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波卡司是很不稳定的，海拉克留斯从非洲来，就把他处死了；他发现行省都遭到侵略，军团也被摧毁了。
他刚刚稍为纠正了这些灾难，阿拉伯人就从他们的国土出来传播穆罕默德一手创立的宗教，并且扩大了穆罕默德一手造成的帝国。
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迅速的成功：他们首先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非洲并且侵略了波斯。
上帝允许使自己的宗教在许多地方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这并不是说他放弃了这个宗教，而是因为宗教不论是在荣誉里，还是在表面的屈辱里，它总是同样地可以发挥它那使人们圣化的天然作用的。
宗教的繁荣和帝国的繁荣是不同的。一位著名的作家 [25] 说，他是很愿意生病的，因为病是基督徒的真实状况。同样地，人们还可以说，教会的屈辱，对教会的迫害，教堂的摧毁，殉道者的受难，都正是它享受荣誉的时期。但是在世人的眼里，它取得胜利的时期，一般却是它的衰微时期了。
为了解释阿拉伯人征服了这样多的土地这件著名的事件，不应当把它只归因于他们的热情。在罗马和波斯的辅助军队里，萨拉森人长久以来是以勇武著名的。欧斯洛伊尼安人和他们乃是全世界的最精良的弓手。亚历山大・塞维洛司和玛克西米努司尽可能多地征募了他们，并且利用他们对日耳曼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他们从远处就把日耳曼人打垮了。在瓦连图斯时代，哥特人经受不住他们的进攻；最后，在当时他们又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
我们已经说过，在罗马人当中，欧洲军团比亚洲军团要精锐。但是在骑兵方面，情况却恰恰相反。我所说的是帕尔提亚人、欧斯洛伊尼安人和萨拉森人的骑兵。他们挡住了罗马人的进攻，因为在安条库斯之后，一个新的鞑靼民族占有了上亚细亚，他们的骑兵是世界上最精锐的。
这一支骑兵是重武装的。欧洲的骑兵则是轻武装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则完全相反。荷兰和弗利斯兰可以说根本还没有造成；德意志到处都是森林、湖泊和沼地，在那里骑兵是无法施展的。
自从人们疏浚了大河的河道和疏干了这些沼泽地带，德意志的面貌就改变了。瓦连提尼安在涅卡尔河上修筑的工事同罗马人在莱茵河上修筑的工事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商业确立起来以后，在那些先前根本不产马的地方，人们开始养马并且利用它们了。
在海拉克留斯的儿子君士坦丁被毒死，而他的儿子君士坦又在西西里被杀之后，君士坦的长子留有胡须的君士坦丁继承了王位。东方行省的大官们集会；他们打算使他的两个兄弟也做国王；他们说，既然在天上是三位一体，那么有三个皇帝也是合理的。
希腊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特色。既然精神的贫弱成了整个民族的特色，那么在事业中也就不再有智慧了。人们看到了没有理由的骚乱和没有动机的革命。
一种普遍的迂腐迷信之风消灭了人们的勇气并且使整个帝国麻痹了。老实说，君士坦丁堡是东方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唯一地方。然而，亚洲各民族的这种卑怯、这种懒惰、这种委靡不振却是和虔敬本身混合在一起的。在成千的例子当中，我所要指出的只是，玛乌列斯的将领菲力披柯在做好了战斗准备的时候却哭了起来，因为他想到了在战斗中将有大量的人阵亡。
阿拉伯人流的眼泪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哭泣是由于一种精神上的苦恼：原来他们的将领缔结了一项休战协定，这个协定使他们不能肆意地杀戮基督教徒。
一支狂热的军队和一支迂腐的军队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在我们今天的一次著名的革命当中，我们也看得到这样的情形：克伦威尔的军队好像是阿拉伯的军队，而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军队则好像是希腊的军队。
一种粗陋的迷信怎样程度地贬低智力，也就怎样程度地提高了宗教，这种迷信把人们的全部美德和全部期待放到对于偶像的无知崇拜上面。因此为了取得遗骨，人们看到一些将领竟撤除包围并失掉了城池。
在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基督教衰落到这样的程度，就好像近来它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前莫斯科人中间的情况一样：彼得一世使这个民族复活了，并且在国内进行了这样多的改革，这些改革比征服者在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内进行的改革还要多。
人们会很容易认为希腊人沾染上了一种圣像崇拜。人们并不怀疑那时的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不注意遵守外部的仪节；正当希腊的历史家们谈到上述的民族对于遗体和圣像的蔑视时，人们却认为这里所说的是我们的那些激烈反对喀尔文的教论家。当德意志人到圣地去而经过阿尔明尼亚的时候，尼塞达斯说阿尔明尼亚人是把他们当作朋友来接待的，因为他们并不崇拜圣像。但是，如果像希腊人所想的那样，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对圣像崇拜得不够，那么他们的圣像崇拜又到什么程度呢？
在东方可以说发生了几乎同大约二百年前在西方发生的革命相类似的革命，在那个时候，由于学术的复兴，人们开始注意到那种滥用职权和混乱的情况，而所有的人也都在寻求制止坏事的办法，于是大胆的和不驯服的人物就不是要改革教会，而是要搞垮教会了。
以扫里安人列昂、君士坦丁・科普洛尼姆和他的儿子列昂对圣像展开了战争。在皇后伊列娜恢复了圣像崇拜以后，阿尔明尼亚人列昂、口吃者米凯尔和提奥庇洛又把它废除了。这些君主以为只有消灭圣像崇拜才能够制止它。他们对于有害于国家的僧侣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斗争。他们做任何事情永远是采取极端的办法，因而他们就想用剑来根绝它们，而不是设法限制它们。
被具有新主张的人们斥责为圣像崇拜的僧侣们对他们进行了回击，斥责他们在玩弄魔术。他们向人民指出没有圣像、以至没有任何引起他们的崇拜的对象的教会时，总是力图要他们相信，这些教会的用意不外是要使他们成为恶魔的牺牲品而已。
正是下述情况使得关于圣像的争论变得如此激烈，并使得后来那些明智的人们竟不能设法提出一种温和的崇拜来，这一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这一争论和需要慎重处理的事情联系着：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僧侣们在取得了权力之后，除非不断地使表面的仪节（他们本身是这种仪节的一部分）日趋繁缛外，是不能扩大或是维持它的。这一点就说明为什么反对圣像的战争永远是反对他们本身的战争，而圣像破坏者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就不再有边际了。
于是就发生了同人们在几世纪以后看到的争论一样的事情；而几世纪后的这一争论就是巴尔兰和阿金杜涅对僧侣的争论，它动摇了这个帝国，终至把它毁灭了。人们所争论的是：在塔波尔山上耶稣基督身边的光是创造出来的还是非创造出来的。其实僧侣根本就不关心二者到底是哪一种的问题，然而既然巴尔兰对他们直接进行攻击，这光必然就是非创造的了。
反对圣像崇拜的皇帝们对僧侣宣布的战争使得人们稍稍回到过去的统治原则上去，这便是人们把国家的收入用到社会上去，而国家后来也就摆脱了压在它身上的桎梏。
当我想到希腊僧侣使俗人陷入那种深深的无知状态的时候，我不由得要把他们拿来同西徐亚人相比较。根据希罗多德 [26] 的说法，他们挖掉了自己的奴隶的眼睛，为的是使奴隶专心工作，使奴隶在挤奶时不受任何阻碍。
皇后提奥多拉把圣像重新建立起来，可是僧侣又开始滥用人民的宗教虔诚了；他们竟然开始迫害甚至是俗家的僧侣了；他们占有了一切重要的地位，并一点点地使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不能担任主教职位了。所有这一切都使僧侣受到憎恨。而如果人们把它拿来同拉丁的僧侣相比较，如果人们把教皇的行为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行为相比较的话，那么一方面是多么贤明，另一方面也就多么愚蠢。
这里就是人类精神上的一种奇怪的矛盾。早期罗马人中间的神职人员并没有从公民社会中被排除出来，而且可以在其中担任职务，但他们却不关心它的事务。当基督教确立起来的时候，同世俗事务更加隔离的神职人员，就稍稍地干预世俗的事务了；但是，当帝国陷于衰颓，只有僧侣才是神职人员的时候，这些由于一种特殊的誓愿而必须逃避和害怕世俗事务的人们，却利用一切机会来干预这些事务了。他们到处不停地激起喧骚并且扰乱他们已经离开的俗世。
任何国家大事，任何和约，任何战争，任何休战协定，任何谈判，任何婚姻，如果没有僧侣参加，就都不能进行。君主会议为他们所充斥，而人民大会也几乎都是由他们组成的。
人们很难想象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他们削弱了君主的精神，使君主们甚至在做好事的时候都是很不谨慎的。正当巴吉尔要他的海军士兵给圣米凯尔修建教堂的时候，他却让萨拉森人掠夺了西西里并攻取了西拉库赛；而当他的继承者列昂把他的舰队用于同一目的的时候，结果又使萨拉森人占领了陶洛美尼亚和列姆诺斯岛。
安多洛尼克・帕列欧洛格放弃了海军，因为人们要他相信，上帝对于他争取教会和平的热心深感满意，以致他的敌人都不敢向他进攻。他害怕上帝会要他报告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他是可以用于宗教事务方面的。
希腊人中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辩士、生来的诡辩学家是一直不断地用各种矛盾来同宗教为难的。既然僧侣在宫廷有很大的势力（宫廷越是腐化，也就越是削弱），僧侣和宫廷就相互使对方腐化，结果双方全都变坏了：这件事所引起的后果是，皇帝们的全部注意力往往只是用来调解，但又常常激起神学上的争论，以致人们永远会看到，这些争论越是热烈，也就越是鸡毛蒜皮，毫无意义。
在米凯尔・帕列欧洛格统治时期发生过好多次宗教方面的争论。米凯尔・帕列欧洛格看到土耳其人在亚洲的可怕的蹂躏行为，就叹息着说，在斥责他的行为时发动他的臣民起来反对他的某些人的轻率的宗教热忱，使得他不得不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不得不忽视那些遭受蹂躏的行省。他说：“把这些遥远的行省交给它们的统治者去处理，我就感到满足了。他们不把那里的困苦情况告诉我，这或者是因为他们受了贿，或者是他们害怕受罚。”
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权限很大。既然在人民骚动的时候，皇帝和国家的首要人物都躲到教堂里去，大主教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权力，把他们交出去或是不交出去，因而他永远会在国家大事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间接的。
当年老的安多洛尼克要人告诉大主教，要他管教会的事务，而把国事的管理交给自己的时候，大主教回答他说：“这就仿佛是身体向灵魂说：‘我不想和你共有任何东西，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来执行我的职能。’”
君主们不能容忍大主教提出的那些无理的要求，因此他们常常把大主教废黜掉。但是在一个迷信的民族那里，这种情况会引起不断的分裂：因为这个民族对于他们认为是没有资格的大主教所执行的全部宗教职能是抱着憎恶态度的；任何大主教，老的、新的、最新的，都会有自己的信徒的。
这类的争执比人们在教条方面的争执要糟糕得多，因为每当有新的废黜大主教的事件发生时，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争执出现，就像是难以根绝的九头蛇一样。
争辩的热忱对于希腊人是这样一件自然的事情，以致当坎塔库吉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竟发现皇帝若望和皇后安娜正在一次宗教会议上对僧侣的一些敌人进行论辩；而当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都不能停止在神学方面的敌对关系。在那里，人们忙于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甚于对付土耳其的军队。
在一般的争论中，既然每个人都觉得他可能会犯错误，因此顽强和固执还不是过分的。但是在我们的关于宗教的争论中，既然按照物质的本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当我们遇到那些不但不变更自己的意见、反而坚持要我们改变意见的人，就感到十分愤怒了。
在读到帕希米拉的历史时，人们可以看出神学家们从来不能、将来也不能以自己的力量调解他们的争论。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皇帝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召集僧侣，听他们的发言，调解他们的争执。在另一方面，人们又看到总是不断发生着毫无止境的争端。而我们知道，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耐性、同样的期望、同样的愿望来结束争执，用同样的淳朴去对付他们的阴谋诡计，用同样的敬意对付他们的憎恨，那么就是到了世界的末日，它们也是不会得到调解的。
这里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由于皇帝的请求，大主教阿尔赛纽斯的拥护者和大主教约瑟夫的拥护者缔结了一项条约，条约载明，双方都把他们的主张各自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这两张纸投到火钵里去。如果二者当中有一张仍然完整无缺的话，那么这种意见就要奉行了。如果二者都烧掉了的话，那么他们就得放弃他们的争论。火把两张纸都烧掉了：结果双方合并了，不过和平只维持了一天；在第二天，他们说他们的转变应当决定于内心的信念，而不应决定于机会。结果战争重新开始，而且比先前更加激烈了。
人们应当对神学上的争论给以巨大的注意；但是人们应当尽可能地把这种注意掩盖起来，因为人们如果过分表示要努力调解他们的争执，就永远会抬高他们的身价，使他们觉得，他们的思想方式竟然这样重要，以致会决定国家的安定和君主的安全。
人们不能用处理细微区别的办法来结束他们的争执，就仿佛人们用建立起学校来仔细研究荣誉问题的办法并不能消灭决斗一样。
希腊的皇帝们都是这样鲁莽的人们，以致当争执平息下去的时候，他们偏偏又发疯地把它们重新激动起来。阿那斯塔西乌斯、查士丁尼、海拉克留斯、玛努埃尔・康姆尼努向他们的僧侣和他们的人民建议研究宗教信仰方面的争论问题。不过即使他们说出了真理，僧侣和人民也不会承认皇帝们的意见是对的。因此，既然皇帝们在形式上永远犯错误而在本质上又往往犯错误，既然他们想要人们看到在人们委托给他们的其他许多事情上他们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因而他们就引起有关神的本质的空虚争论：学者们由于本身的骄傲，他们是无法探索到神的本质的，而且对于世上的大人物来说，它也并不是更容易被看到的。
如果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在各方面都能为所欲为的人间权力，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这样的人间权力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绝不会有。最大的权力在某一方面永远是会受到限制的。当大君把一项新税加到君士坦丁堡头上的时候，到处发出的呼喊声立刻使他发现他先前不曾看到的界限。波斯的一个国王可以容易地迫使一个儿子杀死自己的父亲，或是迫使一个父亲杀死自己的儿子；但是要迫使他的臣民饮酒，这一点却办不到了。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总的精神，而权力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一精神之上的：当这个民族侵害这一精神的时候，它自己就受到了侵害，结果必然就停顿不前了。
希腊人一切灾难的最有害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从来不知道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本质和界限：这种情况就使得人们从这一方面和从另一方面都不断地陷入迷误的境地。
作为人民的安定的基础的这一伟大区别不仅仅是建立在宗教上面，而且还建立在理性和自然上面。而理性和自然则要求，实际上分开而且只有分开才能够存在的事物是永远不能混在一处的。
尽管在古代罗马人中间，僧侣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集团，但是同我们这里一样，人们对这一区别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格老狄乌斯把西塞罗的住宅奉献给自由，但西塞罗在从流放中返回时，要求收回自己的住宅：僧正们决定，如果这所住宅不是根据人民的确实的命令而奉献的，那么这就没有亵渎宗教，可以把它还给原主。西塞罗说：“他们宣布说，他们只考虑奉献是否合法，却不考虑人民的立法。他们以僧正的身份考虑第一点，却以元老的身份考虑第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