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节过后不久，德国空军又对斯大林格勒发电站进行了密集轰炸。十八架轰炸机向发电站投下大批重型炸弹。
一片瓦砾的发电站笼罩着一团团的硝烟，德国空军的毁灭性力量使发电站的工作完全停止了。
在这次轰炸之后，斯皮里多诺夫的手剧烈地哆嗦起来。他端起茶杯喝茶，常常把茶泼洒出来，有时觉得哆嗦的手指头端不住茶杯，只好把茶杯放回桌子上。只有在喝过酒之后，手指头才停止哆嗦。
领导者开始放工人走了，于是工人们便搭过河的船只渡过伏尔加河和图马克河，进入草原，去阿赫图巴中游地区和列宁斯克。
发电站领导人曾经向莫斯科询问过，要求允许撤离，因为车间已经炸毁，他们留在前线已失去意义。莫斯科方面迟迟不作回答，斯皮里多诺夫非常着急。在轰炸之后，党中央马上通知召见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便乘飞机上莫斯科去了。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在发电站的瓦砾堆中走来走去，互相劝说着：他们在这儿无事可做，应该离开。可是莫斯科一直没有回话。
斯皮里多诺夫很为薇拉担心。她渡过伏尔加到左岸以后，感到身体很不好，不能上列宁斯克去了。要乘载货汽车在炸坏的路上走一百公里，汽车在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块丛中走，颠得很厉害，一个快到分娩时候的孕妇是受不了的。
几位熟识的工人把她搀到岸边一条驳船上，这条船已经冻在冰上，变成了宿舍。
在发电站第二次被轰炸之后不久，薇拉请快艇上的一位技师给爸爸送来一封信。她叫爸爸放心：在舱里给她让出一块地方，是一个很舒服的角落，还有布幔遮着。在疏散的人中间有别克托夫门诊所的一名护士和一位年老的助产士；离驳船四公里有一所野战医院，如有什么复杂情况，随时可以把医生请来。驳船上有开水炉子，有炉灶，做饭大家一齐动手，粮食由州党委供应。
虽然薇拉要爸爸放心，可是信上的每一句话都引起他的担心。也许，只有一点使他得到安慰，就是薇拉写的：自从打仗以来，这条驳船一次也没有遭到轰炸。如果他能到左岸去，他一定能弄到一部小汽车或者救护车，至少把薇拉送到阿赫图巴中游地方去。
可是莫斯科还是没有回话，没有叫站长和总工程师撤离，虽然现在被炸毁的发电站只需要一小队军事化的保卫人员就够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们不乐意没有事在发电站闲待着，一得到站长允许，马上就朝渡口走去。
只有安德列耶夫老头子不愿意到站长这儿来拿盖有圆图章的正式证明信。在轰炸之后，斯皮里多诺夫就劝安德列耶夫上列宁斯克去，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就住在那儿，可是安德列耶夫说：
“不去，我要留在这儿。”
他觉得，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河岸边，可以和过去的生活保持联系。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可以回到拖拉机厂工人村去了。他可以在毁于炮火的房屋中间走走，到他老伴侍弄的小园子里去，把倒下的小树扶起来，支起来，看看埋起来的东西是否还在，然后在歪倒的栅栏旁边的石头上坐一坐。
“瞧，瓦尔瓦拉，缝纫机还在，而且还没有生锈呢，栅栏旁边的苹果树全完啦，是炮弹炸坏的，在地窖桶里的酸白菜只是上面开始发霉。”
斯皮里多诺夫本来想和克雷莫夫谈谈自己的事情，但是十月革命节以后克雷莫夫再也没有上发电站来。
斯皮里多诺夫和卡梅绍夫决定等到十一月十七日，到那时就走，因为在发电站的确无事可干。德军却还在不时地炮轰发电站。在密集轰炸之后十分焦急的卡梅绍夫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他们既然不停地在轰，可见他们的侦察队一点儿也不顶用。他们的空军随时都可能再来轰炸。要知道德国人执拗得像老牛一样，会照准了一块空地方一个劲儿地猛轰。”
十一月十八日，斯皮里多诺夫和保卫人员告过别，吻了吻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最后扫视了一遍发电站的瓦砾堆，便离开了斯大林格勒发电站。他一直没有等到莫斯科方面的正式准许。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在发电站干了很多事情，干得很认真，很艰苦。他害怕打仗，很不习惯战争环境，一想到空袭就胆怯，在轰炸时吓得直发呆，然而他还在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就尤其艰苦，尤其可贵。
他提着箱子，背着包袱，一面走，一面回头望着，向站在炸毁的大门口的安德列耶夫挥着手，望着已经没有了玻璃的工程技术大楼，望着涡轮车间的凄凉的断墙，望着依然在燃烧的储油室上空的轻烟。
他离开发电站的时候，发电站已经不需要他了，他是在苏军开始进攻的前一天离开的。
但就是他没有捱过去的这一天，却在很多人的眼睛里把他的勤恳、艰苦的工作一笔勾销；有些人本来准备把他称作英雄的，现在却管他叫胆小鬼和逃兵了。
他心中很久都保留着十分痛苦的感情，常常想起，他是怎样一面走，一面回头看，一面挥手，而孤单的老头子怎样站在电站大门口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