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付出了多年从事精神分析教学的努力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我还完全不能称自己是一名从事精神病学教学的好教师，或者说精神病学教学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很可能都是实情。正如我这么多年来已经看到的那样，教授精神病学的巨大困难在于，虽然学习精神病学中的某些东西相当容易，也就是说，了解某些东西，这样你就能谈论这些东西了——但是，当两个人谈论那些假定他们已经学过的东西时，要让他们意指同一件事情，那就十分困难了。
这种困难是由下列这一事实造成的，即精神病学处理的是生活问题，而每个人都有大量不同的生活经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以艺术的最高风格来生活；而且，如果疲劳和其他不适与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他看到自己的生活非常糟糕时，他会感到十分惶恐不安。因此，要使精神病学的主题像钟表的运作或物理的原理，甚至是法律中的按劳计酬(quantum meruit)现象那样，发展出那种人人都能够遵循的客观性，并非一件易事。
我们通常在双重基础上解释自己在这个精神病学领域所听到的每件事情，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基础均无帮助：一个基础是，人们根据业已了解的或大致了解的情况假设数据的意义；另一个基础是，如何对此作出解释，这样它才不会增加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不舒适感和不适当感——一个人的焦虑，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我们将在后面加以界定。
有些精神病学家在那些非常容易教授精神病学的领域里受过大量的训练；也就是说，在描述那些在生活中遭遇巨大困难，以至于其情况对大家来说十分清楚之人的领域里受过大量的训练(这样的描述就好像这些人犹如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这就是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的精神病学；人们通过描述性精神病学而习得的关于精神障碍的知识不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它为精神病学家提供了谋生的正当性；而精神病学家之所以感到很有价值，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尚未了解的存在在继后的日子里将会倾向于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患者确实努力向好的方向转变，那么每个人都会非常高兴，以至于没有人会花时间去谴责精神病医生在预后时所犯的错误。
但是，我正在谈论的这种精神病学试图解释严重的精神障碍；而且，总的说来，它还在生活中具有某种用处。如何传达这种特定的精神病学理论，多年来一直令我困扰和迷惑，最终，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唯一的方法是采取发展的路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非常仔细地考虑每一个人在实足年龄上到了成年期时会变成什么模样，那么，我们很可能就可以了解大量关于生活很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生活中的困难这些方面的东西。这种教学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它需要一批颇具天赋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包括我在华盛顿地区和纽约地区的一些非常杰出的同事，他们在我试图教授的那种精神病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阐释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理解我正试图说的东西时，你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即这是你们一直以来都知道的某种东西，只不过碰巧由我给予了妥善的阐释或特别的阐释而已。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人类表现中最为困难的一个问题——不是以独特的个体的我(individual me)为基础(这种个体的我也许是一个人最有价值的财产)，而是以个体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为基础，来组织有关自己和他人的思想。
简言之，我将通过检验一个接一个的假设来继续我的论述，选择那些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理论阐释，来解释有机体如何从出生时的动物状态变成一个人——与动物迥然不同的某种东西；并解释一种非常具有天赋的动物——这种具有天赋的动物始终存在着，但无法对其加以界定，因为它一直处于不断的转化之中——是如何从生命的早期起，一步一步地在他人的影响下，而且仅仅是为了与他人以某种社会组织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目的而产生这种转化的。
不管存在着何种社会组织，出生在这种社会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将以某些方式适应于，或者适合于在该社会组织中生活。如果此人非常幸运，那么他将非常充分地适应于在那个社会组织中生活。如果此人极其幸运，那么他几乎可以凭直觉就知道——你们也许会说，这完全意味着他所知道的这些东西没有经过清晰的阐释——很多有关生活本身的东西，以至于他能够生活于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中；而且，他可以相当迅速地——但绝不是即时地——学会如何成功地生活于这一新的社会组织之中。这种迁移对于许多人(精神病医生将这些人视作患者)来说，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他们无法像普通人那样适当地生活于那个社会组织之中，而那个社会组织是他们一直以来被训练生活于其中的。
重复说一下，没有哪种非常简单的解释，可以很恰当地用来传达一些可能有助于改善个人自身生活以及他人生活的策略。我所能想到的能够提供更为有用的东西的唯一方式是，仔细地追踪出生后可能发生以及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人们以这种方式探究精神病学时，它就会变得不简单——甚至是很不简单。由于我们有六个、七个，甚至更多非常精练的渠道来与我们周围的事件发生接触，因此，我们关于这些渠道功能之各种不同结合的经验也会变得相当复杂。而且，由于大部分的人类生活绝不仅仅涉及物理化学(physicochemical)世界中的事件，而且也涉及文化领域内的东西——价值观、偏见、信仰，等等——因此，从数学角度看，这个领域的实际复杂性具有压倒一切的态势。我所能希望呈现的最佳方案是可靠的参考框架，以此作为探索这一复杂领域的指南，以及多年来我个人一直坚守的这个信念，即人类这种动物所具有的巨大能力，在遇到适当机会时，就会产生意义。
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担心言过其实——我认为，许多精神病学家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框架来思考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包括它们的根源、它们的可靠表现，或者它们一些相当确定的改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对人们毫无帮助。相反，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需要，既需要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应对生活中急剧增长的无能、不适当、不幸以及失败，而这些已经开始引起了精神病学家的注意。当我谈到一种科学的方法时，我所指的绝不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那样的东西——而是某种精确的东西，某种能够阐释并具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可能性范围的东西。据我所知，人们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所从事的大多数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任何东西。换句话说，人类有机体具有如此非凡的适应能力，以至于不仅最为稀奇古怪的社会规则和规章都能为人们所践行(只要将它们以恰当的方式反复地灌输给青年一代)，而且它们也能够成为看起来非常自然、恰当的生活方式，并几乎超越了研究的范围。换句话说，在习得言语之前，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低能的人，都已经习得了与父亲或母亲的一些显著的关系模式，或者与某个抚育他的人的一些显著关系模式。那些显著模式会成为深藏但却坚实的基础，后来生活中的大量东西会添加在其之上，或是以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
有时候，这些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于我所描述的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生活的良好基础，以至于个体后来的发展明显地偏离于常规的发展——也就是，从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说，偏离了平均水平，偏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在那些情境下，我们会把那些结果认作精神性神经症(psychoneuroses)或精神病。但是，为了使关于这些精神性神经症或精神病的思考方式中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同时为了发展任何确实有用的技术来治疗这些“失常”(warped)的人，你的思维必须不能仅停留于所呈现的情境，而要深入情境的背后。巨大的困难在于，在这个深入背后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某一个体的绝大部分生活与你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而你的生活与他的生活之间这种同一性混淆了下列事实，即尽管这种生活表面看起来相同，但对你和他来说，其意义根本不同。因此，你不能忽视他的生活中那些在你看来似乎相当自然和正常的方面。
在这么多年来试图为精神病学阐释并教授一种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我认为，尽可能地避免随意编造新词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每一门科学都必须有它自己的专门术语。但是，由于这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研究，同时还由于它具有我已经强调过的那些困难，所以，为什么还要通过提出许多不可靠的词语来增加混乱的确定性以及巴别塔现象呢？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这些不可靠的词语，只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某个多少有些局限于小圈子的联盟中的一员，这个联盟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当然不能与联盟外的任何人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还仅仅具有这种幻觉，即他们彼此之间正在进行交流。对于已经进入精神病学的大多数专业术语的定义所进行的任何实验表明，含义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鉴于这一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谈论生活的常用词语中选出一个词语，并且澄清我们用这个词所指的意思，而不是着手于通过截出希腊文和梵文的词根来孜孜不倦地创造新词。
因此，如果我成功地传达了我的观点——而且从我成功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精神病学家在运用相当一般的术语来阐释他们的职业，以及处理与人交往之关系时，可以获得某种利益；我认为，这些一般的术语将会允许沿着获得高度可能之陈述的方向作进一步的探索。有些人需要确定性；他们希望能够在正确的命题和不正确的命题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那是精神病学中一个完美注定的目标。你看，我们是很不简单的。我们拥有如此众多的备用调节装置(adjustive equipment)，以至于我们事实上在大部分的生活中，仅仅承受非常少的近似于那些可能为正确，也可能为错误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都常受到这一事实的折磨，即在我们能够记忆之前很长时间，当然也是在我们有能力作出卓越的智力阐释之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可以首先通过抚育我们的人，然后通过其他人(在我们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整个时期，他们与我们的生存密切相关)来理解大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除了在最为异常的环境下之外，在任何人尚能记忆之前，每一个人身上似乎都有一种忍受某一非常不悦之体验的能力。这种体验被所有文化用来(有的文化少量利用，有的文化则大量利用，或多或少遵循着特定的文化规定)对人性动物(human animal)进行训练，使其成为一个人。我所指的这种不悦体验被我称为焦虑(anxiety)。这里，我所谓的焦虑只是一系列可供参照的基本焦虑概念中的一种，顺便提一下，关于焦虑的基本概念，我在《精神病学和生活中焦虑的含义》一文中已作过简要描述。注45
在讨论焦虑的概念时，我没有试图为你们提供最后的结论；十年之内，就有人可以证明这个概念是相当不合适的，而且会有一个更好的概念将取代它。但是，这个焦虑的概念，对于你们理解我将呈现的东西，倒是绝对基本的。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依靠言词来真正地传达我正尽力说明的那些东西的重要性，因此，我想重复一下：如果你们掌握了我正在设法向你们呈现的焦虑的概念，那么，我相信你们将能够成功地追随这个精神病学体系的其他部分。如果我不向你们传达焦虑的含义，如果你们认为我所指的焦虑就是你们现在理解的焦虑，那么，我就无法传达我的观念了。
由于整个生物学领域内的大量现象，如果你从它们的开端追踪至它们最为复杂的表现为止的话，则更为容易理解，因此，我想描述在我看来焦虑是如何从婴儿期开始的。我不知道第一次表现出焦虑是在生命的多早的时刻。确切地说，这不是你让母亲和儿童合作就可以开展探索的领域。我对下列情况毫不怀疑，即由于人与人之间在大量的其他事情上都有所不同，因此，与焦虑有关的精确数据在不同婴儿的身上也会不同。人类幼儿在生命的头几个月中——而且，我认为，在其他动物幼体身上也有类似情况，只不过在人类幼儿身上，这种表现十分显著——当养育者产生“情绪紊乱”(emotional disturbance，我相当宽泛地使用“情绪紊乱”这个术语来指你们认为它所意指的东西)时，会表现出紊乱的行为，这是可以证明的。那个时候，婴儿无论做什么都将会受到干预和阻碍，也就是说，他将停滞不前，或者他不会像在焦虑出现之前那样取得有效的进步。
所以说，焦虑是由这个重要个体身上某种类型的情绪紊乱引发的——这个重要个体便是婴儿与之一起做某件事情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喂奶的紊乱；不过，婴儿的所有行为都同样容易受到阻止和妨碍，而且与那个重要他人的情绪紊乱有着直接的按照年月顺序的关系，以及其他特定的关系。我无法告诉你们婴儿感受到的焦虑是怎样的，但是我可以进行推测(对此推测，我认为具有非常高的准确度)——就婴儿模糊的心理状态而言，在焦虑与恐惧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说：“婴儿会产生恐惧吗？”当然，这个疑问会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即：“你指的恐惧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婴儿听到突如其来的巨大噪声，他就会感到非常心烦意乱；那些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区域(zones)紧密相连的属于那一种类的其他一些经验，也会造成同样的心烦意乱。无论是谁，只要他看一眼那个正感到心烦意乱的婴儿，几乎都会认为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婴儿并不喜欢它。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无论你给予其何种称谓——会不间断地发展成为我们自身称之为恐惧的表现，而且其他人也能认出这些表现就是恐惧。因此，我有理由假定，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婴儿表现出一种像恐惧一样的状态：一种情况是，他与周围现实进行接触的区域出现了相当严重紊乱，从而引起恐惧；另一种情况是，养育者身上的某些类型的情绪紊乱引起了婴儿的恐惧。从后一种情况中产生出了整个非常重要的焦虑结构，而且，只有通过参考焦虑的概念，才能理解这些表现。
在这个方面，我敢说，婴儿身上这种作为原始焦虑或原始恐惧的经验，在后来的生活中，在特定的环境下，会重新出现——很可能在每个人身上出现，但肯定会在有些人身上出现。这些情形在我们所谓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c)生活障碍的早期阶段是十分常见的。有许多人，在生活的扰乱时期，会经常在所谓的梦境中出现这些情形，很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就更是这样。在这些情形下，任何一种来自于很可能出现最为原始之焦虑类型的全面复苏这样一种暗示的事物，都可能引起不可思议的情绪(uncanny emotion)。
所谓不可思议的情绪——这个术语带有一点开玩笑的性质，因为没有任何表明其存在的神圣根据——我指的是一组尚不确定的感觉，其中最常体验到的是敬畏(awe)。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一架巨大的管风琴弹奏时就曾产生过这种体验。许多人在第一次看见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时，会体验到强烈的敬畏之情。每一个人都有过某种敬畏的体验。我无法列举大多数在其中都会体验敬畏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情形。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情绪较少为人所知晓。我将称其为畏惧(dread)——绝不是纯粹会谈意义上的畏惧——以及恐怖(horror)和厌恶(loathing)。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都具有一种震颤的、不属于这个地球的成分，对于这种成分，我认为，是从非常早期的情绪体验中让人难以理解地残存下来的，这种成分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这样来加以描述。如果回忆一下你自己早年生活的一个场合，当你真正体验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中的一种时(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敬畏是最为常见的不可思议的情绪)，那么你将会意识到世界好像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你试图去分析这种体验，你可能就会说你的皮肤起了疙瘩，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无论如何，你知道这种体验非常奇异。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回想起某个激发敬畏之情的事件，都会认识到它很容易成为极其不愉快的事情。诚然，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很可能还从未将敬畏之情体验到那种程度；敬畏无疑是不可思议的情绪中最为温和的一种。但是，如果这种情绪过浓，你就会远离你正在关注的事物(只要你拥有这种所关注的事物的话)。这种情况最接近于当婴儿产生严重焦虑时我猜测他们会经受的体验。
在试图概括精神病学这整个体系时，我想从一开始就强调焦虑的麻痹性力量。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任何人，以及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将许多时间和大量精力——宽泛地说——以及大部分的努力用于处理人际交往的事情，以避免产生比他业已拥有的更多的焦虑，而且，若有可能，消除这些焦虑。根据焦虑理论来看，许多看起来好像是独立实体、过程等的事物，实际上可被看做是各种用来减弱或避免生活焦虑的技术。
精神病学家年复一年地为治愈患者身上出现的各种生活歪曲而奋斗。在这些歪曲中，有些被证明是极具抗拒性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感到许多患者不听我的劝导时，这样的一些治疗很可能只会导致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目前的迹象十分强烈地指向了我们正着手解决的错误的事情。声称治愈一种疾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相反，它是对人类在生活中之聪明伶俐的极好证明。
那么，毛病究竟出在何处呢？是不是对焦虑的敏感性和易感染性引发了这种所谓的症状呢？当你开始寻找焦虑或对焦虑的易感染性时——根据这种理论，这解释了症状的发生——情况就变得迥然不同了。根据这种理论，可以实现的要比我们所想的多得多——已经实现的也比我们所想的多得多。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不敢仅仅以我自己的体验为基础来这样说。精神病学中一些在其他人看来难以捉摸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难以捉摸的；很容易就会受骗上当。但是，当人们寻求人际关系中焦虑的基本易感染性，而不是去应对焦虑所引起的症状或回避焦虑时，一种实际得多的心理治疗似乎就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我的许多同事这么多年来在工作中一直对其加以验证的话，我是不会如此肯定地作出这番陈述的。虽然结果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精神病学正变得非常容易，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来对待。在精神病学还远没有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时，我很可能就已经成一个完全被遗忘的神话式人物了。但是，我认为，对一名治疗者来说，把握住焦虑的概念——并弄清这个概念在哪些地方符合一个个体生活的发展——就可以省去大量的精神病学努力，而且，如果一个人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来运用精神病学的话，那么还可防止许多陈腐愚行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