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吧，咱们两个人坐一会儿，”克雷莫夫说，“研究一下情况。”
“干吗要两个人坐坐，”格列科夫说，“我们这儿打仗都是大家一块儿，研究情况也是大家在一块儿。”
克雷莫夫很喜欢格列科夫的粗鲁，但同时又很生气。他很想对格列科夫说说在乌克兰被围困的事，说说自己在战前的情形，使格列科夫不把他看成官僚。但是他觉得，说这类的事，就表示自己软弱。他到这座楼里来是表现自己的力量的，不是表现软弱。他本来就不是政治部门的官僚，他是作战政委。
他在心里说：“没什么，政委又不丢脸。”
在一片寂静中，大家在砖堆上坐下来或半躺下来。
格列科夫说：“今天德国佬不会再来了。”他向克雷莫夫建议说：“政委同志，咱们来吃点儿东西吧。”
克雷莫夫和格列科夫一起在休息的人们当中蹲下来。
“我看着你们大家，”克雷莫夫说，“脑子里有一个想法老是转悠着：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
有一个不高的、懒洋洋的声音应声说：“是嘛！”
在这一声“是嘛”中，流露出很明显的对这种陈词滥调的勉强附和与嘲笑的意味，所以大家一齐轻轻笑了起来。他们比那个第一次说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的人更了解，俄罗斯人消耗着多大的力量，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力量的直接代表。而且他们也知道和明白，普鲁士人打到伏尔加河边，打到斯大林格勒，完全不是因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他们。
这时候克雷莫夫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一向不喜欢政治工作人员颂扬俄罗斯古代将领，他的革命的心灵十分厌恶《红星报》社论中摘引德拉戈米罗夫 [6] 的话，他认为没有必要以苏沃洛夫 [7] 、库图佐夫 [8] 和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9] 的名义设立勋章。革命就是革命，革命的队伍只需要一面旗帜，那就是红旗。可是为什么偏偏就在今天，在他重新呼吸到往日列宁主义的革命空气的时候，却出现了这种感触和想法？
一名士兵用嘲笑的、懒洋洋的语气说的那一声“是嘛”刺得他很疼。
“同志们，怎样打仗，用不着教导你们，”克雷莫夫说，“在这方面，你们可以教导任何人。可是，前总指挥部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派我上你们这儿来呢？或者说，我上你们这儿来干什么呢？”
“是来喝菜汤，为了喝菜汤吧？”有一个人很亲热地小声推测说。
但是听众迎接这小声推测的笑声就不小了。克雷莫夫看了看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和大家一起在笑。
“同志们！”克雷莫夫说。他气得两边腮都红了。“同志们，严肃点儿，我是党派到你们这儿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偶然出现的情绪，还是造反？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本事、有经验，不愿听政委的？也许，听众的开心没有任何反叛的意味，只是因为感觉到真正的平等，这种感觉在斯大林格勒是很强烈的。
可是为什么以前克雷莫夫很赞赏的这种真正平等的感觉现在却引起他的气愤，他要把它压下去，打下去呢？
克雷莫夫在这里同这些人的关系不融洽，不是因为他们受压抑、张皇失措、胆怯。这儿的人感觉自己是强者，是有信心的，难道他们这种强者的感觉影响他们和政委克雷莫夫的关系，引起他和他们之间的疏远和仇视？
烙饼子的那个老头子说：
“我早就想问问党里的人。政委同志，听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各取所需，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按照需要，一天喝到晚，可怎么办呀？”
克雷莫夫朝老头子转过脸去，看到他脸上一副真正担心的神气。可是格列科夫在笑，他的眼睛也在笑，大大的鼻孔笑得更大了。头上缠着血糊糊的肮脏绷带的一名工兵问道：
“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办？战后最好把集体农庄取消。”
“这个报告题目倒是不坏。”格列科夫说。
“我到你们这里不是来作报告的，”克雷莫夫说，“我是作战政委，我到这里来，为的是消灭你们的严重的游击习气。”
“那您就来消灭消灭吧，”格列科夫说，“可是，谁又来消灭德国佬呢？”
“会有人的，不用您操心。我不是为喝汤来的，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是来让你们尝尝布尔什维克的饭的。”
“好吧，您就来消灭消灭，”格列科夫说，“来让我们尝尝吧。”
克雷莫夫一面笑着，同时又很严肃地说：
“如有必要，格列科夫，我们连您一起吃下去。”
这会儿克雷莫夫镇定了，有信心了。原来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样办最正确，这会儿主意拿定了。应该解除格列科夫的指挥职务。
克雷莫夫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格列科夫的敌对思想和异己思想，发生在被困楼房里的英雄事迹既不能减弱，更不能消除这种思想。他知道，他能制服格列科夫。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克雷莫夫走到楼长跟前，说：
“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您想要什么？”
格列科夫很快地、从下面朝上（他坐着，克雷莫夫站着）看了看他，快活地说：
“我想要自由，我就是为自由作战。”
“我们都要自由。”
“算了吧，”格列科夫把手一甩，“你们要自由干什么？你们只要能打败德国佬就行了。”
“格列科夫同志，不要开玩笑，”克雷莫夫说，“有的战士说出不正确的政治主张，您为什么不制止呢？嗯？您有威信，您可以制止，不次于任何一个政委。可是我有一种印象，大家一面说怪话，一面看着您，似乎在等待您的赞许。那个说到集体农庄的战士就是这样。您为什么要支持他呢？我干脆了当地告诉您：咱们一起来把这种情形整顿整顿吧。如果您不愿意，我也干脆地告诉您：我不会开玩笑的。”
“说说集体农庄，这有什么？实际上，没人喜欢集体农庄吧，这一点您也不是不知道。”
“您怎么，格列科夫，想改变历史的进程吗？”
“您想把一切拉回老的轨道上去吗？”
“‘一切’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切。全面的强制劳动。”
他用懒懒的口吻说着，毫不客气，一面冷笑着。他忽然欠起身来，说：
“政委同志，算啦。我什么也没有想。我是随便说说，逗逗您。我是和您一样的苏联人。不相信我，我可要生气啦。”
“那咱们别开玩笑，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谈谈，如何克服这种不好的、不是苏联人应有的游击情绪。这是您滋生出来的，您帮助我把它消灭吧。您还要光荣地进行战斗呀。”
“我很想睡觉。您也该休息了。您会看到，天一亮就睡不成了。”
“好吧，格列科夫，那就明天谈吧。我反正又不想离开你们这儿，我哪儿也不去。”
格列科夫大笑起来：
“看样子，咱们能谈得好。”
“情况很清楚了，”克雷莫夫想道，“我不能用顺势疗法。我要用手术刀。政治上的驼背靠劝说是不能抻直的。”
格列科夫忽然说：
“您的眼睛很深沉。您很苦恼。”
克雷莫夫因为感到意外，把两手一摊，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格列科夫好像听到了对方承认他的话，就又说：
“您要知道，我也有苦恼。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是个人的事。这种事儿在报告里也是不值得写的。”
夜里，在睡着了的时候，克雷莫夫被一颗流弹打伤了头部。子弹打掉一块头皮，在颅骨上划了一下。伤势不重，但是头晕得厉害，克雷莫夫站不住了。老是想呕吐。
格列科夫吩咐准备担架，就在黎明前的寂静时刻，把受伤的克雷莫夫送出了被围困的楼房。克雷莫夫躺在担架上，头又发晕又嗡嗡作响，鬓角咚咚地响，一阵阵地刺痛。
格列科夫把担架送到地道口。
“政委同志，您真不走运。”他说。
克雷莫夫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种猜想：“是不是格列科夫夜里朝他开的枪？”
快到黄昏时候，克雷莫夫开始呕吐，头疼加剧了。
他在师部卫生营里躺了两天，然后被转送到左岸，住进集团军野战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