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版发表的四篇笔记和第二版加进的另外三篇笔记，是安德烈·萨尔丹从托克维尔的文件中找到的，后三篇以前末发表过。其中的第四篇是关于《回忆录》中从六月事件开始至奥迪隆·巴罗内阁改组（1849年6月）这一期间的思想活动。如果托克维尔要补写这一部分，他会将它放进去。第五篇是他拟写的《我任部长期间》的写作计划，后来写成本书的第三部分和这个附录。第六篇是托克维尔与总统的一次谈话。
一
古·德·博蒙谈2月24日
今天（1850年10月24日），我与博蒙有一次值得记录下来的谈话。现将他的谈话记在下面。
2月24日上午7时，博蒙同朱尔·拉斯泰里 【1】 和另一个人（博蒙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了我，但被我忘了）来找我，约我去梯也尔先生家，说巴罗、迪韦吉耶和其他一些人也在那里。
我问博蒙：您知道夜里梯也尔和国王之间都决定了些什么？
博蒙回答：据梯也尔，特别是当时给梯也尔作记录的迪韦吉耶对我说，梯也尔午夜1时被召见，国王当时尚未作出决定，一开口就问梯也尔能否与巴罗和迪韦吉耶一同入阁，在梯也尔一再推辞之后，国王终于让步。国王把梯也尔留到天亮，但国王在送走他时对他说，各方还没有结合在一起（显而易见，国王准备在天亮以前建立另一个内阁班子）。
接着博蒙说，我在这里必须把一个可笑的轶闻告诉你们：你们知道比若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夜晚于杜伊勒里宫就任陆军总司令的时候在想什么吗？他想的是：在梯也尔组阁的时候，比若一心要当陆军大臣。事态向着他也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方面发展。但是他仍在想，即使当不上陆军大臣，至少也要在陆军部确保支配性的影响。最后，在2月24日夜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在宫里亲笔写了一封4页的信给梯也尔，说他知道困难在于梯也尔阻碍他出任陆军大臣，但他今后将一如既往，跟梯也尔保持友好，并确信他们总有一天会共同执政。最后，他说他理解梯也尔的道理并加以遵守，但他又请梯也尔至少要任命他的友人马涅 【2】 先生为陆军部的副大臣。
博蒙重新进行一般叙述，继续说：
——我到圣乔治广场的时候，梯也尔和他的朋友们已去杜伊勒里宫。我赶快去追他们，并与他们同时到达那里。巴黎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但国王依然以其喜欢言谈和您也熟知的方式接见了我们。在接见之前（我甚至认为，是博蒙有意把这段插话放在这里的），我们之间谈论了目前的局势。我坚决主张把比若革职。我说，如果以武力对付群众运动，事实上就得利用比若的名义和他的蛮劲…… 【3】 但大家都希望寻找妥协办法，停止敌对行动。我说，打出比若的名义只能起相反的作用。大家支持我的意见，梯也尔虽然不愿意，但也勉强地接受了。大家采取了人们所说的迂回战术：让比若仍保持总司令的头衔，任命拉莫里西埃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梯也尔和巴罗走进国王的办公室，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向部队下达了停止射击、向宫殿方面撤退、把防务交给国民自卫军的命令。我本人便忙了起来，与雷米萨一起起草向人民说明这项命令和使他们周知的布告。9点钟左右，大家同意梯也尔和巴罗可以以个人名义同民众进行亲自接触。梯也尔下台阶的时候，有人把他挡住，叫他回去；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劝回去。只有巴罗一个人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在这里，博蒙的叙述同巴罗的叙述是一致的）。据博蒙说，巴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得令人钦佩。我一再劝他回去都没用，但走到圣德尼桥头的街垒前时，就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回来的路程就困难多了：我们穿过人群前进时，后面跟着的一批人，总是比夹道观看的人怒气冲冲得多；在走到旺多姆广场时，巴罗害怕后面跟着的人群不听他的劝阻而去攻占杜伊勒里宫；他偷偷地离开队伍，走回自己的家里。我回到宫中，觉得情况十分严重，但还没有达到绝望的地步。我看到我离开的时候留在宫里的人现在乱作一团，感到十分吃惊。杜伊勒里宫处于可怕的混乱之中。我既无法理解这里方才发生的事情，又不敢相信这时听到的具有天翻地覆性质的情报。我累得和饿得要死。我走到一张桌子前面，急忙抓起一些食物大嚼。在我吃东西的三四分钟内，有一个国王副官或亲王模样的人来找过我10多次，向我胡乱说了一通后，也没理解我的答话就又离开了。我急急忙忙找到梯也尔、雷米萨、迪韦吉耶和其他一两名准备参加新内阁的人。我们一起来到国王的办公室，在这里举行一次仅有的、我也参加的内阁会议。梯也尔开始发言，大谈一通关于国王和家长的义务的大义。——国王对演说的感人部分并未感动，而是就演说的实质说：这就是说，你们要我退位。梯也尔点头称是，并说明了理由。迪韦吉耶热烈支持他的意见。对突如其来的场面毫无思想准备的我，直率地表示了我的惊讶，并大声说：并不是一切全完了！梯也尔对我的喊叫十分气愤，而我不得不认为，梯也尔和迪韦吉耶一开始就怀有一个隐蔽的目的，那就是不考虑国王的意见，使他处于十分狼狈的地位，强迫他退位后，由涅穆尔公爵或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而实际上是由他们自己来统治法国。我原以为国王可能坚持到一定时候，但他最后自己就泄气了。在此，我对博蒙的谈话有一段当时没有记清楚；而是以后在我同他的另一次谈话时又问清楚的。现在，我来叙述他告诉我的随后举行的退位场面。
在这期间，事件接连发生，情报相继传来，宫内一片恐慌。梯也尔声称他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情况也确实如此，只有巴罗也许可以勉强维持。这时，梯也尔不见了，一直到最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这是他的一个大错，因为即使他辞去组阁的任命，他也不应该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放弃王族而不管他们；虽然他不是他们的大臣，但也应当同他们磋商善后。我一直看完退位仪式：国王的小儿子蒙邦西埃公爵请他父亲赶快写退位书，说什么即使退位也要干净利落，而国王对他说：“就这样了，不能再快了。”王后完全绝望了，但还很刚强。她知道我在内阁会议上曾反对国王退位，所以摇着我的手说：不能饶恕这样的卑鄙行为，要保卫王位，如果再能见到国王，我将在他的面前自尽。退位书经过签名。涅穆尔公爵叫我赶快去通知现在卡鲁塞尔广场的热拉尔元帅 【4】 ，告诉他我已亲眼看到国王签名，所以可以正式向人民公布：国王已经退位。我跑去作了传达，然后又回到宫里。所有的房间都空无一人。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走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见到。我来到花园，遇到巴罗。他刚由内政部来到这里，也跟我一样在找人而没有找到。国王由通向大街的后门逃走。奥尔良公爵夫人好像由喷泉旁边的一条地下通道出去的。他们没有任何必要丢弃王宫而逃走，因为当时宫中还很安全，群众也是在他们走后1个多小时才进入宫中的。巴罗绝对是真心想救公爵夫人的。他为公爵夫人、年幼的王子和我们急忙准备了马车，让我们一起穿过人群逃走。实际上，当时只有这样一种可能，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由于我们没有找到公爵夫人，我们便去了内政部。你在路上遇见我们，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我就不必再说了。
二
与巴罗的谈话（1850年10月10日）巴罗谈2月24日
我认为，莫莱先生是在巴黎林荫大道的屠杀事件发生后拒绝组阁的。梯也尔对我说，凌晨1点他被召见，他向国王提出他可以作为组阁的必要人选；国王最初不同意，后来作了让步；接着，他们在御前开会，一直开到上午9点。
清晨5点，梯也尔来到我家，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我们讨论了局势。他回家了，我在8点又独自去他家回访。我见他正在不慌不忙地整理胡须。从凌晨1点到上午8点，国王与梯也尔竟然什么也没有做，真是可悲。他整理完胡子后，我们一起去了王宫。民众已经沸腾起来，筑起街垒，邻近杜伊勒里宫的房屋已有枪声响起。但是，我们进入宫中，见到国王仍然十分冷静，保持着常态。他向我说了几句你也可以想象得到的平常见面语。这时，比若还处于总司令的位置上。我坚决要求梯也尔不要由比若以总司令的名义来收拾局面，而劝他任命在场的拉莫里西埃为国民自卫军的司令以改善局面。梯也尔同意了这项安排，国王和比若本人也表示同意。随后，我建议国王解散众议院。国王回答说：“决不！决不！”国王怒气冲冲，指着梯也尔和我的鼻子，把门关上离去。显而易见，他原先是同意我们这些大臣在初期拯救局势的做法，而发现我们放纵民众以后，就决心放弃我们而去求救议会了。在通常的情况下，遇到这样的场面，我是要立即离开的。但事态严重，我没有离去。接着，我提议我亲自到民众中去，告诉他们我们成立了新的内阁，以安抚民心。在我们不能即时印刷文件和发布公告的条件下，我决定自己充当一个广告人。在这一点上，我应当公正地看待梯也尔的表现：他也要跟我一起去，但我担心他的出现会产生不良效果，而没有叫他同我一起去。于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发了。我没有携带武器，从每个街垒前面经过。他们放下了武器，把街垒敞开。高呼：“改革万岁！巴罗万岁！”我们一直这样走到圣德尼门，这里有一座三层楼高的街垒，守卫街垒的人对我们的要求没有答应，不让我们接近街垒，也没有做出允许我们通过这里的任何表示。因此，我们只有返回。在回来的路上，我发现民众的情绪比来时更激动了。但并没有听到煽动叛乱的呼声，更没有人喊出立即革命的口号。我只听到艾蒂安·阿拉戈 【5】 粗声粗气的话音。他迎面而来，对我说：“如果国王不退位，我们晚上8点前就要面临一场革命。”我继续往旺多姆广场走去。有数千人跟在我的后面高喊：“到杜伊勒里宫去！到杜伊勒里宫去！”我在思忖自己应该做什么。如果我带领这群人去杜伊勒里宫，我就成了这一行动的实际带头人，但这可被视为革命和暴力的行动。如果我知道杜伊勒里宫里这时所发生的事情，我是不会犹豫不去的，但我还是有些不安。在我看来，民众的态度好像还没有决定。我知道，所有的部队正在有秩序地向王宫集结，政府的大员和将军们也都在宫里。因此，我很难想象会出现一旦发生动乱就将使民众掌握王宫的情况。我向右转去，准备回家暂时休息一会儿。我还没有吃饭，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在家休息一会儿后，马尔维尔 【6】 从内政部捎话来说，要我火速回内政部，签署发往各省的电报。我坐上自己的马车，在群众的欢呼声中驶往内政部。随后，我由这里又去了王宫。我还不知道宫中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到达王宫花园对面的河畔，遇见龙骑兵团正回营房。团长告诉我：“国王已经退位，部队正在撤退。”我急忙往宫门跑去，经过拱顶狭廊，费了很大劲儿才进入宫内的庭院，看到所有的部队正慌忙地从各个出口撤出。我总算走进宫内的庭院，但这里已经几乎没有人了。涅穆尔公爵在这里，我请他告诉我奥尔良公爵夫人现在何处。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在何处。但他估计这时她可能在喷泉旁边的小楼里。我跑到那里，但人们告诉我，公爵夫人已经走了。我推开小楼的大门，走进各个房间寻找，而实际上全都空无一人。我离开杜伊勒里官，并嘱咐留在宫里的阿文：如果见到公爵夫人，千万不要带她去议会，因为议会什么也做不成。我本来曾想，如果见到公爵夫人和她的儿子，就让他们骑马离开，从人群当中走出去。为此我已经准备了马匹。我没有见到这位王妃，就回内政部去了。在途中我遇到了你，你向我说了内阁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大家让我赶快去议会。我一到议会，极左翼的领袖们就把我包围起来，半推半拉地把我拽进第一会议室。在这里，他们要求我在议会提出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的临时政府的名单。我把他们撵走，走进议会的大厅。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我就不说了。
三
1848年2月24日纪要迪福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为阻止二月革命所做的努力——梯也尔先生使这些努力不起作用应负的责任
今天（1850年10月19日），里韦 【7】 让我同他一起确认一件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的具体情节。
在王朝颠覆前一周，一些保守派众议员就已感到内阁和阁僚还没有感到的不安。他们认为，与其冒险去参加改革宴会运动，还不如在不使用暴力的条件下推翻内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即萨兰德鲁兹致函比约，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改革宴会定于22日的星期二举行。21日这一天，迪福尔先生和他的朋友提出一项不信任内阁的动议，而这个动议的拟定，要由萨兰德鲁兹和他代表发言的那些人一起商定。这些人由他提名，一共是40多人。在反对派不参加改革宴会并阻止民众参加的条件下，将由他们投票通过这项动议。
2月20日是周日，我们聚会在里韦家讨论这项提案。据我能回忆出来的，出席者有迪福尔、比约、朗瑞内、科尔塞勒、费迪南·巴罗 【8】 、塔拉博、里韦和我。
萨兰德鲁兹的提案由比约向我们做了说明，立即被我们接受并作成议案。议案是由我执笔的，稍加修改后被我的朋友们采纳。议案的措辞我忘了，但十分温和，而这个议案一旦被通过，内阁就将被迫下台。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满足保守派支持议案的条件，即放弃改革宴会。我们一直没有参加这个运动，所以这不是我们能不能放弃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派出一个人直接去找迪韦吉耶和巴罗，向他们提出如何履行所提的条件。里韦提出同对方进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叫我们等到晚上听谈判的结果。
晚上，里韦果然来报告谈判的结果。其内容如下：
巴罗热情地参与了谈判，他紧紧地握住同他谈判的人的双手，声明他准备一切均按提出的要求进行。由于看到可以不负阻止改革宴会的责任，他似乎感到肩上的担子轻了。但他补充说，这项举措并不是他一个人完全负责，他还要听一听他的朋友们的意见，没有他们协助什么事也办不成。这我们就太知足了！
里韦去访迪韦吉耶。迪韦吉耶不在，去了音乐戏剧学院。但家人说，晚饭前可以回来。里韦在他家里等他。迪韦吉耶回来了。里韦向他转达了保守派的提案和我们的动议。迪韦吉耶以相当轻视的态度听了传达。他说，他们的提案和你们的动议都提得太早，到时候不好收回。保守派后悔他们行动太迟了。迪韦吉耶和他的朋友们，害怕不让民众进行早已计划好的示威游行不能不损失他们的威望，而且可能破坏他们在民众中的一切影响。随后，他又补充说，我现在向你们谈的只是我个人的即时感受；但我要去梯也尔家赴晚宴，我今天晚上将派人给你们送去一封短函，你们可以从其中获悉我们的最终意见。
这封短函果然在我们开会的时候送来了，其中简述了迪韦吉耶去赴宴前提出的意见，并说这也是梯也尔的意见。这就必须放弃我们提出的议案。我们立即散会，因为大势已定！
我认为，迪韦吉耶和梯也尔在他们的拒绝理由中并没有把首要理由说出来。这个理由是：政权将被保守派和我们共同出力或只依靠我们提出的动议而悄悄地推翻，政权就将落到我们手中，而落不到那些登上改革宴会这个巨大的夺权机器的人们手中。
迪福尔的行动1848年2月24日
今天（1850年10月19日）里韦对我说，他从来没有同迪福尔谈过2月24日这一天他经历的事情，但从他的家属和亲友的谈话我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2月23日6时15分钟左右，莫莱先生同德·蒙塔利韦 【9】 先生商定后，派人去请迪福尔到他家里来。迪福尔在去莫莱家的途中在里韦家稍停，请里韦在家里等他，说他从莫莱家回来的时候还要来这里。迪福尔没有回来，里韦在很久以后才见到他。但里韦认为可能是这样：迪福尔到了莫莱的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宣称自己不想参加新内阁，认为目前的局势需要领导运动的人物即梯也尔和巴罗出来组阁，然后离开莫莱的家。
迪福尔回到家里，对巴黎的局势表示非常害怕，他的岳母和妻子比他还害怕。于是，在清晨5点，他把她们带出家门，前往巴黎郊区旺沃。他一个人由旺沃回来，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我见到了他，忘记了他是不是跟我说过他早晨去旺沃的事。我与朗瑞内和科尔塞勒到他家去了，但我们很快就离开他家，约好正午在众议院聚会。迪福尔没有到会；实际上他前来开会了，但只走到众议院大厦门前没有进去，因为大厦这时显然已被民众占领。事实也确是如此，他只好离开大厦，上路去旺沃看他的家属。
四
为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的《回忆录》所写的笔记（1851年4月）
关于六月事件至我入阁期间的部分笔记
卡芬雅克掌权。他的表现 【10】 。宪法的审议。我的两次演说 【11】 ；两次演说均获成功。议会的这次大型讨论会虽然准备不充分，但开得十分动人，会上认真地研究了国家的重大利益，讨论了在危机频仍时期的广泛问题。我觉得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比在以前的议会会议上为攻击对手而进行小小争论时和为党派的小小分歧而进行论战时容易得多了。讨论的性质，议会的一般倾向。（要回头看记录中的讨论，至少要回头看附有注释的法典的实质部分。）我投票赞成两院制，这似乎与我的主要友人有分歧。几乎全体一致赞成宪法。卡芬雅克最初只想与老共和派一起组织政府 ，后来感到只靠他们不能处理好政务，认为必须在他的内阁里吸收昔日的议员。为使迪福尔入阁进行了谈判 【12】 。迪福尔想带他的两位朋友入阁。他提名维维安和我，其中一人任公共工程部长，一人任教育部长。卡芬雅克不同意，迪福尔以不推荐科尔塞勒作为妥协方案。卡芬雅克只想让迪福尔入阁。他愿意让给维维安，但玛丽和…… 【13】 催促或支持他入阁。他们声称，如果我入阁，他们便退出；卡芬雅克也坚决反对我。迪福尔放弃我，维维安告诉我：他一个人入阁，但他入阁有一个条件，即由我负责已经开始的与英国和奥地利就意大利问题进行的谈判 【14】 。我不满意。我犹犹豫豫地接受了。我毫未重视这次谈判，实际上这次谈判也毫无成果。
我投票赞成宪法使我与朋友们之间产生分歧。迪福尔对我采取放弃态度和他们对我产生的不满，使梯也尔先生相信利用我，把我拉进他的阵营的时机到了。雷米萨的间接提示。他认为梯也尔对我的意见，是说我有优越感。我以大加感谢的态度接受梯也尔的这种赞许。我同意回到因《商业报》 【15】 的事情而再也没有往来的梯也尔那里，同意与他接近，但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只限于礼尚往来，避免全面合作。这次接近使我比以前能更就近、更清楚地观察梯也尔先生。我对他的全面评价：他是一位值得认真评述的人物。公众对他有几点误解和我自己对他的误解。他的为人可能不太好，但与我的想象不同。
六月事件造成的反抗运动，在国民中激烈地继续着；所有的选举都在证明这一点，无数的种种迹象也在证实这一点。政府虽然害怕这一运动，但它本身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搅了进去，各派保王党又有了希望并联合起来。另一方面，至今同我们在一起的共和派，大多数开始离开我们而投向山岳派。这个日益明显的运动，即使在卡芬雅克统治时期就随着国民抛弃共和派而成为普遍的运动，特别是在卡芬雅克失去政权的时候，就更普遍化了。
我虽然不愿意被保王党拖着走，但为了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纪律，打败革命党和社会主义者，我还是同保王党一起投票赞成可以收到上述效果的一切措施。
路易·拿破仑总统参加竞选。二月革命的特点继续反映在真正意义上的 人民和主要的活动家的身上，反映在没有出名的人物参与的，甚至似乎没有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施加影响而好像是自发地发生的事件上面。路易·拿破仑突然参选并获得成功。这就是这次选举的意义。我最初判断路易·拿破仑一定当选，而卡芬雅克将遭失败。我把这个判断告诉了德塞萨尔 【16】 。从六月事件次日我与他的谈话：我们就步入比君主政体时期还不自由的状态。但是，我却决定帮助卡芬雅克。我的动机是：我觉得路易·拿破仑会把共和国引向绝境 ，我不想受他的牵累。我认为，既然自己被卡芬雅克任命为公职人员，所以支持他的竞争对手是不合适的。我不顾我的选民的呼声和威胁，参加了卡芬雅克的阵营，但我没有为这个早已预想会失败的事情冲锋陷阵。卡芬雅克的主要朋友的想法与我不同。一些给我以教训的大臣的幻想，使我永志不忘。拉莫里西埃的数学计算，一些省长向迪福尔提交的报告，卡芬雅克在议会里战胜他的一切对手，在辩论中压倒了他们，迪福尔冷讽热嘲路易·拿破仑。随着民众的动向日益有利于路易·拿破仑，路易·拿破仑把议会的首领们拉拢过去。他争取巴罗的方法。在虚荣心和野心的驱动下，莫莱和梯也尔脱离卡芬雅克而倒向对立面的阵营。梯也尔最初是强烈反对对立面，后来是强烈支持它。王朝正统派没有决心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大部分最后随了大溜儿。社会的尾部最后随着头部前进。只有中产阶级全体支持卡芬雅克。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支持他。瓦雷讷街的夜晚示威游行。12月10日事件。卡芬雅克及其部长们的态度。权力移交会议：我在议会中经历的最盛大的大会，也确实是历史上出现的最盛大的大会之一。对新当选者的狂热欢迎。首次阅兵。我远望阅兵而知其一般。我们深感悲哀。我感到我国的自由行将消失在一个混合的和可笑的君主政体之中。他在这个最初的一刻就可能把共和国推翻。实际上，他的亲密朋友们在促使他这样做，如佩尔西尼的信。我辞去全权代表的职务，尽管我不是受雇于卡芬雅克的，但我觉得同他一起辞去公职还是比较好。我生病休养。我对1849年最初几个月议会中发生的事情毫无干系。4月末，我为了恢复健康去莱茵河沿岸旅行。出发前，我与巴罗在出兵罗马的前夜交谈。我对出兵一事的观察。我在德意志旅游，在德意志国民议会的最终阶段我正在法兰克福。这个议会的教益和革命性。我坚信我的如下两个看法，并写信告诉了我的所有朋友：1）德意志患了一种革命病，这个病可以暂时缓解，但无法根治，最后必将旧社会拖垮；2）日前的阶段是各邦君主和军事力量正向全面的胜利迈进。我在法兰克福获悉罗马出兵受挫、议会的最近震荡以及使我感到震惊和害怕的大选（尤其是最后两项事实的结果）。尽管我不在国内，也没有声张，但我在芒什省仍以第一名当选。我急忙赶回法国。我发现稳健派在过分相信自己的胜利后处于反常的惊异状态，他们兴奋得不知所以，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并未达到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充分；他们疯狂了，强度大于憎恨心和虚荣心的恐怖感，促使议会里的党派首领们主动大声疾呼迪福尔和他的朋友们与巴罗一起入阁。我认为，内阁的危机开始了。
在叙述我在德意志旅游的时候，当详细描述当时德意志的情况。
为此我将利用：1）一个小笔记本上的记录，特别是关于各地舆论的记录；2）这一时期我写给科尔塞勒和博蒙的信件；如果他们还保存着这些信件，我准备借阅 【17】 。
这一篇是依据有关法国的新闻报道和摘录里韦的好像是利用吃饭的时候 抓紧时间写的书信写成的 【18】 。
这里可能写入记述内阁的第一章的开始部分的某些内容。
五
关于我将要写的《回忆录》部分内容的提要（1851年4月，在归国途中）
1849年5月
我在德意志旅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已经辞职而议会即将结束前我在法兰克福的停留。
我的印象：德意志深深地感染了革命精神，旧社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各邦君主获得当前的胜利。
我获悉选举的结果和“红色党”的意外成功。我急忙启程回国。新的议会定于5月28日或29日召开。国内的局势：继过度自信之后而出现过度恐怖。人人心中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即将不可避免地到来的危机；一个是需要一个能够团结稳健的共和派、有能力战胜危机和孤立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党的内阁。人人都把目光投向迪福尔和他的朋友，认为他们是内阁所需的人物。
巴罗一再试图拉我们同他一起入阁，而我们只希望平稳地掌握政权，我尤其如此。我一直认为前途不是十分光明，国内正经受危机，对罗马问题应负的责任，从总统方面和政党的领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坚强的支持。他们任何一方在求我们帮助摆脱困境时，就暗中决定：一俟灾难过去就把我们抛弃。我们的胜利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的失败。我们建立秩序后反而成为无用的存在，变成障碍。
总之，我们在政权中代表着稳健而合理的共和国的理想，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要这样的共和国，每个人想要的是高于或低于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甚至是其他别样的政权。
我的看法就是这些。但我的内心又想入阁。野心和救国于危难的愿望混在一起。
内阁成立
各种困难。我在内阁中孤军奋战（无论是在迪福尔的内阁中，还是在加入卡芬雅克内阁时）。总统无论如何要保法卢入阁（法卢得到总统的信任，为拉拢王朝正统派也确实需要他，而没有王朝正统派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但我在当时对这一点却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人们当时确信…… 【19】 在十分危急的时候，要办好什么事都是不可能的。
在制宪议会作出决议的3天前，就发出进攻罗马的命令。这项消息开始传播。巴黎革命骚动。新议会在原众议院的会议厅开会。山岳派不久便采取好战的和非立宪 的态度，他们为在选举中意外获得成功而发疯，在罗马问题上找到良好的革命题目（原文如此）。它要求弹劾几位部长。我的处境十分困难：我不想对罗马问题的过去负责（我在入阁前就向巴罗言明这一点），但我又不想推掉这个问题。我以问题被夸张、情报错误和赖德律—洛兰在议会的讲台上发动进攻为由实行主动出击，猛烈地抨击了赖德律—洛兰。多数派对我狂热支持，我从今天起在多数派中建立了威信。虽然出现过一些不快，但我一直是最受多数派欢迎的内阁部长。
坊间都在注意我们的行动。一种革命的行动显然在准备之中。来自各省的报告，巴黎警察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有些夸张。我从这种夸张中看到各省政府的真实情况之外的虚伪情况，最后还能依靠全面的认识作出比依靠虚伪而夸张的细节的了解更为准确的判断。尽管警察报告上来的危险极其大于我自己根据情况所作的判断，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且我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陷入难以摆脱的不安。
6月13日事件 【20】 。这一天的特点是：一年前是军队没有参谋部，而这次是参谋部没有军队。梯也尔的紧张；对造反和霍乱表示的恐怖。梯也尔躺在议会的议长圆椅子里，抚摸着自己的肚皮，在政府还没有提出要求的条件下怒气冲冲地下令在巴黎实施戒严。议会也有同样的焦急态度。我到内政部去拜访迪福尔，请他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3点钟的时候，他来到议会。巴黎实行戒严。造反者溃散，几名领导人物被捕。我们实际上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只是从6月13日才开始。
我对自己本身和对新工作的工作能力的几点自评 【21】 。我觉得自己做大事比做小事更能成功，负大责任比负小责任更坚定。地位和事业的重大，使我产生某种坚持力，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产生绝望的心理 【22】 。我还发现，政治工作的难度并不与它的重要性成正比，看起来难办的事情，而实际做起来并不困难。我愿意以一句名言自况，这句名言是：平时韬光养晦，而后一鸣惊人 【23】 。
法国的国内问题，我在法国所遇到的问题，欧洲的情况，在废墟中再建起来的一切旧政权，在任何方面也没有建成合理而巩固的自由的二月革命，到处疯狂的革命家，法国的政治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法国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各国旧政权对法国保持警惕，仍然信奉与我们的新思想和新制度对立的原则。更有甚者，我们在保卫新思想和新制度方面永远不可能发挥主要作用，这项作用属于俄国了。这些政权的敌对党派，怪诞荒谬的革命者不可能进行支持，因为：1）人们不能相信他们能指导行动，不能以理喻人；2）他们的激情和过激行动很快就将使法国自垮。
另一方面，也不能使法国对国外实施重大的举措。国外的所有重大运动，在国内的破坏中几乎肯定都存在机会。政府当前除了煽动群众的党，再也得不到其他党的支持，而且，力量的平衡变得对法国不利。总之，外交部长就是在可悲的背景和可悲的处境下处理国家的对外事务，而国家有影响力的思想不可能再有了，国家没有力量可以自负，因而它希望它的政府总以大声发言，但人民对政府却非常不满，政府则剑拔弩张地对付人民 【24】 。
我过去一直是从远处旁观这一切的，而现在是亲临其境观察其详情的。这使我感到，我们过去在对外问题上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攻击是过火的。（尽管这个政府实际上没有廉耻和缺乏国民的感情，但它面临的困难也确实是巨大的。）
我认为这个政府没有任何远大的企求，只等待事件的自然发展，努力使权力保持自由而稳健的性质；从不积极行动，而停留在尽量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在一切方面给人以讨好的印象，决不饶舌，但还坚持高傲的态度；只说法国应当说的话，也要对方只说他们应当说的话，如果对方不同意，也冒险做一两件使对方不满的事，而遭到对方反对，便退缩回来，不使对方因此而受辱。
在这些普遍困难中的一个特殊纠纷产生于罗马问题 【25】 。因这个问题而产生国内困难；我立即决定使其他一切问题服从这个问题。
欧洲给我造成的一些麻烦，而国内出现的麻烦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真想把煽动民众的党派打倒，使法律和政府恢复活力，我们就能同多数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良好的理性关系（我所以说较长的一段时间，是因为多数派实际上希望时间更长一些，他们要在这个期间恢复地位、权力，真正回到王朝时期）。但是，这样做一开始就使我们的地位处于险境，何况6月13日以后，看到各党派的领袖们的令人讨厌的贪心，就不再为他们等待掌握政府和进行排他性统治而苦恼了。但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但不会成为他们的手下人。由此产生一场小小的连续不断的明争暗斗 【26】 。不间断的阴谋，为使总统控制政府而作的不断努力。他们利用这种方法与总统合谋推翻共和国，而王朝正统派阻止这样做。
王朝正统派不可能使他们完全喜欢，而迪福尔的粗暴而冷漠的做法又激怒他们 【27】 。我完全采取另一种方法，我认为我这样做很对。我在各方面都对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自尊心而显示影响的做法表示让步，同时我又执意保持自己的实权。在小事方面，以及关于人事问题，只要我能做到，我就做到使他们尽量满意。
特别是我常请他们提意见，并仔细地聆听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到他们家里去交换意见，或经常请他们到我处来交谈。说来也真奇妙，我虽然在大事上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提议办，但却没有失去他们对我的好感，特别是与梯也尔的关系。在皮埃蒙特问题上，在匈牙利流亡者问题上，部分地在罗马问题上，我的做法都与他的想法完全相反，但却维持着良好的友谊。
内阁的内部障碍与困难
除了法卢，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同道。他们之间信念一致，现实的情感一致，互相尊重。（而且，据昔日的一些内阁部长说，在过去的任何一届内阁中，都没见过这样的现象。）法卢是一个例外。法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主要代表教会，而不代表某一个政党。我知道，在我入阁之前他与巴罗之间有过一些争吵，但他对迪福尔和梯也尔有天生的反感，只是没有立即破坏内阁而已。迪福尔与法卢的关系 【28】 ，使他们难于在一起工作，只有我能担负起使双方互相爱慕和尊重的任务。我的努力。
最后，所有困难中的最大困难是总统。我对总统的评价是：对他的支持者所要求的事情来说，他是最无能的人；从他赢得反对者对他的信赖来说，他是最有能力的高手，甚至那些为了利用他而提名他当总统但最后放弃提名他的人，也信赖他。我对他的基本看法，为了不让他去追求非法的未来，就要给他一个合法 的未来，因为屈就临时总统的职位绝不是他的所愿。我一再向我的内阁友人提出这个看法。我甚至当总统的面表述同样的看法。我经常对他说：“我不会帮助你推翻共和国，但我愿意帮助你在共和国获得稳定的最高位置。”我的做法很快就使我同他建立良好关系，除了法卢以外，我同他的关系比其他任何阁僚都好。但是，我又必须反对他作出的某些决定，因为他不断提出一些坏主意。但是，我以正当的理由反对他，并在事情有可能办理的时候以真诚的愿望 【29】 使他感到快乐。
他的周围是一些骗子和坏蛋，据尚加尼埃说，这些人总是对内阁怀有极大的敌意，经常背叛多数派的领袖。他们心中的最大不满，是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官位交给他们。
总统的一些老朋友或在选举时结交的朋友。
迪福尔当面顶撞他。帕西的不当态度和爱戏弄人的粗野。
事实的进展。
在内政方面，由于迪福尔态度生硬和录用多数派所反对的人，致使多数派内部反对我们的声浪高涨。他不可能使他们满意，但手段要在形式上 和次要问题上却采取让步的手段，以缓解他们的敌对情绪 【30】 。
外交问题
重读有关的文件之后，再专门叙述所有的外交问题 【31】 ，并以罗马问题结束。这个问题使内阁诞生，也使内阁垮了台。从头叙述到尾，直到我们退出这个事件的经纬，并附带一段简短的结束语。在结束语里，将告诉人们我们被推翻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出活力，同时不仅对罗马，而且对整个意大利，我们都作了让步。
如果我一开始不做这样长篇的叙述，而能够在叙述当中加上一些想法，比如把迪福尔与法卢的争吵加进去，也许会更自然和更有趣 【32】 。
六
1851年5月15日我与共和国总统的谈话（我从意大利回国后与他首次见面）
5月13日，我接到总统府副官的便函，通知我总统要在后天1点接见我。我按时去了。寒暄之后，总统立即问我对政局的看法。
我——请允许我对您直言不讳。
总统——当然啦！
我——那好吧！我认为局势恶化多了，对全世界、对法国、对您来说，都恶化多了。
我们暂时各自想如何说下去。随后，我决定自己先说：
“必须紧扣着问题说。既然你问到我，我就当面谈一谈局势。你有三种方法从现有的政体下摆脱出来：依靠议会，依靠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即行政权赋予你的力量。对于最后一种方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求助这种方法，你不仅要把国家推向巨大的灾难，而且会使你自己陷进真能使你灭顶的危险。
“至于依靠议会的支持来摆脱现有的政体，则需要有使事情能够成功的时机。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你应当放弃这个希望，也不要相信已经高喊要修改宪法的多数派会跟着你一起去按照你的利益破坏宪法。那些劝你以撤掉某些部长并改任其他人来使你达到这个目的的人，完全错了。”（我认为确实如此，并真诚地向他表示，我跟他谈话的目的不是求他赐予部长的位置。）
他表示同意。
“只剩下依靠人民的支持来摆脱现在的政体的办法了。据我的理解，这就是不顾宪法的规定而去再次竞选总统，于是政变的责任就由人民自身来负。这是最没有暴力、最不违法的解决办法。我还认为它是可能的。但要采取的行动与你的不同…… 【33】
……“（1）您的国内行政是令人讨厌的、挑拨性的和暴力的，是为某种野心和某种地方的怨恨服务的。所有的错误在福谢的领导下将会更加严重。这样的统治方式不仅使您不断地离开朋友，而且将中间色彩的人推向红色一边，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可能引起革命的选举。
“（2）您的政府看来过于支持神职人员，投入到极端的天主教派和神甫的怀抱。这不仅对您是危险的，而且对宗教也是危险的，还会使一切中立派自愿地靠近红色一边。”
谈话又从另一侧面转向5月31日法令 【34】 。我当时就说：“我认为这项法律是巨大的灾难，几近犯罪。它剥夺了我们在今天的社会还享有的唯一权利即普选的道义力量，但并没有消除普选所带来的危险。它把一大群民众推到我们面前，但这一群民众并没有享有权利 。”总统跟我一样，也敌视5月31日法令。他说：“但是，也不能否认这项法律产生了一些良好的效果。而我也不像福谢和巴罗什 【35】 那样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修改这项法律，但要在选举稍前进行。你认为我以600万张选票当选之后就喜欢仅以400万张选票就能使我当选的选举制度吗？”
谈了45分钟后，我们就分别了。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谈话会如此诚恳；他向我致谢，并热情地约我常去他那里小坐。
没有任何困难透过这个人的不动声色的面容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谈话也不能不给你留下印象 。
我的印象是：
第一，他几乎 （不是完全）放弃通过议会来达到目的的想法。
第二，还没有放弃独自发动政变的想法。
第三，他相当欢迎他所说的人民通过选举进行的政变，认为这是最好的出路。但他不想采纳我提议的办法，而破坏5月31日法令的思想终于占了上风，但在最后时刻，又想向人民呼吁和打击议会。
七
修改宪法——1851年6月21日应我之邀来我家会晤中贝里耶与我的谈话。我们二人都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我首先对他说：关于如何表达的问题，我们之间可以暂时放在一旁不管。你们没有做过关于修改宪法的宣传，而只参加过选举运动。他回答说：不错，您判断很对。我对他说：好吧，我们马上可以看到你们如何正确地工作了。我随即要对您说的是，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不能抛开许多重要工作，特别是我已参与的工作，而只参加完全以拯救稳健党派为目的的策划活动。你们是主动使宪法的修改体现出共和主义的特点，从而使稳健的共和派有公正的理由赞成修改宪法，还是等着我们推动你们去完成这一任务，这要你们自己选择。他表示同意，但摆出一些他的党友的激情和偏见所造成的困难。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应当如何行动后，又就事情的实质问题，研究了应当采取的政策本身。
下面是我就我准备留下记录的问题对他的谈话大意。
我对他说：贝里耶，您应当知道，尽管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但你们要独自负责，使我们一切都得跟着你们走。如果王朝正统派同那些想要反对总统的人联合起来，斗争还是可能发生的。您曾经有些不顾贵党的利益，把贵党引向相反的道路。从那以后，任何联合抵抗，我们都不可能了；我们也不能只同山岳派在一起。因此，我们受到挫折，随后你们也受到挫折。但结果怎么样了呢？我明白您的想法，您的想法显然是：您认为局势使总统的影响力加强是难以遏止的，有利于总统的动向也是阻止不了的。你们抗拒不了这个潮流，便冒险投入这个潮流使它更加激化，但你们、你们的朋友和不大同情总统的秩序党的一些反对者又希望斗到下届议会开会。你们认为，只有在议会里可以找到抵制总统的坚强支柱。于是，你们今天在抵制总统的过程中，就想在议会里保存一个可能反抗总统的人们的核心。反对现在拥护总统的潮流，可以使他失去民心而不能再次当选，但又将使社会主义政党和波拿巴主义者占便宜，而你们又不愿意看到他们任何一方取得胜利。这太好了！这项计划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一个主要困难。这就是说，如果选举能在明天举行，而且你们的策划能像12月选举那样立即创造出破纪录的成果，则我可以理解你们的计划，但我们离举行选举还有一年多。不管你们怎样努力，恐怕在来年春天以前也不能把选举的事情办成。你们认为受到你们帮助和促进的波拿巴主义运动从现在起到那时候能够停止不前吗？你们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以后没有看到被政府的一切走狗操纵和没有受到我们的有力打击的舆论接二连三地提出各种要求，直到提出欲把我们引向公然支持总统的非法连任和干脆执行他的计划的要求吗？你们能往那里去吗？如果你们愿意这样，你们的党也愿意这样吗？你们不愿意这样。因此，你们到了必须停下来的时候，以便加固自己的地位，抵制国民与行政权结合起来的努力，也就是使一方失去民心，使另一方失去支持，或至少令政府在选举中采取你们所希望的中立态度。你们将会屈服，将会使你们所反对的力量无限增强。这就是一切。我在这里向你们预告：你们不是完完全全，以致最后在忍受总统加于你们的屈辱下走下去，就是在收获你们策划的所有成果的时候把成果丢尽，而对自己的人和国家承担起建立一个可能是由平庸之辈治理的，但由于局势的意外力量而被革命和我们的君主继承的政权的责任。
贝里耶一言未发，呆若木鸡。应该分手的时间已到，我们彼此告辞。
注 释
【1】 朱尔·拉斯泰里侯爵（1810—1883），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院议员，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右翼保守派代表。
【2】 皮埃尔·马涅（1806—1879），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院议员，1847年为副大臣，1851年又进入路易·拿破仑的内阁。
【3】 栏外旁注：这除了说明博蒙早些时候正式向我谈的事情外，还更说明在新内阁的根本思想上已在某些地方作了让步。
【4】 热拉尔伯爵（1773—1852），法国元帅，七月王朝时期的大臣（1830）和内阁秘书长（1834）。
【5】 艾蒂安·阿拉戈（1802—1892），法国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天文学家阿拉戈的弟弟。制宪议会代表。
【6】 莱昂·马尔维尔（1803—1879），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王朝左派的成员，先后被选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第一届巴罗内阁的内政大臣，10天后辞职（1848年12月29日）。
【7】 让·夏尔·里韦（1800—1872），经过十余年的行政官生活后，1839年由科雷兹省选为众议院议员。1846年竞选罗讷省的制宪议会代表失败，1849年被选入国家行政法院。他是托克维尔的朋友。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退出政界，一直到第二帝国垮台没有复出。
【8】 费迪南·巴罗（1806—1883），律师，奥迪隆·巴罗的弟弟。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1848年12月10日选举后任总统的秘书长，后出任内政部长（1849年10月31日—1850年3月16日）。
【9】 德·蒙塔利韦（1801—1880），法国贵族院议员，在七月王朝期间多次出任大臣。
【10】 栏外旁注：从六月事件以后至我入阁（5月11日）期间。这一期间的事件，均与年鉴核实过。
【11】 栏外旁注：第二次演说是一个重要行动，使我要这样作的是舆论。我在演说中提出的理由，已经说过了。
石婵娟1848年9月12日关于劳动权的演说，后来收在博蒙编的《托克维尔全集》，第9卷，第536页。而10月5日关于分权的演说，见10月6日的议会讨论公报。
【12】 栏外旁注：迪福尔比任何人都先被提名。尽管他是共和国成立之前最稳健的人，并曾拒绝参加改革宴会运动。他与七月王朝的最后内阁没有任何合作，忠心支持共和国。具有民主主义的感情。他是主张立宪的人，真能与他的手下人维维安共事。
【13】 原稿如此，应为人名。
【14】 1848年10月，卡芬雅克将军任命托克维尔为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法国代表，会议的一方为法国和英国，另一方为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以调节后两者之间的纠纷。这次会议没有开成。路易·拿破仑当选共和国总统后，托克维尔便于1848年12月10日提出辞呈。
【15】 《商业报》，一份报道政治、商业和文学进展的日报（1837—1848）。我们从托克维尔致雷夫的信（1844年7月7日）中得知，《商业报》的所有者曾要求托克维尔对该报的编辑宗旨给予庇护性支持，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在报刊上发表反对派所持观点的机会，特别是不让梯也尔“垄断所有的报刊”，而同意了这项要求。见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第6卷，载《英国通信》，第1卷，第75页。还可见勒迪耶的前引书，第148页和151页。
【16】 德塞萨尔是卡昂上诉法院法官，芒什省的制宪议会代表。
【17】 栏外旁注：从迪福尔加入卡芬雅克内阁到12月10日选举这段时期，还要参阅博蒙这一时期的来信。
【18】 栏外旁注：这一篇到此结束。我同时告诉读者：在读完这封来信后，我几乎是立即出发了。
石婵娟1849年5月21日，里韦写信给托克维尔劝他回国。里韦十分悲观地描述立法议会选举后法国的政治局势后，接着写道：
石婵娟“在局势发展到危险的地步，被恐怖驱使的思想继续控制着人们的头脑，反映在失落的社会的方方面面；被这种思想推上暴力道路的人们，千方百计地梦想没有理性的举动，幸亏他们为此还没有建立一支坚强而有力的军队。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希望能够拯救国家，并在这时坚毅地把国家从迷途中领出，走上理性和宪法的道路。我在这样做的人们当中，只看到迪福尔是最坚定的和最勇敢的。他在巴黎的成功，使他的努力得到公正的评价。虽然人们只是刚刚看到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但还是要这样认为的。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事情做得对国家有利。我实在感动极了，我采取坚决的态度已经有3天了。他面对肯定到手的权力既未表示虚伪的谦虚，又未表示徒劳的追求。我们8个人在我家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只缺你这位大人物！这8个人中，有两个人，即弗雷龙和朗瑞内，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他们是选举现场上的拼命英雄。一位新参加的，是贝多将军。我们的谈话十分严肃，就像面临敌人的围攻，但产生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每个人像是接受任务似的，受到迪福尔的决心和意志的鼓舞，完全理解自己负有应当执行的重大任务。我认为，这里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期间，不会发生某种灾难性的动乱；而我以坚定的和爱国主义的精神面对的新任务，只是设法安抚民众的情绪，使他们产生某些希望，挫败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
石婵娟（托克维尔档案）
【19】 在这里，原稿缺一页，没有找到。
【20】 栏外旁注：总统这天的态度是冷静而坚定的。
【21】 栏外旁注：我在与总统、党派领袖、议会往来时的观点，我在与欧洲往来和处理欧洲事务时的观点。
【22】 栏外旁注：为什么？要加以研究，值得注意的心理学研究。
【23】 栏外旁注：我还发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比在群众当中更容易宽宏、仁慈和专心。
【24】 栏外旁注：只想指挥而不想实际作战，摆出一副自我尊大和爱好和平的样子。
【25】 栏外旁注：我与有关国家的宫廷及其大使交换意见。我对此十分清楚。语言清楚简洁，而无豪言壮语，但这是一个决心使自己所要求的稳妥事情成功的人的话语。
【26】 栏外旁注：对尚加尼埃的人身攻击。
【27】 栏外旁注：他的做法的实例。他与卡斯特拉内的会见。他为内阁首脑，表现出最怕被支配的样子。什么也不允许朋友干，总是听部下的话。
【28】 栏外旁注：昂热的行政长官问题。
【29】 栏外旁注：总统是绅士，他与我的主要联系渠道。在任用博蒙时他向我提议的简捷方式。我对他能够这样做而高兴。为什么？
【30】 栏外旁注：我认为是最大的敌对情绪。
【31】 栏外旁注：瑞士问题、皮埃蒙特问题、匈牙利逃亡者问题、罗马问题。罗马问题的全部历史，放在最末一章叙述。
【32】 栏外旁注：一些可以自立一项的轶事，比如，我对诺曼比爵士的态度、向俄国派遣拉莫里西埃、侵犯通信秘密等，我不知道放在何处叙述为好。私拆信件这种卑鄙手段是无用的。密探。总统的反对派害了自己。
【33】 在这里原稿缺一页，没有找到。
【34】 1850年5月31日选举法。这项法律歪曲了普选制度，它规定的选民资格是：在当地居住3年以上，有证据证明是当地的纳税人。因此，这样的选举资格规定，使工人占多数的300万选民失去了选举资格。
【35】 朱尔·巴罗什（1802—1870），福谢内阁（1851年4月10日—10月14日）的外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