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有两个企图：第一，将现代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晚近的历史文化加以清算，为构筑将来的日本文化做出一点贡献；第二，站在我个人提出的“人格主义”[1]的立场上，在明暗交会处的人生边上，在朦胧模糊中将高尚与卑微、纯真与虚伪加以鉴别、加以明确化。后者常常需要以过去的清算为基础，因而本书可以说是我人格主义理论的一个运用。这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站在人格主义的立场写成的史书，我相信，它的是非功过都与这一根本立场联系在一起。
本书也包含着我对许多人的诀别。它在何种意义上把我与研究江户时代的学者相区别，也许到了卷末就会清楚地看出来。我还要特别强调：我要与那些对人生的深刻机微及与此相伴随的无可名状的困难加以逃避、以圣人的心情退缩而立的人，宣布诀别。我也和歌德一样，“决不半途而废，而是要在善始善终的美当中，清清爽爽地活着”[2]。我的人格主义就是要冲破重重困难和阻碍，果敢地加以实行。在这本书里，我可以感到自豪的是，我踏入了那些害怕世人误解的道学先生因缺乏勇气和见识而未敢涉猎的领域，并且基于人格主义，对江户时代社会与文艺做了探讨。与此同时，这也是对人格主义本身的宏大性、细致性、深刻性的一个检验。
1923年秋，我结束了一年半的国外生活、踏上归途的时候，我的心里便开始思考“日本应该何去何从”的大问题。八年后的今天，我只是对其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做了回答，更确切地说，是我为准备做出这个回答而交出的一份作业。如果能对江户时代的清算有所裨益，便是对我的努力的最好回报。
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过程，作者有义务在此加以交代。我最初以《游欧杂记·序论 归来（一）》为题，从《改造》杂志的大正十四年[3]九月号开始陆续连载。其草稿，大正十三年春天在山形高等学校试着讲了一遍，同年夏天在小樽反复用于讲演，并形成稿子。我本来打算写四五十页[4]，开始时觉得很轻松。然后写《归来（二）》的《东洋》部分，也写了相同的篇页，约定写到第四五回时进入正文，于是篇幅增加了二十倍，历经六年时间。其中“前编”从大正十四年夏到十五年夏，用一年时间写成。现在回顾起来，写作还是相当顺利。但此后有两年中断，“后编”的前半部分，即关于文学的部分，是利用昭和三年[5]的整个暑假写成的，在杂志上连载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昭和四年、五年又搁笔，什么都没写。最后论述浮世绘的部分，在去年寒假过后的二月中脱稿。为了留作纪念，请允许我把私事记述一下：那时打算在纪元节[6]的二月十一日最后脱稿，因而连续数日夜以继日，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但不料夜里受了风寒，上午发烧三十八度，很快上升到三十九度，终于倒在床上，宣布投降了。在连续四天高烧近四十度之后，我的妻子在我之后也发烧病倒了。我在照看妻子的间隙，到十六日终于写完最后一段文字。
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呢？正如书中十分之八九的段落所体现的那样，我的写作论述与材料的收集、消化不得不同时进行，这当然是因为我的不学，虽然深感惭愧，我还是有义务向我的读者坦白。这种不学最终造成了本书的遗憾。虽然在整理成书的时候我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订，但其中很多错误恐怕仍旧存在。对于其中的错误，我必须承担作为一个历史家的责任。由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努力在鉴赏与综合方面不出大错，在作品的分析和概括上将细心与大胆结合起来，在我最不擅长的材料的广泛收集方面，则注意虚心地从前辈专家的著作中汲取教益。希望读者对此予以谅察。本书得益于前辈学者之处甚多，是要特别表示感谢的。书中举出的相关的具体论点，并不都是引述前辈诸家，但不用说也受到了诸家研究成果的启发，对于明确举出名字的研究江户时代的各位学者，无论我的立场与他们如何不同，都蒙受了他们的很多恩惠。
阿部次郎
昭和六年[7]五月十八日夜于广濑河畔
注释
[1] 人格主义：是作者在《人格主义》（1922年）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强调人是根本的、内在活动的主体，人类存在的统一原理就是“生命”。
[2] 出典歌德《浮士德》第四幕结尾。
[3] 大正十四年：1925年。
[4] 日本人计算文章及书稿的字数时，一般按页（枚）数计算，一页四百字。
[5] 昭和三年：1928年。
[6] 纪元节：日本节日之一，将《日本书纪》记载的古代神武天皇的即位日换算为公历的二月十一日，并作为节日加以纪念。
[7] 昭和六年：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