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达林斯基第一次走进攻的道路，他在追赶向西挺进的坦克部队。在雪地里，田野上，道路两旁，到处是烧毁和打坏的德军坦克、大炮、圆头的意大利载重汽车，到处是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尸体。
死亡与严寒为观看者保留着敌军覆灭的场面。混乱、惊慌、痛苦——这一切都印在雪上，凝冻在雪里，在冰雪中保留着机器和人在大路上仓皇奔逃的最后挣扎和绝望情景。
甚至炮弹爆炸的烈火与硝烟，烟气腾腾的篝火，也印在雪上，成为一个个乌黄色斑点、一片片黄色和褐色冰凌。
苏联部队向西挺进，一群群俘虏向东移动。
罗马尼亚人穿的是绿色军大衣，戴的是高高的羊皮帽。他们显然不像德国人那样怕冷，达林斯基看到他们，不觉得这是打垮的军队的士兵，觉得这是一大群一大群疲惫无力的、饥饿的农民，戴着演戏用的皮帽。大家都在嘲笑罗马尼亚人，但是对他们却没有仇恨，而是用一种怜悯和鄙视的目光看待他们。后来他看到，大家对意大利人更没有什么仇恨。
使人仇恨的是匈牙利人、芬兰人，尤其是德国人。
德国俘虏的样子是最糟的。
他们的头上和肩膀都裹了破棉被。他们的腿从靴子以上都裹了破布片和麻袋片，用铁丝和绳子捆着。
不少人的耳朵、鼻子、脸上都有冻成疮的黑斑。腰上挂的饭盒叮当响着，像是戴着镣铐。
达林斯基看着一具具顾不得羞臊露出瘪下去的肚子和生殖器的尸体，看着一张张被草原冷风吹得通红的押队战士的脸。看着雪野上被打得歪七扭八的德军坦克和汽车，看着冻僵的死人，看着被押着向东走去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感情。
这是报应。
他想起一些故事，说德国人怎样讥笑俄罗斯农舍的寒碜，带着厌恶而惊讶的表情打量小孩子的摇篮、炉灶、瓦盆、木桶、墙上的画、黏土捏的花公鸡，打量那些看到德国坦克就逃走的孩子们出生和成长的可亲可爱的天地。
汽车司机用好奇的口吻说：
“您瞧，中校同志！”
四个德国士兵用军大衣抬着一个士兵。从他们的脸和绷紧的脖子可以看出来，他们不要多久也会倒下去的。他们摇来晃去地走着。他们裹的破布脱落到脚上，雪粒子击打着他们失神的眼睛，冻僵的手指头死死抓住军大衣的边儿。
“德国佬完蛋啦。”司机说。
“这可不是我们请他们来的。”达林斯基阴沉地说。
可是过了一会儿，一种幸福感一下子向他袭来：在茫茫的雪雾中，在没有开垦的草原上，一队队苏军坦克向西开去，是T-34型坦克，又凶猛，又快，又坚固……
一个个坦克手头戴黑色盔形帽，身穿黑色小皮袄，从舱口里探出半个身子，朝外张望着。他们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在茫茫雪雾中奔驰，身后留下一团团模模糊糊的雪的浪花——幸福和自豪的感觉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炼成了钢铁的又威风又沉痛的俄罗斯向西奔去。
在进一个村子的时候出现了阻塞。达林斯基下了汽车，从排成两排的汽车和盖了帆布的火箭炮旁走过去……一群俘虏正跨过这条道路朝大路上去。从小汽车上走下来一位上校，头戴银灰色羊羔皮帽。能戴这种帽子的，要么是集团军司令，要么和前方军需官十分要好。上校看着俘虏。押队士兵朝俘虏们吆喝着，挥舞着自动步枪。
“快点儿，快点儿，快走！”
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俘虏和汽车司机、红军战士隔开，有一种比草原酷寒更厉害的酷冷使眼睛不能对着眼睛。
“长尾巴的，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有一个笑着的声音说。
有一个德国兵爬着过大路。露出一团团棉花的破棉被拖在他身后。他急急忙忙地爬着，不停地倒动着胳膊和腿，连头也不抬，好像在闻脚印子。他朝着上校爬来，站在旁边的司机说：
“上校同志，他会咬您的，真的，他专门瞄着您。”
上校朝旁边跨了两步，等德国兵爬到他跟前，他用靴子一踢。这不太用劲儿的一踢，足可压倒俘虏兵那麻雀一般的力气。俘虏兵的胳膊和腿都伸开了。
他从下面朝踢他的人看了看：在他的眼睛里，就像要死的羊的眼睛里那样，没有责难的神情，甚至也没有痛苦，只有温顺。
“还爬呢，哼，还想侵略呢。”上校一面说，一面在雪上擦着靴底。
在观看的人群里掠过一阵轻轻的笑声。
达林斯基感觉他的头脑一阵迷糊，感觉到已经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又认识又不认识的另一个人，一个什么也不含糊的人在支配着自己的行动。
“上校同志，俄罗斯人不打倒下的人。”他说。
“依您看，我是什么人，不是俄罗斯人吗？”上校问。
“您是恶棍。”达林斯基说。他看到上校朝他走来，就抢在上校发火和威吓之前，高声说：“我姓达林斯基！达林斯基中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监察员。我对您说的话，我愿意在方面军司令面前，面对军事法庭再说一说。”
上校恨恨地对他说：“好吧，达林斯基中校，您等着瞧吧。”便朝一旁走去。
几名俘虏把躺在地上的俘虏拖到一边。很奇怪，不论达林斯基把脸转向哪一边，他的眼睛总是和挤成一堆的俘虏们的眼睛碰到一起。好像他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
他慢慢朝汽车走去，听到有一个讥笑的声音说：
“德国佬有了卫士啦。”
不久达林斯基又上了车往前走，迎面又有一群群穿灰衣的德国俘虏和穿绿衣的罗马尼亚俘虏走来，常常影响汽车开动。
司机侧眼看着达林斯基抽烟时抖动的手指，说：
“我一点也不可怜他们。我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枪毙。”
“好啦，好啦，”达林斯基说，“你要枪毙他们，最好是在一九四一年，在你像我一样，被他们打得头也不回地逃跑的时候。”
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不过那个俘虏的事并没有使他一心向善。他该有的善心好像已经消耗完了。
当初他上亚什库时走过的加尔梅克草原和今天走的道路多么不同呀。
难道那是他站在沙漠的雾中，站在巨大的月亮底下，望着溃逃的红军，望着一匹匹骆驼一伸一曲的脖子，思虑着俄罗斯土地那最后的边沿上所有亲爱的软弱可怜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