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斯基从草原的集团军司令部来到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在斯大林格勒战线的东南翼，在里海地区缺水的沙漠地带。
现在达林斯基觉得那紧靠着河水和湖水的草原有点儿像仙土福地了，那儿有芦苇，有马嘶，有些地方还有树。
在沙漠化的荒原上住着几千人，他们习惯了潮湿的空气、清晨的露水、沙沙作响的干草。沙子击打着皮肤，往耳朵里直钻，在小米饭和面包里咯咯直响，食盐里有沙子，枪栓里有沙子，手表里有沙子，战士的梦里也有沙子……人的身体、鼻孔、喉咙、小腿肚子在这儿都很难受。人生活在这儿，就好像一辆大车离开了平坦的车辙，在烂泥里咯吱咯吱地慢慢挣扎。
整个一天，达林斯基都在炮兵阵地上转，和人谈话，做记录，制图，查看大炮、弹药仓库。快到傍晚时候，他筋疲力尽，头嗡嗡响，腿也疼，在松软的沙地上走路实在太不习惯了。
达林斯基早就发现，在撤退的日子里将军们往往特别关心下属的生活需要；司令员和军委委员们都很大方地表现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怀疑精神和谦逊。
在仓皇撤退的时期，当敌人节节取胜，最高统帅部愤怒追查失职官兵的时候，部队里就会出现许多无所不知的聪明人。
但是在这里，在沙漠里，人们却懒洋洋的，对一切都很淡漠。司令部里的军官和队列军官们似乎认定，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关心，明天，后天，一年之后，沙子反正还是沙子。
炮兵团参谋长鲍瓦中校请达林斯基到他那儿去过夜。这位中校虽然姓的是英雄故事中鲍瓦王子的姓，身子却佝偻着，秃顶，一只耳朵听力很差。他有一次奉命到方面军炮兵司令部去，他的非凡的记忆力使大家吃了一惊。似乎在他那安在又窄又佝偻的肩膀上的秃脑袋里，装的全是数字、炮兵连和营的番号、驻地名称、指挥员的姓名、高地的标志。
鲍瓦住的是一座木板小屋，墙上抹了黄泥和牛粪，地上铺了破碎的油毡。这座小屋和散布在沙漠上的其他军官的住处没有任何不同。
“哈，您好！”鲍瓦说着，使劲握了握达林斯基的手。“很好吧，嗯？”他朝着墙指了指。“这儿就是住在抹了牛粪的狗窝里过冬。”
“是啊，这房子不坏！”达林斯基说着，就看到文静的鲍瓦再也不文静了，感到很惊讶。
他请达林斯基坐在原来装美国罐头的一个空箱子上，给他倒了一玻璃杯酒，玻璃杯黏糊糊的，边上还沾满了牙粉，又把放在一张泡软的报纸上的一个青色的渍蕃茄推了过来。
“请吧，中校同志，这就是我的葡萄酒和水果了！”他说。
达林斯基像一切不会喝酒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就把杯子放到离自己远些的地上，向鲍瓦问起军队中的事。但是鲍瓦偏要谈别的，不谈正事。
“唉，中校同志，”他说，“我满脑子都是军事，从来不想别的，我们在乌克兰的时候，那儿的娘们儿才漂亮呢，在库班，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心甘情愿送上门，只要你挤挤眼睛就行！可是我这个傻瓜待在那儿动也不动，后来醒悟过来，已经在沙漠里了！”
达林斯基起初有点生气，因为鲍瓦不愿谈每公里战线的平均密度问题和在沙漠地区迫击炮优于大炮的问题，可他终于还是对新的话题有了兴趣。
“当然啦，”他说，“乌克兰的女子确实漂亮得不得了。在一九四一年，司令部驻扎在基辅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乌克兰女子，是一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妻子，简直美极啦！”
他欠起身来，举起一只手，手指头碰了碰矮矮的顶棚，又说：
“至于库班，我的看法也和您一样。库班在这方面也是数一数二，十个中就有九个是美人儿。”
达林斯基的话鼓起了鲍瓦的劲头儿。他骂了一声娘，用哭腔叫了起来：
“可是，您瞧瞧加尔梅克娘们儿那模样儿吧！”
“可不能这么说！”达林斯基打断他的话，并且头头是道地说起黑皮肤、高颧骨、带有野蒿气味和草原烟味的女子的美。他想起了草原的集团军司令部里的阿拉，就总结了一下自己的长篇议论：“总而言之，您说的不对，到处有漂亮娘们儿。沙漠里没有水，这是对的，可是漂亮娘们儿还是有的。”
但是鲍瓦却没有接他的话。这时达林斯基发现，鲍瓦睡着了。他这才想到，主人已经喝醉了。
鲍瓦睡觉打鼾，鼾声很像垂危病人的呻吟。他的头从床上耷拉下去。达林斯基怀着俄罗斯男子对待醉汉的那种特别的耐心和善意，把鲍瓦的头放到枕头上，又在他腿下垫了一张报纸，擦了擦他嘴上的唾沫，这才四下里看了看，考虑自己在哪儿睡。
达林斯基把鲍瓦的大衣铺在地上，又把自己的大衣扔在鲍瓦的大衣上，拿自己鼓鼓囊囊的军用包当枕头，这军用包在出差期间又是他的办公桌，又是给养仓库和盥洗用具箱。
他走到外面，呼吸了几口夜晚的冷空气，看到黑黑的亚洲天空的星光，高兴得啊呀了一声，解了一下小便，依然在望着星星，心里说：“宇宙好大呀！”便回来睡觉。
他躺在主人的大衣上，把自己的大衣盖在身上，却没有合上眼睛，反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有一种凄凉感，使他大吃一惊。
四周黑沉沉，空荡荡，好不凄凉！瞧，他就睡在地上，看到的是渍蕃茄的残渣，还有一个硬纸箱，里面大概有一条带有老大的黑色商标的方格短毛巾、皱巴巴的衬领、手枪的空皮套、压瘪的肥皂盒。
秋天他曾在上波格罗姆内的一所小房子住过，现在他觉得那儿是很阔绰的了。过一年之后，今天这间可怜的小屋也许又成了豪华的了，将来有一天住到地窖里，既没有刮脸刀，又没有提箱，没有破裹脚布的时候，又会想起这小屋的。
在炮兵司令部工作的这几个月，他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饥似渴地要求工作的心愿已经满足了。他已经不因为自己在工作而感到幸福。因为天天能吃饱的人并不感觉自己是幸福的。
达林斯基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很器重他。起初一段时期这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难得有被人看重、被人珍视的时候。多年来他习惯了相反的情形。
达林斯基没有想过，为什么他心中产生的优越感，没有使他对同事产生宽容的态度——宽容是真正强者的特点。不过，显然他不是强者。
他常常发火，叫嚷，骂人，然后很难过地看着被他骂的人，不过他从来不请求被他骂的人原谅。有些人恼恨他，但不认为他是坏人。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对他的看法也许比过去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对诺维科夫的看法还要好些。据说，在一些大人物向莫斯科的一些更大的人物汇报时，常常整页整页地使用他的报告文稿。原来，在困难时期他的才智和工作都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战前五年他妻子离开了他，因为她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认为他巧妙地向她隐瞒了自己的本质，毫无志气，是个两面派。他常常因为出身不好找不到工作——父亲和母亲的出身都不太好。起初他听说，不让他干的工作，却让极其愚蠢或者无知的人干了，他非常生气。后来他觉得，的确不能让他做重大的工作。他从劳改营里出来以后，索性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行了。
可是，在可怕的战争时期，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他把大衣朝肩膀上拉了拉，这样一来两条腿马上感觉到从门缝儿钻进来的冷风，他心想，就在他的知识和本事用得上的时候，他却躺在这鸡窝里的地上，听着骆驼的刺耳的叫声，希求的不是疗养地和别墅，而是一条干净衬裤，希望能弄到一块肥皂头，洗个澡。
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地位的提高和物质方面没有任何联系。但同时这也使他很气愤。他在自信和自负的同时，在生活要求上却总是表现得很胆怯。他觉得，优越的生活条件永远不是他应该得到的。他从小就习惯了这种不敢希求什么的感觉，习惯了已经成为习惯的总是没有钱的状况，习惯了经常感觉自己穿着寒碜的旧衣服。
就是在今天，在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依然有这样的感觉。
他一想到，他要是上军委食堂去，服务员会说：“中校同志，您应该在一般部队食堂用餐。”他就觉得害怕。有时在什么地方参加会议，有的将军会开玩笑，眨眨眼睛，说：“怎么样，中校同志，就在军委食堂喝碗加油甜菜汤吧？”他也觉得不自在。他看到，不仅是将军们，就连报社的记者们都像当家的那样笃定地在他们不应该得到享用的地方又吃又喝，要汽油，要服装，要香烟，这总是使他感到十分惊讶。
过去的日子一直是这样过的，他的父亲年年找不到工作，长年赡养一家人的是做速记员的母亲。
到半夜时候，鲍瓦的鼾声停止了，达林斯基听到他在床上一点声息也没有，担心起来。
突然，鲍瓦问道：“中校同志，您没有睡吗？”
“没有，睡不着。”达林斯基回答说。
“真对不起，没有把您安排好，我喝醉了，”鲍瓦说，“现在我头脑清醒了，就像一点酒也没有喝。这会儿我躺在这儿，在想：咱们怎么来到这样的鬼地方啦？是谁让咱们来到这鬼地方的？”
“还能是谁，德国佬呗。”达林斯基回答。
“您到床上来睡，我睡地上。”鲍瓦说。
“不用，我在这儿挺好。”
“有点儿不像话，主人睡在床上，客人睡在地上，按照高加索风俗，可不应该这样。”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又不是高加索人。”
“差不多算高加索人啦，就在高加索山脚下嘛。您说，是德国佬让我们这样的，可是，您要知道，不光是德国佬，还有我们自己人。”
看样子，鲍瓦欠起身来了：他的床咯吱响了几声。
“嗯，是啊……”他说。
“是啊，是啊。”达林斯基在地上说。
鲍瓦一下子把谈话推向特别的异常的轨道，两个人都沉默下来，都在考虑，该不该和不知底细的人谈这样的事。看样子，他们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同不知道底细的人谈这类的话。
鲍瓦抽起烟来。
擦着火柴的时候，达林斯基看到了他的脸。觉得这脸很不舒展，显得阴郁、陌生。
达林斯基也抽起烟来。
火光闪亮的瞬间，鲍瓦也看到了用胳膊肘支着身子的达林斯基的脸，他的脸看起来淡漠、冷酷、陌生。
在这之后，不知怎的，偏偏谈起了不应该谈的话。
“是的。”鲍瓦说。不过这一次没有拉长声音，而是又短又干脆。“是官僚作风和官僚让我们来到这儿的。”
“官僚作风是很坏的事，”达林斯基说，“我的司机说：战前在农村里的官僚作风十分严重，没有酒在农庄里别想弄到证明。”
“您别笑，这没有什么好笑的，”鲍瓦说，“您要知道，官僚作风可不是开玩笑的，官僚作风在和平时期把人折腾够了。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官僚作风害起人来更够呛。在空军部队里有这样一件事：一架歼击机被击中，飞行员从着了火的飞机里跳出来，人好好儿的，裤子却烧坏了。可是，就是不发给他裤子！真荒唐，总务科副科长不肯发，说是还不到穿破的时候！飞行员三天没穿裤子，一直弄到集团军司令那儿才解决。”
“这事儿荒唐是荒唐，”达林斯基说，“不过只是有的浑蛋不发裤子，不会因此就从布列斯特退到里海地区的沙漠上来。”
鲍瓦酸溜溜地哼哧了一声，说：
“难道我说是因为不发裤子？我再对你说一件事：有一个步兵排被包围了，没有东西吃。空军得到命令，要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不发给食品，说是需要领用人在发货单上签字，如果从飞机上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投下去，他们在下面怎么能签字呢？军需官就是不发。后来靠上面命令，才勉强发了。”
达林斯基笑了笑。
“有一件可笑的事，不过也是小事。只顾形式，不顾实际。在前方，官僚作风一表现出来就特别可怕。您可知道有一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有一次，敌人对准几百人轰击，只要把人带到对面山坡上，人也安全，战略上也不吃亏，装备也能保住。可是有‘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所以就让待在炮火之下，人也完了，装备也完了。”
“就是，就是，一点不错，”鲍瓦说，“在一九四一年，从莫斯科派来两位上校，来我们集团军里检查‘不准后退一步’这道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没有汽车，我们在三昼夜之间从戈梅利往后跑了两百公里。我让两位上校坐到我们的吨半汽车里，免得他们落到德国人手里。他们在汽车里直打哆嗦，还一个劲儿地要求我：‘有关执行不准后退一步命令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他们要汇报，有什么办法呢？”
达林斯基往胸中吸了一大口气，就好像要潜入水深处，看样子，他确实潜入了深处，说：
“有一名红军战士，是一个机枪手，保卫一处高地，一个人对七十个德国人，把敌人打退了，他也牺牲了，全军都向他表示敬意，可是他那害肺痨的妻子却被人从房子里赶出来，区苏维埃主席骂她：不要脸的女人，滚出去！这种官僚作风真可怕。有时候，让一个人填二十四张履历表，可是到末了他自己在大会上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您要知道，这也是官僚制度问题。要是一个人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人农民的，可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贵族，是不劳动的分子，你们把我撵走，那就好了。这也是官僚制度问题。”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官僚制度问题，”鲍瓦反驳说，“事实如此，国家是工农的，是工农在管理国家。这有什么不好的？这很好嘛。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让穷人来领导。”
达林斯基愣了，看样子，对方完全想到别的方面去了。
鲍瓦擦着了火柴，却没有点烟，而是用火柴朝着达林斯基照了照。
达林斯基眯起眼睛，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落到了敌人的探照灯灯光下。
可是鲍瓦说：
“我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家庭出身，父亲是工人，祖父也是工人。我的出身历史都是清白的。可是我在战前也不受重用。”
“您究竟为什么不受重用？”达林斯基问。
“如果在工农的国家里，用慎重的态度对待贵族，我不认为是官僚作风。可是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工人在战前要受压抑呢？不是往果品蔬菜公司的仓库搬运土豆，就是扫街，我都不在乎。可是我用阶级观点发表了一点意见，批评了一下领导，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太阔气了，我一下子就倒了霉。依我看，如果一个工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都要吃苦受难的话，官僚作风的主要根源就在这里面。”
达林斯基马上感觉出来，对方这番话触及了非常重大的问题，并且因为他还不习惯谈这些激动人心、使心里火辣辣的事情，也不习惯听别人谈这种话，所以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畅快。毫无顾虑、毫无恐惧地发表意见，争论那些令人激动不安的问题，实在是一种幸福。正因为这种议论特别使人激动难安，他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这些事。
在这里，在这小屋的地上，同这个朴实的军人在一起夜谈，这个人醉后又醒来。他感觉到自己周围都是从西乌克兰撤到这沙漠上的人，一切都是另一种境况。于是出现了一种很自然、很朴素的期待——然而又是很难理解、很难想象的情形：人与人真诚地谈了起来！
“您的话又对又不对，”达林斯基说，“穷光蛋进不了资产阶级的参议院，这样说是对的，但是穷光蛋如果成了百万富翁，就能进参议院了。福特就是工人出身。我们不让资产阶级和地主占据领导岗位，这是对的。但是如果给老老实实工作的人也打上犯罪印记，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或祖父是富农或者神甫，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这不算阶级观点。您以为我在劳改营里受折腾的时候没有遇到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和顿涅茨矿工吗？要多少有多少！我们的官僚制度很可怕，因为这不是国家身上的赘疣，赘疣是可以割掉的。这种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了人事处长去牺牲。在申请书上批一个‘不同意’或者把士兵的遗孀赶出办公室，任何一个无能的奴才都能办得到。可是要把德国佬赶出去，就需要刚强的、真正的好汉了。”
“这话很对。”鲍瓦说。
“我不抱怨。我很感激，非常感激。非常感谢！我是幸福的！不过另一点就很不好：为了我能幸福，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还要再来那样可怕的时期，那就糟了。那我再也不要这种幸福。去他妈的！”
达林斯基觉得，他还是没有深挖到主要的、他们所谈的问题的真正实质，一针见血地阐明现实问题的东西，不过他这一下子想了、说了平时不敢想、不敢说的事情，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交谈者说：
“您要知道，这一生今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懊悔今天夜里同您的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