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对维克托说，她遇到房管员，他请维克托上房管所去一趟。
他们就猜因为什么要叫他去。因为住房面积超标？换身份证？兵役局要检查？也许，有人报告了叶尼娅没有登记就在这里住过？
“你当时就该问一下，”维克托说，“那样咱们就用不着在这里费脑筋了。”
“是的，当时应该问，”柳德米拉也说，“可是我慌了，因为他说，叫你丈夫上午来吧，反正他现在不上班了。”
“啊，天呀，他们已经全知道了。”
“管院子的，开电梯的，邻居家的保姆，都在看着嘛。有什么奇怪的？”
“是的，是的。你可记得，战前来过一个年轻人，带着红红的小本子，要你向他报告，有谁上邻居家来过？”
“我怎么不记得，”柳德米拉说，“我不客气地大声骂了他一句，他只在门口说了一句‘我以为你很有觉悟呢’，就走了。”
这件事柳德米拉说过很多遍。他平时听她说的时候，总要插话，为的是让她说简单些，可是现在他一再要求她说说详细情形，再不催她。
“你听我说，”柳德米拉说，“也许，是因为我在市场上卖了两块桌布？”
“我认为不是。如果是那样，就不会单单叫我去，也应该叫你去。”
“也许，是要你签什么字？”柳德米拉犹犹豫豫地说。
他的心绪异常阴沉。他一直想着他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谈的话，他说的话太危险了。他想起在大学里的时候，那时候他说话太随便了。他和米佳争论过，和克雷莫夫争论过，虽然有时他也赞成克雷莫夫的观点。可是他这一生从来没有敌视过党，敌视过苏维埃政权。忽然他想起他在某地、某时说过的一些特别尖锐的话，不觉浑身都凉了。可是克雷莫夫这个坚定的、坚持思想原则的共产党员，这个狂热的信徒，从来不怀疑什么的，却被逮捕了。他和马季亚罗夫、和卡里莫夫说过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话，又会怎样呢？多么奇怪呀！
通常一到傍晚，黑暗渐渐来临的时候，他就战战兢兢地想到可能要逮捕他，而且恐惧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使他受不了。但是等到他觉得完蛋已成了定局，他就一下子快活起来，轻松起来！哼，去他的吧！
一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得到的不公正待遇，似乎他就要发疯了。但是当他一想到他又笨又蠢，想到他的研究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粗野、无味的嘲弄，思想不再是思想，而成为一种活着的感觉时，他就愉快起来。
现在他甚至根本不再考虑检讨自己的错误。他是渺小可怜的，是无知的，检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谁也不要他。不论检讨不检讨，愤怒的国家都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在这段时间里，柳德米拉变化得很厉害。她已经不在电话里对房管员说：“请您马上给我派一个修理工来。”不再到楼梯上去检査：“这是谁又把垃圾倒在洞口外面？”她穿衣服有点儿不正常，摸到什么穿什么。有时到配给商店去买素油，毫无必要地穿起名贵的皮大衣；有时扎起灰色的旧头巾，穿起战前就想送给电梯女工的大衣。
维克托看着柳德米拉，心里想着他们两个再过十年、十五年，会是什么样子。
“你可记得，在契诃夫的《主教》里，母亲放牛，对一些妇女说，她的儿子当年做过主教，可是很少有人信她的话？”
“我读过已经很久了，那还是在小时候，不记得了。”柳德米拉说。
“那你要再读一读。”维克托很生气地说。
他一直因为柳德米拉不喜欢契诃夫而生她的气，他怀疑，契诃夫有很多小说她没有读过。
可是很奇怪，很奇怪！他越是不行，越是没有办法，越是接近于精神上的全熵状态，他在房管员眼里，在票证科小姑娘、户籍员、办事员、试验员、科学家、朋友们的眼里，甚至在亲人们的眼里，甚至也许在契贝任的眼里，也许在妻子的眼里，越是不值钱，可是在玛利亚眼里却越是可贵，越是可亲。他们没有见面，他却知道，却感觉出这一点。他每遇到新的打击，新的凌辱，他都要在心里问她：“玛利亚，你看见我了吗？”
他就这样和妻子坐在一起，和她说着话儿，想的却是她不知道的心思。电话铃响起来。现在电话铃声只能引起他们的惊慌，就好比在夜里收到报告祸事的电报。
“哦，我知道，他们说过要给我打电话，谈谈做临时工的事。”柳德米拉说。
她拿起话筒，眉毛扬了起来，她说：
“他就来。”
“找你。”她对维克托说。
维克托用眼睛问：“是谁？”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话筒，说：
“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我想不起来啦。”
维克托接过话筒。
“请吧，我听着呢。”他说，一面看着柳德米拉问询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铅笔，在一小片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母。柳德米拉没有注意他在做什么，慢慢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又给维克托画了一个十字。他们没有说话。
他仿佛听到：“……现在苏联各广播电台联播……”
这声音极像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向人民、军队和全世界说“同志们，兄弟们，朋友们……”的声音，现在这声音只对这握着电话筒的一个人说：
“您好，施特鲁姆同志。”
此时此刻，得意、软弱、害怕被什么流氓捉弄的心情、写好的检讨书、履历表、卢比扬卡广场的楼房……这一切一切念头，念头的片断、感情的片断全都混合到一起，搅成了一团。
出现了一种极其明朗的命运已定的感觉，同时又夹杂着一种失去分外可亲、分外动人的极好的东西的悲伤心情。
“您好，斯大林同志。”维克托说。
他感到吃惊，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
“您好，斯大林同志。”
总共在电话里谈了两三分钟。
“我认为，您的研究方向是很有意义的。”斯大林说。
他的声音很缓慢，带有喉音，带有用声音强调的表现力，似乎是有意这样，这声音非常像维克托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种声音。维克托有时候为了好玩儿，在自己家里模仿这种声音。在代表大会上听过斯大林的讲话或者被召见过的人也常常这样模仿他的声音。
难道是有人作弄他？
“我对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心的。”维克托说。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是在考虑维克托的话。
“在这战争时期，您是不是感觉缺乏外文资料，仪器设备是否齐全？”斯大林问道。
维克托用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真挚口吻说：
“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研究工作条件完全正常，很好。”
柳德米拉在旁边站着，好像斯大林能看见她，她在听说话。
维克托朝她摆了摆手，意思是：“坐下，怎么不害臊……”可是斯大林又沉默了，在考虑维克托的话，后来说：
“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再见，斯大林同志。”
维克托放下话筒。他们面对面坐着，还像几分钟之前说起柳德米拉在市场上卖掉两块桌布时那样。
“祝您研究顺利。”维克托忽然用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说。
屋里的餐柜、钢琴、椅子依然没有变化，两只没有洗的碟子依然像刚才谈房管员时那样，摆在桌子上。这样没有变化，真不可思议，使人无法理解。因为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翻了个儿，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了。
“他对你说的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他是问，是不是因为缺乏外文资料影响我的研究。”
维克托尽量装出平静和无动于衷的神气说。
他因为自己一时竟有这样强烈的幸福感，觉得很难为情。
“柳德米拉，柳德米拉，”他说，“你想想看，我没有检讨，没有低头，也没有给他写过信。他是自己，自己打电话的！”
真是不可思议！这件事的威力无比巨大。难道是他曾经日夜焦灼不安，睡不着觉，填履历表时发呆发愣，抓住自己的头发，思索在学术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回想自己的过错，在心里检讨、求饶，等待逮捕，想着自己的穷困，提心吊胆地想着如何跟身份证管理员和票证科的小姑娘打交道？
“我的天啊，天啊，”柳德米拉说，“托里亚再也不会知道这种事儿了。”
她走到托里亚的房间门口，把门开了。
维克托拿起话筒，又把话筒放下。
“万一是有人开玩笑呢？”他说着，走到窗前。
从窗子里可以看到空荡荡的大街，有一个穿棉袄的女人走过去。
他又走到电话机跟前，弯起手指头在话筒上敲了敲。
“刚才我的声音怎么样？”他问。
“你说得很慢。你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是斯大林嘛！”
“也许，真是开玩笑呢？”
“瞧你说的，谁敢开玩笑？开这种玩笑起码要判十年徒刑。”
不过一个钟头之前，他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哼唱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情歌“他孤单单，无人陪伴”呢。
斯大林打的电话呀！在莫斯科一年当中也只有一次或两次传说着：斯大林给电影导演多夫任科打电话了，斯大林给作家爱伦堡打电话了。
不需要他下命令：给某人奖金，给某人住房，为某人造研究所。他太伟大了，用不着说这些小事。这一切自会有他底下的人操办。他们可以从他的眼神，从他的声调中猜测他的心意。他只要亲切地对一个人笑一笑，这个人的命运就变了——这个人就会从黑暗中、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一下子来到荣华富贵的倾盆大雨之下。就会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向这个幸运儿顶礼膜拜，就因为斯大林对他笑过，或者在电话里对他说过笑话。
人们会到处传说这些交谈的详情细节，斯大林说的每一句话都使人们吃惊。话越是平常，就越是使人吃惊。似乎斯大林不可能说家常话。很多人在传说，他有一次打电话给一位有名的雕塑家，开玩笑说：
“你好，老酒鬼。”
还有一次他向另一个名人，一个老好人问到被捕的朋友，那个名人慌了，回答得含糊不清，斯大林说：
“您没有把自己的朋友保护好。”
还在传说，他有一次往一家青年报的编辑部打电话，副主编接电话，说：
“我是布别金。”
斯大林问：
“布别金是什么人？”
布别金回答说：
“要查一查。”他说着，就把话筒扔下。
斯大林又叫接通了电话，说：
“布别金同志，我是斯大林，请您说说，您是什么人？”
据说，布别金在这之后，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害的是神经震荡。
他一句话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元帅、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州委书记——这些人昨天还指挥着千军万马驰骋战场，还领导着边区、自治州、巨大的工厂，今天由于斯大林一句发怒的话就会变得不值一文，变成劳改营的尘土，就会手拿饭盒，在劳改营的厨房外等候领取一勺稀稀的菜汤。
还在传说，有一天夜里，斯大林和贝利亚去看不久前从卢比扬卡监狱放出来的一位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他那儿一直坐到天亮。住在这座院子里的人夜里不敢出来上厕所，早晨也不去上班。据说，给来客开门的是担任居民小组长的一名产科女医生，她穿着睡衣出来，手上还抱着小哈巴狗，她很生气：夜已经很深了，还有人来按门铃。后来她说：“我把门开了，看见一张相片，相片活动起来，冲着我来了。”据说，斯大林来到走廊里，对着电话机旁边贴的一张纸看了很久，那是居民们画道道儿记录打电话次数的，为的是按次数付款。
这些事情使人感到惊异和好笑，正因为一些话和一些情形很平常，至于斯大林竟会在几家合住的房子的走廊里走，更是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凭他一句话就可以出现大规模的建筑，一队队的伐木工人就会开进原始森林，成千上万的人群就去开凿运河，建造城市，在极夜地区和永久冻土地带开辟道路。他本身就代表着伟大的国家。阳光是斯大林宪法的阳光。斯大林的党……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斯大林的建设……斯大林的战略……斯大林的空军……伟大的国家就表现在他的性格、他的气派中。
维克托一遍又一遍地重说着：
“祝您研究顺利……您的研究方向很有意义……”
现在很清楚：斯大林知道，国外已经开始关注深入研究核反应的物理学。
维克托早就察觉，围绕着核反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紧张氛围，他在英美一些物理学家的文章的字里行间，在一些不大合乎思维逻辑的半吞半吐的话里，感觉出这种紧张氛围。他发现，有些经常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研究者的名字现在不见了，有些研究重核分裂的人好像失踪了，也没有人引用他们的著作。他觉得，问题范围一接近铀原子核的衰变问题，就格外紧张，不再说了。
契贝任、索科洛夫、马尔科夫不止一次谈起这方面的问题。不久之前契贝任还说到一些人眼光短浅，看不到和中子作用于重核的实用远景。契贝任本人倒是不想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在充满士兵的皮靴声、炮火与硝烟、坦克履带声的空气中，出现了新的、无声的紧张氛围，所以这个世界上最有力的手拿起电话筒，这位理论物理学家便听到了他那缓慢的声音：“祝您研究顺利。”
于是一道新的淡淡的阴影，无声无息、隐隐约约地落到燃遍战火的大地上，落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头上。人们还没有感觉到、还不知道这一道阴影，还没有觉察出注定要出现的力量已经诞生。
从几十位物理学家的书桌，从写满希腊字母的一张张纸，从书橱和实验室，到将来成为震撼世界的强大力量，成为国力强大的标志，还有很长的一段道路。
道路已经开头，无声的阴影也越来越浓，渐渐变成黑暗，准备把偌大的莫斯科和纽约笼罩住。
维克托本来以为他的研究成果已经永远锁进他家里的书桌的抽屉了，可是现在有了出头之日。他的研究成果即将离开监狱，进入实验室，成为教授们讲课和作报告的话题。他没有想到科学真会取得可喜的胜利，自己会取得胜利，现在他又可以推动科学，可以培养学生，可以在杂志和书本上存在了，又可以操心他的想法是否和计算、摄影实际结果相符了。可是在这一天，他却不是为这一切感到高兴。
使他兴奋的是另一种原因，那就是他的虚荣心对迫害他的人取得了胜利。不久前他似乎还不恼恨他们。就是现在他也不想报复他们，让他们倒霉，但是他一想起他们干的一切坏事、欺人的事、残忍的事、怯懦的事，心灵和理智上就感到幸运。他们对待他越是粗暴，越是卑鄙，他现在想起来越是感到痛快。
娜佳放学回来，柳德米拉喊道：
“娜佳，斯大林给你爸爸打电话了！”
维克托看到女儿穿着脱掉一半的大衣、拖着围巾跑进屋里的那种激动的样子，就更明显地想象到有些人在今天或明天听说这件事时那种惊慌的神情。
他们坐下来吃午饭。维克托突然把羹匙放下，说：
“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想吃。”
柳德米拉说：
“恨你的人、害你的人这一下子完啦。我可以想象出来，在研究所里，甚至在整个科学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是啊，是啊，是啊。”维克托说。
“妈妈，在限额商店里，那些太太们又要跟你打招呼，又要对你笑了。”娜佳说。
“是啊，是啊。”柳德米拉说着，笑了笑。维克托一向瞧不起阿谀奉承的人，可是现在一想到希沙科夫会做出一副奉承的笑容，就非常高兴。
很奇怪，不可理解！他感到高兴和胜利的同时，总有一股惆怅从心的深处往外冒，总有一种怜惜，怜惜此时此刻似乎正在离他而去的一种最珍贵的东西。似乎他有错，对不起什么人，但是究竟有什么过错，对不起谁，他却不清楚。
他喝着他很喜欢的土豆荞麦粥，想起了小时候在基辅，春天的夜里出来，星星在开花的栗树枝间闪着泪眼的情景。那时候他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前途是广阔的，充满美妙的光和善意。今天，在他的命运已经决定的时候，他似乎在和自己对于美好的科学的爱告别——纯洁的爱、孩子般的爱、几乎是宗教式的爱，在和几个星期之前的那种心情告别——克制住巨大的恐惧，没有自我欺骗时体验到的感情。
他只能对一个人说说这些，但是那人现在不在他身边。
还有奇怪的。他有一种很急切的心情，希望所有的人快点儿都知道发生的事情。希望研究所、大学课堂、党中央委员会、科学院院部、房管所、别墅区管理处、各大学教研室、各个科学协会都知道这件事。可是，索科洛夫是不是知道，维克托觉得无所谓。不是在理智上，而是在心深处暗暗不希望玛利亚知道这个消息。他猜想，当他被排挤、倒霉的时候，她更爱他，他觉得是这样。
他对女儿和妻子说起战前她们就知道的一件事：斯大林一天夜里来到地铁车站，他微微有些酒意，挨着一个年轻女子坐下来，问她：“我能帮您什么忙吗？”那女子说：“我想去看看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在回答之前，想了想，说：“这一点也许我能办得到。”
娜佳说：
“你瞧，爸爸，你今天真了不起，妈妈居然让你把这个故事说完，没有打断你。要知道，这故事她已经听过一百一十次了。”
于是他们又一次，也就是第一百一十一次讥笑起那个天真的女子。
柳德米拉问：
“维克托，遇到这种情形，是不是应该喝点儿酒？”
她拿来一盒水果糖，原是为娜佳过生日准备的。
“吃吧，”柳德米拉说，“不过，娜佳，不要一吃起来就和狼一样。”
“爸爸，吃吧，”娜佳说，“咱们为什么要笑地铁里那个女人？你怎么不向斯大林问问米佳舅舅和克雷莫夫的事？”
“瞧你说的，这怎么可能呢？”他说。
“依我看，可能。要是外婆，马上就会说的，我相信她会说。”
“可能，”维克托说，“可能。”
“哎，别瞎扯了。”柳德米拉说。
“怎么瞎扯？这是问舅舅的事。”娜佳说。
“维克托，”柳德米拉说，“应该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
“你显然对这件事的意义估计不足。用不着给任何人打电话。”
“你还是给希沙科夫打个电话吧。”柳德米拉执拗地说。
“等斯大林对你说‘祝你成功’，你给希沙科夫打电话好啦。”
这一天维克托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新的感觉。大家把斯大林神化，他过去一直感到很气愤。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到处都是他的名字。又是肖像，又是半身雕像，又是全身塑像，又是歌剧，又是长诗，又是颂歌……
他被称作父亲、天才……
使维克托气愤的，是他的名字遮没了列宁的名字，竟把他的军事才能说得比列宁的治国才能还高。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一个剧本里，列宁很勤快地划着了火柴，让斯大林点着烟斗抽烟。在一位画家笔下，斯大林昂首阔步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列宁急急匆匆、毕恭毕敬地跟在他后面。如果在画着列宁和斯大林跟人民在一起，那么，只有一些老头子、老妇人和小孩子亲切地看着列宁，而倾注着斯大林的却是一些武装巨人——腰缠机枪子弹带的工人、水兵。历史学家写到苏维埃国家的危难时期，不论是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保卫察里津时期，还是波兰入侵时期，都要歪曲事实，说列宁经常向斯大林请教。党的历史学家们给予斯大林参加过的巴库罢工和他曾经主编过的《斗争报》的地位，超过了俄国的全部革命运动。
“《斗争报》，《斗争报》，”维克托常常很生气地说，“当年有热里雅鲍夫，有普列汉诺夫，有克鲁泡特金，有十二月党人，可是现在只剩了《斗争报》，《斗争报》……”
千余年来俄罗斯一直是君主专制和专制独裁国家，是沙皇和宠臣们的国家。但是在千余年的俄罗斯历史中谁也不曾有过斯大林这样大的权力。可是今天维克托不气愤，不害怕了。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颂歌和定音鼓越响，这尊活神像脚下的神香烟云越浓，维克托的幸福感越强烈。
天色渐渐黑下来，可是他不害怕了。
斯大林和他说话了呀！是斯大林对他说：“祝您研究顺利。”
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他来到大街上。
在这黑沉沉的晚上，他不再感到绝望和大祸临头了。他心里是宁静的。他知道，在签发逮捕证的地方已经知道了一切。他想到克雷莫夫、米佳、阿巴尔丘克、马季亚罗夫，想到切特韦里科夫，就感到奇怪。他们的命运没有成为他的命运。他怀着感伤和不可理解的心情想着他们。
维克托为他的胜利高兴，那是他的精神力量、他的头脑取得的胜利。他也不管，为什么今天的幸福和被批判那天似乎感觉到母亲跟他在一起时那种幸福有所不同。现在马季亚罗夫是不是会被捕，克雷莫夫是不是会供出他来，对他都无所谓了。他生平第一次不为自己说的一些离经叛道的笑话和不小心的话担惊受怕。
到很晚的时候，柳德米拉已经睡了，电话铃响了起来。
“您好。”一个很轻的声音说。维克托一听就激动起来，似乎更超过白天的激动。
“您好。”他说。
“我不能听不到您的声音。您对我说点儿什么吧。”她说。
“玛莎，玛申卡。”他说过这话，就不作声了。
“维克托，我亲爱的，”她说，“我不能对我丈夫撒谎。我对他说了，我爱您。我向他发誓永远不再见您。”
早晨，柳德米拉走进他的房里，抚摩了抚摩他的头发，吻了吻他的额头。
“我在梦里仿佛听到，昨天夜里你跟什么人通电话。”
“没有，你是做梦了。”他镇静地看着她的眼睛，回答说。
“记住，今天你要上房管所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