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篇中所教导的那样，人工模仿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行动及其后果彼此所发生的关系与本原之间的关系一样。人类的智能是人工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本原，而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本身又是从那作为自然之物的本原的神的智能产生的。所以人工的作品必然以自然的作品为蓝本，并且人工的方法是仿效人们在自然界所看到的方法的。当传授某种技术的老师正在创作一件东西的时候，向他学习的门徒如果留心观察他进行工作的方法，是会得到好处的；在行动上学习运用师傅的技巧，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人类的智能既然从神的智能获得智慧的光辉，就必须从神的智能对于自然的构筑措施中取得灵感，并把那种措施看作自己的模范来加以仿效。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如果要想顺利地用人工来创作存在于自然界的东西，那就必须按照自然本身的办法去做；反之，如果自然要想创造专门由人工创造的东西，它也会按照人工的方法去做的。然而，自然并不创造专门由人工创造的东西，而只是规定某些原则，并在某一点上给人工创作者提供一个范例。就人工而言，固然它能够看到那些可以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并利用它们来完成它自己的工作，它却不能创造这类东西本身。由此可见，虽然理性不但能够认识而且还能制作人工制造的东西，它却只能认识自然之物。同样也可以推断，人类的研究自然之物的各门科学是纯理论性的；而与人所制造的东西有关的科学则在工作中模仿自然，它们是实用科学。自然在其工作过程中由简及繁；在由自然力产生的东西中间，比较复杂的东西是比较完善的，并造成其他东西的完整和效果。人们立刻可以从任何整体及其部分方面看到这一点。人类的有效理性也是由简及繁，像从不完全到完全一样。但是，既然人的理性不但必须处理与人有用的东西，而且因为它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还必须处理他们自身，所以它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由简及繁的。以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来说，例如当人们用木材造一只船或用木头和石头建筑一所房屋时，情况就是如此。以人的本身而论，例如当理性使许多个人组成的社会产生秩序时，就有这种情况。在这样的社会中间，存在着不同的种类和等级，其中最高等的是政治社会，它在安排上以满足人生的一切需要为目的，因而它是最完善的社会。既然一切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以完成这一任务作为它们的目的，既然目的比那达到目的的手段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称之为城市的这个统一体就比人类的理性所能理解和构成的其他一切较小的统一体占据更优越的地位。根据我们对于亚里士多德在本书所阐述的政治理论的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关于这样一种学问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要使人类知识学或哲学达到完善的境地，我们就必须把凡是能够通过理性了解的一切东西解释清楚。可是我们称之为城市的那个统一体是受理性的审查的。因此，为了哲学的完整起见，我们有必要设立一个研究城市的学科；这样的学科就称为政治学或治世之学。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不同之处，在于理论科学仅以认识真理为目的，而实用科学则与行动有关。所以我们这个学问是实用科学；因为理智不仅了解而且创建城市。不但如此，理性可以用制造某种东西的方式（per modum factionis）或做某件事情的方式（per modum actionis）对事物发生作用：在前者的情况下，它的动作传给某种外在的材料，像我们在锻工和造船匠的机械工艺上所看到的那样；在后者的情况下，动作仍旧是动作者的内心活动，像我们在考虑、抉择、希望时所看到的那样，而这一切都是属于伦理学的范围。显而易见，政治学涉及人与人之间经过安排的关系，它属于行为或伦理学的领域，而不属于制造或施工术或机械工艺的领域。第三，与其他一切学科相比，我们可以特别提到政治学的崇高地位和价值。事实上，城市是人类的理性所构成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是一切比较小的社会的模仿对象和终极目的。而且，由机械工艺用与人有益的东西制成的所有那些成品，就它们的目的来说都是给人安排的。因此，如果最重要的学问乃是研讨最高尚、最完美的东西的学问，我们当然由此可以推断，政治学是一切实用科学中最重要的科学，并且是所有那些科学的枢纽；因为它所论述的是人类事务中最崇高的和十全十美的东西。由于这个缘故，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十篇中说，考察人类事务的哲学在政治学中达到最成熟的阶段。第四，根据上述的一些理由，我们可以推断出这门学问的方法和体系。各种纯理论科学研究某一个统一体，通过观察它的各个部分和本质以及突现其整体的行动和变化这一办法来充分丰富它们的知识，而事实上政治学是以前述的同样的方式达到纯理论科学的地步的。所以，我们这门学问研究城市的本质和各个部分，从而通过阐明其种种因素、动向和变化这一办法来使我们对城市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既然它也是一门实用科学，它也向我们指出改善这种种因素的途径；因为这在每一门实用科学中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