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所要探讨的对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于前一部分了,因为前一部分以静观的形式使这个概念的一个侧面显现了出来。在本论文的前一部分,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此概念当作前提,而是在我力求侦察现象时使之逐步产生。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未知数、一个立场,这个立场证明是苏格拉底所特有的。我称此立场为反讽;但在本论文的第一部分里,名称是不大重要的:主要任务是不忽视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特征,并且使所有环节、所有特征井井有条地构成一个总体。至于这个立场究竟是不是反讽,现在才能作出决断,因为我在对此概念的阐发中也将涉及能够测试苏格拉底的环节,这个环节将能够确定他的立场是否真的是反讽。在论文的第一部分里,我谈的只是苏格拉底一个人;对此概念的阐发将表明在什么意义上他是这个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换言之,这一阐发将表明反讽概念是否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绝对竭尽,它是否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我们必须对这些表现形式予以重视,之后,我们才能说这个概念已得到充分的把握。如果说在论文的第一部分里概念一直悬浮在幕后,持之以恒地企求在现象中体现出来,在论文的这一部分里概念的现象上的表现,亦即它来住在我们中间[1]的持之以恒的可能性,将跟随对概念的阐发。这两个环节是不可分割的。在下面这两种情况下,所有认知都是不可能的:其一,倘若概念不寓于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倘若现象不是只在概念之中、只与概念一起才可以理解、才是现实的话;其二,倘若现象不寓于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倘若概念不是只在现象之中、只与现象一起才可以理解、才是现实的话;在前一情况下,我会缺乏真理,而在后一情况下,我会缺乏现实性。如果反讽的确是一种主观性的规定,那么显而易见这个概念必然有两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它们也与不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第一个表现形式当然是出现于主观性首次在世界历史中出头露面之时。这里我们有苏格拉底,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得知到哪里去寻找这个概念的历史表现形式。然而,当主观性在世界上露面之后,它并不是无踪无影地又消失了,世界并不是又陷入了以前的发展形式,恰恰相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2]反讽的新的表现形式要能够出现,很显然主观性就需要以一种更高的形式产生效果。这必须是主观性的第二个因次[3],一种相应于反思之反思的主观性之主观性。这里我们需要再次以世界历史为准,亦即我们需要着眼于现代哲学在康德那里所达到的、在费希特那里所完结的发展过程,也更需要着眼于在费希特之后极力宣扬第二个因次的主观性的立场。现实也证明了情形的确如此,因为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反讽。不过,由于这个立场是个强化了、高层次的主观意识,自然而然地它就清晰而确切地意识到了反讽,它把反讽公开称作自己的立场。弗里德里希·施雷格尔,蒂克和佐尔格的情形就是如此:施雷格尔着重谈论反讽和现实的关系,蒂克通过文学来刻画它,而佐尔格在美学上和哲学上意识到了它。在黑格尔那里,反讽也终于碰到了个高手。反讽的第一种形式未遭批驳,而是在主观性受到应有的重视之后镇静了下来,反讽的第二种形式却遭到了批驳,并被摧毁;由于它是不合理的,扬弃便是它应得的下场。
这些观察大抵已使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历史有了充分的了解,但这绝不意味着对这个概念的把握在从以前的发展过程中寻求立足之地、寻求支持之时不会遇到棘手的问题。说破了,如果有人寻找一个对这个概念完整的、融会贯通的阐发,那么他很快就会确凿无疑地发现它有个很奇怪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根本没有什么历史。费希特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反讽概念最走红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屡次三番地被提及、被影射、被假定。但若有人想找到一个明确的阐述,那却是徒劳的。佐尔格[1]抱怨说,人们原以为能在奥古斯特·威廉·施雷格尔的《戏剧艺术和文学讲演录》(Vorlesungen ue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teratur [4])中找到对这个概念的详细论述,但作者只是在一处一笔带过而已。黑格尔[2]抱怨说,佐尔格也是如此,蒂克也好不到那里去。既然大家都抱怨,我为什么不也抱怨呢?我的抱怨是,黑格尔正好相反。在他的体系里,在所有该对反讽予以阐发的地方,人们都会看到他对此进行了论述,不过,如果有人要是让这一切都印出来,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关于反讽所说的话的确不少,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倒也不多;原因便是他在所有地方说的话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许多思想家都与反讽这个词有瓜葛,黑格尔对这些常常相差甚远的思想家一一进行了攻击,结果便是,由于对言词的用法变幻不定,他的论争也不总是清晰易解。不过话又说回来,黑格尔尽可抱怨他的先行者,我却远不能同样地对他大加抱怨。特别是在他对佐尔格遗著的评论中——见于他的著作全集第十六卷[5]——有许多卓越的见地。虽然他对消极立场的阐述和描绘(就这些立场而言,特别是描绘极为重要,其原理便是:“说话,以使我能看到你”(loquere,ut videam te)[6]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详尽彻底,那样内容丰富,但对黑格尔来说,对付这些立场可谓是易如反掌,因而他所强调的肯定性对这种描绘具有间接的效用。施雷格尔兄弟以及蒂克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口诛笔伐、摧毁了以前的发展过程,而正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的立场有些分散,因为他们所赢的不是主要战役,而是许多小规模的交战;与此相反,黑格尔的绝对意义却在于他通过其积极的总体观点征服了论战的唐突。论战的这种唐突就像布吕恩西尔女王的贞洁,一般的男人都对付不了,需要一个西古尔德来制服。[7]让·保罗也曾谈到反讽[8],他的美学著作里对此有不少议论,但皆无哲学的、或真正美学的说服力。总的来说,他作为美学家主要是从丰富的美学经验出发侃侃而谈,其实没有对他的美学立场作出论证。对他来说,反讽、幽默、玩弄情绪可谓是不同的语言,他的描述的界限便是反讽地、幽默地以及以玩弄情绪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个思想,这有点像弗兰茨·巴德,巴德有时先对一些零散的神话性命题予以阐述,然后把它们翻译成神话。[9]
由于反讽概念以这种方式常常具有不同的涵义,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有意无意地随便运用这个概念,重要的是我们以语言惯用法为准,观察它在历史过程中所获得的不同涵义如何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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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lgers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wechsel (《佐尔格遗著与通信》),Tieck和Frau von Raumer编,第二卷第514页(在对施雷格尔讲演录的评论中):“本书评的作者认为反讽是整个戏剧艺术的真正核心,甚至对于哲学对话——如果它要稍微有些戏剧性的话——也必不可少,所以他便觉得很奇怪,反讽在这个著作中只被提到了一次,即第二部分第二章,第72页,不仅如此,反讽甚至根本不准介入名正言顺的悲剧;不过,本人倒是还记得,此书的作者以前曾说过一些话,至少表面上和这些观念是很相近的。作者所推崇的庄严和诙谐扎根于一种特定的生活观,可反讽与这种生活观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原文为德文。——译注)
[2] Hegels Werke(《黑格尔著作集》)第十六卷,第492页(在对佐尔格遗著的评论中):“佐尔格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上述论著中,他以深沉的思想、严肃的态度对最高的理念作了思辨的阐述,可这里他根本没有提到反讽——与振奋息息相关的反讽,在其深处融会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反讽。反讽——这个不同凡响的秘密,这个庞大的陌生物——在哲学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们本以为这里正是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地方。”(新版黑格尔全集 Werke 11,Berliner Schriften 1818—1831,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第259—260页,原文为德文。——译注)关于蒂克,见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