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三十五年来我认定这份工作将永远这个样子干下去，这台机器将随我一起退休，然而，谁曾料到我上布勃内去参观了那台巨型压力机之后三天，同我全部梦想截然相反的事情发生了。
我去上班，那里站着两个年轻人，我一眼便认出他们是社会主义突击队队员，浑身上下像是去踢足球的，橘红色手套，橘红色的美式有檐小帽，蓝工装裤吊得齐胸高，背带下面露出绿色高领绒衣。
主任得意扬扬地把他们领到地下室，指给他们看我的机器，两个年轻人马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他们在桌上铺了一张干净纸，把牛奶瓶放在上面，我则站在那儿感到丢脸，挨了一记闷棍，心情紧张，突然一下子，我的肉体和灵魂都意识到了，我将永远无法适应这个变化，我的处境有如当年某些修道院的僧侣们，当他们得知哥白尼发现了新的宇宙定律，地球并不像大家公认那样是宇宙的中心之后，他们便集体自杀了，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能有另一个样子的世界，一个与他们迄今生活于其中，与他们所熟悉的世界不同的世界。
后来主任对我说，我可以去扫院子、打杂，或者干脆什么也不用干了，因为下星期我将调到梅朗特立克印刷厂的地下室去捆白报纸，除了捆白报纸，别的什么也不干。
我的眼前不由得一阵发黑，我，一个处理废品和废纸干了三十五年的打包工，经常可以指望从臭烘烘的废纸中捞出一本珍贵书籍来作为额外收入的人，没有了这种指望无法生活，现在却要去捆没有斑点、没有人性的白纸。
这个消息把我击倒在地下室的第一级楼梯上了，我坐在那儿，浑身瘫软，呆若木鸡，双手无力地垂在两膝之间，脸上挤出一个笑容，望着那两个年轻人。
这事丝毫怪不得他们，人家打发他们上斯巴莱纳街开压力机处理废纸，他们就来了，因为这是他们的面包，他们的职业。
我看到他们怎样用叉子把废纸叉进槽里，按动绿色和红色电钮，我抱着荒谬的希望，盼着我的机器起来罢工，诳称患病，佯装齿轮和传动装置卡住了，但是，我的压力机背叛了我，它一反常态，轰隆轰隆地飞旋着，仿佛血气方刚，临了还叮叮当当一阵响，从第一包起，每打出一个包就叮当一阵，仿佛在嘲笑我，仿佛要显示唯有到了社会主义突击队手里它方有用武之地，方得以发挥全部才干。
我不得不承认，这两个年轻人在这儿才做了两个小时，他们就像干了多少年那样熟练了，两人分了工，一个爬到触及天花板的废纸堆上，用钩子直接把废纸钩进槽里，一个小时后又打出了五个包。
主任不时来到院子里的洞口俯身朝下张望，举着他那两只肥胖的爪子看演出似的鼓掌，喝彩，目光则死死地盯在我身上……好极啦，真棒，能干的小伙子！我半闭起眼睛，想走开去，可是两条腿不听使唤，我被羞辱得浑身瘫软了，我的机器发出的可恶的叮当声火一般地烧灼着我，它宣告压力马上将达到顶点，压板转眼就要停下来。
随着铁叉在空中闪动，我看见一本书飞进了槽里，我起身把它捡了出来，在工作服上抹了抹，贴在胸口过了一会儿，它温暖着我，尽管它是凉的，我紧紧地搂着它，活像一位母亲搂着自己的孩子，像科林的扬·胡斯塑像把《圣经》抱在胸前，抱得那样紧，甚至把那本《圣经》一半压进了自己的身体。
我望着那两个年轻人，他们没有看我，我把书举到他们面前，他们瞥了一眼，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鼓足勇气瞧了一下封面，不错，是一本好书，查理·林白写的一本关于人首次飞越海洋的书。
我像平时一样，立刻想到了弗朗基克·史都尔姆，圣三一教堂的司事，他收藏有关航空的各种书刊，因为他深信伊卡罗斯是耶稣的先驱，不同的是伊卡罗斯从天上掉了下来，跌进海里，而耶稣则由一艘一百八十吨重的阿特拉斯运载火箭送进了地球轨道，至今统治着他的地球王国。
我心里说，今天我要最后一次给弗朗基克的小研究室送去这本描写林白如何战胜海洋的书。
这以后我的微小乐趣就告终了。
我蹒跚地穿过院子，主任正满面红光地在给一个名叫海德维契卡的卖废纸的小姑娘过秤，像每次一样，他先称她和送来的废纸，然后称小姑娘本人，这是主任的老规矩。
我喜欢书，他喜欢年轻姑娘，对所有的姑娘他都像现在一样，先称姑娘和废纸，然后去掉废纸光称姑娘，把她们的体重一一记在一个小本儿上。
他同姑娘们调侃，动手动脚，全然不在乎身边有人冷眼旁观。
他抱着她们的腰，把她们举到磅秤上，摆正她们的姿势，仿佛要给她们摄影似的，每一次，给每个姑娘他都详细讲解勃格尔磅秤的使用方法，一面讲一面搂着她们的腰，摸她们的乳房。
他每次指着秤上的数字给她们看时，照例像现在这样，站在海德维契卡的身后，两手抱着她的臀部，脑袋凑到她的头发上，色迷迷地闻着她的发香，下巴颏搁在她的肩上指点着数字，随后腾一下跳到一旁，把磅秤上的钩儿一推，欢叫着向小姑娘祝贺，说她的体重没有增加，他把这个数字记在小本上，然后伸出双手，再一次抱着她的腰，嘴里喊着……蹦，把她抱下台阶似的抱下地，一面抱一面闻她的胸脯，之后像每次一样他自己站到磅秤上，要海德维契卡给他称体重，称的时候他仰起头，冲着天棚嘶叫，活像一头老公鹿见了小母鹿时兴奋地伸长脖子欢叫。
称完之后，海德维契卡得把主任的体重写在一扇已堵死的房门门框上。
我穿过院子和过道，走到外面的阳光中，然而对我来说满眼都是一片阴暗。
我来到教堂，只见弗朗基克·史都尔姆擦机器似的在擦着祭坛的四壁，一看便知他心不在焉，思绪飞向了别处。
他也是个不走运的倒霉鬼，一向爱好给报纸撰稿，报道当地腿骨折的小道消息，每星期一专栏报道有关打架斗殴的事件，这些事件照例以当事人神志昏迷送进医院或警车告终。
除了给《捷克言论》和晚报写这类报道之外，他对其他工作一概没有兴趣，可是他当教堂司事的父亲去世了，弗朗基克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当了教堂司事，但脑海里却总在写稿，报道老城区和新城区所有醉汉斗殴的消息。
此外，他稍有空闲便跑回神父住宅区自己的那间屋子，一屁股坐进主教的雕木大圈椅，随手拿起一本航空方面的书便激动地读了起来，读那些个记叙新飞机和飞机制造师的故事。
这类书弗朗基克肯定已收藏了二百册以上，我把地下室发现的那本递给他，他擦擦手接过去，从他脸上的笑容我立刻看出这书在他的小藏书室里还没有。
他看了我一眼，我感到他的目光在紧紧地拥抱我，他的眼睛甚至润湿了。
我意识到那美好的时光，我的地下室带来微小欢乐的美好时光已经结束，我永远不再有机会给弗朗基克·史都尔姆送来安慰了。
我们两人正站在一对天使的翼下，这对奇大无比的天使由锁链系着悬在圣坛的上方。
这时房门悄没声儿地推开，神父轻轻走过来，干巴巴地对弗朗基克·史都尔姆说，他得换上法衣去行祝福礼了。
于是我离开教堂，在上午的阳光中踯躅，走过圣达代乌斯祈祷台时，我停下脚步站了片刻，回想我曾怎样在这里祈祷过，祈求圣达代乌斯显个灵，让那些可怕的卡车，就是从屠宰场给我运送可恶废纸的卡车一辆辆都滚进伏尔塔瓦河里去，连车带货滚进去。
我还回想起，那时候我喜欢开玩笑，从废纸堆中拣出几颗星贴在帽子上，故意跪在那里，听着路过的旧时代的房产主高声议论……太好了，工人阶级已经爬回十字架前面来啦……现在我站在那儿，帽子拉到眼睛上，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现，何不跪下来试它最后一次呢？跪下来祈祷，祈求圣达代乌斯行个奇迹，唯有奇迹才能帮助我回到我的压力机旁，回到我的地下室，回到我的书籍中去，没有书我无法生活。
我正要跪下时，却不料美学教授一头撞在我的身上，他的眼镜片在阳光下闪烁，仿佛两只玻璃烟灰缸，像平时一样他手里拿着个公文包，神色慌张地站在我面前，我头上戴着帽子，因此他问道……那年轻人在？我想了想，说他不在。
上帝啊，莫非他病了？教授显得很不安。
我说不是病了，不过，我对你直说了吧，再不会有路特的文章了，不会有安杰尔慕勒的评论了……我从头上摘下帽子，美学教授越发惊慌了，他甚至跪在了地上，举着一根手指点着我喊道……您就是那个年轻人，您也就是那个老头儿？我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到额上辛酸地说……是的，不过，再也不会有过期的《民族政策》了，再不会有《民族报》了，他们把我赶出了地下室，您明白了吗？我迈步朝前走去，朝着我走了三十五年的我们院子的通道走去。
教授跟随着我，在我身旁跳来跳去，围着我转，拉我的袖子，塞给我一张十克朗的钞票，接着又塞了一张五克朗的，我低头望着这两张钞票，辛酸地说……这是要我好好找一找？教授两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透过厚厚的镜片睁大一双马眼那么看着我，他点点头，喃喃地说……是的，您好好找一找。
我说……找一找，可找什么？他完全不知所措了……找另外一种幸福……他轻声耳语，鞠了一躬，往后退几步，然后转身走开了，仿佛急于离开发生了不幸事件的现场。
我拐进院子的通道，只听得我那台压力机叮叮当当地响着，声音那样欢快，活像雪橇上的铃声，载着醉醺醺的婚礼参加者在奔驰。
我无法再往前走，我连看一眼我的压力机都不行了。
我扭身出门，走在人行道上，阳光耀得我两眼发花，我站在那里不知朝哪儿走好。
在这场暴风雨中，我曾经那般信赖的书本竟没有一本前来解救我，一言一语都没有。
我那么站着，后来无可奈何地又折回圣达代乌斯祈祷台，瘫倒在祈祷凳上，头埋在手掌里。
也许我睡着了，也许我打了个盹儿，也许我进入了幻境，也许我被落在我头上的不公正弄得有点儿精神失常，我双手捂着眼睛却看见我的压力机变成了巨型压力机中的巨型机，它那样高大，把整个大布拉格圈在它的四壁间了。
我看到当我按下绿色电钮时，机身的两侧便动了起来，它们大得有如拦水堤坝，我看到第一批房屋倒塌了，像小耗子一样在我的压力机中滚动，机板不费吹灰之力朝前推去，朝前推去，摧毁着面前一切挡住去路的东西。
我俯瞰布拉格城，只见市中心的生活依旧按常规进行，但在市郊，我的巨大的压力机正在推进，所到之处变得一片荒凉，现在机器的四壁同时朝市中心靠拢，我看到体育场、教堂和公共建筑物，我看到大大小小的街道，一切都在倒塌，我的巨型压力机不容任何东西逃脱，连一只小耗子也不让。
此刻我看见布拉格宫倒下了，另一边民族博物馆的金色圆顶倒下了，伏尔塔瓦河的河水在升起，可是我的压力机有着可怕的力量，一切反抗在它面前犹如院子下面地下室里的一张废纸。
我看到巨型压力机这会儿加快了速度，把已摧毁的一切集中到一堆。
我看见了我自己，看见圣三一教堂倒在我身上，看见我已不见了，我已被轧碎，同砖瓦、木料以及祈祷台混在一起。
于是我只听见电车和公共汽车怎样在断裂，机器的四壁收拢得越来越紧，但瓦砾堆中间仍有足够的空当，破砖碎石的黑暗中仍有空气，这会儿空气透过大压力机的四壁在咝咝作响，涌到上面，喷了出来，混杂着人们的哀哭，我睁开眼睛，看到荒凉的大平原中心立着一个大得吓人的包，一个立方体，边长五百米，也许还要长一些，我看到整个布拉格连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读过的所有的书籍、我整个的一生都压在这个包里，不比一个小耗子更有价值的一生，在我的地下室同废纸一起被社会主义突击队轧碎的小耗子……我惊讶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跪在圣达代乌斯祈祷台的跪凳上，有一刻工夫我木然呆望着扶手上的一条裂缝，后来我站起来，望着电车上的红条纹，望着来往的汽车，望着川流不息的行人，在斯巴莱纳街人们从不停步，全都急匆匆从民族大街赶往查理广场或者反过来。
人行道很狭窄，因此人们不停下来，只是匆忙地走着。
我被撞来撞去，便靠在神父住宅的墙上，木然呆望，这时忽然看见弗朗基克·史都尔姆从神父住宅区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他像往常一样穿着节日的礼服，甚至还系了领带，一本正经地迈下台阶，大概像平时一样正要朝我们的院子走去，可是这会儿瞥见了我，于是朝我走过来，照例鞠了一躬，问道……您是汉嘉先生吧？我像过去在院子里或在地下室时一样回答说……是我。
弗朗基克·史都尔姆把一个信封递到我手里，鞠了一躬，回神父住宅区的小屋去了，去换衣服。
弗朗基克·史都尔姆从来都是如此，每当我给他送去一本对他的小藏书室来说有价值的书，他便像今天一样换上礼服，戴硬领，系卷心菜叶子式的领结，郑重其事地给我送一封感谢信。
我照例立即把信拆开。
像以往一样，这是一封很正式的书信，雪白的信纸，上端花哨地印着……弗朗基克·史都尔姆微生物实验室字样，信上写道……尊敬的先生，我代表微生物实验室向您致谢。
您赠送的查理·林白所著《我飞越海洋》丰富了我们的藏书，希望今后仍将得到您的惠赐。
下面的署名是微生物实验室……弗朗基克·史都尔姆……还盖了一个弗朗基克·史都尔姆微生物实验室的圆印章……我沉思着走到查理广场上，像以往一样把这封感谢信撕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封，因为在我的地下室，我的机器，我光荣的压力机背叛了我，给这些小小的乐趣敲了丧钟。
我无可奈何地站在查理广场，呆望着教堂墙面上闪闪发亮的洛约拉的伊格纳休斯像，一轮光环从他周身放射出来，他立在自己教堂的墙面上，欢快的金色线条勾勒出他的轮廓……然而，我看到的不是光环，而是一只竖着的金色澡盆，卧在盆中的塞内加直立着，这是在他用刀子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之后，他向自己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并非徒然写了那本书，一本我喜爱的书……《论心灵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