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没有从研究所回家，而是去找自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邀他一起上索科洛夫家去。
卡里莫夫是个麻子，相貌很丑。黑皮肤衬得白头发特别白，白头发又使黑皮肤显得特别黑。
卡里莫夫俄语说得十分地道，只有仔细听，才能听出在发音与用词造句方面的细微差异。
维克托过去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已经很有名气，而且不只是在喀山。卡里莫夫将《神曲》、《格列佛游记》译成鞑靼语，最近又在译《伊利亚特》。
当他们还不熟识的时候，他们走出大学的阅览室，常常在吸烟室里见面。图书管理员是个衣着马虎，爱抹口红又十分健谈的老太婆，对维克托说了不少有关卡里莫夫的事情。说他是巴黎大学毕业的，在克里木有别墅，战前每年一大半时间在海边度过。战争时期他的妻子和女儿留在克里木，他一直没有她们的音信。老太婆还向维克托暗示，此人一生中有过长达八年的艰难经历，但是维克托却用大惑不解的目光迎接了这一消息。看样子，老太婆也把维克托的情况对卡里莫夫说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就彼此了解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每次相遇时不是微笑，倒是皱起眉头。有一次他们在图书馆的前厅里撞了个满怀，两个人同时笑起来，说起话来，才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维克托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对他说的话感兴趣，但在卡里莫夫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很有兴趣说话。维克托有过很不愉快的经验，常常碰到一些交谈者，似乎又聪明又机智，实际上呆板得不得了。
有些人，维克托在他们面前连说话都很吃力，声音也变僵硬了，说的话既无意义，又无趣味，有点儿像聋哑盲人了。有些人，在他们面前任何真诚的话都带有做作的腔调。也有些人是多年的相识，但在他们面前维克托感到自己特别孤独。
为什么会这样？途中邂逅的旅伴，邻铺而眠的宿友，或者一次偶然争论的参与者——只要有人在场，他就愿意敞开心扉，不再感到孤独。
他们在一起走着，说着话儿，维克托心想，现在，特别每天晚上在索科洛夫家聊天的时候，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不回想自己的研究了。以前这种情形从来不曾有过，以前他时时想着自己的研究，不论在电车上，在吃饭的时候，听音乐或者早晨洗脸的时候。
也许，他钻进的这个死胡同太气闷了，所以他下意识地要摆脱有关研究的一些想法……
“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今天工作效率如何？”维克托问道。
卡里莫夫说：
“脑袋一点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地在想着老婆和女儿，有时觉得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会看到她们的，有时会出现一种预感，觉得她们都完了。”
“我了解您。”维克托说。
“我知道。”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心想：奇怪，他和这个人才认识了几个星期，就想对他说说自己对妻子和女儿都不能说的话了。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在索科洛夫家小小房间的饭桌上聚会，这些人在莫斯科未必都见过。
索科洛夫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说话文绉绉的，谈起什么都是长篇大论。很难相信，他出身伏尔加水手之家，会有这样优雅斯文的谈吐。他是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显得狡猾又严酷。
索科洛夫还有一些地方很不像伏尔加的水手，比如，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风，因为怕传染，一个劲儿地洗手，吃面包还要把手指头接触到的那一部分面包皮剥掉。
维克托在宣读他的论文的时候，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能这样细致、大胆地思考，这样简洁地表述和证明极其复杂和细微的原理，平常说话竟那样冗长，那样啰唆。维克托和许多在斯文的知识分子环境中长大的人一样，言谈之间倒是喜欢说一些粗话，如“他妈的”、“胡扯”，在和老院士谈话时常常把爱争吵的学者夫人叫做“冤鬼”或者“女魔”。
索科洛夫在战前最不喜欢谈政治。维克托一谈到政治，索科洛夫就沉默下来，不再说话，或者故意换个话题。
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奇怪的顺从态度，对于集体化时期和一九三七年的许多残酷的事没有任何抱怨。他似乎认为国家的灾祸是自然的灾祸，是上天降下的灾祸。维克托觉得，索科洛夫似乎信仰上帝，而且这种信仰表现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在他对当今世界的强者的顺从中，表现在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