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金
孟德斯鸠是杰出的法国活动家。他是十八世纪法国早期启蒙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在思想上准备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在法国文学史上，孟德斯鸠也占有了一个牢固的地位。他的名作《波斯人信札》是散文艺术的光辉典范，几乎可以同方斯华・拉伯雷不朽的讽刺性的长篇小说《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这样的文学杰作并驾齐驱。孟德斯鸠在社会学方面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虽然像所有的资产阶级启蒙学派一样也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但是他比其他许多启蒙学派更深刻地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力的问题。孟德斯鸠曾经坚决地进行了保卫和平，主张民族合作的斗争。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力量在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中还经常引证他在这方面的卓越的言论。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定，1955年广泛地开展了纪念孟德斯鸠逝世两百周年的活动。
孟德斯鸠是一个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许多哲学问题上以渊博的学识著称；他是屈指可数的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学的专家。孟德斯鸠深刻地研究了当代的自然科学，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论重力》、《论海水的来潮和退潮》、《论相对运动》等等。因此，把恩格斯评论文艺复兴时代活动家的话放在孟德斯鸠这位有全面修养的典型思想家身上是毫不夸大的。恩格斯说：“给近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什么人都有，惟没有受资产阶级局限的人。” [1]
沙利・路易・孟德斯鸠诞生在1689年1月18日，即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前的一百年。他死在1755年。孟德斯鸠的家庭出身是地方上的贵族。他的父亲在波尔多附近有一笔地产；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主要城市。他的伯父是一个富有的贵族，承袭了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作为唯一的继承人，孟德斯鸠后来自己也得到了这个主要从事审判活动的职位。但是他更加注意科学活动，曾经当选过波尔多科学院的院士。
孟德斯鸠虽然属于特权等级，但他在早年就发表过对国王政权的不满言论。这些言论部分地说明了地方贵族反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传统斗争。孟德斯鸠的家庭一向就是王朝当局的反对派。但是沙利・孟德斯鸠懂得：不应该从仅仅热中于地方分权的国家制度的贵族立场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而应该在当时更加先进的阶级的旗帜下，即在年轻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旗帜下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
十八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国共有二千四百万人口，其中僧侣和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的人数不过四十五万。孟德斯鸠坚决不参加对法国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的微不足道的一小帮人的阵营，宁愿站在无权的第三等级这一边。他成了一位年轻的法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捍卫者。
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已经有很大的手工工场企业。仅里昂一个丝织厂就有一万三千台纺织机。在铁制品、铜器、镜子、花边以及其他许多奢侈品生产方面也有相当可观的手工工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急剧地发展起来了。西印度贸易公司、东印度贸易公司、东方贸易公司、北方贸易公司以及其他贸易公司都成立了，法国资产阶级就通过这些贸易公司在北美、西印度、马达加斯加以及其他国家站稳了脚跟。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壮大了，开始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产生了矛盾。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了生产和贸易的发展，窒息了自由竞争，对资产阶级征收高额的赋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内阁权臣科尔伯虽然公开支持过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处处限制商人和工业家的活动。他曾经命令政府官吏“对商人严加管制：这些人绝对不会为公共利益奔走，他们只是追求个人的蝇头小利”。
当时有个著名的法国工程师沃班向路易十四呈递了一份“诚惶诚恐的”报告书，清楚地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对国王政府的赋税政策的不满情绪。在这份报告书中他直接指出：由于不均等的赋税，法国全体居民中有十分之一都成了赤贫者；其余的十分之九中，有一半人的生活非常贫困，仅可饱腹、糊口，他们连施舍乞丐的钱也没有，有十分之三的人债务累累，只有十分之一的贵族、官僚、金融资本家和包税人才享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资本主义经济要最后取得胜利，不可能没有国内市场；但是当时国内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受到了法国广大人民群众低下的购买力的限制。有一个法国主教对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是这样描写的，他说：
“我国农村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家徒四壁，没有床铺和桌子；大多数人的唯一食物都是稞麦粉和燕麦，甚至有半年吃不饱肚子的；为了纳税，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甚至连孩子也不得温饱。我国海岛上的黑奴也比他们幸运，因为只要肯干活，他们和家属都能丰衣足食，但是我们全国最辛勤的农民呢，尽管劳动异常繁重，却无糊口之资……。”
号称自由的农民继续向自己的领主缴纳租赋，维持封建主的司法机构，捐助修桥筑路的各种费用。法律规定法国农民应当把谷物送到领主的磨坊里去磨，应当在地主的面包房里烘烤面包，这也是要缴一大笔使用费的。此外，法国还有一种佃农，他们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因此得缴出大部分的收成。
手工业者、工人、城市贫民的处境是困苦的。他们受到了年轻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政权的双重压迫。
国王政府不顾法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了许多次的冒险战争，给法国经济造成了空前的损失。著名的奥国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所得到的战果是，法国把自己在美洲和印度的一大片属地让给了英国，法国的海外贸易一落千丈。英国商品甚至在法国内地也排挤了法国商品。在路易十五时期，法国经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这次危机中许多有影响的贸易公司和金融公司都破产了。资产阶级公开地散布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要求取消等级特权，降低工业税和商业税，改革司法工作。
孟德斯鸠主张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他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这些要求。他虽没有正面号召用强力推翻腐败透顶的封建专制制度，然而他那些卓越的著作对于后来这种制度的垮台是曾经起过推动作用的。
吉伦特省，这个孟德斯鸠度过他的幼年时代的地方，在中世纪时期，特别是在1548年和1650年，乃是人民起义的一个中心地区；这两次起义在整个法国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十八世纪吉伦特省的老百姓对这些起义都还记忆犹新。孟德斯鸠故乡的革命传统在他的著作中是有反映的，不过这种传统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孟德斯鸠在他的作品《波斯人信札》中之所以无情地批判专制的法国，首要原因是法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得很坏。孟德斯鸠痛恨统治阶级的寄生生活。他声称：“巴黎也许是世上最重嗜欲的城市，那里人们最考究享乐；然而这也许同时是生活最艰苦的城市。为了一个人生活得十分舒服，必须有一百人为他不停地劳动。” [2]
孟德斯鸠的这些思想是十七世纪平民运动的口号的再现。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从自己对封建制度的批评中直接做出革命的结论。他和其他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一样，一点也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只要限制一下国王的权力，按照英国的榜样在法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孟德斯鸠这些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最早的争取在法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思想战士。引证他的著作的不仅有吉伦特党人，而且也有以马拉和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人。马拉谈到《波斯人信札》中的一封信时写道：“多么深邃的思想……，在这里，孟德斯鸠好像附带规定出一些伟大的原则，这个世界的不稳固的繁荣应当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他阐明的真理是无知的人想不到的，也是当代的哲学家所忘记的。”
并不是所有孟德斯鸠的著作都对革命的法国发生过同样大的影响。不过他的三部主要作品却享有盛名，这三部著作是：《波斯人信札》（1721年）、《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和《论法的精神》（1748年）。
《波斯人信札》是用清晰的形式写成的。在这部机智焕发的作品中，孟德斯鸠假借一个漫游欧洲的波斯人的名义来批评法国的生活，这个波斯人虽然过惯了东方专制政体的生活方式，却在法国看到了更加专制的制度。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沙龙中的读物，也是小书摊上的读物，甚至在巴黎的街头也有人在读它。这部书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在建立新制度、破坏封建习俗和封建传统、反对君主政体和国王个人的斗争中的一柄锐利的思想武器。不过孟德斯鸠本人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力图把自己表现为一个革命的斗士，而是力求成为一个温和的改革者。
孟德斯鸠的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在这部书里，作者企图根据罗马的史实证明只有在公民得到自由和独立的地方，在共和的风俗习惯盛行的地方，社会才能顺利地发展。凡是公民没有自由思想并且受人奴役的国家，就一定会衰落下去，最后，终于会在内外敌人的夹攻下一败涂地。从孟德斯鸠论罗马的著作中可以直接得出一条政治结论：如果法国人民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就应当彻底消灭国王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等级关系。虽然孟德斯鸠并没有直接做出过这样的结论，但是充满着革命的情绪的读者看过他的著作以后正是这样思考的。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泉源之一。
在《谈谈欣赏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经验》一书中，孟德斯鸠分析了美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各种问题。他承认实物世界在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力图证明，自然界给我们的享受比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大得多，不过他的论证是模糊的和矛盾的。由此可见，孟德斯鸠是唯心主义艺术观的反对者。在唯心主义艺术观看来，艺术是同物质现实界对立的一种美的观念世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存在着一切艺术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客观的艺术规律的思想。《谈谈欣赏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经验》是十八世纪一篇光辉的哲学著作和美学著作。
孟德斯鸠的全部科学活动和文学活动的最高成就是《论法的精神》。他在这上面花了二十年的劳动。在这部著作里，他把自己的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观点总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里，孟德斯鸠用早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精神来批评对社会及其规律性的封建宗教观点，揭露封建等级制的君主政体，反对各种反动的王朝战争。
法国的启蒙哲学对于无神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鲜明地指出过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笔调遒劲生动，天才独到，诙谐而公开攻击流行僧侣主义的作品。孟德斯鸠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对天主教所作的批评，和后来发展成对一般宗教的批评，有时同霍尔巴赫最好的无神论小册子并无轩轾。
孟德斯鸠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的言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主张议会制度，主张资产阶级式的法制。他的思想尽管有阶级局限性，不彻底，也不急进，但是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抛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时候，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就有了新的积极的意义。
孟德斯鸠是大革命以前法国杰出的儿子。他从理论上概括了年轻的法国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他广泛地钻研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孟德斯鸠早在中学读书的时代，就研究了古代的典籍。后来他的成就使他有权算作古代哲学和历史编纂学的优秀的专家。他特别精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有关这两位作家的全部文献。但是孟德斯鸠主要是一个社会学家，所以他特别注意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同中世纪的传统相反，他不是把亚里士多德看作“基督在自然事务中的最初代言人”，而是看作同神学完全无关的世俗思想家。他从资产阶级启蒙学派的立场批评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驳斥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的原理。孟德斯鸠根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人们生来都是平等的论点，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关于自然本身仿佛使一些人成为奴隶，而使另一些人成为自由人的根本原理是站不住脚的。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直接宣称：亚里士多德虽然主张奴隶制度是合理的，不过他提不出任何稍微有说服力的理由。孟德斯鸠引证普卢塔克时说，事实上，曾经有一个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奴隶主和奴隶，但是在奴隶占有制时期起作用的那些自然规律在这个社会里仍然存在。
最受孟德斯鸠赏识的罗马社会活动家是西塞罗。他对西塞罗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估价很高。
孟德斯鸠详细地研究了培尔的各种著作，包括他的处处仇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历史批判辞典》在内。孟德斯鸠完全同意培尔对天主教会的信条采取怀疑的态度。他支持培尔关于规定信仰自由的要求。孟德斯鸠一方面批评培尔对基督教的指责过于激烈，并且表面上不同意他的意见，说他是一切宗教的“诬蔑者”，但是他同时又公开称培尔是一个“伟大的人”，应当受到高度的尊敬。
孟德斯鸠对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哲学表现了同样大的兴趣。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霍布斯关于人的自然状态以及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上。他坚决地驳斥了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似乎是原始公社制度的特征的原理。在一般哲学问题上孟德斯鸠大大落后于霍布斯，但是对于许多社会学问题的提法和解决却比霍布斯高明些。
孟德斯鸠很熟悉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他对马基雅维里批评教会、试图理解历史的客观规律估价很高。同时孟德斯鸠根本上反对马基雅维里主义，因为这种主义奉行支持诸侯和国王的专制政体、不讲原则、不顾信义的政策。
孟德斯鸠也像所有其他的法国启蒙学派一样。不仅研究了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而且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也有热烈的兴趣。1726年，他辞去了国家的官职，开始浏览自己祖国的全部卓越的古代艺术作品；1728年，他启程游历欧洲，以便仔细地研究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其他各国的文化。
孟德斯鸠敌视封建教权主义的文化，为了批判专制制度，他力图彻底掌握各种科学知识，运用这些知识来揭穿这种过时的制度。就文采和机智来说，孟德斯鸠比不上伏尔泰，其次，他也和他的这位伟大的同胞不同，孟德斯鸠的保守性更大一些，妥协性更强一些；然而在学识的渊博以及批判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时所引用的论据的高度的严谨性和逻辑性方面，孟德斯鸠对伏尔泰是毫无逊色的。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可以把孟德斯鸠同伏尔泰放在一起，算做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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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孟德斯鸠的哲学世界观来说，他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他是法国早期自然神论的代表之一；这种学说虽然认为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但同时又肯定上帝并不干涉自然界的事务。这些自然神论者都保卫了启蒙运动，否定了教会对奇迹的信仰。不少卓越的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像伏尔泰和卢梭这样一些人，就采取了自然神论的立场。
马克思写道：“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3] 在孟德斯鸠看来，自然神论就是同经院哲学作斗争的简便的方法，是宣传自由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一种手段。他在《论法的精神》中，一开头就宣布上帝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保养者，同时坚决强调：上帝是依据客观的、永恒的，而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必然规律进行活动的。孟德斯鸠的这种表述几乎完全符合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意见。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第4部分序言中写道：“……我们称之为上帝或自然的那个永恒而无限的实体，依照它据以存在的那个必然性进行活动……” [4] 。
孟德斯鸠断然反对神学关于“奇迹”的概念，认为“奇迹”是对事物的自然过程的破坏。他认为，即使上帝愿意，它也不可能撇开世界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而统制世界。孟德斯鸠推论说，虽则自然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现在上帝就是用强力也不能把它消灭掉。他说到世界的存在没有终点，并且不仅批评认为实在物体是上帝理性的表现的神学家，而且也批评把上帝同自然界混为一谈，把自然界看作上帝的体现的泛神论者。孟德斯鸠坚定不移地宣称，世界没有理性，并根据这点驳斥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因为在阿奎那看来，现实的物质世界中每一个对象和现象都是上帝自觉活动的结果。孟德斯鸠的上帝和大多数自然神论者的上帝一样，很像立宪君主：他虽进行统治，但并不管理。
孟德斯鸠的自然神论同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然神论一样，说明这一部分启蒙学派的哲学世界观落后于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代表们的世界观。
尽管孟德斯鸠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他大大地推动了对宗教的批判，特别是推动了对天主教的批判。孟德斯鸠在这方面的主要功绩就是：他没有停止在反教权主义的宣传工作上面，这就是说，不限于批判僧侣和教会组织，更进一步企图从根本上批判宗教世界观。孟德斯鸠证明，宗教问题同科学是毫不相干的事情。从这里他作出结论说，科学不应当成为宗教的婢女，因为宗教只能相信上帝和教会的信条。在这位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应当帮助人认识客观的物质世界，使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孟德斯鸠把宗教仅仅看作管理国家的手段。他跟伏尔泰一样，认为如果没有上帝，也得想出一个，因为对上帝的信仰有助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建立。
从孟德斯鸠的观点看来，主要问题是宗教限制了和减轻了专制统治，改善了臣民及其统治者的道德。孟德斯鸠也有在当时一般异教徒所共有的思想：每种宗教都同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相适应，因此不应当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去干涉人们的信教。如果我们懂得，在天主教会独占统治的国家里，在对一切异教徒，尤其是对无神论者实行暴力镇压，同时实际上继续进行宗教裁判的国家里，这种鼓吹信教自由、主张一切宗教平等的言论是受到禁止的，那就很容易了解孟德斯鸠论宗教的意见的进步作用。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贯串着这样一种思想：伊斯兰教是最适合东方国家的宗教。他认为天主教是法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真正的宗教。孟德斯鸠的推论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宗教自身不可能使人产生正确的世界观；先进人士不要面向宗教，而要面向科学；但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要消灭宗教，而要用资产阶级的宗教来代替封建的宗教；宗教应当为第三等级服务，而不要为封建社会的两个特权等级服务。
孟德斯鸠勇敢地驳斥宗教信条，他宣称，最真实最神圣的信条归根到底会产生极端恶劣的后果。孟德斯鸠特别坚决地反对宗教关于灵魂不死的学说。在他看来，相信灵魂不死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因为这种信仰使人们失掉履行公民义务的兴趣。人们都只想到灵魂住到“来世”去，毫不关心他们的现实生活，也不考虑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24章第14节中表示怀疑宗教所谓地狱和天堂的学说。他所注意的只是这种学说的政治意义。孟德斯鸠认为，信仰来世受惩罚，对于犯罪分子是一种抑制性的刺激物。因此，凡是宗教承认天堂和地狱的地方就可以减轻刑事立法。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不应允正直的人来世享受天堂的幸福，也不约定作恶的和犯罪的人要受到地狱的苦难的那些国家里，情形就不同了。孟德斯鸠认为，在后一种场合下，没有抑制人的情欲的最严峻的专制法律是不行的。
在同一节中，孟德斯鸠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批判批评了奥古斯丁的定命论；根据这种学说的说法，上帝早就注定了谁应当是正直的人，谁应当是作恶的人。孟德斯鸠作了一个深刻的评语说：定命论使人们消极无为，它是“灵魂懒惰”的产物。
在“论灵魂转世”的一节中，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灵魂不死的基督教信条同印度人关于灵魂转世的学说作了一番比较。孟德斯鸠对待基督教的宗教信条和印度人的宗教信条，本质上都是毫无区别的。这两种宗教的信条都没有经过理性法庭的任何批判。在回答两种信条中哪一种对国家比较有利的问题时，他得出结论说，印度人的观点有许多胜过基督教的地方。
孟德斯鸠不承认宗教世界观是客观真理，他作出结论说，在宗教问题上绝对不准许强迫命令的作风。他教导说，人类的法律以理智为基础，所以法律在逻辑上应当是可靠的，并且带有强制性。宗教制定的法律就不一样。那些法律不是以理性为根据，而是以心灵为根据，因此它们只起训诫和劝告的作用。
孟德斯鸠同主张宗教和道德不能并存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同，他承认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意义。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保留：并不是任何宗教都会产生道德。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肯定地认为，宗教信条甚至能够鼓励像淫荡这样的不道德行为。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24章第12节要求基督徒的苦行同劳动的思想结合起来，而反对同怠惰的思想相结合。他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基督教宣布彼岸生活比尘世生活重要，这就等于否定任何劳动活动的意义，这种活动即所谓纯粹的世俗关系。在“节日”一节中，孟德斯鸠公开地抗议教会节日的层出不穷，这种情况是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的特色。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针对着宗教要求停止工作的命令，指出宗教应当考虑人们的需要，而不要替它所尊敬的存在物讲排场。孟德斯鸠在引证古代雅典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断言，雅典宗教节日的数目太多，妨碍了雅典人民妥善地处理自己的政治事务。在孟德斯鸠看来，甚至各个基督教国家星期天的休假也不应当妨碍紧张的农业劳动。
孟德斯鸠很注意宗教的起源问题。他和一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一样根据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断言说，宗教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于立法者的活动的影响，宗教直接依赖于这种或那种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深信，天主教最适合于君主政体，新教最适合于共和政体。至于伊斯兰教，他认为那是专制政体的直接结果。孟德斯鸠根据这点推论说，教会没有权利觊觎世俗政权。如果宗教不违犯国家法律，不妨碍公民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一切宗教都可以容许存在。每一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有权否定任何宗教信条，国家政权不应当因为人们的世界观而惩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孟德斯鸠表现出他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是要求信教自由的启蒙运动者。
孟德斯鸠在“宗教自由”一节中申明说，他不是以神学家的身份，而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要求信教自由。孟德斯鸠不愿意同天主教彻底破裂，甚至情愿承认原则上的优先地位是属于天主教的。但是他又常常强调：即使天主教是“真正的宗教”，也不应当用火和剑来巩固它。孟德斯鸠教导说，强迫命令和暴力威胁最后只会造成损失，绝不会使任何人信服什么。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写道：狂信的波斯伊斯兰教徒对拜火教徒进行迫害，使他们不得不成群结队地离开波斯，结果波斯国丧失了许多热爱劳动的农民。由此可见，宗教狂信使国家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孟德斯鸠叙述说：波斯王手下的某些大臣企图强迫波斯境内所有的亚美尼亚人或者信奉伊斯兰教，或者离开波斯。如果这个野蛮的决定被接受了，那么按照《波斯人信札》作者的意见，波斯的伟大就会被断送。
天主教徒的狂信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它使得某些天主教国家把许多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驱逐出境。孟德斯鸠暗示说，某些信奉路德主义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收容了从宗教裁判的魔掌下逃脱出来的那些流亡分子。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这些国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的。
在《论法的精神》第25章中，孟德斯鸠愤怒地谴责宗教法庭在里斯本烧死一个不信基督的十八岁的姑娘。孟德斯鸠向宗教法庭的法官们声称，你们生活的世纪是启蒙运动和先进哲学的光芒已经照亮了人们的心智的世纪。你们死抱着陈腐丑恶的偏见，这只能说明你们野蛮残暴，愚昧无知，毫无道德。宗教法庭力图拿死刑强迫人们接受天主教，这只是证明它的软弱无力。孟德斯鸠英勇地宣告，宗教法庭的活动使欧洲蒙受了耻辱。
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反对教会干涉家庭和婚姻问题的专门议论。他论证说，基督教一方面谈论婚姻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把独身生活标榜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因此它就抬举了天主教神甫和僧侣那些伪善的洁白君子。于是，教会视为神圣的不幸的婚姻数目不断增加，儿童出生率不断下降，形成着一大帮一大帮把独身生活当作谋生之道的集团。
孟德斯鸠通过伊斯兰教徒的口批评了基督教徒，他说：
“我觉得他们的神学博士，显然自相矛盾：他们说婚姻是神圣的，而与此相对立的独身，更其神圣，且不说按照教条和教则，好的事情必定是绝对地好。”
“故意实行独身生活的人，为数奇多。往昔父亲们将子女从摇篮时代起就断送于独身生活；今天，子女们自己从十四岁起，献身此道；其结果几乎一样。”
“这禁欲的职业，摧残了许多人，即使瘟疫和最惨烈的战争，也从来不至于如此。” [5]
孟德斯鸠把不容许有独身的僧侣的新教同天主教对立起来，他断言，在这个意义上，同天主教徒比较起来，新教给予新教徒一个极大的优点。孟德斯鸠不像伏尔泰那样对待盛行于法国的天主教教会，他没有提出像“消灭败类”之类的口号，但是他同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梵蒂冈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不过作为一个批判一切宗教迷信的真正的启蒙运动者，孟德斯鸠绝对没有奉承新教。他认为，新教徒们可以顺利地进行贸易，发展手工业，然而他们的教义也同天主教一样地违反科学和启蒙的利益。
孟德斯鸠把宗教留给“心灵”，留给“道德”，使它同科学对立起来，并且认为科学是正确认识世界的强大工具。他像机械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一样，把按照机械规律运动着的物质宣布为真正科学的对象。孟德斯鸠有时也说运动是变化，但是他所谓的变化永远是逐渐地、没有飞跃地、永远是在某种质的范围内发生的。
孟德斯鸠写道：“……世界绝不是万古长存的，就连天体本身，亦非永远不坏。天体变化，天文学家是目睹的证人；而这些变化，是宇宙中物质运动之极自然的结果。”
“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受运动规律支配……‘自然’的作用，总是很缓慢的，并且可以说是很节约的。‘自然’的动作从不是暴烈的；甚至在生产方面，‘自然’要求节制；它总是按照规矩和分寸行事的；人如强迫‘自然’，使它加速进行，它不久就会落入衰弱不振的境地；它用全部剩余的力量保全自己，同时完全丧失了它的生产机能和生殖力量。” [6]
孟德斯鸠认为科学的基本任务在于研究物质现实界的客观因果联系。他承认经验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证明了，没有理性，没有对感性知识的理性改造，就不可能认识现实界。他批评经院哲学家，责备他们主要有两个基本缺点：轻视经验和轻视健全的思想。
谈到当代诗人的时候，孟德斯鸠用讽刺的口吻称呼他们，说他们的职业在于阻碍健全的思想，以及用各式各样的装饰来压制理性，就像当年人们将妇女掩埋在各式各样的浓妆重饰之下一样。
孟德斯鸠特别坚决地反对把神学也叫做科学。任何学者都清楚地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神学家研究上帝，但对上帝毫无所知，他所研究的不过是强加在上帝身上的人类自己固有的特性罢了。
孟德斯鸠写道：“最明达的哲人，关于上帝的性质加以思考之后，说上帝是至高无上地完善；但是他们极度滥用了这一意念，因为他们列举人间一切可能的和意想得到的完善之点，加在‘神’这个观念上，却没有想到这些特点，常常互相抵触，并且它们不能存在于同一对象上而不互相破坏。” [7]
从这里显然可以得出一条结论：科学不可能也不应该研究任何“超自然的东西”；所谓认识只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
但是孟德斯鸠不可能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加以发挥。他同洛克一样认为认识有两种来源，一种来自外部世界，一种来自人的内心活动。在他的著作《谈谈欣赏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经验》中，孟德斯鸠的基本思想是心灵有双重的能力：既可以反映在人以外存在的对象，又可以反映仅仅在人类“大我”本身中存在的观念。孟德斯鸠不懂得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是说，他不懂得：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因此人的精神活动没有两个来源，而只有一个 来源，即物质的来源。
孟德斯鸠有时也对宗教表示尊敬，还提出精神活动的第三种来源是上帝的说法。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附和着传统的经院哲学的意见，硬说上帝经常通过宗教戒令使人们想到自己。作者的进步性就在于，他并不认为必须论证这种思想，他自己实际上就不承认这种思想，因为他证明了宗教信条是以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为转移的。一般哲学观点上的不彻底性不只是孟德斯鸠的特色，就连卢梭和伏尔泰那样的启蒙巨匠一方面批判宗教和经院哲学，另一方面又有一套反动的计划，妄图建立精巧的新式宗教，即伏尔泰所谓的理性宗教和卢梭所谓的情感宗教。这样看来，孟德斯鸠甚至有一定的高明之处：他同伏尔泰和卢梭不同，绝对没有讨论过“真正宗教”的问题。孟德斯鸠的主要意图是证明当时两大宗教即以天主教为首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虚妄的。同时在批判宗教的时候，他的基本路线不是同神甫们进行斗争，而是对这两种神学本身进行批判。
同卢梭一样，孟德斯鸠只是附带地探讨了认识论问题。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社会学问题上面。他首先是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载入史册的。在这方面，孟德斯鸠同法国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狄德罗——有很大的差别；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分析认识论方面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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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孟德斯鸠力图从世俗的观点来看社会。他坚决地驳斥了奥古斯丁认为历史是两种原则的斗争即世俗的原则和宗教的原则的斗争的看法。孟德斯鸠同样坚决地反对托马斯・阿奎那从“神的意志”中引申出国王的权力，反对他硬说社会生活归根到底由“神的法律”来决定。孟德斯鸠本着自然神论的精神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但是认为在社会现象中去寻找神的定命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注重现实的关系，根据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对社会进行分析。
孟德斯鸠比十八世纪先进社会思想的其他代表高明的地方，是他具有博大的历史眼光。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包含着有关民事史、国家和法的历史、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史等方面的丰富知识。
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他对经济问题的专门研究。孟德斯鸠保卫重商主义的某些原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次理论分析。像重商主义者一样，孟德斯鸠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商业问题上，放在流通问题上，而不是放在生产问题上。在孟德斯鸠看来，资本主义的利润不是从剥削无产阶级得来的，而是由于商品的出售价格较高。因此孟德斯鸠很重视对外贸易的飞跃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顺差。孟德斯鸠发挥了关于商业的决定作用的原理，并且根据这种原理得出了一条结论说：如果法国卖出的商品比买进的商品多，它就会变成一个最富庶的资本主义国家。孟德斯鸠在研究了罗马帝国的历史以后得出结论说，过去强大的罗马衰亡的最悲惨的结果就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破坏。在贸易中只看到掠夺的对象的野蛮人，这使人类远远落后了。孟德斯鸠同样完全从商业利益的观点出发来考察美洲的发现，因此他批评西班牙人，说他们把新大陆只看作是侵占的对象。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攫取殖民地的目的不应当是为了得到这些或那些政治特权，攫取殖民地主要是为了扩大贸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法的精神》中专门讨论了货币问题的第22章。在这一章中货币被确定为一种表示一切商品的价格的符号。孟德斯鸠企图在货币问题上超过重商主义的观点。他是所谓货币数量说的创始人之一，由这种理论看来，货币价值的大小决定于它们在流通领域内的数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货币数量说的时候写道，这种理论是根据一个荒谬的前提的，这个前提是：“在加入流通过程之际，商品是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流通过程之内，商品总和一个整除的部分，会与贵金属总和一个整除的部分相交换。” [8] 孟德斯鸠的货币数量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比重商主义者把黄金看作财富的唯一体现者的传统观点是有一定的进步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试图阐明货币流通的历史。他特别指出，古代雅典人并没有使用金属货币，他们当作货币的是公牛，而罗马人则用绵羊作货币。孟德斯鸠认为文明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地增加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因此他赞扬英国的贸易精神，并且指出，英国的全部政策最后是由它的对外贸易的利益决定的。孟德斯鸠说过，英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加会做生意，它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孟德斯鸠在鼓吹对外贸易的作用的时候，认为这种贸易是联系各个民族的最强大的因素。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宣称，贸易往来自然而然使人们向往和平，因为两个民族互相进行贸易就会产生相互的依赖性、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友谊。
孟德斯鸠像其他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把商品货币关系奉为神圣，并且进而得出一个错误的论断：“要是有钱人不挥霍的话，穷人便要饿死。” [9] 孟德斯鸠就用这种道理替统治阶级的寄生生活辩护。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不仅说明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时还说明他接受了中世纪贵族的观点的影响。
在承认商业作用的同时，孟德斯鸠也非常重视工业的发展。他对许多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发明都有兴趣。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述奖励工业的方式。他建议把奖金发给有出色的劳动成绩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孟德斯鸠认为这些措施适合于任何国家。
通过对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和工业家的收入的比较，孟德斯鸠力图证明工业有一些特殊的优点。他写道：“你必须十分注意工业的收入能有多大。一笔资金每年只能给它的主人产生原数二十分之一的利息；可是，用一个比斯多尔的颜色，画家画一幅图画，可以值五十比斯多尔。金银首饰匠、毛织工匠、丝织工匠以及各种各类的手工艺匠人，可以说情况都与此相同。” [10] 但是，为了表示尊敬重商主义，孟德斯鸠错误地认定商业比工业重要。
不论孟德斯鸠的经济学观点多么褊狭，这些观点毕竟打击了封建的闭关自守思想，它们的目的在于发展工商业。
在他的社会学著作中，孟德斯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法律学问题上。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是独具一格的法学百科全书。在这本书里，孟德斯鸠表现出启蒙学派的特征，即相信进步法制的万能。爱尔维修当时曾写道：“法律创造一切。” [11] 像爱尔维修及其他资产阶级启蒙学派领袖一样，孟德斯鸠充满了对法律的迷信。他错误地认为经济基础依赖于国家制度。但是那种以为理想的法律能够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则是十分进步的，它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当时的情况是要废除封建的国家和法律，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律。
为了论证年轻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孟德斯鸠认为必须全面地考察国家制度的各种形式，说明各种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历史。在这方面，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全部文献中是无可伦比的。
孟德斯鸠跟霍布斯不同，霍布斯主要是根据不顾历史事实的逻辑前提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学说的，孟德斯鸠则企图走另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他力求根据那些历史事实作出理论性的结论和概括。尽管孟德斯鸠的概括往往总不正确，但是希望从本质上分析法律问题，研究过去的和现在的事实真相，而不是根据抽象的理论家的空洞纲领研究应该是什么，这样一种意图本身，就揭开了先进社会学思想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孟德斯鸠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很快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他的思想成了进步的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宗教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斗争的一面旗帜。
孟德斯鸠在他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中提出了哪些一般理论问题呢？
首先使他感到兴趣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是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历史是不是一团混乱的、偶然的个别事件，换句话说，人类社会中有没有既不以上帝为转移，也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作用。
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主要功绩就在于肯定了社会生活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同时社会规律不是从外部强迫社会接受的，而是作为许多个别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存在于社会自身中。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深刻地阐明了作为事物本性固有的必然关系的规律的客观基础。但是，同其他的启蒙运动者一样，孟德斯鸠也认为社会规律是立法者任意活动的产物。他把作为法律学范畴的法规同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社会规律混为一谈。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关于规律的说法。比方在《论法的精神》第1章第3节中，孟德斯鸠就断言：法规是支配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人类理性的，而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则应该只是适合这种人类理性的个别情况的。在《论法的精神》第19章第19节中，对规律的主观主义解释表现得更加突出。在那里，孟德斯鸠把规律说成是经过立法者详细制定的特殊的规章制度。在《波斯人信札》中，他认为社会上的一切灾祸的原因是：“大半的立法者，均系见解狭窄的人，由于偶然的原因，他们位居众人之上，他们所参考的，只是他们的成见和幻想。” [12]
由此可见，虽然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的客观规律问题，但是他同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者一样，不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社会规律在他看来时而是客观的，时而是主观的，并且一到考察具体事件的时候，主观主义是照例压倒客观主义的。
孟德斯鸠在强调社会发展若干根本规律的客观性的时候，实质上是把这些规律看作经常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他是社会发展的地理论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地理环境是产生和存在不同形式的国家政权和法制的根本原因。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以“人怎样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为题的一节专论中，孟德斯鸠企图根据一些事例来证明：“人民的精神”是许多自然因素所派生的，因之任何明智的立法者的活动归根到底是和周围的自然环境一致的。孟德斯鸠说，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在寒带的气候里，人们比较坚强些，有道德些，沉着些。热带各国的那些民族都偏重感性；他们追求尽情的享受。在热带的气候里，人体觉得受到压抑，从而产生一种沮丧的心理。因此南方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们没有好奇心，既不能做出怎样高尚的举动，也不会有什么宽大的胸怀。他的一切性情都具有消极的性质。南方的居民宁愿忍受惩罚，而不能强制自己从事心灵的活动，同时在他们看来，奴隶制度比自治所必需的心智的勤劳更加方便些。孟德斯鸠深信，气候温和的各国情形是根本不同的。孟德斯鸠千方百计地把英国君主政体理想化，他根据不列颠群岛的气候来说明它有许多优点。
但是孟德斯鸠的观点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的所谓“理论”截然是两回事；这些社会学者根据种族主义的精神硬说生活在南方各国的民族似乎没有能力发展文化。
孟德斯鸠绝没有想证明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优越。他引证气候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只是想要证明历史进程并不依赖于上帝的意志，而是依赖于纯粹自然的原因，因此不是宗教而是科学才可能揭示社会生活的规律性。所以，不应当把孟德斯鸠的地理理论同帝国主义时代反动的地理说混为一谈。
但是，不能不指出孟德斯鸠关于气候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原因的论断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气候、土壤、地形，总之，一切属于地理环境的东西虽然也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虽然也影响到社会的生活，却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存在着极不相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地理环境的发展比社会生活的发展慢得多。我们知道，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事实上是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半殖民地，而现在人民民主的中国则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气候条件相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同国民党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是根本对立的。气候没有变化，然而取得胜利的人民革命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通过具有革命意义的土地改革以及大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此可见，事实显然说明孟德斯鸠的地理说是错误的。然而甚至从错误地引证地理环境中，孟德斯鸠力图作出在当时是进步的结论。例如他肯定说，在许多国家里，共和制度是必然的产物，因此谁也没有权利怀疑共和制度的合法性。
孟德斯鸠几乎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充满着人道主义的感情，他的这些值得赞同的言论今天还严重地打击着企图玷污一切民族的现代资产阶级种族主义社会学者的言行。
孟德斯鸠把地理环境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企图回答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国家起源的各种具体原因的问题。在这里，他完全根据自然权利理论的精神（荷兰的格劳修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证明，人们最初生活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中，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出现了组织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孟德斯鸠是这样一派自然权利的拥护者之一，他不像霍布斯那样认为过着原始生活的人群是普遍敌对的和互相屠杀的，在他看来，原始生活是一种友好和和平的状态。把原始人理想化对孟德斯鸠说来是批评当代封建文化的一种形式。
孟德斯鸠证明说，原始人群没有互相攻夺的必要。相反，他们同和平共处是休戚相关的。他们也不可能产生统治另一群人的愿望，因为这种愿望是由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引起的。因此，孟德斯鸠断定，要和平不要战争，这就是人类的第一条自然规律。孟德斯鸠的这个论断打中了主张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硬说战争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属性的现代思想家们的要害。
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宣称，求食的意愿是人的第二条自然规律。唯心主义的社会观点使孟德斯鸠不可能根据这个原理得出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正确的结论。他只是把生产看作影响社会生活的许多因素之一。孟德斯鸠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人体的生理现象所派生的。这就是说，他用生物学的观点 来说明社会过程。孟德斯鸠断言，产生社会的原因之一是每一个动物机体都有一种纯粹的生物本能和同种动物的接近。他把这种本能叫做人的第三条自然规律。
孟德斯鸠用社会契约论的精神从第三条自然规律中引申出第四条规律，这条规律就是：人认识到必须建立社会和国家。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议论说，希望过社会生活是由于人们能够理智地进行思考和作出决定。
孟德斯鸠关于在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的天才猜测具有特别巨大的吸引力。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宣称：人们放弃了自然的独立性，在国家法的控制下生活，然后他们放弃了自然的财产公有制，在民事法的控制下生活。由此可见，他认为私有制是在历史发展的后期产生的。不过孟德斯鸠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唯心主义者，他从这个事实中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在他看来，私有制似乎是社会契约的产物，这就是说，是以法律规范为转移的。在他看来，似乎私有制是文明的最高表现。孟德斯鸠力图证明，即使承认公有财产比私有财产先进，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剥夺个人的财产，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宣称，如果国家政权想要在私有土地上建造公共房屋或者修筑新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私有者的利益，并且赔偿业主的损失。
大家知道，孟德斯鸠崇拜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特殊的情况。这种崇拜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大多数法国启蒙运动者所共有的。
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政权和私有制是社会“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他规定国家政权有三种基本形式。按照他的意见，这些形式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有益的社会职能。这三种形式是：共和制度、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共和制度是指最高权力全部或部分操在人民手中的一种政体。他把君主制度说成是通过固定的法律来实现的寡头政权。至于专制制度，它是完全由一个人专横独断、藐视任何法律的一种国家制度。
孟德斯鸠教导说，每一种国家制度都取决于一定的客观原因，如气候、土壤、领土的大小等等。孟德斯鸠就是用这些论点来驳斥基督教所谓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的著名论断。他论证说，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孟德斯鸠关于共和国的合理性并不比君主政体差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虽然他本人同情开明的君主政体，但是他在世界通史中发现许多事实证明共和制度比君主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驳斥了那些不重视共和政体的封建的历史编纂学者。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不仅以古希腊、古罗马或迦太基的历史为根据，并且指出，无论在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德意志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都存在过共和政体。他把古希腊史看作是希腊居民逐渐摆脱君主制政权而获得解放的历史。孟德斯鸠总结说，只有在共和国中，希腊人民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大大地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事业。
虽然孟德斯鸠反对通过革命来推翻法国的君主制度，但是他毕竟不能不承认革命斗争在古代世界中的作用。他不得不断定，古代的共和制度是通过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进行无情斗争的道路才实现的。
虽然孟德斯鸠本人并没有把这些原理推广运用于法国，甚至主张同国王政权妥协，但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却用另一种眼光对待他的言论。他们引证孟德斯鸠的著作论证法国必须建立共和制度。
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包含着关于共和制度在经济上的优越性的卓越思想。孟德斯鸠公开宣称，公民平等促进居民的福利，而专制政体却使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贫穷困苦。在共和国中，国家的财富引起人口的增长。孟德斯鸠写道：
“政府温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人口蕃衍，所有的共和国，即为经常的例证。其中尤其是瑞士与荷兰，如果从它们的土地性质考虑，可以说都属于欧洲最坏的地区，但是人口最为旺盛。”
“最吸引外国人的，莫过于自由与富裕；富裕永远随自由而来；自由本身，为人所追求，而我们则为需要所引导到那些富裕的国度中去。”
“在这样的地方，人口可以倍增。在这里，物产丰富，足供孩子们的需要，同时毫不减少对父亲们的供应。”
“从公民间的平等，通常可以产生财产的平等，并且将富庶和生命带到政治机体的各部分，从而散播到全国。”
“在那些屈服于专制政权之下的国家，情形就和这不同。那里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财富，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呻吟在极度贫困中。”
“假若有人，生活并不舒适，而且自己觉得他生了儿女一定会比他更贫苦，他就不结婚了；或则他虽结婚，却怕有为数过多的儿女，他们可能把他的财产整个打乱，他们的生活处境，可能比他们父亲更为下降。” [13]
孟德斯鸠的这些话打中了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要害，那些人硬说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的贫困是由于他们繁殖过度引起的。孟德斯鸠早已懂得贫穷的原因根本不在这里。他弄不明白的只是这样一点，即无论在封建制度下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劳动群众都不可能得到幸福。
孟德斯鸠反对法国专制制度的思想斗争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发挥了一种思想：法国国王的那种残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反动政权，却胜过东方的苏丹和巴迪沙赫的暴政。孟德斯鸠深信，如果波斯人绝对服从他们的君主，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思索。法国人甚至使自己的思想也服从于国王政权。他们自觉地替专制者服务，这就是说，他们是国王的死心塌地的奴仆。但是，按照孟德斯鸠的意见，人民群众对待自己的君主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无论“好”君主和“坏”君主同样都是第三等级所不需要的。“即使有十个国王，一个接一个，先后互相杀死，人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对于他们生死，并不感觉任何区别，就像先后统治过人民的只是一些鬼魂。” [14]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议论说，法国国王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他并不同西班牙国王一样拥有金矿，但是他比其他所有的国王更加富裕得多。因为他丧尽天良地剥削自己的臣民，进行掠夺其他民族的非正义战争，采取欺骗性的财政措施。他讽刺地写道，法国国王用同样的天才治理他的家庭和国家。他赏赐那些替法国服务的人，也赏赐那些最会向他拍马奉承的人，不过他认为后者比前者还要好些。
如果说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援引古代和当代的具体历史事实并特例批评专制制度，那么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就力求从理论上揭露专制制度是腐败透顶的恶劣的制度，至于某个专制君主的个人品质的好坏则是不关重要的。他宣称，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无所谓法律。这些国家同样也无所谓保障法律的制度。至高无上的君主总是把政权转托给阿谀者和坏蛋，这些人所想的不是祖国的幸福，而是个人如何发财致富。至于专制君主本人，则习惯于阿谀、奉承和愚昧无知，以致丧失一切高尚的品质，变成一个卑鄙无耻的、为兽欲所推动的人。孟德斯鸠宣称，在专制国家中，人的五官经常告诉他说，他就是一切，而其他的人则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形下，人自然会好吃懒做和愚昧无知。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证明说，专制制度是一种恐怖的制度，它所奉行的唯一政策就是对公民进行威胁。因此孟德斯鸠得出结论说专制制度是不巩固的。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5章第13节中拿专制政体同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的习惯相提并论。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想从树上摘下果子，竟把树干连根砍倒。专制政体的行为正好比自己砍倒支持它的统治的树干一样。
孟德斯鸠把君主立宪制度或共和制度同封建专制制度对立起来。他像洛克一样发挥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妥协理论。孟德斯鸠深信，如果君主不干涉司法事务，立法机关只颁布法律，不管理国家，那么封建社会的一切主要等级都会满意，特别是资产阶级就不再是贵族的敌人了。和洛克一样，孟德斯鸠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想是英国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政权之间的阶级妥协。孟德斯鸠幻想在法国实行同样的妥协。
孟德斯鸠企图从原则上划分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也是一种保守的和妥协的看法。孟德斯鸠坚信，共和国中盛行的原则是德行，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制度的特殊原则就是恐怖。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一篇通讯中尖锐地批评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论法。马克思写道：“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他竭力在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找区别，力图逃出困境；但是这一切都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说法，它们至多只能指出在同一原则下习惯上有所不同罢了。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 [15]
孟德斯鸠保卫君主制原则的时候和卢梭不同，他是从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出发的。他自己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公开写道，如果没有少数特权分子，没有富商和大企业主，没有世袭贵族，就无法设想君主政体的存在。但是，即使孟德斯鸠有许多阶级局限性，在这个问题上毕竟比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高出万万倍。他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且要求君主政权以应有的尊敬对待人民。孟德斯鸠断言，只要国家的重要职位被不受人民尊敬的大臣们所窃占，只要卑鄙的小人认为向国王效忠高于向自己的祖国效忠，君主制的原则就会瓦解。君主制度应当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君主没有权利使自己的臣民受到侮辱，没有权利破坏法律。如果君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他就要变成暴君。
孟德斯鸠在叙述对政治自由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的时候指出，有些人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可以推翻他们曾授以暴政的那个人和有权选举他们应该服从的那些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们从孟德斯鸠的这些话里找到了推翻法国国王的暴政的思想基础。
孟德斯鸠的国家学说是同他关于战争的学说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孟德斯鸠喜欢用生物学的观点说明历史，但是他同那些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规律”的社会学者不同。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无疑要比霍布斯强。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是在有了国家的存在以后才产生了战争。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国家想征服另一些国家。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合理的思想，即战争的性质取决于各个交战国家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特别有力地揭露专制国家的侵略性，并且强调指出，敌视本国人民的专制者不可能用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待别国的人民。
孟德斯鸠生活和活动的年代正是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彼此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年代，这些战争带来了灾害，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非正义的封建战争，热中于国际贸易，亟亟于寻求自己商品的国外销售市场的资产阶级也受到了损失。所以，孟德斯鸠坚决地进行了保卫和平和争取民族合作的斗争。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详细地说明了各种战争的具体原因，并且表示出对那样一些战争的愤慨情绪：这些战争的目的在于掠夺别国的财富，霸占他人的领土，奴役被征服的民族等等。有时，君主们由于个人的争吵而开启战端。孟德斯鸠愤怒地宣称：如果这样，这些君主就应当处以死刑。他写道：“只有两类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为了抗拒敌人的侵袭而进行的战争；另一类，为了援救被侵袭的同盟者。” [16]
孟德斯鸠详细地谈到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态度。他公开地宣称，凡是杀害战败者或者把他们变为奴隶的人，自己最后也会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孟德斯鸠根据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法国人粗暴地对待妇女，曾经几次被赶出意大利。他写道，被傲慢的胜利者所压迫的人民，不可能忍受他们恣意放纵和暴虐无耻的行为，不可能忍受他们的无穷的侮辱。孟德斯鸠证明了人民群众憎恨干涉者的爱国主义感情是一支能够创造奇迹的伟大力量。他具有关于爱好和平的“穴居者”的原始民族的有趣空想，这种民族尽管没有军事经验，却善于沉重地打击侵犯他们的掠夺者。“穴居者”的力量在于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于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妻室不受残暴的敌人的侵害的坚强决心。孟德斯鸠把“穴居者”同掠夺者的战争称做善良和非正义之间的战争。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在保卫和平思想的时候，绝没有站到和平主义的道路上。这位伟大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教导说，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民应当受到高度的赞扬。
孟德斯鸠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非常重视军事技术问题。他称赞火药的发现，认为这是使人不受强盗们攻击的有力的防卫工具；同时他也指出，火药的使用本身也包藏着严重的危险。在发明火药以后，就不再有非正义和暴力攻克不下的防身洞了。因此必须设法不让火药落在罪犯手里。孟德斯鸠问道，如果人们发明出更加残酷的杀人工具，结果会怎样呢？这样的发明不会给人们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吗？他立刻声明说：“不然。这样万恶的发明一朝出现，它将迅速遭受人权的禁止，由于全国一致同意，这发明将被埋葬。” [17]
这位十八世纪先进的法国思想家的这个声明在我们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着争取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斗争。资本主义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民族属性和政治信念，正在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准备新战争的犯罪政策的斗争。对于从思想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说来，孟德斯鸠的进步观点，正如过去许多其他先进活动家的观点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特别注意孟德斯鸠试图揭露形形色色的觊觎世界霸权的人。他特别谈到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远征，并且指出，这些远征照例带有冒险的性质，因为它们违反了历史的客观规律。瑞典人对俄罗斯国家的进攻是特别轻率的，因为俄国的潜力比瑞典国王的力量大得不可比拟。孟德斯鸠否认查理的失败是由于偶然的情况。他肯定说：不是波尔塔瓦断送了查理，瑞典统帅必然要败亡，如果不在这里，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命运的偶然性可以改变，这不困难，但是不可能保证使自己避开事物的内在本性经常引起的事件。与其说卡尔的主要敌人是自然条件或时运不济，不如说是他自己。孟德斯鸠证明，人们不应当凭一时之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要使自己的活动符合事物的现状。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妨碍了孟德斯鸠正确地理解像“事物的本性”、“事物的现状”这样的概念。但是关于统帅们的活动不能改变历史事件的方向和进程的这一思想则是有卓著成果的，它严重地打击了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孟德斯鸠是那些硬说上帝创造历史的人的死敌，他也是那些认为国王或天才统帅的侵略活动可以决定社会生活的人的死敌。他对封建制度的教会辩护者和世俗辩护者也抱着同样的敌视态度。
为了同封建思想体系进行斗争，孟德斯鸠非常注意文化问题。他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孟德斯鸠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风尚、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对公民义务的履行以及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利用。孟德斯鸠断言，人们的风尚一方面决定于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依赖于现存的政治制度。在这两种场合下，他都驳斥了宗教的定命论。人们的风尚归根到底是从周围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社会环境的概念在他那里等于政治制度的概念和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概念。
孟德斯鸠在断定风尚的区别决定于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区别时忽视了阶级的区别。不了解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在这方面，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远远落后于像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些企图揭示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学者；另一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像法国的梯也里、米涅和基佐这样一些企图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用政治原则的斗争代替了社会阶级的斗争。他宁愿说明贵族制度原则 的崩溃，而不是说明贵族制度的崩溃，他宁愿批判专制制度的思想 ，而不是批判专制制度。但是就是在这里，孟德斯鸠也不能不承认，在“思想”和“原则”的斗争后面隐藏着实在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在指出民主制的原则不同于贵族政体的原则以后，他立即提出了问题：民主制的原则以人民为后盾，贵族政体的原则以一小撮奴役人民的人为后盾。
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一节叫做“贵族如何倾向于拥护王室”。这一节里面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即王权可以得到贵族的支持；英国贵族和查理一世共同被埋葬在王室的废墟下。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虽然和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样把支配社会的现实关系和阶级斗争归结为思想斗争，但是同时在若干场合下，他天才地猜测到生活本身必然产生出思想。他承认，在各种思想背后隐藏着特定等级的利益，把这种猜测运用于法国，孟德斯鸠理解到，这就是说无权的第三等级进行反对封建社会两个特权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斗争。
在阐明社会风尚和习惯的时候，孟德斯鸠在个别地方把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同贵族对立起来。他表扬第三等级的代表对劳动的热爱，而批评世俗的和教会的封建主的寄生生活。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驳斥了这样一种武断：好像法国人是轻浮的、懒惰的人民，他们只想到吃喝玩乐。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在忠诚地和热情地劳动着。孟德斯鸠写道，法国人民生来就有工作热忱，没有劳动就不会有法国的文化、不会有法国的城市和乡村、不会有古代的建筑和手工工厂，没有劳动就不会有巴黎。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不可能揭露第三等级自身所固有的阶级对抗。他无法理解劳动人民和资本家之间、手工工厂的工人和厂主之间的根本区别。孟德斯鸠把普通法国人的劳动活动同商人和工业家的追求财富混为一谈。他深信，“这种发财的狂热，从这一社会阶层发展到另一阶层，从手艺工匠直到大人先生。” [18]
孟德斯鸠衷心地相信，只有法国国王及其近臣才过着寄生的生活方式，只有他们才有无穷的财富。他完全承认罗马教皇本人和他的大主教们都是些寄生虫。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封建贵族和教会贵族上层特权人物的寄生生活，把他们的风尚和习惯，批判得体无完肤。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再三再四地宣称，国王的部长和他们周围的人都是些极不道德的人，这些人所考虑的不是法国的幸福，而是卑鄙的低级趣味。孟德斯鸠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所谓大贵人，乃是一个能见到王上的人，他可以和大臣们说话，他有显贵的祖先，有债权与年俸。如果他能借此用忙碌的神气，或假装寻欢作乐，来掩饰闲散的生活，他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19]
孟德斯鸠悲痛地承认，盛行于封建社会上层的非道德主义对第三等级的代表也发生着有害的影响。他谈到工业家和银行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道德堕落的情形。
孟德斯鸠提议用什么方法同这一切罪恶作斗争呢？
孟德斯鸠不敢从自己对封建文化的批评中直接作出革命的结论，就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精神将重点放到对年青一代的正当教育上。他认为自己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合理的道德。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拿人同植物来比较：如果植物得不到很好的照料，它绝不会顺利地生长。因此法国人需要能够同时成为教育学家和立法者的、灵巧的园丁。在《论法的精神》第7章第8节中，孟德斯鸠写道，最好的立法者不仅善于从共和国中除去不道德的行为，甚至能够把同不道德行为相近的东西也除掉。孟德斯鸠认为法国人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忠于自己，忠于家庭，而主要是忠于祖国的真诚正直和谦逊朴素的人。孟德斯鸠教导说，先进的、道德高尚的人都愿意使自己的祖国得到荣誉，同时“在各国，对于光荣的追求，和人民的自由同增，亦与之同减；光荣绝不是奴役的伴侣，这是可以立为格言的”。 [20]
孟德斯鸠宣布了爱国主义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联系起来，同时他也反对唆使一些民族侵犯另一些民族的反动行为。孟德斯鸠指出中国人、印度人、非洲各个民族的功绩，对他们的评价并不低于对英国人、法国人和西欧其他国家的人民。孟德斯鸠教导说，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出身怎样，都应当受到重视和尊敬。
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人道主义尽管有许多阶级局限性，却是一封反对主要把人看作剥削对象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起诉书。过着寄生生活的现代资产阶级对待劳动人民并不是采取仁慈的态度的。它的唯一的生活动力就是追逐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作为刚要建立政权的年轻阶级利益的代表，孟德斯鸠忠诚地相信他所保卫的是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弗・依・列宁关于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写道：“法国1789年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贵族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相信它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协调一致，不担心自己统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21]
在腐朽的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帝国主义者执行着反人民和反民族的政策。他们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帜，把民族主权的原则宣布为过时的东西。
孟德斯鸠的社会学是他的社会政治纲领的理论导言，这个纲领主张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
《论法的精神》的第15章是专门批评奴隶制度的，不过孟德斯鸠的奴隶制的概念也包括农奴制关系。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民事奴隶制规定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财产的绝对统治；除了民事奴隶制以外，孟德斯鸠还谈到政治奴隶制，即公民在国家面前的无权地位。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就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言论。
孟德斯鸠断言，民事奴隶制按其本性是不道德的。它给整个社会造成损害，它不仅摧残奴隶，而且也不利于奴隶主。政治奴隶制剥夺人民基本的人权。孟德斯鸠反对允许欠债的人卖身为奴隶的罗马民法。孟德斯鸠从形式的法律观点出发，机智地指出：好像自由人可以卖身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出卖以支付为前提。但是既然被购买的奴隶连同自己的财产一起变成自己主人的所有物，那就是说，主人没有付出任何东西，奴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孟德斯鸠同样坚决地反对父亲有权把自己的子女出卖为奴隶。他宣称，如果一个人无权出卖自己，他就更加不能把自己的后代出卖为奴隶。
保卫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人们是这样证明这些制度的“慈善”性质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有义务养活靠他为生的人们。孟德斯鸠批评这个论据，并且机智地宣称：如果这样，奴隶制或农奴制就只能适用于没有劳动力的人。但是，无论奴隶主和农奴主都只关心有劳动力的奴隶。由此可见，替奴隶制作辩护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孟德斯鸠驳斥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