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神经症竞争的破坏性引起了巨大的焦虑，最终导致他们逃避竞争。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从何而来？
不难理解，其中一个来源就是害怕因为冷酷无情地追求野心而遭到报复。一旦某人为了获得成功而去伤害、羞辱和击垮别人，这样的人必然害怕别人也会强烈地想要挫败他。但这种报复恐惧，尽管每一个以牺牲他人来获取成功的人都会有，却并不能充分解释神经症患者焦虑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抑制。
经验表明，单是报复恐惧并不足以导致抑制。相反，它可能只是导致冷血地对待想象中或现实中的嫉妒、竞争或预谋，或是为了防御任何挫败而努力扩张自己的势力。一个特定类型的成功人士也是只有一个目标，即获取权力和财富。但如果把这种人格结构与神经症患者作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异。冷酷无情地猎取成功的人并不在意他人的爱。他既不需要、也不期待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既不会施予帮助，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慷慨行为。他知道他可以仅凭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获得他想要的。当然，他也会利用别人，但他关心的是他们的有益见解，这些见解的好只限于是否有助于他达成自己的目标。爱本身的价值对他来说一钱不值。他的渴望和防御都有一个固定的指向：权力、威望和财富。如果一个人没有阻碍自己的奋斗，即便他受内心冲突的驱使而有如此行径，也不会形成常见的那些神经症特征。恐惧只会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去获得更多的成功。
然而，神经症患者追寻的是两条互相背离的路：积极争取“唯吾独尊”的统治地位；同时过度渴望被每一个人爱。这种夹在野心和爱之间的困境，便是神经症的中心冲突之一。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之所以一点儿也不想意识到它们，之所以约束或彻底逃避它们，主要是因为他害怕失去爱。换言之，神经症患者之所以约束竞争，并不是因为他有格外严格的“超我要求”才极力压抑住了这种进取，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夹在两种同样至关重要的需要当中：他的野心和他对爱的渴求。
这种困境几乎无法解决。一个人不能伤害了别人，还同时想要得到他们的爱。然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确实尽力解决它。一般来说，他尝试了两种解决途径：为他的统治欲望辩护，并为辩护失败而诉冤；约束自己的野心。我们只是简述一下他为自己的进取要求辩护所作的努力，因为这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获取爱的方式以及为其辩护的特征相同。在此，辩护作为一种策略尤为重要：它企图使这些要求无可厚非，从而使这些要求不会阻挡他被爱的道路。如果他毁谤他人是为了在竞争中羞辱或击垮他们，那他会坚信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合理的。如果他想要压榨他人，他会相信并试图使他们相信，他极度需要他们的帮助。
正是这种辩护的需要，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使得细微且隐蔽的伪善成分弥漫到整个性格结构，即便这个人可能本质上是诚实的。这也可以解释没完没了的自以为是，这种自以为是常见于神经症患者的性格倾向，时而昭然若揭，时而暗藏于服从或自责的态度之后。这种自以为是经常与“自恋”态度混淆。其实它与“自恋”没有丝毫关系；它甚至不带有任何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的成分，与此相反，他从未真正相信自己是对的，而只是始终迫切地需要表现得合情合理。换言之，这是一种亟须解决问题的防御态度，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源于焦虑。
对这种辩护需要的观察，也许正是其中一个因素，使得弗洛伊德提出有关尤为苛刻的“超我”要求的观点，神经症患者出于自己的破坏性欲望而在行为上屈服于这种要求。这种解释也体现在辩护需要的另一个方面。除了是应对他人不可或缺的策略性手段，对于许多神经症患者来说，辩护也是满足需要的一种方式，使他们在自己眼中看起来无可指摘。在我讨论神经症中内疚感的作用时，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神经症竞争焦虑的直接结果，就是害怕失败和害怕成功。害怕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害怕蒙羞的一种表达方式。任何失败都是一场大灾难。一个女孩，在学校不知道她渴望知道的事情，不仅会感到无地自容，还会觉得班上的其他女生都看不起她，都在与她作对。这种反应格外重要，因为这种频繁发生的事情会被视为失败，而这种失败其实并没有失败的含义，或顶多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诸如在学校没有得到最高分、在一次考试中部分失利、举办了一场不是特别成功的派对、在会谈中没有表现出色——概言之，任何未能达到她的过高期望的事情。正如我们所见，只要引起神经症患者强烈的敌意，来自他人的任何拒绝都被视为一种失败，因而也是一种羞辱。
由于害怕别人知道了他冷酷无情的野心后会为他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因而神经症患者的这种恐惧可能急剧加重。比失败本身更让他害怕的是：他已经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他正在竞争、他确实想要成功并为之付出努力，之后却还是失败了。他觉得，一点点失败可以被原谅，甚至还可能引起同情而不是敌意，可一旦他对成功表现出兴趣，他就会被一大帮胡搅蛮缠的敌人所包围，只要一有示弱或失败的迹象，这些人就会伺机击溃他。
这种态度会根据恐惧的内容而变化。如果重点在于害怕诸如此类的失败，他就会加倍努力，甚至孤注一掷地去避免失败。剧烈焦虑可能在体力或能力的关键性测试之前就产生了，例如在考试或公开亮相之前。然而，如果重点在于害怕别人发现他的野心，情况就截然相反。焦虑感会使他表现得无动于衷，会导致他不付出任何努力。这两种境况的反差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两种归根结底是相同类型的恐惧如何产生两种全然不同系列的特征。遵照第一种模式的人，会为了考试疯狂用功，但遵照第二种模式的人，只会稍微用功一下，然后可能会沉溺于社会活动或兴趣爱好中，从而向旁人表明他对此毫无兴趣。
神经症患者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焦虑，只意识到焦虑的后果。例如，他可能无法专注于工作。或他可能有疑病恐惧，如害怕强体力活动引起心脏问题，或害怕精神过度劳累而引起神经失常。或者作了某些努力之后变得筋疲力尽——当焦虑卷入这个活动中时，就很容易筋疲力尽，然后用这种疲乏来证明这种努力对他的健康有害，从而必须避免这种努力。
因为要避免付出任何努力，神经症患者可能迷失在各种消遣活动中，从玩纸牌到举办派对，或他可能呈现出一种看似懒散或懒惰的态度。一个神经症女人可能穿着邋遢，宁愿给人不修边幅的印象，也不愿尝试打扮自己，因为她觉得这种尝试只会使她遭到嘲笑。一个向来漂亮的姑娘，却认为自己相貌平庸，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补妆，因为她认为人们会想：“多荒谬可笑啊，这个丑小鸭企图让自己看起来有吸引力！”
因此，神经症患者通常会觉得，最好不要做他想做的事。他的准则是：待在角落里，要谦逊，最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正如凡勃伦所说的，引人注目（如引人注目的休闲、引人注目的消费）在竞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逃避竞争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对立面上，放在避免引人注目上。这意味着坚持传统标准，置身于众人的焦点之外，不要与众不同。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是主导特征，其结果就是不冒任何风险。无须说，这种态度使他的生活贫困潦倒，使他的潜力扭曲变形。因为，除非事情出奇顺利，获得幸福或任何成功都是以冒险和努力为前提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之于可能的失败的恐惧，但这只是有关神经症竞争的焦虑表现之一。焦虑也可能采取害怕成功的形式。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有关于他人敌意的焦虑极为强烈，以至于他们害怕成功，即使他们对成功很有把握。
这种成功恐惧来源于害怕他人嫉妒而失去他们的爱。有时，这是种有意识的恐惧。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她宣布彻底放弃写作，因为她的母亲开始写作并取得了成功。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又再次提笔，却犹豫不决，忧心忡忡，她不是害怕写不好，而是害怕写得太好。这个女子长期无法做任何事，其主要原因是她过于害怕别人会嫉妒她的一切；相反，她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讨人欢心之中。恐惧也可能表现为一种隐约且微弱的忧惧，担心自己取得成功就会失去朋友。
然而，在这种恐惧中，和其他恐惧一样，神经症患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知道自己的恐惧，只意识到由此而来的抑制作用。譬如，当他打网球时，每当接近胜利，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东西在阻碍他，使他不可能赢。或者，他可能忘记赴约，而这个约会对他的未来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如果他需要在讨论或对话中发言，他可能说得非常小声，或极大地限制自己的表达，以至于未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或者，他情愿让别人去接受他的工作荣誉。他可能发现，他可以与某些人展开机智的谈话，而与另一些人交谈时则显得迟钝；与某些人在一起时他可以像大师般演奏乐器，而与另一些人在一起时他就像个初学者。尽管他自己也为这两种状态的极大反差而感到困惑，但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只有当他洞悉到了自己的逃避倾向时，他才会发现，与一个不如自己聪明的人交谈，他会强迫性地表现得同样不怎么聪明；或者，与一个差劲的音乐演奏者一起演奏，他会情不自禁地同样表现拙劣，他受到一种恐惧的驱使，害怕自己的脱颖而出会伤害和羞辱他人。
最终，如果他确实获得了成功，那他非但无法享受它，还甚至觉得这不是他自己的经历。或者他会削弱这种成功，把它归因于某些偶然情况，或是来源于外界的一些无足轻重的激励或帮助。不管怎样，成功之后，他很可能感到沮丧，部分是因为这种恐惧，但也因为一种不愿承认的失望，即实际的成就总是与他心里暗藏的过度期望相去甚远。
因此，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情境来自疯狂地、强迫性地渴望在比赛中成为第一，并且与此同时，一旦他获得了一个好的开端或任何进步，就会同样强迫性地制约自己。如果他曾经做得很成功，下次他往往会表现得很糟糕。一堂课讲得好接着一堂课讲得差，在治疗中一次进步接着一次退步，给别人一个好印象接着又给人一个坏印象。这一连串循环往复让他觉得自己正在压倒性的劣势下展开一场绝望的战争。他就像潘娜洛普[1]，每到晚上就会拆掉自己白天织好的东西。
因此，抑制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阶段：神经症患者可能太过彻底地压抑自己的抱负和渴望，以至于甚至不想尝试任何一项工作；他可能试图做点什么，却无法完全投入或坚持到底；他可能愿意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却害怕任何成功的迹象；最后，他可能获得卓越的成就，却无法欣赏这份成功，甚至无法感受到它。
在此类逃避竞争的诸多途径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是在自己的想象中与真实或想象中的竞争对手保持一段十分遥远的距离，以至于任何竞争都看起来荒谬无比，从而被排除在意识之外。这段巨大的差距之所以被构建出来要么是由于将竞争者放在高不可攀的位置上，要么是由于把自己置于一个远不如人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任何竞争的想法或努力都看似毫无实现的可能、荒唐可笑。以下我要讲的就是此类自轻自贱。
妄自菲薄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如果一个伟大画家的学徒画了一幅好画，却出于害怕他老师的嫉妒，而贬低自己的作品。不管怎样，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的妄自菲薄倾向只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概念。如果他做得好，就会真诚相信别人做得比自己还要好，或者自己的成功只是巧合，他可能没法儿再做得这么好了。或者，他已经做得很好了，还要鸡蛋里挑骨头，诸如完成得太慢了，然后以此贬低自己的整个成就。一位科学家可能觉得对于自己领域的某些问题愚昧无知，因此他的朋友不得不提醒他，他自己曾写过这方面的问题。当被问到一个愚蠢或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他会倾向于觉得自己愚蠢；如果读到了一本他隐隐觉得并不赞同的书，他往往会推定是自己笨到无法读懂，而不是予以全面的批判性审视。他们可能会抱有一个信念，认为他已经设法对自己保持一种批判、客观的态度。
然而，这类人不只是表面上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内心深处也对此坚信不疑。尽管他抱怨自己劣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但他完全不接受任何反驳的证据。如果被视为一个能力强的员工，他就会坚称自己被高估了，或他只是虚张声势。此前我提到过一个女孩，在与哥哥有过羞辱性的经历之后，在学校发展出毫无节制的野心，她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每一个人都认为她是一个优秀出色的学生，但在她心中，她仍然认为自己愚不可及。尽管，看一眼镜子，或看看男士的关注，就足以确信她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女人，但她仍然坚信自己对于男人毫无吸引力。这类人可能在40岁之前会认为自己太过年轻，因而无法坚持己见或主持大局，40岁之后又可能转变态度，觉得自己太老了。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他不断为别人对他的尊敬感到惊讶，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个不足挂齿的平庸之才。称赞被当作空洞的恭维或别有用心给摒弃了，甚至可能使他感到愤怒。
这一现象极其常见，而观察结果表明，自卑感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罪恶，它具有重要的功能，因而受到维护。它们的观念是基于这样的设想：通过妄自菲薄使自己低人一等以及约束自己的野心，缓解与竞争有关的焦虑。[2]
附带说一句，我们也不应忽略，自卑感可能会确确实实地削弱一个人的地位，因为自轻自贱会损害自信。适当程度的自信是获取任何成就的前提，不管是改变色拉酱调料的标准配方、销售商品、捍卫某种观点还是给未来的另一半留下好印象。
有强烈自轻倾向的人，可能会梦到竞争对手脱颖而出，或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他潜意识里无疑是渴望战胜对手的，因而这些梦可能看起来好像反驳了弗洛伊德认为梦表征愿望满足的观点。然而，我们不能过于狭隘地看待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涉及太多焦虑，缓解这种焦虑就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到自己被击败，他的梦并不是在表达失败的渴望，而是在表达他宁愿选择失败——两害相权取其轻。曾经有一个病人竭力想要挫败我，为此她在治疗期间安排了一场演讲。她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而她坐在观众席，毕恭毕敬地欣赏着我。还有，一个很有抱负的教师，梦到他的学生是老师，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作业是什么。
自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约束野心也表现于这样一个事实：被贬低的能力往往是个体最热切渴望胜过别人的地方。如果他的野心具有智力特质，那智力就成为其武器，因而被贬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性欲特质，那外貌和魅力就成为其武器，因而贬低它们。这种联系非常常见，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自轻倾向的对象来猜测他最具野心的领域是什么。
目前来看，自卑感与任何事实上的劣势毫无关系，只是被当作逃避竞争倾向的影响来讨论。那么，自卑感真的与既有缺点、与对现实缺陷的认识都没有关联吗？事实上，它同时是现实性缺陷和想象性缺陷的结果：自卑感结合了焦虑动机下的自轻倾向和对已有缺陷的认识。我强调过很多次，我们最终无法蒙骗自己，尽管我们可能成功关闭了某些泄露意识的冲动。因此，具有我们讨论过的种种特征的神经症患者会在心底明白，他具有不得不加以掩饰的反社会倾向，他的态度一点儿也不真诚，他的伪装完全不同于表层之下的暗流。他自卑的重要原因是他记录了所有这些差异，即便他从未清楚地认识到差异的来源——这是由于差异来自被压抑的动机。没有认识到来源，他就给自己一些自卑的理由，这些理由几乎完全不成其为理由，只是一种合理化作用[3]。
他之所以觉得他的自卑感是既有缺陷的直接表达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基于他的野心，他建立起一种有关自身价值和重要性的荒诞观念。他忍不住要评估自己的真实成就，从而反对自己是天才或完美人类的观念，于是在这个比较中，他的真实表现或真实可能性被衬托得低人一等。
所有这些逃避倾向的综合结果，就是神经症患者遭受到了真正的失败，或者不如他应有的那么顺利——至少就他的机遇和天赋而言。那些和他一起开始的人走到了他前面，有了更好的事业，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种滞后并不仅仅在于外部成就。他年龄越大，越能感觉到自己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他由衷地感觉到，自己的天赋，不管是什么样的天赋，都被荒废了，他被困在自己的人格发展中，他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成熟。[4]并且，他对于这种差异隐约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并非自讨苦吃，而是真实相称的。
正如我所言，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外部环境。但是，作为神经症永恒的特征，神经症患者则倾向于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他的内部冲突。他的现实失败和随之产生的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异，必然进一步加剧他的自卑感。因此，他不仅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也确实比他本应有的状况差。由于将自卑感基于现实基础之上，因而自卑感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越发巨大。
我曾提到过的另一种差异——浮夸的抱负与相对贫乏的现实，变得难以忍受以至于不得不要求补救。幻想便自行奉上这种补救。越来越多的神经症患者以妄想替代可实现的目标。妄想对于患者的价值显而易见：它们掩盖了难熬的虚无感；使他不参与任何竞争仍能感觉自己重要，从而无须冒任何得失成败的风险；使他编织了一个比任何可实现的目标都宏伟的谎言。正是妄想的这种死胡同价值（blind-alley value）使它们变得危险，因为相比于直路，死胡同对于神经症患者具有一定的好处。
这些神经症妄想应该有别于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幻想。即使是正常人，有时也会自我感觉良好，给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赋予过高的重要性，或者沉浸在他将大展身手的幻想中。但这些幻想和观念仅仅是像装饰性的藤蔓花纹，他并不太把它们当回事。具有妄想特征的精神病患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认为自己是天才，是日本天皇、拿破仑、救世主，并拒绝一切有可能反驳其信念的现实证据；他会完全无法领会他人的任何暗示，例如他其实是个可怜的看门人，或精神病院的病人，或是他人非礼或嘲笑的对象。如果他开始彻底意识到这个差距，他就会决定支持他的妄想，并且认为是别人不懂事，或者他们是为了伤害他而存心失礼于他。
神经症患者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如果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言过其实的自我评估，那他对此有意识的反应会更像一个健康人。如果梦到自己好像一个乔装打扮的皇室，他会觉得可笑至极。尽管因为虚幻，他有意识地摒除了他的妄想，但这些妄想对他有情感上的现实价值，这种价值类似于它们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价值。两种情况中的原因相同：妄想具有重要功能。尽管纤细苗条、摇摇欲坠，但它们却是他自尊的支柱，所以他不得不依附它们。
依赖这个功能的危险体现在某些打击自尊的处境中。于是，支柱倒塌了，他跌倒了，并且无法从跌倒中恢复过来。例如，一个姑娘本有极好的理由相信自己被深爱着，却发现那个男人迟迟不肯娶她。一次谈话中，他告诉她，他觉得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了，并且在下定决心让婚姻捆束自己之前，他希望认识了解一下别的姑娘。她无法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变得郁郁寡欢，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开始极为害怕失败，进而渴望回避一切，逃避所有人，也逃避工作。这种恐惧无法抵抗，以至于鼓舞人心的事情，诸如那个男人后来想要娶她的决定、极为褒扬她的能力及一份更好的工作等都无法使她安心。
与精神病患者相比，神经症患者不由自主地以令人痛苦的精确性记录下所有万千小事，这些事情在现实生活中都不符合他的意识幻想。最终，他的自我评价在感觉良好与感觉卑微之间摇摆不定。他随时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在极其相信自己重要非凡的同时，又可能为任何人对他的重视感到惊讶。或者，他在感到卑贱，感到自己被践踏的同时，要是谁觉得他需要帮助，他就会大发雷霆。他的敏感犹如一个全身溃烂的人，最轻微的触碰都会使他畏惧。他很容易感到受伤、受轻视、被忽视、被怠慢，并表现出相应的报复性怨恨。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恶性循环”在运转。当妄想具有一定的安全感价值，并能提供一些支持时，即使只是出于想象，也能够加剧这种逃避的倾向，而且还能借由敏感产生更大的愤怒，从而引发更大的焦虑。当然，这是严重神经症的表现，但就算是在不太严重的案例中也能看到这种表现，甚至是患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管怎样，从另一方面看，一旦神经症患者可以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就能进入良性循环。通过这个方式，他的自信成长起来，由此不再那么需要他的那些妄想。
神经症患者缺乏成功——他在任何方面都落后他人，不管是事业还是婚姻，不论是安全感还是幸福感，这使他嫉妒他人，因而加剧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嫉妒倾向。有些因素可能导致他压抑着自己的嫉妒，如与生俱来的高尚品格，深信自己无权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或是单纯地无法意识到自己既有的不幸。但他越是压抑，就越是把嫉妒投射到别人身上，导致他有时偏执地害怕别人嫉妒他的一切。这种焦虑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他遇到好事也会明显感到不自在，如一份新工作、一次恭维的赞誉、一次侥幸的收获、一次走运的爱情等。因此，这可能极大地加强他避免有所成就的倾向。
不考虑所有细节，神经症患者对权力、威望和财富追求发展出“恶性循环”的主要轮廓大致如下：焦虑、敌意、受损的自尊；追求权力以及诸如此类；加深敌意和焦虑；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轻倾向）；失败以及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加深优越感（带有嫉妒）；加深妄想（伴有对嫉妒的恐惧）；加深敏感（伴有加固的逃避倾向）；加深敌意和焦虑，然后再次开始循环。
然而，为了全面理解嫉妒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我们必须更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神经症患者，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都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幸的人，而且他还看不到任何摆脱痛苦的机会。神经症患者努力获取安全感，这种努力被局外观察者称为“恶性循环”，被他自己感受为无助地困于网中。就像我一个病人所说的，他觉得被困在一间有很多门的地下室，不管他打开哪一扇门，都只是通向新的黑暗。而且他一直都清楚，别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走动。我觉得如果不认识到其中令人麻痹瘫痪的无助感，就不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有些神经症患者会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们的愤怒，而另外一些则会将愤怒深藏于顺从或乐观之中。于是我们很难看到，在所有虚荣、要求、敌意背后，有这么一个深受痛苦的人，他感到永远被排斥在一切能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的事情之外，他知道即使得到了他想要的，他也无法享受它。当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些无助感的存在时，那些看似攻击性过强甚至卑鄙的现象，那些无法依靠特定情境来解释的现象，统统都不再难以理解了。一个过于不让自己有幸福可能的人，如果他确实并不憎恨这个他找不到归属感的世界，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好人。
现在回到嫉妒的问题上来，这种逐步升级的无助感，正是嫉妒持续滋生的基础。他嫉妒的并非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尼采所说的生活嫉妒，一种非常普遍的嫉妒，嫉妒那些更有安全感、更沉着、更幸福、更坦率、更自信的人。
如果这种无助感已经出现在某人身上，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都会努力去解释它。他并不会发现（像分析观察者那样）这是一种必然过程的结果。相反，他看到的是，这要么是别人造成的，要么是自己导致的。他常常会怪责于两者，尽管往往有一方非常醒目。当他怪罪于别人时，就会表现出一种指责的态度，一般是直指命运或是指向环境，或是某些人：父母、老师、丈夫、医生等。其他事情上的神经症要求，正如我们常常谈到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好像神经症患者按这样的路径在思考：“由于你要对我的痛苦负全责，所以你有责任帮助我，并且我有权要求你这么做。”要是他在自己身上找到万恶之源，他就会觉得自己痛苦是活该。
讨论神经症患者怪罪别人的倾向可能会引起一个误解。听起来他的控诉好像都是莫须有的。事实是，他的确有好的理由去指责，因为他确实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在童年的时候。但他的谴责中仍有神经症的成分：谴责常常取代了对积极目标建设性的努力，并且往往是盲目、不分青红皂白的。例如，它们有可能直接指向那些想要帮助他的人，同时他又完全没办法感受和指责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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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nelope，也译作珀涅罗珀，《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妻子，奥德修斯远征之后，她为了拒绝络绎不绝的求婚者，宣称织完一匹布料就改嫁，白天织布，晚上又把织好的布拆开，以拖延时间来等丈夫归来。
[2]劳伦斯曾经在《虹》中对这种反应有一段精彩描述：“残酷和丑恶的奇怪感觉总是迫在眉睫，随时准备向她扑来，她感觉乌合之众怀着强烈的嫉妒情绪亲候她的大驾，因为她与众不同（斜体字是我标注的），这些感受成了她生活中最严重的影响之一。无论她在哪里，在学校里，在朋友中间，在街上，在火车上，她都本能地削弱自己，使自己变得渺小，使自己假装变得不如往常，因为她害怕那些充满妒忌的普通人，也就是那些平凡的自我，会看到她那未被发现的自我，然后抓住它予以攻击。”
[3]Rationalization，自我防御机制中的一种，也称文饰作用。
[4]荣格曾经清楚地陈述过这个问题，即人在40岁左右会被困在自己的发展中。但他没有认识到导致这个境况的条件，因而没有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