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湿而暖和的更衣间里，幽暗而宁静，还有若干长方形小窗户。
一排排带着红漆编号的、厚实的白木头板凳朝幽暗中伸去。大厅中间有一道不高的隔墙，一直延伸到大门对面的墙壁，隔墙的一边是男子脱衣的地方，另一边是女人和小孩子脱衣的地方。
像这样分隔开，没有引起人不安，因为人们依然能互相看到，互相召唤：“玛尼娅，玛尼娅，你在那儿呀？”“是的，是的，我看见你啦。”
有人在喊：“马季尔达，你把擦子带过来，给我搓搓背！”
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放心了。
有一些穿工作服脸色严肃的人在人群中来来回回走着，在维持秩序，说的都是一些合乎情理的话，比如，要把袜子和包脚布塞到靴筒里，一定要记住哪一排、哪一个位子的编号。
许多人的声音低低地、嗡嗡地响着。
当一个人渐渐脱光的时候，他也就渐渐接近自己。天啊，胸膛上的毛更硬了，更密了。而且有那么多白毛呢。指甲有多么难看呀。脱光了的人看着自己，只能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一个人会认出自己，确定自己这个“我”，因为“我”永远只有一个。一个小孩子把细细的手臂交叉在露着肋骨的胸前，看着自己蛤蟆似的身体，会认出：“这就是我。”等他再过五十年，打量着自己腿上骨骨棱棱的青筋，打量着自己的肥胖下垂的肚子，也会认出自己：“这就是我。”
但是却有一种奇怪的感情惊动了索菲亚。在这儿年轻的身体和年老的身体都裸露着：看到大鼻子的瘦小孩子的身体，老妇人们会摇头说：“瘦得可怜的。”十四岁姑娘的身体，即使在这里，几百双眼睛也在欣赏。残缺、衰弱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的身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敬重。强壮的男子汉毛茸茸的脊背，女人们肉滚滚的大腿和丰满的乳房——这一切都是人的身体，原本被破衣烂衫遮盖起来的人的裸体。索菲亚觉得，她所感到的“这就是我”不光是她自己，而是人类。这是光光的人类的身体，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有充满生气的、正在成长的、强壮的，也有衰老的、带有鬈发和白发的，有好看的，有难看的，有强壮的，有软弱无力的。她看着自己圆圆的雪白的肩膀，还没有人吻过呢，只有在小时候妈妈吻过，然后她带着一派柔情把目光转到孩子身上。难道在几分钟之前她竟忘记了他，像醉汉一样疯狂地扑向党卫军吗？“那真是个犹太小傻瓜，”她心里想道，“还有那个俄罗斯老傻瓜 [21] ，也宣传不以暴力抗恶呢。他们那时候没有法西斯嘛。”索菲亚再不因为她这个处女心中萌发了母爱而觉得羞耻，俯下身去，用自己干活儿的大手捧住达维德的小脸，她觉得自己已经把他那亲热的眼睛握在手里，她吻了吻他。
“是的，是的，好孩子，”她说，“这不是，咱们来到澡堂里了。”
在混凝土脱衣间的幽暗中，似乎一下闪现出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尼什科娃的眼睛。她还活着吗？她们分别了。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就要走了，这不是，她完了。安娜·施特鲁姆也完了。
钳工的妻子想让丈夫看看脱得光光的小儿子，但是丈夫在隔墙那边，于是她把用布半裹着的孩子递给索菲亚，很得意地说：
“一把他脱光，他就不哭了。”
隔墙那边有一个长着黑黑的大胡子、里面穿着破烂睡裤的男子，闪动着发亮的眼睛和金牙叫道：
“玛尼娅，这儿还卖游泳衣呢，买不买？”
穆霞·鲍里索芙娜听到这句玩笑话，用手捂着从宽大的衬衣豁口里露出来的乳房，笑了笑。索菲亚早已懂得，被判决的人说俏皮话，并不能产生精神力量，然而当弱者和怯懦者对恐怖取笑的时候，恐怖就不那么可怕了。
列维卡·布赫曼那张好看的脸很消瘦，热辣辣的大眼睛故意不看周围的人，偷偷解开沉甸甸的发辫，把戒指和耳环藏到里面去。
她现在有一股盲目的、强烈的求生的劲头。虽然她是不幸的，是软弱无力的，但是法西斯已经把她折磨够了，再也没有谁能够消除她求生的欲望。现在，在她藏戒指的时候，她已经不记得，因为怕孩子哭会暴露阁楼上的藏身处，正是用这双手把自己的孩子掐死的。
但是，就在列维卡·布赫曼像终于躲进安全密林的野兽似的慢慢舒了一口气的时候，她看到一个穿工作服的女人在用剪刀剪穆霞·鲍里索芙娜头上的辫子。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在剪一个小姑娘的辫子。光溜溜的黑头发无声地落在水泥地上。一堆堆头发散在地上，就好像妇女们在又黑又亮的水里洗脚。
一个女人不慌不忙地把列维卡护着头的手拉开，抓住脑后的头发，剪刀尖儿碰到了藏在头发里的戒指，那女人也不停止工作，用手指头摸出缠在头发里的戒指，凑到列维卡的耳朵上说：“都要还给您的。”又用更小的声音说：“德国人在这儿。别作声。”列维卡没有记住这个穿工作服的女人的脸，她没有眼睛、嘴巴，只有露出青筋的黄黄的手。
在隔墙的那边有一个歪鼻子上歪戴着眼镜、很像一个可怜的病鬼的白发男子，他用眼睛扫了扫一排排的板凳，用和聋子说话的那种清清楚楚、一字一顿的语调问道：
“妈妈，妈妈，妈妈，你感觉怎么样？”
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婆子忽然在嗡嗡的几百人的声音中听出儿子的声音，猜到了他常常问的问题，便很亲热地朝他笑了笑，回答说：
“脉搏很好，很好，跳得很好，你放心吧。”
索菲亚旁边有一个人说：
“这是盖尔曼，有名的内科医生。”
有一个脱得精光的年轻女人，拉着一个穿白裤衩的厚嘴唇小姑娘的手，高声大叫着：
“要杀咱们啦，要杀咱们啦，要杀咱们啦！”
“别嚷嚷，别嚷嚷，你们别叫这个疯女人嚷嚷。”穿工作服的女人说。她们回头看看，看不到押解队了。耳朵和眼睛在幽暗和寂静中得到休息。脱去被污垢和汗水浸得像木头一样硬邦邦的衣服，脱去快要腐烂的袜子和包脚布，有多快活啊，好几个月没尝到这种快活滋味了。穿工作服的几个女人剪完头发，走了，人们更自由地舒了一口气。有些人打起盹儿，有些人在衣缝儿里逮虱子，有些人在小声说话儿。有一个人说：
“可惜没有扑克牌，要不然咱们可以来捉捉傻瓜。”
可是这时候监督队队长一面吸着香烟，拿起电话筒，仓库管理员便把一个个像果酱罐子一样的贴了红色标签的罐子装上带马达的小车，坐在办公室里的特别科值班人员看着墙上：红色信号灯就要亮了。
“起立！”
脱衣间各个角落里忽然响起口令声。
一排排板凳的两头都站着穿黑制服的德国人。人们走进一条宽阔的走廊，走廊的顶上嵌着一盏盏不太明亮的电灯，电灯都用厚厚的椭圆形玻璃罩护着。在这儿可以看出吞吸着人流的、缓缓弯曲的混凝土的肌肉力量。很静，只有光着脚走路的人们沙沙的脚步声。
在战前有一次索菲亚对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说：“如果一个人注定了被另一个人杀死，那么，看着他们怎样渐渐碰到一起，是很有意思的。起初他们也许离得非常远，比如，我在帕米尔高原上采杜鹃花，我走我的路，将来要杀死我的人这时候却在八千俄里之外，放学之后在小河里逮鲈鱼。我要去参加音乐会，他这一天却在车站买票，要上姑娘家去。不过反正早晚我们会碰到一起，就要出事了。”现在索菲亚想起了那一番很奇怪的话。她看了看廊道的顶：头上有这样厚的混凝土，她再也听不见沉雷，看不见暴雨了……她光着脚朝廊道的弯曲处走着，廊道也无声无息地、亲切地迎着她漂流过来；自然而然地移动着，没有强制，就好像迷迷糊糊地滑动，就好像从里到外都抹了甘油，所以都在自然而然地滑动。
密闭室的大门突然渐渐打开了。人流慢慢地滑动着。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婆，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在脱衣服的时候分开了，现在又走在一起了。钳工的妻子抱着醒了的孩子，妈妈和儿子都朝人群头顶上看着，不是想看看空间，是想看看时间。内科医生的脸闪了一下，旁边又闪过善良的穆霞·鲍里索芙娜的眼睛，又闪过列维卡·布赫曼的恐惧的目光。再就是柳霞·什捷林塔尔，真无法掩盖、无法减弱她那青春的眼睛、轻轻呼吸的鼻孔、脖子、半张着的嘴唇的美，旁边走着的便是嘴巴又发青又干瘪的拉比杜斯老头子。索菲亚又紧紧搂住达维德的肩膀。这种对人的柔情在她心中还从来不曾有过。
走在旁边的列维卡叫了起来。她的叫声极其可怕，这是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叫声。
在毒气室门口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段引水管。他穿的是带拉链的棕色短袖衬衫。列维卡·布赫曼就是看到他那隐隐约约的孩子般狂喜的狞笑，才这样可怕地叫起来。
那人的一双眼睛在索菲亚的脸上扫了一下：就是他，终于见面了！
她觉得，她的手指头应该扼住从敞开的领子里伸出来的那根脖子。但是那个狞笑的人又快又利落地扬了一下棒子。她在钟声与玻璃响声中听到那人在喊：
“狗崽子们，别磨蹭了！”
她硬撑着没有跌倒，并且迈着沉甸甸的步子和达维德一起慢慢跨过铁门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