们掉到下面那湿漉漉的闪光的轮子上之前，就用钩子将它们钩到手。赶上刮风下雨的日子，狂风大雨打在她脸上，她得与风雨搏斗才能钩到那些内裤衬衫。可她仍然盼望着每一天，特别是星期四和星期五，那些客商更换内裤衬衣的日子。因为他们挣了钱，便买新内裤衬衣，把旧的从窗口扔出去，姥姥就带着钩子在下面的窗口等着。她将这些内衣裤洗净修补好，平平整整放在筐子里，然后送到建筑工地去卖给泥瓦工和帮工们。她就靠卖来的这点钱勤俭度日，还能供给我面包和加奶咖啡。这该是我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姥姥拿着钩子等在敞开的窗口前那个模样。这在秋冬雨季并不是怎么好受的事儿，风吹雨打的，有时费了老大的劲儿也钩不着那些衣衫。它们像被子弹击中的白鸟，急促地掉进黑潭里或被磨坊水轮扯成碎片，已经没有了袖子和裤腿，像个缺胳膊短腿的残躯，随着滚滚流水，钻过黑色桥洞，不知流向何方……诸位听够了吗？今天到此结束。
[1] 捷克硬币，一百哈莱士为一克朗。
[2] 一种宗教仪式，由牧师或神父给临死的人脸上涂油，作临终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