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关注的是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所以我们的讨论范围便局限在两个方向上。首先，当外部环境充斥着冲突时，那些人格原本完整无损的个体也会发展出神经症。讨论了基本心理过程的本质后，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简单情境性神经症[1]的结构。起初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它们揭示的并非神经症人格，而只是困难处境之下的暂时性适应障碍。本书所谈论的神经症，指的是人格性神经症——尽管它的症状与情境性神经症相似，但其精神障碍主要是源于性格的扭曲。[2]人格性神经症形成于一种潜在、慢性的过程，一般始于童年时期，或多或少地有关于个体的人格，这些人格面临过强或过弱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人格性神经症是现实环境冲突之结果，但仔细搜集该个体的过往经历可能会发现，困难人格特质的出现远早于任何现实困境的发生。早前存在的个体人格障碍使暂时性的窘境得以放大，因此，即使是对于健康人群完全没有感到冲突的环境，患者也会作出神经症性的反应。环境，仅仅是“诱发”既已存在了一些时日的神经症而已。
其次，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描述神经症的症状。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人格障碍本身，因为神经症患者的人格扭曲现象具有周期性，在周期的间歇则表现出不同的、完全不具临床意义的症状。同样，从文化角度来说，性格的扭曲比神经症症状更重要，因为是性格而非症状在直接影响人类的行为。掌握了大量的神经症结构、症状及其疗法的相关知识，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治愈神经症。相对于神经症症状，心理学家往往对性格扭曲更感兴趣，并对之投入更多的关注。形象地说，我们认为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火山本身，而只是火山的爆发，那些引发疾病的冲突则像火山一样，深藏在个体内心某个不为人知的深处。
这些限制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今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备某种至为关键的共同特质，以至于我们可以正式地提出并探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个课题。
对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里的性格扭曲，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它们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比如，癔症性格与强迫性格截然不同。但引起我们注意的还在于它们背后的机制差异，或者——简言之——在于其表现方式和解决途径的差异。例如，相较于冲突的理智性在强迫性格当中的重要性，在癔症性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投射。另外，我所理解的相似性不在于其表现或发生方式，而在于冲突的内容。更确切地说，其相似性更多地并不在于那些从根源上引发障碍的经历，而在于那些直接驱动患者“发病”的冲突上。
要阐释动力及其影响，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大多数心理分析师都强调如下原则：分析工作是通过发现强迫行为的性基础（如性敏感期）或婴儿期模式的重演来实现的。虽然我觉得要彻底摸清神经症不可能不追溯婴儿期，但我同时认为，如果片面地利用遗传取向，只会混淆问题而非澄清问题，因为这样不仅忽视了现实存在的无意识倾向及其功能，也没有考虑到无意识倾向与其他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诸如强迫、恐惧和保护性措施，而遗传学相关阐释只对功能问题适用。
基于这个观点，在分析各种不同人格时我发现，虽然神经症的类型不同，患者的年龄、气质和兴趣、所属社会阶层也不同，但动态中心冲突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却基本相似[3]。对于非来访病患和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观察，已经证实了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如果神经症患者再次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具有该症状所常有的幻想性和古怪性，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与我们文化中那些困扰正常人的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不同之处只在于量。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竞争、恐惧、孤单、猜疑和被猜疑当中挣扎，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过是神经症症状的冰山一角而已。
通常，大多数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人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个事实表明，这些问题源于该文化之下的特定生活环境。之所以不能称这些问题为“人性”所共有的，是因为其他文化中的动力和冲突与我们的文化不同。
因此，在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的意思不仅是指神经症患者具有某些相似的重大特征，也是指这些重大的相似性从根本上源于我们时代和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在我社会学知识的范围之内，稍后我将揭示我们文化中哪些困境是造成我们心理冲突的原因。
我这个有关文化与神经症关系的假设，其效度应该由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工作来验证。精神病医生不仅要研究神经症所处的种种特定文化、频率、严重程度或类型等正式标准，尤其应该考究它们背后的基本冲突是什么。人类学家要从文化结构为个体带来了何种心理困境的视角去研究某一文化的影响。基本冲突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即是态度的相似性，这些态度可以从表面上观察得到。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在不依靠心理分析技术手段的情况下，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可以挖掘出跟他亲密无间的人，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或同事的相关情况。我先简要谈谈这种常见的观察资料。
可以借此方法观察得到的态度大致分类如下：第一，关于付出爱和得到爱的态度；第二，关于自我评估的态度；第三，关于自我主张的态度；第四，攻击性；第五，性生活。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神经症的主导倾向之一就是过度依赖他人的赞赏和爱。我们都渴望被爱，都想要得到他人的赞赏，但相比之下，他人的爱和赞赏对神经症患者具备某种不适当的重大意义。尽管，我们都希望自己中意的人也爱自己，但神经症患者对赞赏和爱是饥不择食的，不管他们是否在乎这个人，也不管这个人的评价是否另有企图。更常见的情形是，他们往往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无限渴求，而一旦没有得到想要的关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敏感便暴露了自己。比如，如果有人不接受他们的邀请，或一段日子没打电话联络他们，或者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他们就会感到伤心。这种敏感可能会被“不在乎”的态度掩盖。
进一步说，他们对爱的渴望与他们感受爱和付出爱的能力明显不一致。他们表现出来的过度要求可能确实出于真诚的渴望，但也是不考虑他人的。这个矛盾也不总是浮于表面的。譬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过于体贴或热情地帮助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强迫性，而非本心的自然流露。
从表面观察到的第二种态度，是由于过度倚赖他人而表现出来的内心的不安全感。自卑和缺陷感无疑是这种态度的特征。它们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不称职、愚蠢、没魅力等自我评价，而这些自我评价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依据。聪明绝顶的人也许会自认为愚蠢至极，最有魅力的女人会觉得自己对于异性没有任何吸引力。这种自卑感可能以抱怨或忧虑的形式展露出来，或是让人觉得他们完全没必要耗费心思在这所谓的缺陷上。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被自我扩张的补偿性需求所掩盖，或是被某种强迫倾向所掩盖，这种强迫倾向迫使他力图炫耀自己，炫耀自己能赢得威望的一切东西，如金钱、古画、古老家具、女人、与名人的联系、旅行经历或渊博的学识。其中某一个倾向可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更常见的是，他会同时展现出这两种倾向。
第三种态度是关于自我主张的态度。这个态度涉及抑制作用。我说的自我主张主要是指坚持自己或他人的主张，这里不带有任何延伸的内涵。在这一方面，神经症表现出广泛的抑制作用。有的抑制作用是关于表达愿望和需求的，有的是关于按自己的兴趣行事的，有的是关于表达观点或评论的，还有的是关于命令他人、选择交往对象、与他人打交道的，等等。抑制也即我们所说的没有个人立场：神经症患者常常无法保护自己，或当他们不想遵从他人愿望时难以说“不”，诸如在一个女销售员想推销某个他们不想买的东西时，或某人邀请他们参加派对时，或对方想要发生性关系时。最终，抑制会转移到他们对自己欲求的认识上：他们在作出决定、形成意见、表达关乎自身利益的愿望上都存在困难。这些欲望不得不隐藏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私人账户中将“电影”放在“教育”后面，将“酒”放在“健康”后面。对于这一点，尤为重要的是规划无能[4]，不管是一次旅行还是人生规划，即使是在诸如专业选择和婚姻这样重要的决定上，神经症患者都表现得自我放任，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完全被某种神经症恐惧所左右，正如我们所见，有人因为害怕贫困而堆积财富，有人害怕结婚而选择不求结果的恋爱。
第四种是关于攻击性的。与自我主张截然不同，它指的是触逆他人、攻击、诽谤、侵犯或任何有敌意的行为。这种态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种是挑衅、专横、苛刻、发号施令、欺骗或挑刺的倾向。有时候，这些人清楚自己富有攻击性，但更多情况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并固执地认为他们只是诚实，或只是在表达观点，甚至觉得自己的要求是适当的，尽管事实上，他们既无礼又过分。而另一些人，则是另一种相反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在表面上表现为很容易感觉被欺骗、被操控、被责骂、被强迫或被羞辱。同样，这些人也常常无法察觉到这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态度，反而悲哀地坚信全世界都在责备他们、强迫他们。
第五种态度是性方面的，可大致归为性活动或性抑制的强迫倾向。抑制可能出现在获取性满足的任何一个环节。它们会出现在有异性接近时以及求婚、性功能本身或享乐中。前面讲过的那些特性也同样会出现在性态度上。
有人也许会花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我提到的这些态度。我稍后会继续讨论它们，但现在对此作更详细的介绍无益于我们的理解。而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应当思考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一旦了解了其背后的动力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看起来毫不相干，却在结构上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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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境性神经症大概类似于舒茨所说的“外源性神经症”。
[2]弗朗茨·亚历山大曾建议使用“人格性神经症”这个术语来称呼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觉得这个术语并不合理，因为症状是否出现往往与神经症本质无关。
[3]强调相似性绝对不等于无视在详细阐释特定类型神经症上的科学努力。相反，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理学在描述心理障碍、起源、具体结构和特殊表现上有显著的进展。
[4]舒茨·汉克的《命运与神经症》，他是少数充分注意到这个重点的精神分析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