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床全空着，另外三个人也许搬到别的囚室去了，也许他们都在受审。
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自制力，带着被遗弃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非常厉害，好像他的肾被打坏了。
在人生毁灭的痛苦时刻，克雷莫夫懂得了女人爱情的力量。妻子！只有她珍爱这个被无情的铁脚践踏得血肉模糊的人。他浑身是血，她会给他洗脚，给他梳理蓬乱的头发，她看着他的失神的眼睛。他的心灵被伤害得越厉害，世上的人越是厌恶他、瞧不起他，她就越是觉得他可亲可爱。她跟在汽车后面跑，她在库兹涅茨桥站队，在劳改营铁丝网外面等候，她一心想着给他送几块水果糖、几头大蒜，她在煤油炉上给他烙糖饼，她愿意花费几年的时间，为的是哪怕跟他见半个小时的面……
不是所有睡过觉的女子，都能跟妻子一样。
他因为绝望得像挨刀割一样，就也想唤起另一个人的绝望。
他想好了一封信的开头几句：
“你听到这事会十分高兴的，不是因为我被抓了起来，而是因为你已经离开我了，你可以感谢你那耗子般的本能，使你离开了下沉的船……我是一个人……”
眼前闪过侦讯员桌子上的电话机……一头健壮的公牛打他的腰，打他的腋下……大尉拉起窗帘，把灯熄了……档案材料沙沙响着，他在沙沙声中渐渐入睡……
忽然有一根烧得红红的、弯弯的锥子扎进他的头盖骨，似乎他的脑子发出焦糊味：是叶尼娅·尼古拉耶芙娜告密，出卖了他！
十分精彩！十分精彩！这是有一天早晨在兹纳缅卡，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里对他说的话……那个尖下巴胡、戴着光闪闪的夹鼻眼镜的人看过克雷莫夫的文章，就很亲切地小声说了这话。他记得：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党中央把他从共产国际召回，让他在政治出版社主编一本书。“当年也算一个人物呀。”他想道……就是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托洛茨基看了他的文章《革命与改良——中国与印度》，说：“十分精彩。”
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旁人在场，他也没有对任何人转述过，只是对叶尼娅说了说，这就是说，侦讯员是从她嘴里听说的。是她告密的。
他再不觉得已经有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他似乎已经睡足了。是强迫她的？反正还不是一样。同志们，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我完了！把我弄死了。不是手枪子弹、不是拳头把我打死的，不是死于不能睡觉。是叶尼娅把我弄死的。我来写供状，什么都承认。有一个条件：你们要说明，是她告密的。
他从床上爬下来，用拳头擂起门来，值班守卫马上就朝小孔里窥视，他朝守卫喊道：
“带我去见侦讯员，我什么都招认。”
值班班长走来，说：
“别吵闹，等什么时候提审，您招认好啦。”
他不能一个人待在这儿。还不如挨打，昏迷过去。既然医生认为没事儿……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当他觉得再也经受不住精神上的痛楚，当他觉得头脑就要碎裂，觉得好像有成千上万的碎片往心里、喉咙里、眼睛里直钻的时候，他明白了：叶尼娅不可能告密！于是他咳嗽起来，哆嗦起来：
“原谅我，原谅我吧。我没有福气跟你在一起，这怪我，不怪你。”
自从捷尔任斯基踏进这座楼房里来，这里的人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美妙感情来到他心中。
他醒了过来。一头贝多芬式乱发的大块头卡茨涅林鲍肯坐在他的对面。克雷莫夫对他笑了笑，他那低低的肥厚的额头皱了起来。克雷莫夫明白，卡茨涅林鲍肯认为他的笑是精神失常的表现。
“我看见了，他们打得您很厉害。”卡茨涅林鲍肯指着克雷莫夫血糊糊的衣服说。
“是的，打得挺厉害，”克雷莫夫歪着嘴回答说，“你们怎么样？”
“我上医院去逛了逛。他们两个都走了：特别会议又判了德列林格十年，就是说，一共是三十年了；鲍戈列耶夫转到别的囚室去了。”
“啊……”克雷莫夫说。
“您说说吧。”
“我在想，”克雷莫夫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新的克格勃会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为，搜集每一句好话。那时的谍报人员会在电话里窃听一切和忠诚、正直、善良有关的言论，并且在书信里寻找，从公开的谈话里提炼，把一切好的汇集到卢比扬卡来，归入档案。光搜集好的！这儿将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人的信心。第一块基石是我砌的……我相信，我胜利了，告密、谎言没有把我制服，我相信，我相信……”
卡茨涅林鲍肯漫不经心地听他说着，插话说：
“这话都很对，将来会这样的。不过应该补充的是，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会把您弄到这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
他用问询的目光看了看克雷莫夫，怎么也无法理解，克雷莫夫那土黄色的脸，那凹下去又肿起来的眼睛，那带着黑色血印子的下巴，为什么在幸福而安详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