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全集本编者引论 [1]

胡塞尔Ctrl+D 收藏本站

如果撇开几篇书评和为拉兰德(Lalande)的哲学辞典所撰写的短文 [2] 不论,那么“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是胡塞尔自1901年《逻辑研究》第二部分出版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较长的文字。这篇文章刊登在新创办的杂志《逻各斯》1911年第一卷的第三册上。早在1910年初,胡塞尔便答应李凯尔特(H.Richert)的请求而表示愿意“公开地宣告‘参与’” [3] 这份杂志。胡塞尔在此看到了他的决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撰写某篇文字交付给杂志”。 [4] 根据他本人的说法 [5]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篇文章是在1910/11年的圣诞节构思,从1911年1月起到2月中旬完成的。3月付印。这是胡塞尔在《逻各斯》上是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而且他以后似乎也没有再参与杂志的进一步构建。

这篇文章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是一篇做“通俗”考虑的文章, [6] 他本人将这篇文章称之为“对我的意向的一般特征描述” [7] 。由于他在总体上为这种一般的特征描述披上了一件对同时代的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流派进行批判的外衣,因此他预见到,这些阐述不会得到完全的赞同。1912年,当德国的哲学教席日趋增多地为实验心理学家们所占据时,胡塞尔在给李凯尔特的信中写道:“我在逻各斯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我对此事的想法,并且完全意识到,我会因此而引来众多的敌意——而现在的确也是不少。” [8]

胡塞尔的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批判受到了那些在方法操作上基本依据经验心理学的哲学家们的公开反驳,例如埃尔森汉斯(Th. Elsenhans)和迈瑟尔(A.Messer) [9] 。而在他所做的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批判方面,胡塞尔只是在私人信件中收到各种表态。例如,西梅尔(G.Simmel)不同意胡塞尔将最终的世界观问题(在“说不可说、解不可解”方面的努力)排除出去的态度。 [10] 然而他并不认为胡塞尔的批判涉及到他。而狄尔泰——在文章中多次被点名称作怀疑的历史主义的开拓者——则认为自己被迫要对胡塞尔的说法提出异议。他在评注前加了一个说明:“坦率地说,这样一种表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沉重的,因为您将我的立场描述为历史主义,它的合法结论是怀疑论,这种描述不得不使我感到相当惊奇。我一生的大部分工作都奉献给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它应当为精神科学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内在的整体联系。” [11] 胡塞尔在他的回信中保证,他的阐述并非针对狄尔泰而发,他并且承诺:“我也会在《逻各斯》上立即发表一个附注,以预防进一步的误解”。 [12] 此外,胡塞尔还认为,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分歧”,并且指出他们二人工作的共同点:“我们从不同的研究出发,受着不同的历史动机的规定,经历过不同的发展。我们所追求的和研究的东西是一致的和共属的:现象学的基本分析和现象学的总体分析,借助于由您所开辟的大文化构形的形态学与类型学。” [13] 狄尔泰对胡塞尔发表这样一个附注的提议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可以“保留”他们之间的“分歧”,“直到您以后论述的发表” [14] 。后来在《逻各斯》上没有发表那样的说明。稍后不久,1911年10月1日,狄尔泰便去世了。 [15] 胡塞尔对狄尔泰的矛盾态度还表现在他1928年所作的“现象学的心理学”讲座的引论性说明中。 [16] 胡塞尔赞同狄尔泰的历史学识和“天才的直觉”,他认为,狄尔泰反对那种想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在精神科学之中的精神态度,这是合理的。然而,胡塞尔像在逻各斯文章中一样怀疑,狄尔泰的描述—分析心理学是否能够为那些精神科学之科学奠基所要求的问题提供一个实际的答案。

【注释】

[1] 由《文章与报告(1910—1921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的编者耐农(Thomas Nenon)和塞普(Hans Rainer Sepp)撰写。——译注

[2] 参阅:《文章与书评(1890—1910年)》,《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二卷。

[3] 手稿,RⅠRickert,1910年1月25日。在此杂志直至1933年的所有各卷的扉页上都在参与者中列出胡塞尔的名字。该杂志自1933年起改名为《德意志文化哲学杂志。逻各斯的新系列》(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Kulturphilosophie.Neue Folge des Logos)(由格洛克纳(H.Glockner)和劳伦茨(K.Larenz)主编〕。(在胡塞尔文库中,胡塞尔书信手稿的标号为:R I=胡塞尔本人写的信;R Ⅱ=写给胡塞尔的信。编者在编辑《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时,十卷本的《胡塞尔书信集》尚未出版,因而这里引用书信时仍以胡塞尔文库中书信手稿的编号为准。——译者按)

[4] 手稿,RⅠRickert,1910年1月25日。

[5] 参见胡塞尔本人《逻各斯》文章的藏本封面,文献编号K Ⅷ 15。

[6] 手稿,RⅠMisch,1929年3月8日。

[7] 手稿,RⅠHocking,1912年7月7日。

[8] 手稿,RⅠRickert,1912年11月21日。

[9] 参阅胡塞尔计划发表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副刊上的对他们指责的回应,现在刊载在《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五卷的附录中(第226页以后)。

[10] 手稿,RⅡSimmel,1911年3月13日。李凯尔特在1911年6月28日的一封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11] 手稿,RⅡDilthey,1911年6月29日。

[12] 手稿,RⅠDilthey,1911年7月5/6日。

[13] 手稿,RⅠDilthey,1911年7月5/6日。

[14] 手稿,RⅠDilthey,1911年75/6日。᳼

[15] 参阅胡塞尔在1929年8月3日给米施(G.Misch)的信中的表述:“根据狄尔泰的愿望,计划在《逻各斯》上发表的附注应当纳入到这样一项研究中去,一项与《建构》相联结的、探讨狄尔泰意向与我的意向之内在共属性的研究。”〔米施是狄尔泰的女婿。《建构》是指狄尔泰于1910年发表的著作《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胡塞尔于1910年12月21日收到狄尔泰的赠书。——译注)

[16] 参阅:《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全集》第九卷,由比梅尔(W.Biemel)主编,海牙,1968年,第5页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