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缩小真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差距，神经症患者诉诸的所有伪装都只是拉大了这个差距。但是，因为这些意象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所以他必须坚定不渝地努力与之妥协。他的处理方式各式各样，有些方式会在下一章讲。这里，我们只限于讨论不如其他方法那么耳熟能详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对神经症结构的影响特别深刻。
我把这种尝试方式称为外化作用，指的是他倾向于把内部过程体验成好像发生在他之外，还常常用这些外部因素去解释自己的种种困境。它与理想化的目的一样，都是远离真实自我。但是对于理想化，修饰和再造现实人格的过程可以说仍然在自身范围内，而外化作用却意味着彻底放弃自我的领土。简而言之，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躲避自己的基本冲突，可是，一旦现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差距达到某种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就无法再诉诸任何自己内心的东西。于是唯一可行的就是完全逃离自己，把一切都看作似乎在自我之外。
其中有一些现象可以用投射来概括，投射意味着是个人困境的客观化。[1]通常使用投射时，指的是由于主观上的拒绝倾向而将过失与责任转嫁给他人，例如怀疑别人具有他自己的那些背叛、野心、支配、自以为是、懦弱等倾向。从这点上看，这个词是完全可用的。然而，外化作用是种更全面广泛的现象，转嫁责任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不仅把自己的错误体验成别人的，还在某种程度上把所有感受也体验成别人的。一个倾向于外化的人，可能为小国家的压迫行为感到深深不安，然而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感受到了多少压迫。他可能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失望，而在情感上把失望体验成别人的。这个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态度，例如，当他其实是对自己生气时会感觉别人在生他的气。或者，他会有意识地生别人的气，而其实是在针对自己。再者，他不仅把自己的紊乱归咎于外部因素，还把自己的好心情或成就也归咎于外界。他的失败看起来是天意，而他的成功被归为机遇，他的兴致昂扬也是因为天气等。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论好坏都取决于其他人，那么从逻辑上讲，他应该一心只想着改变他们、改造他们、惩罚他们、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侵扰或令他们刮目相看。这样一来，外化作用会导致他依赖他人，然而，这种依赖与爱的神经症需要所造成的依赖截然不同，它还会导致过度依赖外部环境。这个人是住在城市还是郊区，是这种饮食还是那种饮食，早睡还是晚睡，任职于这个委员会还是那个，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无比重要。因此，他习得了荣格所说的外倾性的人格特质。但荣格认为外倾性是先天倾向的单面发展，而我认为，它是通过外化来试图消除未解决冲突的结果。
外化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就是空虚和肤浅的痛苦感受。这个感受也没有分配到恰当之处。他感觉到的不是这种情感上的空虚，而是把它体验成饥肠辘辘，试图通过强迫性进食来消除这种感觉。或者，他可能害怕体重不足，使他像羽毛一样翻来覆去，他觉得任何暴风雨都可能把他吹走。他可能甚至会说，如果什么都拿来分析，他就只是个空壳了。外化作用越彻底，神经症患者就越像个幽灵一样飘来飘去。
这个过程的含义很多。现在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特别有助于减缓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紧张状态。由于不管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看待自己，二者的差异都会产生无意识的负面影响，他越将自己等同于这个理想化意象，他的反应的无意识程度就越深。最常表现为自轻自贱、对自己大发脾气以及强制感，这些东西不仅极端痛苦，还以各种方式剥夺一个人的生活。
自轻自贱的外化作用可能采取的形式是鄙视他人，或觉得是别人看不起他。两种形式都经常出现，哪一个更占主导或更有意识，取决于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整个构成。一个人越具有攻击性，就越觉得自己正确无误、优越无比，越容易鄙视他人，也越不可能觉得别人会轻视他。相反，一个人越顺从，他对于没有达到理想化意象的自我谴责就越使他觉得别人不需要他。后者的效果特别具有损害性。它使一个人害羞、呆板、沉默寡言。它使他过于感激（的确是低三下四地感激）别人对他的任何爱或赞赏。同时，他甚至无法从表面价值上接受真挚的友谊，而是当作不应有的施舍而茫然接受。它还使他无力对抗傲慢的人，因为他部分赞同他们，而且他觉得不被人放在眼里是很正常的事。自然而然，这些反应会滋生怨恨，如果压抑并且堆积这些怨恨，就可能聚集出爆炸性的力量。
尽管如此，外化形式的自轻自贱体验具有明显的主观价值。要感受自己所有的不屑一顾，就会粉碎他伪造的安全感，那神经症患者可能步入崩溃的边缘。被他人鄙视是足够令人痛苦的，但他还总是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态度，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在内心保留关于他们不公平的看法。当一个人自己看不起自己，所有这些东西便都不起作用了，而且这是投诉无门的。神经症患者关于自己的所有无意识无助感都会逐渐显现。他不仅会开始鄙视自己现实的弱点，还觉得自己彻头彻尾是个令人鄙夷的人。因此，甚至他的优良品质也会坠入毫无价值感的深渊之中。换言之，他会觉得自己是那个他藐视的意象，他会视之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因为这无可救药。这就表明，在病人的无助感被削弱且不那么紧抓住理想化意象之前，可取的治疗程序是不要触及自轻自贱这一块。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面对这一点，才会开始意识到自己毫无价值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一种来源于他无情标准的主观感受。对自己采取更宽大的态度，他就能看到这个处境并不是不可逆转的，他如此反对的品质并不是真的那么卑劣，而只是他最终能够克服的困难。
除非我们考虑到，维持他就是自己理想化意象的假象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否则我们不能理解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的愤怒以及呈现的规模。他不仅对自己无法达到这个意象感到失望，还大为光火，这是因为这个意象不变的特性是无所不能的感觉。不管童年时期对他不利的障碍有多不可逾越，他作为万能者，本应该能够克服。即使他在理智上认识到他的神经症纠葛有多严重，但他还是对自己没能消除障碍感到一股于事无补的愤怒。当他面对冲突性动力并意识到自己无力实现种种矛盾目标时，这种愤怒就会达到极值。这也是为何突然意识到冲突会使他陷入严重的惊慌之中的原因之一。
对自己愤怒的外化作用有三种主要途径。敌意的宣泄不受约束，愤怒就很容易被推向外。于是愤怒转向他人，看起来要么是普遍性的烦躁易怒，要么是特别针对别人身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正是他讨厌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举一个例子可能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病人抱怨自己丈夫优柔寡断。由于一件小事上的优柔寡断，她激动狂躁，明显不合情理。了解了她自身的优柔寡断之后我指出，她泄露了自己是多无情地责难自己身上的优柔寡断。于是，她突然气得发疯，觉得有一股冲动想把自己撕成碎片。在她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自己是力量之塔，这使她不可能忍受任何自身的弱点。最特别的是，尽管这种反应能令人十分吃惊，但在下次会谈时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她在一霎间看到了外化作用，但并不打算放弃。
第二种途径采取的形式是，有意无意地持续性害怕或预感这些他所无法忍受的错误会触怒他人。一个人可能非常确信他这方面的行为会挑起深深的敌意，因而如果没有遭遇敌意反应，他可能真的感到不知所措。例如，有一个病人，她的理想化意象包括想要像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神父一样善良，她万分惊讶地发现，每当她坚定立场，或甚至是发怒，人们反而比她表现得像个圣人时更喜欢她。正如我们从这种理想化意象中推测的一样，这个病人的主导倾向是依从。依从始于她想要亲近他人的需要，通过她对敌意反应的预感得以加剧。事实上，依从的加剧也是这种外化形式的主要后果之一，这一点也说明了神经症倾向是如何在恶性循环中彼此不断增益的。强迫性依从因为理想化意象而增长，这个理想化意象的构成中包含了圣洁慈爱的成分，驱使他更严重的自我消解。于是，作为结果的敌意冲动又激起对自我的愤怒。然后敌意的外化，导致对他人的恐惧增加，反过来又加剧了依从。
第三种外化敌意的途径在于身体障碍。对于自我的愤怒，一旦不是体验为这种感受，就能明显导致相当严重的生理紧张，可能表现为肠道疾病、头痛、疲乏等。这就使我们看到，一旦愤怒本身被有意识地感觉到，所有这些症状会消失得有多快如闪电。有人可能会心怀疑虑，到底是称这些生理表现为外化作用，还是仅把它们视为受压抑愤怒的生理后果。但我们很难辨别出病人是利用了哪些表现。通常，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归于生理疾病，然后又反过来把生理疾病归为某种外部刺激。他们很想证明自己没有心理问题；他们只是因为吃错东西而患了肠道疾病，或因为过劳而疲乏，或因为湿气而忍受风湿等。
至于神经症患者通过外化自己的愤怒而实现了什么，可以说跟自轻自贱的情况一样。然而，还应该补充一点。除非认识到这种自我破坏性冲动的真实危险，否则我们无法完全明白这种病人的竭力程度。第一个例子中所说的病人只有片刻的撕裂自己的冲动，但精神病患者可能真的会这么做，而且会自残。[2]很可能，如果不是因为外化作用，还会发生更多的自杀。意识到自我破坏性冲动的威力，弗洛伊德也确实应该假设一种自我破坏性本能（死本能），尽管通过这个概念，他阻挡了真正弄清问题的道路，从而也阻挡了有效治疗的路。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的权威控制力把人格限制到何种程度。这种压力很难高估。这比任何外部强制力更糟，因为后者还允许保持内心自由。病人一般意识不到这种感觉，但一旦压迫感被移除而获得大量内心自由，他们就如释重负，我们便可以由此估计到它的力量。一方面，压迫力可能通过给别人施加压力而外化。这与神经症患者追求支配的表面效果相同，但尽管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它们的区别却在于，内心压力外化而来的压迫主要不是要求个人服从。它首先在于将己所不欲施加于人，而且同样全然不顾他们的幸福。清教徒的心理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熟悉的例子。
内心强迫感的外化作用同样重要，这种外化采取的形式是高度敏感于外界一切强迫性事物，哪怕只是微微类似于强迫。正如每个有观察力的人所知，这种高度敏感非常普遍。并不是所有敏感都来自自我强加的压迫。通常还有一个成分是，在别人身上体验到自己的力量驱力然后憎恨它。对于离群人格，我们主要想到的是，强迫性地坚持独立一定会使他们敏感于任何外来压力。无意识自我约束的外化作用是更隐蔽的来源，在分析中更常被忽略。由于它常常在病人与分析师关系中形成一道有影响力的暗流，这便尤为不幸。病人倾向于持续不断地使分析师的每个建议都失效，即使他在这方面的其他敏感来源都已经被分析过了。着手于这件事上的颠覆性战役更为艰巨，因为分析师实际上并不想改变病人。他坦言自己只是想帮助病人自己恢复，病人生活的内心源泉是毫无用处的。病人是否可能屈服于一些无意施加的影响？事实是，由于他不知道他“真的”是什么样，他不可能有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不管分析师有多注意避免施加任何个人信念的影响也没有用。而且，由于他也不知道自己苦于内心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使他产生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所以他只是不加区别地反抗一切改变他的外来意图。无须说，这场徒劳的征战不仅表现在分析情境中，还势必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正是对这种内部过程的分析最终能够消除这种情况。
更为复杂的是，一个人越倾向于服从他理想化意象所提出的要求，他就越会把这种服从外化。他会渴望达到分析师或其他任何人对他的任何期望，或达到他以为他们对他的期望。他可能表现得自愿，或甚至轻信，但同时他会暗自积蓄对这种“压迫”的怨恨。结果可能就是，他最后会看到每个人都处于支配地位，然后对所有人怀恨在心。
那么，一个人通过外化自己内心的约束能得到什么？只要他相信这种约束来自外界，他就能反抗，即使只是通过内心持保留态度的形式。同样地，他能够避免外部施加的约束，也能够保持自由的错觉。但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承认内心压迫感意味着承认他并非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这种内心强迫性是否也会表现出生理症状，以及能到达什么程度，是有趣的问题。我个人的印象是，它是哮喘、高血压和便秘的影响因素，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有限。
我们仍然要讨论各种特征的外化作用，这些特征与他的理想化意象形成对比。大体看来，这种外化只通过投射起作用，也即是，在别人身上体验到这些特征，或认为别人要对这些特征负责任。这两种过程不一定同时发生。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能必须重复某些我们已经在这方面讨论过的内容，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内容，但这些例证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投射的意义。
一个酗酒的病人A，抱怨他的妻子不体谅人。就我看来，这个抱怨并不正当，或至少不至于A所说的程度。他自己受到冲突的折磨，这在外来人看来都很明显，一方面要依从、和蔼可亲和宽宏大量，另一方面要专横、苛刻和傲慢。于是，这是一种攻击性倾向的投射。但是什么导致投射的必要？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性倾向只是强大人格理应具备的要素。然而，他最占主导的特征仍然是善良，他觉得自圣·弗朗西斯之后，没人比他更善良，再也不会有这样理想的朋友了。那么，投射是否迎合理想化意象？当然！但投射也使他毫无意识地实践自己的攻击性倾向，从而无须面对自己的冲突。这个人陷入了解决不了的两难境地。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攻击性倾向，因为它们是强迫性的。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因为它使他保持完整。投射便是这个困境的出路。因而它反映出一种无意识的表里不一：它使他能够维护自己所有傲慢无礼的要求，同时又能当一个理想朋友。
这个病人还怀疑这个女人私通。这种莫须有并没有任何证据——她以相当母性的方式爱着他。而事实是，他自己暗自沉溺于昙花一现的风流韵事。有人可能会想到以己度人的报复恐惧。这当然涉及为自己开脱的需要。考虑同性恋倾向的投射可能性无助于澄清这个情境。线索在于他对自己不忠的古怪态度。他并没有忘记这些情事，但在回想中记录。它们不再是活生生的经历。而另一方面，他所谓的女方的不忠却栩栩如生。于是，这里便是经历的外化。其功能与之前的例子一样：它使他维持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使他随心所欲。
强权政治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如在政治和职业群体中所运用的那样。通常，这种操纵的动机是意图削弱对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产生于类似上述的无意识两难境地。在上面那个案例中，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表里不一。它使一个人可以发动所有有关于此的诡计和操纵，而不会玷污他的理想化意象，与此同时，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途径，使一个人把对自己的所有愤怒和蔑视宣泄到另一个人身上——更妙的是，宣泄到一个他原本就想挫败的人身上。
作为总结，我要指出一种常见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将责任转嫁给他人，而无须给他人蒙上自己的困难。许多病人，一旦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问题，就会迅速跳到自己的童年期，然后把所有解释推到这上面。他们对压迫很敏感，他们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专制的母亲。他们很容易受到羞辱，因为童年期就遭受到羞辱；他们报复心重，因为他们早期受到伤害；他们孤僻，因为在他们年轻时候没人理解他们；他们性方面受到抑制，因为清教徒式的家教，等等。我这里并不是指在会谈中分析师和病人都忙于弄清早期影响，而是指过于热切探究童年期只会导致无止境的重复，而且还同样对病人当前驱力缺乏探究。
由于弗洛伊德过度强调起源而支持了这种态度，那不妨让我们仔细检验一下，这种态度有多少是正确的，又有多少是错误的。病人的神经症发展的确始于童年期，而且他能提供的所有资料都与我们所了解的特殊发展情况有关。他本身也确实不是他神经症的原因。环境的影响使他被迫发展成这样。出于下面会讨论的那些原因，分析师必须把这一点弄得非常清楚。
错误在于病人对于自己基于童年期建立起来的所有驱力缺乏兴趣。不管怎样，其中既有现在运作于他身上的驱力，也有隐藏在当前困境背后的驱力。当他是个小孩时，看到了身边许许多多的伪善，这就对他诸如愤世嫉俗起作用。如果他只把自己的愤世嫉俗与早期经历联系在一起，他就会对自己当前愤世嫉俗的需要视而不见——这种需要来源于他被分割于相异的理想之间，所以他尝试解决这个冲突的途径就是抛弃所有价值观。再者，他倾向于承担他不能承担的责任，而拒绝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让自己相信他真的是被迫具有某些缺点，他一直提到早期经历，同时还觉得他本应该从早期灾难中全身而退——本应该出淤泥而不染。他的理想化意象也应为此负部分责任，因为它不允许他接受带有瑕疵的自己，或接受过去或现在的冲突。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童年的喋喋不休，是逃避自我的一种特定方式，仍然使他能够维持自己渴望自省的错觉。因为他将其外化，他就体验不到自己心中的驱力，他也无法设想自己是自己人生的掌控者。他已经不再是推进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球，一旦推下坡，就必须不断翻滚，或是一只豚鼠，一旦习惯就永远定型了。
病人对于童年的一味强调非常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外化倾向，因而每当我遇到这种态度，就能估计到这个人是完全疏远自我的，而且一直受离心驱力而远离自己。而且我在这种预期上还没有出现过失误。
外化倾向也作用于梦境。如果分析师在病人的梦中是一个狱卒，如果丈夫“砰”地关上病人想进的门，如果发生意外，或出现障碍物干扰他达到很想去的地方，这些梦算是尝试否认内心冲突，尝试把内心冲突归于一些外部因素。
一个具有普遍外化倾向的病人会给精神分析带来特殊困难。他来分析就像去看牙医一样，期望分析师完成真与他无关的工作。他感兴趣的是他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而不是他自己的。他侃侃而谈自己生活的艰苦处境，而极不情愿检查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太神经质，或他的工作太令人心烦意乱，他多半会安好无恙。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可能有任何情感动力在起作用。他害怕鬼怪、窃贼、暴风雨，害怕身边有报复心的人，害怕政治环境，但永远不害怕自己。他顶多只是出于知识或艺术的乐趣而关心自己的问题。但只要他在心理上可以说是不存在，他就不可能将他可能具备的洞察力运用到他的现实生活中，因而，纵然他更了解自己也难以带来改变。
因此，外化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解的能动过程。它可行的原因完全在于疏远自我，而这种疏远始终是神经症过程固有的。通过自我消解，内心冲突也理所当然地被消除于意识。但通过使一个人对他人更责难、更报复和更恐惧，外化作用就能把内心冲突替换成外部冲突。更具体地说，它严重恶化了最初掀起整个神经症过程的冲突：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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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定义是爱德华·斯特里克尔与肯尼思·阿佩尔在《发现我们自己》（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43年）中提出来的。
[2]卡尔·门宁格在《人对抗自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8年）中举了很多这种例子。然而，门宁格是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谈的，因为他跟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假设了一种自我破坏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