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研究所副所长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科甫琴科是“希沙科夫的准确无误的底片”。科甫琴科和蔼可亲，说话有时带几个乌克兰词儿。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到了房子和专用小汽车。
马尔科夫知道院士们和科学院领导人的很多事情。他说，科甫琴科获得斯大林奖金，是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宣读的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而他之所以成为论文作者之一，仅仅因为他搞到紧缺的试验材料并使论文很快地在各级通过。
希沙科夫责成科甫琴科组织选聘人员，填补新的空缺。要招聘一些高级科研人员，还要填补真空实验室主任和低温度实验室主任两个空缺。
军事部门调拨了材料和人力，机械厂在改建，研究所大楼在装修，莫斯科水电站向研究所供应无限额的电力，保密工厂拨给研究所一些紧缺材料。这些事也都是科甫琴科操办的。
通常每当一个单位里来了新的领导人，大家都会用尊敬的口气说：“他上班比大家都早，下班比大家都晚。”大家也是这样说科甫琴科的。但是，如果大家说新的领导“上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可是只来过一次，只呆过半小时。简直见不到他这个人”，这样的新领导会引起下属更大的尊敬。因为这就说明，领导人正在攀登新的阶梯，正在高级领导层中活动。
开头一段时期在研究所里大家就是这样谈论希沙科夫院士的。
话说契贝任到城外别墅里去，如他自己说的，到试验小屋里搞研究去了。著名的心脏病医生法因加尔特教授劝他不要做剧烈动作，不要拿重物。契贝任在别墅里又劈柴，又挖沟，自我感觉良好，他写信给医生说，是严格遵守治疗方法帮助了他。
在饥饿而寒冷的莫斯科，研究所似乎是一块温暖而富饶的绿洲。所里的工作人员夜里在潮湿的住房里冻得发抖，早晨一来上班，就很满意地把手放在热乎乎的暖气片上。
研究所里的人特别喜欢设在半地下室里的新食堂。食堂有小卖部，卖酸牛奶、甜咖啡和香肠。售货员在卖食品的时候，不收食品供应卡上的肉票和油票，这是研究所里的人最看重的。
食堂伙食分六个等级：供应各学科博士的，供应高级研究员的，供应初级研究员的，供应高级试验员的，供应技术人员的，供应服务人员的。
主要的纠纷是围绕着两种高级伙食发生的，二者的差别仅在于第三道菜，一种是干果做的果羹，一种是干粉做的羹。发生纠纷，还与发给博士、各科主任家里的食品袋有关系。
萨沃斯季扬诺夫说，当年议论哥白尼的理论，还没有现在议论这些食品袋这样激烈。
有时会觉得，参与创立这种神秘的分配等级制的不光是院委会和党委会，还有更高、更神秘的机构。
一天晚上柳德米拉说：
“今天我收到发给你的食品包，不过真是奇怪，斯维琴在研究方面一点本事也没有，可是领到二十个鸡蛋，不知为什么只给你十五个。我还看了看名单。给你和索科洛夫都是十五个。”
维克托开玩笑地说：
“鬼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众所周知，我们的科学家是分等级的：最伟大的，伟大的，著名的，优秀的，最后，是高级的。因为最伟大和伟大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不用发给他们鸡蛋。其余的科学家都按学术分量发给白菜、碎麦米和鸡蛋。可是我们全乱了：有的人对社会无益，却能主持马克思主义讨论会，讨得院领导喜欢。一切都乱了套。科学院汽车库主任的待遇和泽林斯基 [14] 一样：二十五个鸡蛋。昨天斯维琴的实验室里有一位很和蔼的女员工甚至气得放声大哭起来，像甘地一样绝食了。”
娜佳听了爸爸的话哈哈大笑，随后却说：
“你要知道，爸爸，你们这些人当着清洁工的面吃煎肉排而不觉得难为情，是很奇怪的。外婆无论如何不会赞成。”
“知道吗，”柳德米拉说，“这就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嘛。”
“哼，简直荒唐。这种食堂连一点儿社会主义气味也没有。”维克托说。接着又补充：“哼，算了吧，我看这一切都是胡闹。”忽然又说：“你们可知道，今天马尔科夫对我说什么？他说，不仅是我们所里的人，而且数学研究所和力学研究所里的人都用打字机把我的论文打出来，在互相传阅。”
“就像传阅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一样吗？”娜佳问。
“你不要笑，”维克托说，“一些大学的高年级学生还希望我去给他们做专题报告。”
“就是嘛，”娜佳说，“就连波斯托耶夫家的阿尔珈也对我说：你爸爸成了天才啦。”
“噢，不一定吧，我离天才还远着呢。”维克托说。
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但马上又转回来对妻子说：
“我真想不通，会有这样浑蛋的事，发给斯维琴二十个鸡蛋。我们这儿真会侮辱人！”
索科洛夫在名单上和他排在一个等级，他也感到很不痛快，虽然也觉得不好意思。当然嘛，应该表示表示维克托的成就大些，哪怕多一个鸡蛋也好，比如说，给索科洛夫十四个，少一点点儿，只是表示表示。
他觉得自己很可笑，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和索科洛夫分得一样多，比起斯维琴分得比他多更可气。斯维琴的情形是很简单的：他是党委委员，他的优势是在党国方面。维克托对这一点是不生气的。
可是索科洛夫的情形就涉及科研能力和科学家的成就。在这方面维克托就不能平心静气了。他从内心里感到气愤，感到难受。但这种评价的表现方式是很可笑又可怜的。他很明白这一点。但是如果一个人并不总是很伟大，而是通常会很可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上床就寝的时候，维克托想起不久前和索科洛夫谈起契贝任的那一场谈话，很生气地骂道：
“一副奴才相！ [15] ”
“你说谁？”正在被窝里看书的柳德米拉问道。
“说的是索科洛夫，”维克托说，“真是个奴才！”
柳德米拉把一个手指头夹在书里，也没有转过头来，说：
“你瞧着吧，说不定还要把你从研究所赶出去呢，全是因为你乱说一气。又爱发火，对什么人都不满意……跟什么人都吵过了，现在我看出来，你还要跟索科洛夫吵一场呢。过不了多久，就没一个人肯上咱们家来了。”
维克托说：
“噢，用不着，用不着，柳德米拉，亲爱的。噢，怎么给你解释呢？你要知道，现在又像战前那样为了每一句话提心吊胆了，又像那样没有一点儿正气了。你瞧瞧契贝任！柳德米拉，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以为全研究所里的人会一齐叫起来的，谁知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子对他表示同情。波斯托耶夫竟对索科洛夫说：‘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苏联人。’他说这话管什么用？”
他很想和柳德米拉多谈一会儿，对她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不知不觉地关心起这些事，关心起发食品的事，感到很惭愧。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好像老了，没有劲头了，关心起生活琐事、庸俗的问题、官场上的事？为什么在喀山的时候他的精神生活更深厚、更有意义、更纯洁？为什么就连他主要的科研兴趣、他的欢乐也模糊了，同许多渺小、虚荣的念头混到了一起？
“柳德米拉，我真不痛快，处境艰难。喂，你怎么不说话？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没有说话。她睡着了。
他轻轻地笑起来。他觉得真好笑：一个女人听说他得罪了人，担心得睡不好觉，另一个女人却睡着了。他仿佛看到了玛利亚那瘦削的脸，于是便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但不是对妻子：
“你理解我吗？嗯，玛利亚？”
“见鬼，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往脑子里钻了。”他想道，一面沉沉入睡。
乱糟糟的东西确实钻进了他的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