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概念
现在，我们要稍稍扩展有关人类与其环境共存的思考——这些必要环境包括：物理化学环境，似人动物(infrahuman)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人的环境。我们在开始思考动力机制这一概念时，就已经说明了这个作为相互作用或相互渗透终点站的相互作用区概念，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谈谈这些相互作用区，它们可以部分地被视为摩尔(molar)生理结构，在这些结构中，会发生与有机体在维持其必要共存时所做出之功能活动有关的能量转化。不过，这些生理结构是这样的：在其功能活动中，有机体会产生特定的体验，这些体验虽然有时会像信号出现(occurrence of signs)时那样详尽复杂，却始终处于未分化模式。这一体验进而会影响特定功能活动中所涉及的整合倾向的继后表现形式，从而也就引入了回忆和预见、功能历史(functional history)和对某一预见目标的适应(通常指的是预期)等因素。这些因素(回忆和预见、功能历史和对某一预见目标的适应)虽然不能算是生理结构的细节，但肯定是有机体继续生存的重要细节，当我们所说的有机体是人类时，我们便称它们是人格的细节(details of personality)。从当前排他主义(particularist)的意义上说，当我们所谈论的内容就好像婴儿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时，人格就成了一种经常出现的人际情境(这些情境是人类生活的特征)的相对持久的模式。
在精神病学理论中，人际情境(它是满足某一需要而进行的活动所必需的)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唇间ru头便是此种人际情境的第一个例子，它由婴儿对水和食物的需要，以及母亲在这个方面给予温柔的需要而得以整合和维持。通常情况下，婴儿的口部相互作用区和母亲的乳房相互作用区，便是两种人格的细节，它们主要涉及这种唇间ru头的整合。婴儿关于相关口部行为的体验和母亲关于给婴儿喂奶的体验，就像所涉及的生理结构一样，也是特定喂奶情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婴儿不断扩展的世界里，这个结构是ru头(它是可以辨别的好母亲的特征)，他会在口部将其整合起来。在母亲的世界里，该结构便是她的ru头放入其中的这个或多或少人格化了的特定婴儿的嘴唇。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personifaction of the good mother)便是他所理解的母亲重复参与喂奶情境以及由于这种满足而得到解决的其他各种需要相整合的模式。她——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象征着各种需要即将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她进而象征着各种情境(其中包括她自己)通过婴儿适当、合宜的活动而得到整合、维持和解决。
人格化的组织
在上述内容里，我已经引入了人格化的观念，根据人际情境在理解精神病学所处理之现象方面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我们可以推断，这种观念也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在讨论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它在婴儿早期就已形成)时，便开始踏上了一条漫漫长路，试图去理解人格化及其能动性。正如我前面所说，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是他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所感知到的母亲重复参与喂奶情境以及由于他的需要而形成的其他各种整合(其情境由于这种满足而得到了解决)的模式。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预见属于已经发生的范畴，而对于好母亲的预见则属于一直都很顺利的事情。因此，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象征着各种需要即将得到满足，或者，换句话说，它象征着婴儿在满足其需要的过程中，对其所做出之恰当、合宜的行为而言所必需的情境的整合、维持和解决。
此时，这种人格化并非“真实的”母亲——一个被视作实体的活生生的特定个体。它只是婴儿体验的一种复杂组织。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也并非“真实的”婴儿，而是母亲“心中”体验的不断增长组织，它包含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与这个特定的“真实的”婴儿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婴儿对母亲的人格化由亲子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组成，或由此形成，或由此组织而成，或由此精心制作而成，而这里所谓的亲子关系，是指婴儿与你们所谓的“真实”母亲之间的关系，后者提供了婴儿与她自己之间提供满足的整合。而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有人认为，在怀孕7个月左右，当灵魂进入婴儿体内时，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有时候还尚未成熟，因此，我认为，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把胎儿称作它(it)，而不是他(he)或她(she)——并不是婴儿本身，也不仅仅是对母亲在与婴儿相整合时所遭遇事件的抽象概括，它还包括很多与这个特定婴儿仅有微弱关系的东西。如果一个婴儿是他母亲的第七胎，那么，相比于对第一二胎的体验，他母亲对他的人格化与她对这个婴儿的体验之间的关联要少得多。无论如何，她以前的体验都会影响她对自己与这个特定婴儿之间各种关系的体验。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既包括她对婴儿焦虑时的体验，也包括她对婴儿不焦虑时的体验，既包括对婴儿睡着时的体验，也包括对婴儿醒着时的体验。此外，它还包括对婴儿成长变化的观察，以及一种对尚未来临之变化的很可能予以了充分阐释的预期。在母亲“心中”，人格化了的婴儿意味着或象征着的东西，显然不仅仅是对即将获得的对于给予温柔之需要的满足，也显然不仅仅是即将获得的对于参与由婴儿的即时需要所整合的情境整合、维持和解除之需要的满足。
正如我们所说，母亲在照料子女方面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载体(carrier)。子女对她来说，部分地象征了她对这些责任的认可。在任何特定社区或任何特定文化区域的每个家庭中，这些社会责任都有所不同。同一个母亲对不同的子女，或者同一个母亲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子女，有效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程度也可能会大相径庭。认为这些责任对养育子女没有什么影响的观点，如果不是令人难以置信，至少也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当我说到那些与特定的“真实”婴儿只有很微弱的关系，但却是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的一部分的因素时，我已将母亲对社会秩序(她是其中一员，或者说是其中一部分)的责任这一非常广泛、非常重要的元素包括在内。人格化了的婴儿所象征的母亲所认可的社会责任，与婴儿理解坏母亲的情境有一些关系——通常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正是根据在这种情境中的体验，他组织起了关于坏母亲的人格化。
我们通常可以把焦虑(相对而言，是成年成活中的一种现象)解释为像是一种预期的对某人当前活动的不利评价(这种评价是根据某个人的重要意见而做出的)。当某个正与我们交谈的人显得很焦虑时，我们可能就会问：“我所说的内容是你心里所想的吗？”通常情况下，对方可能会说“你很少想到我”、“你让我很震惊”，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对焦虑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我所说的合理化，意思是说我们会给出一个貌似有理但常常极其微不足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在相对成年的人们身上，焦虑通常可以貌似合理地被解释成预期的对个体当前活动的不利评价。一位负有这些社会责任的母亲(从她是社会群体一员的意义上说，这些社会责任是她固有的)可能预期自己在育儿活动方面会遭到丈夫、丈夫的母亲或姐妹、她自己的母亲或姐妹、护士或者其他所有观察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人的批评。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已知的或推测而知的异议，即对于她照料子女的现实的或想象出来的吹毛求疵，会让她焦虑不安。例如，除非我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非常大的、有据可依的敬重，否则，他人对我所做事情的批评，或者甚至是怀疑他人会批评我所做的事情，都会让我感到焦虑。因此，除非母亲非常明了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确定自己所做的工作至少是在平均水平上履行责任，而且清楚他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看法并因此批评她，否则，任何对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批评，她所怀疑的任何对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批评态度，都会让她感到焦虑。如果你还记得母亲的焦虑会引起婴儿的焦虑，你就会明白，引起婴儿焦虑，会让他更难照料，照料起来更麻烦，因此，婴儿的行为似乎证明了对母亲照料他的工作的贬低。
这种恶性循环所蕴含的深意，成了精神病学家对家庭动力结构(dynamic composition，患者的婴儿期是在这个家庭中度过的)产生兴趣的基础。当我年轻的时候参加精神病学家大会时，就曾听到诸多关于精神病患者的叙述，这些叙述有时候会追溯到患者的曾祖一辈。这些叙述包括很多细节：谁的祖辈曾进过精神病医院，谁的祖辈曾坐过牢，谁的祖辈是大学教师，等等。其结论都相当严密谨慎：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生下了这位患者，并饱受了其间的甘苦。而且，这个婴儿还表现出了喂养困难(在我还是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时，这种偏见尚未出现，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不久之后，这个婴儿就学会了走路和说话，并不再尿床。很快，所有这些奇异的传闻和资料就会让他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随后的岁月里，对于我们能为这个精神病患者做些什么，好让他不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成为社会中的一员(这可能会让他懊恼，也可能会让他高兴)，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省去大量有关神秘复杂的遗传因素的研究——在遗传方面，患者充其量很可能只有非常少的有用观点——因为在所有的传闻和资料中，能够有助于我们找出他为什么对周围许多人都持奇怪、歪曲见解的原因的东西，寥寥无几。最终，我抓住了重点，猜想：焦虑与患者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但接下来，问题就成了如何解释焦虑的特殊性。由于医疗工作中所经历的苦难——更为令人满意的做法是给予病人更多的关怀，而不是仅仅记录患者的家族史——我们终于回过头来对人类人格中抗焦虑系统的发展进行研究。在当前这个部分，我试图提出焦虑是如何开始的，也就是，在某一既定个体的自然史中，有哪些因素对焦虑的开始产生了影响。这种做法虽然回溯得非常非常远，但是，它正是我们需要知道婴儿在其中度过最初数月的家庭构成这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所在。
对家庭结构的考虑可以表明，除母亲以外的其他人，在与婴儿建立重要、直接的人际关系之前很长时间，已经对最早时期的发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大量的例子中，除母亲之外的某个人确实经常会与幼小的婴儿建立重要的、直接的人际关系。有时候，这个人是所谓的奶妈，通常情况下，这个人是保姆或姐姐，她们在一些情境中从事照料婴儿的部分工作。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亲的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婴儿人格化，而且婴儿的这些人格化包括代替母亲之人关于婴儿的体验和对婴儿(这里的婴儿既指这一类婴儿，也特指这个特定的婴儿)的期望这些重要因素。
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亲的人中有一个人会逐渐地表现出对他人的特定期望，在此处，我将把这种特定期望称作恶意行为(malevolence)。有这种恶意行为的人，在满足婴儿的明显需要的过程中，除了给以温柔的合作之外，还可能会以其他方式对婴儿做出行为；她可能不会伤害这个婴儿，但会让这个婴儿感到害怕。由于恶意行为也容易伴有焦虑，并引发婴儿的焦虑，因此，婴儿对这样一位替代母亲的理解，慢慢地就会被组织成有关坏母亲的体验。让我们以上面提到的那个有七个孩子而我们刚刚讨论过其中第七个孩子的母亲为例。我们不妨假设：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孩，按照惯例，长女一般都很难抚养，且不管家里的事情。而排行第二的这个女孩是母亲的帮手，一直要做大量的事情，但她却感到自己多年来遭受了很大的冷落和忽视，并渐渐地变得如她姑妈所说的那般顽皮、喜欢恶作剧。现在，随着第七个宝宝的降生，母亲的帮手承担着照料宝宝所必需的大量相对需要成人合作的工作。这些工作中虽然不包括给宝宝喂奶，但肯定包括给宝宝盖被子、给宝宝换尿布，等等。鉴于母亲的帮手怀着恶意——我们很快就能理解这一点——温柔的定理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运用于她与宝宝之间的关系。不论是经常的行为还是偶尔为之，在照顾婴儿的需要方面，母亲的帮手会有粗暴的举动，语气很不好，伤害婴儿，常常会使婴儿不安。但是，母亲的帮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情一点儿也不愉快、轻松，因为她很清楚，如果她对婴儿的这些小恶作剧被母亲看到，或者被他人看到而告诉她的母亲，她就会挨耳光或受到其他的惩罚。现在，母亲的帮手已经预期到她很可能会由于这些小恶作剧行为而受罚，这种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很快会变得非常清楚，这相当于说她同时也处于焦虑和敌意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婴儿所获得的包括焦虑和恐惧在内的体验，(在婴儿初期)与婴儿在母亲焦虑时所产生的体验是一样的；因此，在婴儿期对坏母亲的初步人格化过程中，便组织起了这样的经验。当一些不可抗拒的情境使得必须将某个重要的育儿角色分派给某个恶意的替代者时，婴儿与母亲之间相当数量的接触也容易引发焦虑，因为她在照顾婴儿的过程中，几乎不可能“让自己保持心平气和”。于是，慢慢就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反复引起婴儿的焦虑，而婴儿对这些人的理解也会在一个早期的、单一的对坏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组织起来。
还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一位充当部分母亲角色的替代者也可能像有些母亲那样，既温柔，且相对来说不那么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就会在其早期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组织起他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理解。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凡母亲有一个很好的帮手——这个“好”是从不严重干扰对婴儿的温柔表达这个意义上说的——母亲在给予婴儿照顾方面都将是相当舒服的，而且相对而言，母亲和她的帮手都不感到焦虑。因而，这两个人当中不管谁与婴儿在一起，婴儿都将在其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体验到相当多的温柔合作(tender cooperation)，且相对而言较少产生焦虑的体验。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婴儿早期人格化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在其中，这种体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自于与两个人的接触，不过，婴儿却难以区别开是谁让他产生了这种体验。
这两个常见的例子应该足以说明婴儿人格化开始时可能存在的复杂性，继后对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在他的经验范围内可以从视觉、听觉上加以区分)的人格化均源于此。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过多次暗示：当来自视觉感受器和听觉感受器的资料在预见和整合带来满足之情境以及预见和回避引发焦虑之情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效用时，所涉及个体的差异往往就会出现。我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我推测，这些与焦虑相关的“真实”个体的差异通常会被婴儿注意到，之后，他往往也会注意到他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所涉及个体的差异；其原因在于焦虑极其令人讨厌的性质以及摆脱它的重要性。也许，到了婴儿中期或婴儿后期，随着婴儿发展到能够开始区分出远距离资料(distance data)——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得的资料，他关于使其焦虑之人(母亲，或母亲与一位怀有恶意的母亲帮手)的分化，是以某种特征为基础的，这种特征在类别和功能意义上与我们后来所谓的禁止姿势相同。这些禁止姿势包括育儿者的音调、其他方面的语言特征以及面部表情的差异等。
现在，我已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一位焦虑的母亲和一位恶意的母亲帮手，第二个例子关于一位镇定温柔的母亲和母亲帮手，在这两个例子中，我强调指出，由于客观上与两个人相关的经验可能在婴儿开始对坏母亲或好母亲的人格化方面结合到一起，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人格化称为复合(complex)。在我们看来，说这是一种复合，是因为它只有一种人格化，而我们客观上可以将这种人格化的特征归咎于两个人。这中复合性的含义还应该详加考虑。我们没有理由可以推测“无用的”符号会被组织进婴儿的经验中。把两个自以为完全不同的人组织进一个经验符号中，是早期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且这种能力在生物系列上绝非仅限于人类。而且，这种将两个(自以为)不同的人组织进一个经验符号的情况，也绝不是有人称之为“混淆”(confusion)的这样一种不幸的状况。试想在初期的人格化过程中，婴儿“混淆”了他有关两个人(即母亲和代理母亲)的经验细节，这种“混淆”就真的会使得理解人格发展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如果婴儿在组织两种初步人格化(即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和对坏母亲的人格化)的过程中，接触到的是一个(这是从我们的观点来说的)相同的人，婴儿就能够分化出从中产生的经验。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换句话说，关于不到6个月的婴儿的经验，我拥有哪些较为高端的信息资料。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耐心一点，并坚信我很可能最终会给你们一点提示，而这便是我现在打算要做的事情。
这一特定推理——婴儿将他与一位“真实”母亲的经验分化为两种人格化，即好母亲的人格化和坏母亲的人格化——所可能具有的正确性，会体现在我们从婴儿期开始便越来越确定地参与的一系列发展事件过程中。换句话说，根据后来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含意是相当确定的——我对在婴儿身上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推论，这些现象看起来似乎与后来的资料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尽管这个早期阶段的实际事件超出了参与性观察的范围，从而也超出了业已掌握的知识范围。这样看起来，如此运用推理似乎很危险，或者甚至很糟糕，但是如果你不用推理，从相当确定的内容(既包括资料，也包括含意)延伸到新领域的未知边缘，那么，要想探究任何新领域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提出有关人格化最初事件的这种观点时，我不得不用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根据预计日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往回做延伸性的推理，这样便可以合理地推导出它的起点。
婴儿将主要的未分化经验分化和组织成更为复杂的经验要素，我称这些要素为符号，它们源自于两种因素的结合。其中一种是组织经验的可能性(possibility)。在你们看来，它总是未成熟的；在对某件事情做十分理智的处理之前，必定存在一种可证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不到6个月的婴儿能够组织符号，而且我认为，只要对任何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仔细的观察，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所以，我相信，此种组织经验的可能性是可证实的。我可以这么说，它不只限于人类，就我所知，它可以延伸至小马驹和幼犬等。除了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肯定存在)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功能效用(functional utility)，即这些符号在整合满足需要以及避免或减少焦虑(这种情况在生命开始之后不久就会出现)所必需之情境方面的功能效用。这便是我所提到的“有用的”(useful)和“无用的”(useless)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这两个词很容易让人误解。不过，请记住，当我说一个符号“有用”，或者说那些“无用的”符号并不是在生命早期阶段组织起来的，我所说的是功能性方面的效用，这是从促进某种在满足需要或避免焦虑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功能性活动的意义上说的。仅仅是在这个方面，这两个不确定的词语——有用的和无用的——在此处进入了我们的思维中，而且我确信，其他许多可能的意思将不会偷偷溜进你的思想。关键在于，婴儿从其主要的未分化经验中分化和组织起来的东西，便是对他整合倾向的有用补充，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有用的补充通常发挥着回忆和预见的作用。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没有理由推测无用的符号是在在婴儿的经验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因此，在婴儿自身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境里，不存在将温柔的真实母亲与温柔的母亲帮手加以分化的过程，原因在于，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这样一种分化对需要的满足毫无促进作用。同样的道理，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将焦虑的母亲与焦虑、恶意的母亲帮手加以分化，也无法促进对焦虑的避免和缓解(这一阶段主要是避免焦虑)。实际上，不管是否涉及母亲或母亲的帮手，婴儿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相同的；唯一有意义的“目标”就是避免焦虑，而既然引出了焦虑，这个引出焦虑的人看起来怎么样或者自认为怎么样就几乎一点都不重要了。注72
婴儿并不分化经验中无足轻重的细节，而仅仅分化模式，即超越有限区域的事件才会有显著的差异。随之而来的满足与焦虑有着最为显著的差异，而且，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不管婴儿怎样整合必需的人际情境与解决人际情境的活动，预示着即将出现之满足的特定人物的身份都无关紧要。
在此，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在一开始本讨论时说过的内容：我们关于人际情境的最早的例证(也就是，唇间ru头)是以一种双重形式(即婴儿对水和食物的需要，以及母亲为此而给予温柔的需要)而得到整合和维持的。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婴儿在即将得到之满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在唇间ru头整合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在维持这种整合，并通过确保有足够的水和食物来满足自身需要以将其分解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对于你们或我在考虑这一情境时可能觉得非常重要的资料内容来说，毫无用处可言，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促进。如果母亲将ru头置于恰当的位置，即放在婴儿的嘴巴能够触及的范围内，假定这种情境不会引起任何焦虑，那么，这就等于是提供满足之情境的完满整合。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情形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阶段存在着人类婴儿生存所必需的人际合作。一开始，不会出现什么显著的差异，除非提供奶汁的人——相对年长的人——很焦虑。在这种情形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行为和满足都会受损或倒退，婴儿也会承受焦虑之苦。正因为如此，我相当确定地推断出婴儿经验中最初组织起来的两种复杂符号：好母亲和坏母亲或焦虑的母亲。
所以，我对这样一种观点做了一番思考，即婴儿注定具有两种关于育儿者的人格化(除非运气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婴儿不管有多少人照顾，他都只需要两种人格化。至于婴儿未知世界里所涉及的成年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关于婴儿的人格化。至此，我相信，我已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从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人格化并不是某个有机体，也不是或某个被人格化了的人。
喂奶，一种人际经验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所涉及的经验是从第一次喂奶的功能开始的。与呼吸系统和体温维持相联系的未分化经验很可能先于喂奶的经验，但是，喂奶是与口部区频繁而又周期性发生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不久之后便形成原始人格化(primitive personifications)的原始感觉，即源于此。喂奶情境中超出生理之外的因素(extraphysiological factors)是婴儿对好母亲的一种不断发展的人格化，也是母亲对婴儿的一种或多种人格化。好母亲开始于对一个好的、令人满意的ru头的辨别或分化。也就是说，它被分化成一种经验模式，这种经验模式显然不同于焦虑的ru头。人格化随着辨别我曾谈到过的各种ru头(不同于充满了焦虑的ru头)而不断发展，而且，源自于距离感受器的原始感觉会被附加到这些最初的、更为纯粹的口部资料中。据此，我推断，口唇动力机制或多或少归属于嘴部区域，但在生命的最早期也包括听觉渠道，因为婴儿所能获得的信息便是他所听到的一切。在生命早期，听觉区域开始分离为一个独立的相互作用区。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ru头成了经验模式(即人格化、好母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即使是人格化的这一部分也已经扩展到了口部之外的区域(extraoral zones)，将双手、臀部和双足等区域的原始感觉也包括了进来。喂奶情境还包括其最重要的细节，即唇间ru头，这是它最古老的核心，由辨别各种类型ru头等额外资料来加以详尽阐释；不过，此时它所展现的是由双手等来操作的活动模式。
我们所说的躺着喂奶(nursing-when-recumbent)和抱起来喂奶(nursing-when-erec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观察的附属运动表明，这两种情形之下存在有相对持久的差异。现在，我要说一说婴儿的人格发展，比如，不足6个月大的婴儿的人格发展。此时，婴儿在喂奶时已经出现用手臂、腿、脚等方式来与其母亲的身体、衣服等接触，我们称这些活动为附属运动(accessory movements)。在人类身上，就我所能推测的而言，这些运动与吸到乳汁并无多大关系，而是它们往往会成为模式(pattern)，也就是说，它们会成为喂奶的习惯性伴发运动(habitual accompaniments)(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些鲁莽)。即使在生命的早期，这些附属运动——它们大概提供一些原始感觉，而这些原始感觉被组织成好母亲的人格化，并成为婴儿吮吸经验的一部分——在母亲碰巧躺着喂奶相比于坐着喂奶时，也会表现出某些差异。这些附属运动，尤其是手臂和手的运动，不仅仅只是与吃奶相一致的运动，实际上也是一些行为的细节，这些行为细节可能会一直持续，成为一个人不再吃奶数年之后的活动模式。它们中的有些运动会以疲劳、全神贯注等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个人所特有的奇妙运动。
此时，喂奶情境的整合中明显涉及的不仅仅是婴儿的口部区和母亲的哺乳区。不仅仅是乳汁、母亲的体温、某些嗅觉等——这些是早期喂奶过程中所涉及的——此时会进入周期性的喂奶经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感觉因素。例如，婴儿的双手这个因素；婴儿在喂奶情境中所整合的好母亲，此时就包括被抓、推、拉、摩擦以及被手掌和脚底敏感表面——手掌和脚底——碰触这些要素，以及所见到和听到的与喂奶情境相关的要素等。对婴儿来说，尽管所有这些要素都是与喂奶情境一次又一次相联系的原始感觉，但它们可被推定为若干项目，这些项目可被人格化为好母亲——请记住，婴儿不会像成年人那样，把母亲当成一个成年人来欣赏。
在一些有附属喂奶行为的哺乳动物中，这种行为与乳房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但是，就人类而言，我认为对于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来说，玩弄母亲的头发就如同玩弄她身体的哺乳区域一样常见。然而，人类婴儿的附属运动可能与把奶水吸入嘴里的实际结构几乎没什么关联，这一事实就降低了这些附属运动为好母亲(奶源)不断发展之人格化所做出的实际贡献。
区域需要与一般需要
此时，为若干相互作用区之间的转化提供能量的生物学组织因素，在这些区域中表现为动力机制，并且表现出吮吸、感受、口部运动和双手操作等需要。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过两类对精神病学尤其有益的动力机制：其中，第二类包括那些主要涉及把特定相互作用区之间的能量转化特征概念化了的动力机制。直到此时——或者我们可以说，婴儿子宫外生活的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我们已经考量了对水和食物的需要，它们作为以一种动力机制、一种整合倾向，在喂奶情境中得到满足，而就婴儿而言，这种动力机制或整合倾向会以适当而又合宜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展到这一点，即我们正在说口部区本身就是一种动力机制，而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它表现除了一种吮吸的需要，就像双手通常会表现出感受和操作等需要一样；顺便说一下，口部区也会进行大量的操作。我们可以说口部区和手部区(manual zone)是为了另一种动力机制，也即需要(needs)而存在；然而，这些区域(它们本身被视为动力机制)会表现出区域需要(zonal needs)，吮吸的需要便是其中的一个特例。
确实，这些区域需要必须从量上满足对由一般需要所整合的情境的解决——这些一般需要指的是对氧气、水分、食物等的需要；但是，同样正确的是，这些区域需要通常(如果不是一直如此的话)超出了这种必要的量的要求。这里所说的量(quantity)指的是在相互作用区转化的过程中所提供的能量的量(这种转化表现为以区域为中心的交换活动)。换句话说，在发展相当早的时期，诸如口部区等所需转化的能量可能大于为满足对水和食物的需要而所需的能量；这种超额会表现为活动(这种活动不是满足对水和食物的需要所必需的)的维持，而是开始成为一种对特定相互作用区进行练习的需要(我们姑且可以这样称谓)。因此，在生命的早期，为吮吸动作中的转化所提供的能量可能大于为吮吸乳汁的转化所提供的能量，这种超额部分会表现为一种吮吸的需要，这种需要并不一定与ru头相联系，与从ru头里吸到乳汁也没有什么联系。
几年前，戴维·M·利维博士的研究工作为精神病学理论这一完整取向的可能性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对于这一点的研究，最早出现在他的这一研究中，即吮吸拇指与从富有营养的ru头里获得奶汁的容易程度之间的关系。注73 如果吮吸可以很容易地满足对食物的需要，婴儿就会大量吮吸别的东西；而且婴儿的嘴唇也可以碰触到上肢和下肢(upper and lower extremities，尤其是上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婴儿提供可吮吸的东西。利维博士的基本研究将这一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拓展到了小鸡的啄食行为。通过实验设置，他发现，如果这些小鸡极易获得足够的食物，它们就会啄自己或互相对啄，而且，事实上，在某些情形下，它们几乎会互相啄光羽毛，为的是释出这种区域需要，也就是，为了转化能量，为口部区的活动提供食物保障，而这超出了对食物的需要。注74
所以说，在生命早期，这些相互作用区开始明显成为独立的动力机制，并且在每一个区域转化的总能量中占有或多或少固定的部分；能量只有在做功时才会转化。因此，存在着一种吮吸之类的区域需要，你可能会说，这种需要与对食物的一般需要之间，即使未必相关，至少其附属性是极强的。如果食物的供给大于区域的需要，那事情就非常严重了。但是，如果区域需要超出了食物和水的保障所需的程度，释放口部区紧张的行为就会出现，而且这种释放超出了食物和水的保障所需的程度。顺便说一下，口部区很容易得到转化所需的能量，而且，与一般需要相比，口部需要对于理解人格的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就讲这些。
人际经验中的肛尿区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婴儿共存中另外两个重要的区域，即肛区(anal zone)和尿区(urethral zone)。这两个终点站位于食物残渣和多余水分的排泄之处。我们可以将这里所涉及的一般需要称为对于排除有机体共存和功能活动中所涉及之固态废物和液态废物的需要。潜在于这些需要之下的紧张，会被感觉为解大便和尿尿的周期性需要；在经验这些感觉到的需要的过程中，神经肌肉器官(neuromuscular organs)两个系统的紧张具有关键的重要作用。现在，你们会注意到，我在此处的思维发展方式稍有不同。我在讲到对食物和水的需要时，并没有详细地指明任何器官在感觉到的需要中具有关键的重要作用；但是，很可能是因为肛区和尿区属于排泄区域，废物在此处“被抛出”，而且也因为我们将要讨论的各个其他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两个区域及其感受到的需要，实际上可分解为神经肌肉器官的有意义的参照。很可能主要由于改进了的生存价值，哺乳动物的躯体组织已经能够间歇地释放这些废物，尤其是在流体较少而黏稠物(粪便)较多的情况下，为这些废物分离空间，以与体壁隔离开来。
在这一点上，我想把自己从观察中推断出的一些内容引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据我所知，这些推断并不为其他任何人的观察、研究或实验所支持，当然也并未得到我自己的足够观察和实验的支持。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提供空间分离这个要素，空间分离即有机体与粪便在空间上的分离。如同婴儿对食物和水的需要那样，他们的尿尿、排便需要也需与一位相对成熟的母亲代理人合作才能实现，他们就需要这个成年人帮助把他抱离被尿弄湿了的被褥，并帮忙擦掉婴儿肛门及周围身体表面的粪便。拭去大便的过程，需要有人清洁弄脏了的区域，特别是肛区的黏膜与皮肤(mucocutaneous)的联结处。
我们通常认为，我们身体内部的覆盖组织(covering tissue)的特点，一般情况下，迥然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认为的我们身体外部的覆盖组织。刚刚我讲到我“所认为的”体内的东西时，我所指的并不是超越任何可能性的真实内部组织。鼻腔、嘴和胃肠道就其实际的意义而言都属于体外；但是，它们出于特定的躯体目的而被划归在体内，将它们与不属于身体的东西分离开来的覆盖物或膈膜(membrane)，在特性上显然不同于皮肤、指甲和头发等，后者毫无疑问是在身体外部。我想提及的一些尤其重要的细节即是这些准内部覆盖物(quasi-inside coverings)的特征：它们分泌黏液，有着供移动东西物体等使用的毛状体器官(ciliary apparatus)。这些黏液膜联结着皮肤，其联结处始终是有机体共存中的一个相互作用区，尽管还存在有耳朵那样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黏膜与皮肤之间的联结处并不暴露在外在世界中)。凡是黏膜与皮肤的联结之处，都会有真正对完整有机体整合来说的不同寻常的危险——由于联结血液供应的特定，以及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且几乎总是存在一个提供丰富血液供应的感受器官，就好像是为了保护这两种不同覆盖膜相对比较纤弱的结构。与消化道相连接的黏膜止于肛门，也就是说，它的末梢部位是肛口，或称肛门；而且，犹如双唇一样，在肛区也有一个膜和皮肤的联结之处。它与消化道的肛端相连，此处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感受器分隔区，当这些感受器并非严格技术意义上的距离感受器时，我们可以称其为绝缘感受器(anticontact receptors)。
正如我前面所说，通过与母亲替代者合作而将大便拭去的过程，包括清洗弄脏的区域，尤其是肛门的黏膜与皮肤联结之处。在肛门区内，传导智力或智力基础的传入(即感受器)神经通路的终端器官，提供了原始感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它被打上了肛门相互作用区的烙印，或者被涂抹上了肛门相互作用区的色彩。我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肛门原始感觉的这一特殊部分具有一种准距离特质(quasi-distance quality)，因为它决定着有机体与真实粪便之间的分离——这里所说的决定，并不意味着大便是由它产生的，而是表明这种分离是否真的发生。在不排便期间，大便会积聚在消化道中的一段内，肌肉壁的紧张对三块肛括约肌(anal sphincters)的最深处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会让人产生想排便的需要。括约肌是多少有点像环形的肌肉器官，在需要闭合肛门时，它就会出现，此处的括约肌是由三块肛括约肌和两块尿括约肌(urinary sphincters)构成。顺便说一下，消化道的上端有一个很像括约肌的肌肉组织，叫口轮匝肌(orbicularis oris)。它也是一种环形的肌肉组织，虽然它的精确形状通常会由于嘴形(mouth form)的改进而被掩盖；相比于其他括约肌的机能活动，它的机能活动大为改进，而且它会与其他肌肉结构的机能活动结合起来，因为包括你在吹奏铜管乐器时，口腔尽头就会发生括约肌运动。
正如我前面所说，消化道直肠部分的肌肉壁对三块括约肌的内部施加压力，于是就产生了想排便的需要。现在，我们必须区分一下直肠与肛道，前者主要是一个贮存空间，后者始于内括约肌，穿过中间括约肌，经由外括约肌一直到肛门。这一肠道这样组织，就使得任何进入其中的粪便都必定会被排掉，而且，只要排便活动没有完成，就会产生强烈的原始感觉。这种强烈的原始感觉(源自于这一肠道的终端器官)是一种特定的不舒适感，当肠道中不再仅仅只有粪便穿过，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必须排掉的东西穿过时，这种不舒适感就会出现。
在婴儿后期，粪便的排泄(而不是真实存在于肛道内的东西)只有在排出的粪便真的离开肛区中的那些准距离感受器时才告停止，而且，每团粪便与这些感受器的分离，只有在排便动作完成时，才会允许另一团粪便进入肛道。注意，这是一个有可能被研究证明为错误的资料领域，但是，我相信，我对此的陈述具有充分的基础。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一团粪便与肛门的分离，对于完成排便动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看来，这也许是一件极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相比于大量正式教授的东西，它对于理论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
婴儿在满足排便需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恰当且合宜的活动包括：肛门括约肌装置的放松，以及在肛道放空自己时，直肠道肌肉壁紧张的协调增强。在生命很早的时候，很可能是在生命一开始时，与粪便相分离这个因素就开始变得很重要，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婴儿人格化好母亲过程中所组织的温柔经验。
尿区的操作也是通过一种相似的腔(cavity)与肌肉壁的结合而得以完成的，即对两块括约肌的最深处所施加的紧张的压力。像肛道一样，从第一块括约肌到第二块括约肌的尿道都必须排空，并产生强烈的原始感觉，直至排尿完毕，而实际尿流期间则为例外。现在，从第一块括约肌流至后一块括约肌的尿水，在实际转移期间，原始感觉暂停，并且，只有在那个正常的、功能上完好的有用过程中断或即将结束时，它才变得有意义。在中断或结束的时候，消化道的括约肌间的部分(intersphincter parts)会引起强烈的原始感觉，这种感觉具有下述模式，即它源自于括约肌间的非排空状态，并且在它们排空时就会消失。括约肌间部分具有丰富的肌肉组织，以便于排放，除非有某种实质性的干扰，不然，排放的过程就会自动发生。排尿器官和排便器官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少了一块括约肌。
就排尿的器官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形态学组织上存在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源于外显的生殖器官的某些部分与尿道某个部分的结合。这些差异在发展史的较早阶段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且在婴儿期阶段还可能会被人忽视。尿道(即从膀胱往体外排尿的通道)止于一个不太常见的黏膜与皮肤的联结处，男性位于能勃起的阴jing的尽头，女性则位于能勃起的阴蒂附近的外阴部。尿道的内衬(lining)与专门的上皮相连，该上皮由具有独特特性的感受器终端器官所组成，它的重要性只体现在生命的后来阶段，即情欲动力机制开始得到恰当的发展和成熟时。
有关间歇性排尿的原始感觉的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源于：第一，尿道较深的括约肌部分；第二，尿道的末梢部分；第三，与尿道口紧密相连的表皮。你们将会注意到，我到目前为止尚未提及任何对内括约肌施压的部分(内括约肌是另一个明显不同于肛门器官的区域)。就排便的需要而言，它是直肠壁对肛道内括约肌施以不断增强的粪便压力，而肛道的内括约肌通常被看做是排便的需要。然而，就排尿的需要而言，据我所知，它无一例外地涉及允许少量尿水通过内括约肌，因而触发了这个特别敏感的内括约肌区域，并产生一种急于排尿的强烈欲望。至于内括约肌受到何等程度的压力才可能成为这个特殊区域之经验的组成部分，我并不知道，但是，与肛道的情形相比，前者远不如后者明显。
这两种排泄功能的最初表现形式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排尿方面的合作需要——与排尿需要的满足相关的温柔——可能主要是体温保持状况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显然不同于排便时的情况。尿是水盐溶液，富有溶解了的含氮废物，其中尿素十分明显。尿通常是无毒的，不含细菌及其他低等的有机物；换句话说，诚如你们可能会说到的，它通常不会被细菌、酵母、真菌等所感染。它完全是一种排泄分泌物，其数量和内容取决于体液电解质的平衡(electrolyte balance)和氮代谢(nitrogen metabolism)等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排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由排泄分泌物和随食物进入的不能消化的东西所构成。它的构成物，甚至是它的稠度的变化幅度也很大。它对于各种低等有机体——如细菌、真菌和酵母等——来说是极好的养料，其中的代谢物，无论是对婴儿还是成人来说，可能都含有剧烈的毒性。随着食物(而非母乳)的引入以及以前排泄分泌物的相应稀释，这一点变得愈加正确。换句话说，当营养在婴儿体内得到正常加工时，排出物并不包括纤维素，而只是黏液和胃肠道的排泄成分；但是，一旦营养出了差错，未完全消化的奶液等就会被排泄出来；随后，当食物并不仅限于母奶，而且还包括一些不易消化的食物与易消化的食物混合在一起时，这些食物进而就会与排泄分泌物混到一起，构成粪便。
胃肠道是一个兼消化、吸收和排泄于一体的通道。分泌入胃肠道内的酶(enzymes)在若干方面会产生化学转化，转化成可在水溶液(aqueous solution)中吸收且变为有用的物质。在此处很重要的这种化学变化，就像吸收功能本身那样，是时间和温度的联合功能。食物从口部区转移至肛门区的速度，对于生存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速度允许这些有益的消化产物被充分吸收到何等程度，则是一种关涉能动性、水分和渗透紧张(osmotic tensions)的复杂功能。一般情况下，婴儿在子宫外生活头几周之后，肠内的东西在准备排出之前，往往会形成团块，不过，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在某种情形下，也有可能会出现拉稀现象。
在排尿方面，婴儿生存所必需的保育作用要相对简单一些。除了应当注意婴儿的排尿次数外，主要还要注意不让婴儿长时间待在尿湿的地方，以免因浸泡或潮湿而干扰他体内温度的控制系统，或危及他的外皮以及周围的皮肤。而排便方面的保育工作，则是另一回事。它预示着要必须将其清除。肛口也需要清洗，还需要检查大便，以推断肠胃功能是否正常，这对于生存和成长来说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对排尿的抚育功能和排便的抚育功能加以区分，非常重要。排尿受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除了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外，抚育的功能仅仅在于看着婴儿不尿湿——尿湿将会干扰体温的保持、热量的散发等，而且如果长时间不尿的话，就会导致不幸的皮肤变化。但是，大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们极易导致细菌性坏死、真菌繁殖等。我已经提到过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表明，排便彻底，并将排出的粪便从肛口处完全拭去，显然是必须做的。而且，由于婴儿身体的快速成长主要取决于肠胃功能的成功运作，因此该功能所出现的任何障碍迹象都会及时地警告某个方面可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在这些迹象中，任何人都能观察到的便是粪便的特征。
所以说，肛门相互作用区必定关涉生命早期人际特征的诸多因素。以肛区为中心的功能活动通常涉及婴儿期焦虑的各种表现形式，尤其是当抚育功能的这些细节把抚育者弄得非常焦虑时，更是如此。我这么说，指的是一些觉得极难处理婴儿脏尿布等的抚育者。在这里，就像在前面已经考量过的其他需要的情形一样，焦虑的表现与排泄需要的满足之间呈完全对立的关系。焦虑的产生往往会导致大便的滞留，并伴有愈加强烈的需要排便的紧张感。此时，可以肯定的是，进化的变迁保护了我们，让我们免遭由于焦虑的存在而造成的完全压抑排便需要的可能性。但是，焦虑的产生往往会延长大便滞留的时间；同时，直肠内的东西越多，内括约肌所承受的正常压力就越大，排除直肠里这些东西的需要也就越强烈。在尿尿、拉屎这两项排除废物的活动过程中，焦虑到底如何干扰整个原始感觉领域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即大便里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涉食物在肠胃道里逗留多长时间的问题，水分是决定大便稠度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滞留的时间越长，大便的稠度就越高，到了一定程度后，大便就可能会变得极其坚硬，数量不断积累，直至合成一个团块，以至排便竟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样，粪便在通过肛道联结处时，可能真的让人非常痛苦。因此，就焦虑往往会引起便秘这一点而言，与周期性排便需要相关联的焦虑可能逐渐地——比如，在婴儿期生活的第四、五或第六个月——与正常满足排便需要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相联系。这时，这种痛苦并未消除排便的满足感，但是，这种痛苦绝不是有关施虐—受虐狂的引人注意的疯狂想法。因此，有关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这一特定区域，焦虑的显著影响之一在于，在满足清空肠道内粪便这一需要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导致实际的肉体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