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十一岁那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此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的大学预科。这样，我就远离了那些乡村的伙伴，真正进入了“大世界”。那里有许多有权力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力远比我父亲大得多，他们住在高大宽敞的宅院里，乘坐昂贵豪华的马车，讲一口文雅的德语和法语。他们的子弟，衣着讲究，彬彬有礼，口袋里塞满零钱。这些公子哥儿现在成了我的同学。当我听到他们谈论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时，心头交织着极大的惊异和隐秘可怖的妒忌。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还去过大海，后者简直叫我目瞪口呆。我凝视着他们，好像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无法企及的、白雪皑皑的、光辉灿烂的山峰，来自那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大海。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家有多么穷！我的父亲不过是个穷困潦倒的乡村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赤贫的儿子，穿着破了洞的鞋子，在学校要一坐六小时，袜子湿了没有换的。我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父母，开始懂得他们的关爱与忧虑。特别是对父亲，我十分同情，奇怪的是，对母亲的同情就不那么多。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坚强。可一旦父亲情绪失控，朝她发火，我总是站在她那边。这种必须明确立场的行为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超脱出来，我不得不扮演一个超级仲裁人的角色，犹豫不决地判断父母的是非。这使我产生了某种自我膨胀的情绪；我那不稳定的自信开始忽而膨胀，忽而收敛。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既激动又高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小妹妹。”他对我说。而我却大吃一惊，因为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的时候更加频繁了，可我根本没有当回事，在我看来，她卧床不起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父亲把我领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看起来叫人失望至极的小生命：一张嫩红的、满是皱纹的脸，活像一个老头，眼睛闭着，就像一只瞎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根根长长的红毛，它难道想长成猴子？我当时吓了一跳，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难道刚生下的孩子就长这个样子？他们嘟嘟囔囔地谈论着鹳，据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不过小狗和小猫们的幼崽儿又怎么样呢？在一窝崽儿生完之前，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啊？那么母牛呢？我无法想象鹳鸟能设法用嘴叼着一整头牛犊。不仅如此，农夫们还说母牛产崽，而并非由鹳鸟叼来牛犊。显然，这个故事是强加在我身上的又一个谎言。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一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使我产生了一种模糊的不信任感，这使我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变得敏锐了。母亲随后作出的一些古怪反应证实了我的怀疑，说明有种令人遗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这件事就不会太令我烦恼了，虽说它很可能对强化我十二岁时的一段经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母亲有种讨厌的习惯，那就是当我应邀外出的时候，她老是追在屁股后面喊出各种各样的好建议。在这些场合，我不仅穿着最好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而且还感觉到我在公共场所庄严的目的和高贵的形象，因而让人们听见妈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当我出自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感却又这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实在是不公平。因为这些场合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在去赴约的路上我觉得很了不起，很高贵，就像我在周末穿上节假日才能穿的衣服一样。然而，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幢房子，画面就急剧变化了，然后那家人豪华和权势的感觉就压倒了我。我害怕他们，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恨不得钻进深深的地缝里。我按门铃时就是这种感觉。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丧钟一般。我像一只丧家犬般胆小、怯懦。母亲事先为我作了周到准备，反而弄巧成拙。然后铃声就将在我耳畔响着：“我的鞋也肮脏，手也肮脏，我没有带手帕，脖子黑乎乎的。”出于一种反抗，我偏不传达父母的问候，或者举动带有不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变得太糟，我就会想到藏在顶楼上的秘密宝藏，然后我就会再次平静下来。在我处于孤独绝望的境地时，我记起我是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拥有不可侵犯的秘密、黑石块和穿长袍戴高帽的小人。
我无法回想起在童年时曾想到过，在主耶稣——或那个穿黑长袍的基督会信徒——那些穿斗篷戴高帽站在坟墓边的人、草地上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梦到一个阴jing形象的神是我的第一大秘密，矮人则是第二大秘密。然而，我并不认为我隐约感觉到，那块“灵魂之石”和也是我本人的那块石头之间存有什么关系。
直到今天，在我八十三岁写下回忆录之时，也从未解开那缠绕在我最早回忆上的结。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发的芽，就像一个个在潜意识发展道路上的车站。虽说我愈来愈不可能对主耶稣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却记得，从我十一岁时起，就对有关上帝的观念开始感兴趣了。我喜欢向上帝祷告，这多多少少令我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矛盾的祷告。上帝并没有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起来。而且，他不穿黑袍，不像画上的主耶稣，穿着靓丽的华服，人们对他的举止习以为常。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我听说，人们不可能对他形成任何正确的概念。虽然他像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老人，但令我极其满意的是，有一种戒律规定，“你不会把自己雕刻成任何塑像或使自己与任何事相似”。因而人们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主耶稣那样熟悉，耶稣绝非“秘密”。与我的阁楼秘密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开始使我深受启发。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它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比我宁愿描绘战争场面和玩火的时间都要长。神学课真是枯燥得难以言喻，而我对数学课的感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应该把它当作天经地义之事，而我甚至不知道数字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它们不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事物，而只是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此你有可能听见它们讲话。说来奇怪，我的同学能够掌握它们，发现它们不言自明。谁也不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甚至不能将这个问题明确地表达出来。可怕的是，我发现谁也不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竭尽全力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奇特的运算，将可理解的量转化为声音。我终于领悟到，目的在于达到一种节略的体系，在这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置于一个简短公式之中。但这一点也没有使我产生兴趣。我以为那整个事完全是强词夺理。为什么数字要由声音来表达？人们也可以用苹果树表示a，用盒子表示b，用问号表示x。a、b、c、x、y、z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一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虽然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截然不同，既然不同，a因而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每当出现一个等式的问题，那么就说a＝a，b＝b……好了。这一点我能够接受，而a＝b在我看来却完全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或者骗局。当老师亲口说出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时，我又暴怒起来。在我看来，与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好到哪去，而且我既不能与它有关也不愿与它有关。我智力上的道德与这些反复无常的自相矛盾斗争着，这些自相矛盾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如果像我的同学那样，我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已经无穷无尽地愚弄了我——我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意识到，自己被愚弄到什么程度。我的一生中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正常进行运算，可不知为何我永远也不能设法在数学中辨清方位。最令我不解的，则是自己在道义方面对数学的怀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随着数学课的学习，通过抄写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能够多多少少有些进展。我再也不能够通过替换数字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不时说道，“在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公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字母，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整个运算过程带到他觉得满意的结论。我的不理解令我胆怯，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完全成了恐怖和折磨。我发现其他的课程比较容易，而且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所以能长期把数学课蒙混下来，还总是得高分。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广袤世界产生的渺小感，不仅使我生成了一种厌恶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无言的绝望，这完全替我把学校毁掉了。此外，我还以丧失能力为由，免修了绘画课。这从某些方面来说，正合我意，因为它给予我更多的自由时间；但另一方面又是个新的失败，因为我还有点绘画的天赋，尽管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就本质而言，那完全是良好的自我感觉。我只能够画激发起我想象力的东西，但我却被迫临摹瞎着眼睛的希腊众神复制品，而当临摹不好的时候，老师显然认为我需要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于是把一张画有山羊头的图片放在我的面前。这个作业我完全失败了，我的绘画课就这样结束了。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还有第三个失败：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体操。我无法忍受让别人告诉我怎样做动作。我上学是为了学习知识，而不是去练习毫无用处和意义的杂技。不仅如此，由于我幼年的事故，我有某种身体上的胆怯，那胆怯直到很久以后才克服掉。这种胆怯反过来，又与对世界及其潜力的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在我看来世界是美丽又令人满意的，但它也充满着模糊而难以揣测的危险。因此从一开始我总是想知道，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什么东西，托付给谁。难道这可能与我母亲有关，因为她曾抛弃过我几个月？正如我将在下文叙述的，我的神经性昏厥开始发作，医生禁止我练体操，这实在令我满意。我摆脱掉那个负担——咽下了又一个失败。
由此获得的时间并没有完全用于玩耍。它使我更自由地沉溺于我已产生的那种绝对的渴望，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翻阅手中的每一件印刷品。
对我来说，十二岁那年的确是决定命运的一年。1887年初夏的一天，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着一位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时间是十二点，早上的课已经结束了。突然另外一个男孩猛地推了我一下，将我击倒。我倒了下来，头重重地撞在路缘石上，几乎失去了知觉。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有点头晕目眩。在我感觉到撞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从脑中闪过：“现在你再也不用上学了。”我仅仅是半失去知觉，其实已经没有太大必要躺在那里，不过我还是一动没动，主要是为了报复袭击我的人。然后有人把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儿住着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阿姨。
从那时起，每当我不得不返回学校，或者父母强迫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开始发作。我有六个多月没有上学，对我来说那是种郊游。我无忧无虑，能够做几小时的梦，到林中嬉戏、在水边玩耍或者画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又开始画有关战斗的图画，或者战争的惨烈场面，古老的城堡遭到攻击和焚烧，或者一页页地画着漫画。直到今天，在入睡之前类似的漫画有时还曾浮现脑海，龇牙咧嘴的面具不断地移动、变幻，它们当中有一些不久之后就死去的熟人的面孔。
总而言之，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神秘的世界之中。那个王国有树木、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还有父亲的图书室。但我离真实的世界却越来越远，一直隐隐约约有着阵阵心灵的剧痛。我游荡，收藏，阅读，玩耍，消磨时光，但这并没有使我更快活，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我从自我中逃离了。
我完全忘了这一切是怎样产生的，但我同情父母的担忧。他们找了许多医生来治疗，医生们挠挠头，打发我和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它可成了我无尽欢乐的来源，但返回家后，一切又与往常一样。有个医生认为我得了癫痫，我知道癫痫病发作是怎么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这无稽之谈。父母更加忧虑了。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望父亲，他们坐在花园里，而我则躲在灌木丛后，因为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把我缠住了。我听见客人对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答道，“医生怎么也搞不清他得的是什么病。他们认为可能是癫痫。他要是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那仅有家当已经丧失殆尽了，要是这孩子不能自力更生，那可怎么是好？”
我像遭雷劈了一般。这是与现实的冲突。“不行，我必须用功了！”我突然想道。
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个严肃的孩子。我爬到一边，来到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语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死记硬背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昏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从椅子上掉下去了，可是过了几分钟，感觉好了一些，又继续用功。“该死，我不能晕。”我对自己说道，要坚持下去。这一次大概过了十五分钟才又发作。第二次发作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真的用功。”我坚持了下去，一小时过后，第三次发作又来了，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又学了一小时，直到我觉得已战胜了它。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比以前几个月都要好，而且事实上我再也没发作过。从那一天起，每天我都学拉丁语法和其他教科书上的知识。几个星期以后我返回了学校，病从此不发作了，就连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鬼把戏结束了，我把它们战胜了！就在这时，我明白了，什么是神经衰弱症。
我逐渐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丢人的局面是我本人一手安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真正埋怨过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我知道，可以说他受了我的教唆，整个事件是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对自己感到愤怒，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损坏了自己的形象，并愚弄了自己。这怪不得别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怜悯的口吻同我讲话。
这种神经衰弱症成了我的又一个秘密，但却是个可耻的秘密，是个失败。然而，它却在我身上诱发出一种刻意的拘泥和一种非同寻常的勤奋。这些日子成了我尽职尽责的开端，那种尽职尽责并不是为了做做样子，以便有所成就，而是为了自己能够真正成才。我每天按时五点钟起床学习，有时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致使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热情喜爱。在我看来，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浸入自然的奇迹之中。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件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不可思议。我浸入自然之中，好像爬入自然每一根神经中，脱离开整个人类世界。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从居所克莱恩·惠宁根附近的大路出发，前往巴塞尔上学，霎时间我产生了一种势不可当的印象，觉得自己刚从浓浓的云雾中探出头来。我立即明白了一切：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有一面雾墙在我的身后，而在那面墙后还没有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遇见了我自己。以前我也存在过，但只是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而现在则是我发生在我身上了。现在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我正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意志。在我看来，这个经历无比重要、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奇怪的是，在这一期间以及我的神经衰弱症隐隐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阁楼宝藏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在那时，我就很可能意识到，我的权威感与激发我价值感的宝藏之间，有着某种类似的地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全都消失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应邀去往朋友家度假，他们在卢塞恩湖边有一栋房子。令我欣喜的是，那房子就在湖畔，还有一个船屋和一只划艇。主人允许我和他儿子使用这艘船，不过严厉警告我们不可鲁莽行事。令主人失望的是，我还真的知道怎样驾驶威德令船（长平底船一类的船）——也就是说站着划。在家里我们有这么一艘平底船，我们在上面玩弄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花招。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的尾座上，用一个桨划入湖中。对焦虑的房主人来说，这太过分了。他吹口哨让我们回来，然后给我一顿臭骂。我完全垂头丧气，但又不得不承认，我所做的恰恰是他不让做的，承认教训得完全有理。同时我又勃然大怒，这个肥胖、无知的乡巴佬居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重要，是一种权威，是一个有地位有尊严的人，是一位老人，是一个受到尊重和敬畏的对象。然而与现实的对照是那样古怪，以至于在盛怒之中我突然有些踟蹰，因为有个问题来到唇边：“不管怎样，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好像在说，只有鬼才知道你是多么重要！可是你又知道他完全是正确的。你还不到十二岁，是个学生，而他却是位父亲，一个有钱有权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两栋房和几匹骏马。”
这时，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我想到我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其中一种人是个学生，他学不会代数，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另一种人则身世显赫、位高权重，就像这个制造商一样有势力、有影响。这“另一种人”是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人，他穿着系扣的鞋，戴着白假发，驾着一辆带有凹面后轮的马车，那个盒子就是用弹簧和皮带悬在两个后轮之间。
这个念头源于我以前有过的一个奇特体验。当我们住在克莱恩·惠宁根时，有一天一辆绿色古马车从黑树林驶过我们家。它是个真正的古董，看上去完全就像是直接从18世纪驾来的。我见到它时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是它！就是它，它来自我的时代。”就好像我把它认出来一般，因为它与我在自我中驾驶的那一辆是同一个型号。然后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厌恶感，好像有人偷了我的东西，或者说好像我被欺骗了——欺骗了我那可爱的过去。这马车就是往昔的一件文物！我无法描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东西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一种渴望，一种怀旧，或者是一种承认，不停地说道：“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有一个又回到18世纪的体验。在我的一个姨妈家里，我曾见到一个18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件古老的赤土陶器，由两个彩色人物构成。其中一位是老斯图克伯格医生，他是18世纪末巴塞尔市的一位名人。另一个则是他的一个病人：她闭着眼睛，伸着舌头。据说有一天老斯图克伯格正在过莱茵桥，这时这位令人讨厌的病人突然间从不知哪儿出现在他的面前，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老斯图克伯格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你一定哪儿不舒服。伸出舌头来，闭上眼睛。”女人照做，斯图克伯格趁机立即跑开，而她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惹得人们大笑不止。小雕像上的老医生穿着系扣的鞋，奇怪的是我把那鞋当成我自己的了。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得发狂。“哎呀，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能够感到这鞋是穿在我脚上，但却说不出这疯狂的感觉从何而来。我无法理解那种与18世纪完全一样的感觉。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把1886年写成1786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一种莫名的怀旧向我涌来。
因船上的恶作剧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我开始思索这些互不相连的印象，它们结合成一幅连贯的画面：我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是两类不同的人。我觉得困惑，充溢着沉重的反思，最后我失望地意识到，不管怎样，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小学生，他该受到惩罚，他的行为应该和他的年龄相符才对。那另外一类人一定纯属胡扯，我觉得他多少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的，与我祖父的许多故事有关。然而这也不全对，因为他生于1795年因而生活在19世纪；另外，我出生前很久他就已死去了。有可能我与他是同一的。应该说，这些思考大多以模糊的闪念及梦幻的形式出现。我再也记不清当时是否知道，自己像传说中的那样，是歌德的亲戚。我想我并不知道，因为我是从一个陌生人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应该补充一句，有一种烦人的传言，说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
同年一个美好的夏日，中午时分，我走出了学校，来到大教堂广场。天空蔚蓝闪亮，多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房顶金光熠熠，阳光在崭新夺目的瓷砖上迸发光彩。我被眼前的美景征服了，心想：“世界是美丽的，教堂是美丽的，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他坐在天堂，那遥远蓝天的一个金宝座上……”我的思想在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洞，一种阻塞的感觉。我感到一阵麻木，只知道：“不要再想下去了！有种可怕的东西即将来临，某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会犯下最骇人的罪孽。什么是最恐怖的罪呢？是谋杀吗？不，绝不可能。最恐怖的罪孽是违逆圣灵的旨意，是不可饶恕之罪。谁犯了这种罪谁就得永生永世下地狱。作为父母的心肝宝贝，他们的独生子，如果命中注定要受永生的咒诅，他们肯定会伤透了心。为了父母，我绝不能干这种事。我需要做的就是别再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学校回家的路很长，一路上我尝试着思考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但我发现自己的思绪总是三番五次回到我情有独钟的美丽大教堂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然后，我仿佛受了猛烈的电击似的，思绪再次飞到了别处。我不断地自言自语道：“别想它了，一定不要再想它了！”回到家时，我显得疲惫不堪。母亲看到我不太对劲，于是便问道：“怎么了？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能让她放心，也没撒谎，说在学校没出什么事。我心里确实想过，要是把心中翻江倒海的真正原因告诉母亲，也许能对我有帮助。但要是向母亲坦白，我就不得不做那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把所思所想全都吐露出来。我这位可怜的亲人完全不起疑心，也不可能知道我已经陷入可怕的危险之中，犯了不可宽恕的罪，纵身跌落地狱。我放弃了坦露此事的念头，并设法把自己的行踪隐藏得更深。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那个禁忌的思想一次又一次试图冲出我的脑海，虽然我对它还一知半解，而我则是拼尽全力阻挡它。后来的两天简直就是一场折磨，于是母亲认为，我一定是病了。但我还是抵抗住了想坦露心扉的诱惑，因为我想，这会令母亲伤心欲绝。
然而，到了第三天晚上，这种折磨变得实在无法忍受了，我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着没多久，就又醒了过来，于是便又忙着去想大教堂和上帝了。我差点一直想了下去！我感到自己的反抗越来越弱了。我害怕得直冒汗，于是便在床上坐了起来，赶走全部睡意。“这事儿要发生了，这可是件严肃的事啊！我一定得好好想想，一定得事先想个答案出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所不懂得的事呢？说实在的，我自己并不想去想，那是肯定的。但是谁要我去想呢？是谁想强迫我去想自己既搞不懂又不想知道的事呢？这一可怕的愿望从何而来呢？还有，我为什么应该是为此而受折磨的那个人呢？那时我正想赞美这个美丽世界的造物主，感谢他赐予了我不可估量的天赋，因此，我为什么非得去想那些难以想象的恶毒之事呢？我不懂得这恶毒之事是什么，我确实不懂，因为我不能也绝不该随便向这一想法靠近，因为要冒着即刻去想它的风险。我没有干这件事或者想干这件事，它却像噩梦一样临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事是怎么来的呢？我虽然没有去干，但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呢？总之，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按照上帝造物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是说，我是按照父母的样子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我父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吗？但是，我善良的父母绝不可能有过任何那样的想法。这样恶毒的想法是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我发觉这一想法极为荒唐。然后，我便想到了我的祖父祖母，我只是通过他们的画像才认识他们。他们显得仁慈又庄严，足以驱除掉有可能归咎于他们的任何想法。我在心里把一长串不认识的祖先都想了一遍，终于想到了亚当和夏娃，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一决定性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祖先，他们没有父母，而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上帝有意使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他们无法选择，只能跟上帝创造的形象一模一样。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如何与众人不同。他们是上帝创造的完美杰作，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可是他们仍然犯了原罪，干了上帝不愿让他们干的事。这怎么可能呢？要是上帝并不打算让他们做那件事，他们也本不该干那件事。当然，他们是受了蛇的引诱，而蛇是上帝在创造他俩之前便造好了的，显然是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先已安排好了一切，为的就是让人类的祖先犯罪。因此，他们犯罪，是上帝的本意。
这一想法立刻使我从最痛苦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是上帝将我置于这种状态之中。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要我犯原罪。我不再想通过祷告而获得启示的事了，因为上帝不管我是否乐意就把我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我确实认为，我得亲自弄清楚他的意图并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可是此时此刻，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上帝想要的是什么？是行动，还是不行动呢？我必须找出上帝到底让我干什么，而且必须马上找出来。”当然喽，我知道，按照通常的道德来看，避免那样的罪孽，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我一直在干的事，不过我知道，我可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我晚上辗转反侧，精神颓废，不这样想就会把自己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与此同时，在理解上帝的意志和意图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现在确信，是他提出了这个极致的问题。十分奇怪的是，我一刻也没有考虑过，魔鬼可能正在捉弄我呢。那时候，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而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与上帝相比，他都是无能为力的。但自打我从迷雾中出现并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刻，上帝的统一性、他的伟大与超人的威严便在我的想象中回荡。从此之后，我心中的疑虑一扫而光。只剩下上帝正为我安排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而一切都取决于我对他的正确理解。毫无疑问，我清楚，自己最终将被迫崩溃，被迫让步，但我不希望在我还不明白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因为我永生的灵魂能否获得拯救，全押在这上面了。
“上帝知道，我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马上就要犯那不可饶恕的原罪了，可他就是不来帮我。他全知全能，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这种煎熬，可他显然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强迫我做违背个人道德判断和宗教教义的事，甚至让我做违背他戒律的事，上帝这样做，是不是在考验我对他的忠诚？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一件我奋力抵抗的事，因为我害怕永生的咒诅。上帝是不是希望，即便我的信念和理性使死亡和地狱的幽灵出现在我面前时，看看我是否还能遵从他的旨意呢？这真的很可能就是答案！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对于这种事情我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我一定得再从头到尾把它细想一下。”
我再次彻底地想了一遍，得到的结论却是相同的。“很显然，上帝也要求我拿出勇气来。”“如果是这样，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恩典和启示都赐给我。”
我鼓起全身的勇气，好像准备去地狱赴汤蹈火似的，于是便让这想法冒了出来。我的眼前出现了那座大教堂和那蔚蓝的天空。上帝坐在他那金色的宝座上，高高在上，远离尘世——而从那宝座的下面，一块巨大无比的粪块掉了下来，落到了那闪闪发光的新屋顶上，把它击得粉碎，把那大教堂的四壁也砸个粉碎。
啊，原来如此！我体验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感觉如此强烈，难以形容。落到我头上的不是预料中的诅咒，而是恩典，随恩典而来的，则是从未体味、难以言喻的极乐感。我流下了幸福和感激的泪水。我既然已经服从了他那不可抗拒的命令，上帝的智慧和仁爱便显现在我面前。我仿佛体验到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以前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现在变得清楚了。这就是我父亲所不明白的事，我想道：他体验不到上帝的意志，他还以完美的理由，出于最深的信念反对它。因此，他从未体验过恩典的奇迹，这恩典能够治愈一切，使万物易于理解。他一直把《圣经》的“十诫”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信仰上帝，但只遵照《圣经》的指示和先人的传教来信仰。可是他并不知道，在上帝的《圣经》和上帝的教堂之上，站着一位自由的、万能的、活灵活现的上帝，他召唤人们分享他的自由，并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坚信，毫无保留地遵从上帝的命令。在他考验人的勇气时，上帝反对恪守种种传统，无论它们何等神圣。他全知全能，所以他便会考虑到，在对勇气的这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产生真正邪恶的结果。一个人要是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他便可以放心去走正确的道路。
上帝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创造亚当和夏娃的，迫使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不愿去想的事。他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亚当夏娃是否顺服。而他同样也可以要我干某种事情，使我不得不因着传统的宗教教义而拒绝。正是顺服，才使我获得了恩典，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便知道上帝的恩典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必须完全献身上帝，除了执行他的意志之外，别的事都是次要的。不然的话，一切事情均是愚蠢而毫无意义的。从那时起，每当我体验到了恩典，我才真正地开始负起责任来。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呢？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想法。但随后，我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上帝可以变成可怕的东西。我发现了一种阴暗而恐怖的秘密。这一秘密笼罩着我的一生，使我变得郁郁寡欢。
这一体验也产生了使我更感自卑的影响。我觉得，我是个魔鬼，或者是头蠢猪，我极为堕落。但是随后，我便又开始翻阅《圣经·新约》，以某种满意的心情读着描写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段落，还有堕落的人是上帝选民的段落。这些描写使我获得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不公正的管家受到了称赞，而信心发生动摇的彼得，却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我的自卑感越强，上帝的恩典在我看来就越发不可理解。总之，我从来不曾自信过。母亲有一次对我说，“你向来是个好孩子。”可我就是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好孩子？这对我来说很新鲜。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而卑微的人。
有了对上帝和大教堂的那种体验，我终于获得了某些有形的东西，它成为我巨大秘密的一部分——就像我一直在说天上掉石子，而有一块正落入我的口袋那样。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令人感到可耻的体验。我落进了某种不好的、邪恶的、阴险的东西手里，但同时，这却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想要一吐为快的冲动，但不是讲这种体验，只是想暗示说，我身上有某些不为人知的、古怪的东西。我很想弄清楚，是否别的人也经历过相似的体验，可是在别人身上，却从未发现有丝毫的痕迹。结果，我便感到，我既是不得恩宠的，又是上帝的选民；既受到咒诅，又受到祝福。
我绝对不会公开提到自己的体验，提到我梦见的地下神庙里的男性生殖器，提到我所雕刻的小木人。事实上，直到我六十五岁之时，我才说到有关梦见生殖器的事。我可能跟我妻子谈到过一些别的体验，但也只是晚年的时候。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这是我从小便就继承了的。我也绝不会跟朋友们谈起。
依据这个秘密，便可理解我整个的青春期。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在这些年中我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我抵制住了想要和别人探讨它的诱惑。这样，我与世界的关系格局便已经预先设定好了：今天仍跟以往那样，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我懂得一些事情，还必须暗示别人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的事情。
我母亲家那边有六个牧师，在我父亲这边，不仅我父亲是牧师，两个叔父也是。这样，我便有机会听到许多宗教方面的谈话、神学方面的讨论和布道演说。每当我听着他们谈论时，我便有这样的感觉：“对，对，这一切太好了。但我内心的那秘密怎么样呢？这个秘密也是恩赐的秘密。你们之中对此毫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想要逼我做错事，逼着我去想憎恶的事，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赐。”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全都偏离主题。我想道：“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一定得有某个人，对此多少了解一点；在某处一定会有真理。”我在父亲的图书室里到处翻找，只要一找到有关上帝、三位一体、灵魂、意识的书便急不可待地读起来。我聚精会神读呀，可读过后却收获甚微。我总是在想：“他们也不懂。”我甚至还在我父亲的《路德派圣经》里查找。可不幸的是，对约伯所作的传统“教诲式”解说却使我对此书失去了兴趣。但在它里面我还是找到了慰藉，特别是在《约伯记》第九章第30节和第31节中写道：“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
后来，母亲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显得非常沮丧。事情其实并非如此，相反，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我坐在石头上，内心是出奇的安慰与平静。它总是能使我从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矛盾与冲突便立刻停止了。“石头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几千年过去了依然一成不变，”我会想道，“而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就像火焰一样，很快地亮起来，然后便熄灭了。”我不过是我的各种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却是那不受时限的、永不毁灭的石头。
那时候，我对父亲所说的一切产生了种种深切的怀疑。我一听到他布道称颂上帝的恩惠，便总是想到自己的体验。他所讲的一切听来显得陈腐而空洞，就像讲一个道听途说来的故事，自己都不怎么相信。我很想帮他的忙，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此外，我很怕羞，不敢告诉他我的体验，也不想插手他个人的急务。我觉得自己一方面年纪太小，另一方面又害怕行使第二人格启发我的这种权利。
后来，当我长到十八岁时，我与父亲进行过许多讨论，总是偷偷地希望能够让他懂得有关恩赐的奇迹，从而帮助他减轻良心上的种种痛苦。我深信，要是他充满了上帝的意志，一切便会变得特别好。但我们的讨论总是不欢而散。这些讨论刺激了他，伤了他的心。“唉，胡说八道，”他总是习惯地说道，“你总是要去想。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要去信。”虽然我想：“不对，一个人必须体验了才能获知。”但嘴里却说：“请把这种信仰给我吧。”于是，他便会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开。
我开始广泛交友，对象大都是样子腼腆、出身淳朴的男孩。我的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在过后的几年间，我的成绩甚至在班里名列榜首。然而，我观察到，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妒忌我并抓住每一次机会，想方设法赶上我。这使我感到很不高兴。我讨厌一切竞争，要是有人玩起太具竞争性的游戏，我便拒绝参加。此后，我的成绩一直排在全班第二，并发现这使人愉快得多。学校的功课变得异常讨厌，因为我不想通过竞争使它变得困难。有寥寥几位老师对我表示了特殊的信赖，这些人我至今感激不尽。我怀着极大的愉快回想起的一位老师是拉丁语教师。他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碰巧，我六岁就学了拉丁文，是我父亲给我上的课。于是，这老师便不让我坐在班里听课，而是经常让我上大学图书馆帮他借书，于是我便满心欢喜地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并尽可能地拖延回去的时间。
大多数老师认为我既愚蠢又狡猾。学校一有什么事出了差错，我便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要是什么地方吵起架来，他们便认定我是挑动者。但实际上，我只有一次卷入吵架中去，而正是在那一次，我才发现一些同学对我有敌意。其中有七个埋伏起来对我发起突然袭击。那时候我已长得又高又壮了——我那时已经十五岁——而且很容易火冒三丈。我突然怒得面红耳赤，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两只胳膊，把他甩得团团转，用他的两条腿把其余几个踢倒在地。老师们查清了此事，但我只是隐约记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惩罚。从那时候起，我便无人理睬了，也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招来敌人并遭到不公的指责实在出乎我意料，但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并不难理解。我受到指责的每一件事都刺激了我，不过我却无法否认对我的这些指责。我对自己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这少有的了解又是如此矛盾重重；扪心自问，我无法否认任何指责。其实，我良心上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有实质性的和潜而未发的种种过失。由于这种原因，我对别人的指责就特别敏感，因为所有这些指责都或多或少地戳到了我的痛处。尽管我并没有像他们指责的那样干了一些错事，但我还是感到，自己有可能会干这种事。我甚至还开列了一张表，上面写了各种托词，以防万一别人指责我做了什么事。要是我确实干了什么错事，我反而感到如释重负。这时候，我至少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心有愧。
很自然地，我会通过外在的稳重来补偿内心的不安——或更好地来说就是，不用我的意志去干涉，缺陷便自行弥补。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有罪过，但同时却又希望自己清白无辜。在私底下，我深深地知道自己向来是个拥有双重人格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他上学读书，不太聪明，专心致志，学习刻苦，比许多别的男孩穿得整齐干净。而另一个则是个大人——实际上是个老人——多疑，多虑，远离人世，但却接近大自然，接近地球、太阳、月亮、天气、一切生物，但归根结底接近夜晚，接近睡梦，接近“上帝”直接作用于其身上的各种事情。这里，我把“上帝”加了双引号。因为就像我一样，大自然虽然是上帝创造，并用来表达他自己的，却被当作非神圣的东西搁到一边了。谁也说服不了我，说“依上帝形象”只创造了人。实际上，在我看来，高山河湖、花草树木及各种动物远比人更能体现上帝的本质，人们穿着滑稽可笑的衣服，心怀卑鄙、爱慕虚荣、假话连篇、自私自利、可恨至极——所有这些特质从我自己，从我的第一人格，从1890年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除了他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王国，它就像一个神殿，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得以改造并深受感动，因为它们看到了整个宇宙的景象。因而只能惊叹、称赞，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在这里居住的是“另一个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秘密，一个隐了身的、具有人格，但同时又超乎人格的秘密。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使人与上帝分隔，的确，这就仿佛人的心灵同上帝一起向下瞧着天地万物似的。
我在这里一句一句地展开的，是我那时在任何某一方面都从未意识到的某种东西，但我却以一种强烈的预感和感情感知到了它。在这种时候，我知道我配得上我自己，我就是真正的自我。只要我独自一人，我便会慢慢进入这种状态。因此，我追求这“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安宁与孤独。
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贯穿了我的一生，但却与“分裂的人格”或与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毫无关系。相反，在每个个体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在我的一生中，第二种人格意义最为重大，而我总是尽力为一切东西腾出地方，只要它们想要进入我的内心。他是一个典型性的人物，但只有极少的人才能察觉。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理解力不足以认识到他也是他们那样的人的。
逐渐地，教堂变成了一个折磨我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人竟敢大声——我不禁要说，是无耻地——传播有关上帝意旨和行为的道义。在那里，人们受到劝诫说，他们应有那些感情并相信这样一种秘密：我知道，这种秘密就是最深奥的、在内心最深处的一种肯定，是一个字都不能泄露的肯定。最后我只能得出结论，显然，没有人会懂得这一秘密，连牧师也一样，因为反过来说，没有人敢在公众面前泄露上帝的神秘，敢用陈腐善感的语言亵渎这些无法言传的感情。此外，我确信，以这种方式去接近上帝是错误的，因为从自己的经验中，我知道这种恩惠只赐予毫无保留地完成上帝意志的人。这一点也是从讲道坛上得来的，但是人们总是假设，启示能使上帝的道理浅显易懂。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这却成了最晦涩难懂的事情。对我来说，每天探求上帝的意志成了一个人的责任。我没有这样做，不过我敢肯定，如果有一个迫切的理由呈现在我面前，我便会去做。第一人格占用去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它经常使我觉得，宗教戒律正在替代上帝的意志——这实在令人意外和惊恐——其唯一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没必要再去理解上帝的意志了。我变得越来越多疑，而我父亲的布道词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使我非常难堪。我周围的人们似乎认为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理所当然的，里面散发出的艰深晦涩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想都不想便囫囵吞下这些矛盾的说法，比如上帝是万能的，所以预见了整个人类史；再比如他确实创造了人类，但人类还是不得不犯罪，尽管上帝禁止他们犯罪，甚至要以地狱之火永世咒诅他们。
好长一段时间，魔鬼在我的思考中没有起过什么作用，这一点真是奇怪。在我看来，魔鬼不过是一条用铁链拴起来的凶狠看门狗，属于一个强有力的人。除了上帝，没人对世界负有任何责任，而且我很清楚，上帝会很可怕。每当我听到父亲在其富有感情的布道词中提到“仁慈的”上帝，赞扬上帝对人的大爱，并劝导人们以爱回报时，我的怀疑和不安便增强起来。“他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我真是怀疑，“他会把我，他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用刀杀死，献祭上帝吗，或者把我送交一个不公正的法庭，像耶稣那样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不，他做不到。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执行不了上帝的旨意。这种意志，正如《圣经》本身所示，是极为可怕的。”我很清楚，当人们受到劝诫，要他们首先服从上帝而不是人时，这种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没经思考就说出口罢了。很显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因为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便会对这一关键的问题心生敬畏，好像只是单纯害怕上帝的权威，因为上帝能够把他可怕的权威强加在孤立无援的人身上，就像他已经强加在我身上一样。那些假装知道上帝旨意的人，又怎能预见上帝驱使我做的事？在《圣经·新约》里，没有任何类似的事。《圣经·旧约》，特别是《约伯记》，本可能使我大开眼界，但可惜那时候我对它不够熟悉。在接受坚信礼的时候也没有听说过任何类似的教导。当然，提到过对上帝的敬畏，但都已经过时了，是“犹太人的”，而且很久以前就被基督福音（上帝的大爱和仁慈）所取代了。
我年幼时种种体验的象征意义及那种形象的狂暴使我极为沮丧。我自问道：“谁是那样说话的呢？是谁这样厚颜无耻，在神龛里赤裸裸地展示阳具？是谁让我认为，上帝就是以这种可恶的方式摧毁了教堂？”最后，我自问道，这难道是魔鬼的勾当。一定是上帝或魔鬼才会这样说、这样干。对此我深信不疑。我非常肯定，发明这种思想和形象的人绝不是我。
这些，便是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体验。就在那时，它令我恍然大悟：我必须负起责任，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我碰到了一个问题，而且必须亲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是谁提出了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我。我知道，我必须从自己的内心最深处找到这个答案：在上帝面前只有我一人，而上帝独自问了我这些可怕的事情。
从一开始，我便感到是命中注定，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赋予我的，让我必须接受的。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虽然我从来无法向自己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不曾拥有这种肯定性，但它却拥有了我。谁也夺不走我的这种信念：我奉命去做上帝想让我做的事，而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我往往有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上，我不再像众人一样，而是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了。而当我处身“彼处”，不再是孤独一人时，我便处身于时间之外了，我属于好几个世纪，而给我答案的他便是向来就存在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儿。与“另一个人”的这些谈话是我最为意义深远的体验，一方面是流血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至高无上的狂喜。
自然，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大概除我母亲之外，我不知道还能与谁进行交流。她似乎也像我自己那样，沿着有点相似的思路去思考的。但我很快意识到，在交谈中，她不是我的对手。大体上，她对我的态度是一种仰慕，而这对我却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便把这些思想独自放到了自己的心里。总的说来，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我独自一人玩耍，做白日梦或独自在林中漫步，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秘密世界。
对我来说，我母亲是个贤良淑德的人。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动物性的温暖，做得一手好菜，热爱交友，性格开朗。她个子长得很高大壮实，是个忠实的听众。她也喜欢说话，话匣子一打开，话便像泉水一样快活地流淌。她的文艺天赋横溢，品位高雅并有一定深度。但是这种天赋却从未能适当发挥，而一直深藏于一个善良、臃肿老妇人的外表之内。她极为热情好客并十分幽默风趣。她保有一个人所必须具有的传统观念，但在潜意识当中，她的个性有时会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个性出人意料地有力：一个城府颇深、面露威严的人物，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从不瞻前顾后。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一种是不抱恶意并富有人性，另一种则是神秘怪异。这另一种人格只是时不时地出现，但每次出现都令人意外和惊悚。那时，她会像自言自语似的说起话来，但她说的话却是针对我的，并经常击中要害，于是我便吃惊一声不吭。
还记得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我六岁左右。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十分富有。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男孩与我年纪相仿，他还有两个妹妹。他们是城市人，衣着打扮的方式往往使我觉得古怪可笑，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脚蹬专利皮鞋，衣服上有白色褶边，手戴白手套。甚至在周日时，这几个小孩也涂脂抹粉，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们喜欢摆架子，恨不得赶紧跟我这个穿着褶皱裤子，踩着破洞旧鞋，双手脏兮兮的粗鲁倔强的男孩子划清界限。母亲不但拿我同他们相比还严厉地训斥我，这惹恼了我：“你看看人家那些漂亮的孩子，既有教养，又懂礼貌。看看自己的行为，就像一个小傻瓜。”这种训斥羞辱了我，于是我决定给那个男孩一顿痛打。我确实打了他。他母亲气坏了，便急忙跑到我家，对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场。而母亲却吓得够呛，教训了我一顿，而且声泪俱下，说话时间之长，感情之激动都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我却为自己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我看来，我或多或少为村子里这个陌生人不协调的存在作了补救。我对母亲的激动深深敬畏，于是便带着负罪感退回到我家那架古旧竖式钢琴后面的桌子旁，开始玩起我的那些砖头瓦块来。好一阵子，房间里一片寂静。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到靠窗的座位上打起毛衣。然后我便听到自言自语地嘟囔起来，从偶尔听到的几句话里，我猜想她是在思考这个事件，只不过现在却是另一种观点了。突然间，她大声说起话来：“当然了，一个人绝不该生那么一大堆狗崽子！”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说那几个“沐猴而冠”的人。她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养了好些狗，总是张口不离养狗、杂种狗、纯种狗及狗崽子之类的话。我意识到，母亲也认为这几个令人作呕的小孩是劣种的狗崽，这使我长舒一口气。因此，对她给我的训斥实在不必按表面的意思来看待。但是甚至在那种年纪，我也知道必须完全保持冷静而不应得意扬扬地表露出来：“您知道，您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她会愤慨地驳斥这种观点：“你这个招人厌的孩子啊，你怎么敢假装知道有关你母亲的这种事呢！”从这件事里，我得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一定有过更早的、性质相似的体验，只不过现在不记得了。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我对宗教的怀疑日益加剧的时候，另一件事出现了，它显示了我母亲具有两重性。一天，我们围桌而坐时，话题转到了某些赞美诗单调沉闷的曲调，也提到了修订赞美诗集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我母亲喃喃道：“啊，您，我爱中之爱，您，咒诅的幸福。”就跟在过去一样，我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尽量小心谨慎，免得高兴得叫起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胜利了。
在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会经常做一些有关她的忧虑的梦。白天，她是个可爱的母亲，但到了晚上，她便显得神秘可怕。然后，她便像那些预言家（预言家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一样，像一个熊穴里的女祭司。古香古色又残酷无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所谓“自然精神”的代表。
我也有这种古体的天性，而在我身上，它是与我的天赋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并不总是令人愉快——把人和万物按其本性来加以看待的天赋。当我不想承认知道某些事情，而在心底我又非常清楚事情的原委时，我乐于受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像一条狗——你可以欺骗我，但我最后总能闻出藏起来的东西。这种“洞察力”基于本能，或者说是基于与其他人进行的“神秘分享”。就好像在一种没人参与的感知行为中，有一只“隐蔽的眼睛”在观看。
这件事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当时，有些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详述某个人的生活故事，但事实上，我却不认识他。这件事发生在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上。我对新娘及其家人一无所知。在喜宴过程中，我坐在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中年绅士对面，有人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位律师。我俩热切地谈起了犯罪心理学的问题。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编造了一个故事加以说明，其间再润饰以各种各样的细节。当我正讲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异样的表情，接着我们这桌子上的人全都沉默了。我感到十分窘迫，赶紧停了下来。谢天谢地，我们开始吃饭后甜点了，于是我连忙站起来走进了饭店的休息室。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点起一支雪茄烟，尽力把刚才的情景从头到尾回想了一遍。这时候，跟我同桌吃饭的另一个客人走了过来，一脸责备地问道：“您怎会犯了如此可怕轻率的过失呢？”“轻率？”“对啊，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但那个故事全是我编造的啊！”
使我感到惊愕和恐怖的是，我讲的故事恰恰发生在坐在我对面那人的身上，准确得连所有细节都丝毫不差。就在此刻，我还发现，现在我连这个故事的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甚至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回想不起来。在《自我审查》这本书里，佐克描述了类似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小旅馆里，他竟能够揭发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他是个贼，因为在他内心里的眼睛，看到了整个偷窃的过程。
在我的生活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突然知道了一件确实毫不知情的事情。这种知识进入了我的脑海，仿佛它就是我自己的观点。我母亲也经历过这种情形。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它就像掌握着绝对权威的一个声音，所说的恰好与情境相符。
我母亲常常认为，我的智力远远超出了我的年纪，于是她便像对待大人那样跟我说话。很显然，所有她不愿意跟我父亲说的事，都会跟我说，因为她早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密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向我一一吐露。就在我大约十一岁时，她透露了与我父亲有关的事，使我感到相当震惊。我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决定，我必须向我父亲的某个朋友商量商量，我从别人口里听说过，这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事先没跟母亲打招呼，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便进了城，到这个人家里拜访。给我开门的女仆说主人出门不在家。我既失望又沮丧，于是转身回了家。但正是出于上天的怜悯，他才没有在家。不久之后，我母亲又提起了这件事，而这一次，她给我描绘的却与之前截然不同，情境温和许多，于是整个事情便烟消云散了。这件事触及我的灵魂深处，我想：“你竟相信这件事，真是个蠢货，你愚蠢地信以为真，差点引发一场灾难。”从那时候起，我便决定把母亲说的话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她的信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不再向她吐露我内心深处的秘密了。
但后来，她的第二人格有时会钻出来，她在这种情形所说的一切便如此真实，真实到令我颤抖的地步。要是我母亲能就此不变，那我本可有个妙不可言的交谈者的。
对于我父亲，情形却很不同。我原本乐于把自己在宗教上面遇到的麻烦事摆到他的面前，来征求他的意见，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因为我觉得，我事前就知道了他会出于对本职的尊敬而不得不作出回答。我的这个假设是非常正确的，不久之后便得到了证明。我父亲亲自对我进行有关坚信礼的教导，这使我烦得要死。一天，我浏览着教义问答书，希望找到不太多愁善感，不太难理解，又不太无聊的内容，一些关于主耶稣的内容。我偶然翻到了有关三位一体的那一段。里面有某些东西激发了我的兴趣：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这个问题迷住了我，因为它有着内在的矛盾性。我迫不及待地期盼触及这一问题的时刻。但当我们真正进行到那里时，父亲却对我说：“我们现在翻到三位一体了，不过我们跳过去算了，因为我自己对它真是一无所知。”我钦佩父亲的诚实，但另一方面，我却感到极其失望，于是便自言自语道：“问题就摆在那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并不打算仔细思考。那我又怎么能谈论我的秘密呢？”
我曾试探过几个善于思考的同学，结果无功而返。我非但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反而招致他们的麻木不仁，被他们疏远了。
尽管有些厌烦，尽管有些不解，我还是尽最大努力去相信——这种态度看来合我父亲的胃口——并为自己作好了圣餐仪式的准备，对此我还寄予了最终的希望。我觉得，这仅仅是一种纪念性聚餐，某种对我主耶稣的周年纪念活动而已。耶稣是在1890-30＝1860年前去世的。尽管这样，他却留下了某些暗示性的话，比如，“拿起来吃吧，这就是我的身体”。其意思就是说，我们吃圣餐面包时，就好像吃的是他的身体，而这说到底，原本是他的肉。同样，我们要喝的葡萄酒原本是他的血。这对我来说再明显不过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把他嵌入自己的身体中。这在我看来实在荒谬得难以置信，于是我肯定地认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莫大的神秘感，而我会在圣餐仪式中领悟到这种神秘感。我父亲对圣餐的评价似乎极高。
像习惯的做法那样，教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做了我的教父。这是一个友善而沉默寡言的老人，是个制造车轮的工匠，在他那个车轮铺里，我常常站着看他摆弄车床和手斧，展现高超的技艺。现在他来了，穿着大衣，戴着高帽，变得一脸庄严，他把我带到教堂，而我父亲穿着那件我非常熟悉的教袍，站在祭坛后面，念起《公祷文》的主祷词来。在铺着雪白餐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大盘子，里面放满了一小片一小片的面包。我看得出来，这面包是从我们那位面包师那里弄来的，他所烤制的各式面包一般都是淡而无味。酒从一个白锡酒壶斟进一个白锡杯里。我父亲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口酒——我知道这酒是从哪个小酒馆里买的——然后便把杯子递给其中一个老人。所有这几个人都站得笔直，脸上神情严肃，但就我却感觉没什么意思。我焦急不安地继续看着，但都看不出也猜不透在这几个老人身上会出现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其气氛也像在教堂举行的其他仪式，如洗礼、葬仪等一样。这给我的印象是，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合乎传统意义正确的仪式。我父亲看来也只是主要关心，按照规定从头到尾地执行，而他着重强调和用词适宜的话也同样是规定的一部分。对于耶稣死去一千八百六十年一事却只字不提，而在所有其他纪念性宗教仪式中，耶稣去世的日期却是着重说明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伤心或快活的地方。与耶稣的纪念仪式，这何其重要的场合相比，我觉得这次圣餐从任何方面而言都是平淡乏味的，更无法与世俗的宴会相比。
突然间，该轮到我了。我吃了面包，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没什么味道。至于那酒，我只抿了一小口，味道又淡又酸，显然不是好酒。接着而来的是最后的祷告，仪式结束后人们便走出酒馆，没有消沉，也没有快活得红光满面，而是一脸“哦，就是这样”的神色。
我与父亲一起步行回家，心里深深意识到我正戴着一顶崭新的黑色毛毡帽，穿着一件黑色新礼服，这件衣服已经开始变成我的大衣了。这是种加长夹克，在臀部的地方分开成小小的两翼，中间是一个口袋的开口，我可以在口袋里塞一块手帕——这在我看来是成熟男子的姿态。我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而这意味着自己已被接纳进男人的社交圈了。那一天是星期天，晚餐的饭菜异常可口。我可以整天穿着这件新衣到处逛来逛去了。但在别的方面，我却感到空虚，不知道自己有何种感觉。
几天过后，我才渐渐发现，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已经到达宗教启蒙的顶点，本来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是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可能给我惊人的启示，比如说一场大火或是一束超脱尘世的大光；但这次仪式却丝毫不见上帝的踪影——对我来说至少如此。当然了，谈到过他是肯定的，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罢了。在其他人那里，我看不出有什么极大的绝望、难以抑制的兴高采烈以及倾泻的天恩，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上帝本质的构成部分。我体察不到“内心交流”“统一”“与……融为一体”的丝毫迹象。与谁呢？与耶稣吗？但他只不过是个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就已经去世的人啊。为什么一个人要与他结合成一体呢？人们称他为“上帝之子”——因此只是半神，跟希腊神话里的各路英雄没什么两样：可是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与他结为一体呢？这就叫作“基督教”，但它却与我体验到过的上帝毫无关系。另一方面，耶稣这个人，的确与上帝有关系，他在客西马尼和在十字架上曾感到过绝望，因为他教导人们说，上帝是个仁慈可爱的父亲。那时，他也一定看到了上帝的可怕。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举行这种讨厌的纪念性仪式，让人们吃无味的面包，喝酸牙的酒呢？慢慢地我才明白，这种交流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毁灭性的体验。它证明是空洞的，而且远不止于此，它还证明是一种彻底的失败。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参加这种仪式了。“啊，这根本不是宗教，”我想，“这里没有上帝，教堂是一个我不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有的只是死亡。”
我陷入了对父亲的强烈怜悯之中。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他职业和生活的悲哀。他与死亡纠缠在一起，却不承认死亡的存在。我和他之间洞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大到无法逾越。我那亲爱慷慨的父亲在许多事上都让我自己做主，从来不向我施加权威；这一回，我可不能把他推入绝望和亵渎的罪孽之中啊，只有经历过上帝的恩赐才会有这种罪孽。只有上帝才能这样做。我没有这样的权利，那将是不人道的。我认为，上帝是不人道的，这才是他的伟大所在，所有人性的东西都侵犯不了他。他是善良的，又是可怕的——二者同时存在——因此是一种巨大的危险，而每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自然会竭力规避这种危险。人们只是单方面地依恋上帝的善良慈爱，但由于恐惧，他们变成了诱惑者和毁灭者的牺牲品。耶稣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便教导：“主啊，指引我们，不让我们受到试探。”
我与教会以及与人类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彻底破碎了。在我看来，我已经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我所设想的宗教观解体了，它曾构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唯一有意义的联系，我不可能再参与到这普遍的信仰中了，而是突然觉得自己卷入了某种无法表达的事物，卷入了我的秘密当中，而这一切我却无法与任何人分享。它很可怕，而且最糟糕的是，它既卑劣又可笑，它是魔鬼对我的嘲讽。
我开始思索：人类应该怎样看待上帝？我并没有发明上帝和大教堂的想法，在我三岁时做的那个梦更是如此。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加强大的意志把这二者强加于我。该让自然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但自然不过是造物主的意志而已。把这归咎于魔鬼也毫无帮助，因为它也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是真切的——他是熄灭的火焰，是难以言喻的恩典。
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那是我个人的失败吗？为了它我一丝不苟地作好了准备，也希望体验到天恩和启示，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上帝也没有降临。由于上帝的缘故，我发现自己现在已经与教会断绝了联系，也不再接受父亲的和他人的信仰。只要他们所有人仍然代表着基督教，我就永远是个局外人。这种认识使我伤心欲绝，以致大学入学前我一直笼罩在一层阴影当中。
我开始在父亲相对简陋的藏书室——那时候这个图书室似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搜寻关于上帝的图书。开始时，我只找到了一些论述传统观念的书，而我要寻找的却是思想独立的作家所写的书。最后，我无意找到了比德曼于1869年出版的《基督教教义》。显然，这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提出了个人的观点。我从他那里了解了，宗教是“一种精神行为，存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之中”。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理解的宗教是上帝作用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这是上帝的行为，我必须屈服，因为他是强者。我的“宗教”不承认任何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有谁能像上帝一样，人们知之甚少的东西产生联系呢？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上帝，以便与他建立一种关系。我发现比德曼书中“上帝的本质”那一章里，上帝将自己呈现为一个“通过类比人类的自我方能理解的人格：独一无二、超凡脱俗的自我，可以将整个宇宙环抱”。
就我对《圣经》的了解，这一定义似乎是合适的。上帝具有一种人格，他是宇宙的自我，就像我自己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存在的自我一样。但在这里，我却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毕竟，人格意味着个性。而个性并不是模棱两可的事物；也就是说，它含有特殊属性。但是上帝代表着一切，那他怎么还会具有一种可辨别的个性呢？另一方面，如果他的确有一种个性，那他只能是一个主观、有限世界的自我而已。此外，他又具有什么特点，什么人格呢？一切均取决于这一点，因为除非人类知道这个答案，否则他便无法与上帝建立起一种关系。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抵制感，抵制通过类比我的自我来想象上帝。在我看来，这如果还不算彻头彻尾的亵渎神明，那必然是无边无际的狂妄自大。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难以把握自己的自我。首先我知道，它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即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在这两个方面里，我的自我是极为有限的，受制于自我欺骗、错误、情绪、感情、冲动和原罪等各种可能性。自我所遇到的失败要远远多于胜利，它幼稚、爱慕虚荣、自私自利、藐视一切、贪婪、渴望被爱、有失公允、敏感、懒惰、不负责任等。令我伤心的是，它缺少了许多的美德和才华。它们正是别人身上所拥有，而我无比羡慕嫉妒的。我们怎么能根据这种类比来想象上帝的性质呢？
我急切地想查找上帝的其他特征，结果发现它们全都以一种我熟悉的方式列了出来，这种方式是我从坚信礼的教导中得来的。我发现，按照第一百七十二条，“上帝的超凡脱俗性最直接的表达是1.否定性的：他不为人所见到，等等；2.肯定性的，他居于天堂，等等”。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亵渎神明的幻象立刻涌入我的脑海，上帝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魔鬼）将这种幻象强加于我的意志。
第一百八十三条告诉我，“上帝的超凡脱俗性相对于道德世界来说”在于他的“公正”，这种“公正”不只是“明断”，而且还是“他神圣存在的表达”。我本来希望，这一段能谈到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的上帝的阴暗面：他怀恨在心、他的愤怒极为危险、他无法理解全知全能所创造的生命；那些生命的缺陷也是由同样的全知全能造成的，他一定心知肚明。但他却以把生命引入歧途为乐，或至少以试炼他们为乐，尽管他早已知道试炼的结果了。那么上帝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该怎样形容如此行事的人格呢？我实在不敢深究这个问题，最终得到结果。然后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已经自给自足，且除本身之外一无所求”，但他还是“出于自己的满意”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他将自己的仁慈充满了一个自然世界，他将自己的爱充满了一个道德世界”。
最初，我反复琢磨着那个令人费解的词“满意”。对何人满意或对何事满意呢？显然他对这个世界，因为他看了看自己的创造并认为这是好的。但这一点恰好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当然了，世界无限美丽，但同时它又十分恐怖。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事件发生，比起别的地方来，“衰老、疾病和死亡”，更加显眼，细节更加具体，人们体验得也更加深刻。尽管那时我还没到十六岁，但却目睹了大量人畜的生命现实，而在教堂和学校里，关于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腐败，我也听到了太多太多。上帝最多只能对天堂感到“满意”，但那时他已经安排妥当，为使天堂的荣耀与欢乐不至于太长久，便在天堂中放置了一条蛇，也就是魔鬼。他对此也觉得满意吗？我敢肯定比德曼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以宗教教导的特有方式，随意地说个没完，甚至都没察觉出自己写的全是一派胡言。正如我所看到的一样，上帝意在创造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个生灵自相残杀的世界和一个有生必有死的世界，但他却没有在人、兽不应得的痛苦中感到任何残酷的满意。这种假设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自然法则中“美妙的和谐”更像是依靠可怕的力量来制服一片混乱，而沿着既定轨道运行的“永恒”星空显然更像是一群随意堆砌的天体，毫无秩序意义可言。因为没人能够真正看见人们谈及的各种星座，它们只是些随意的轮廓而已。
上帝将自己的仁慈充满了自然世界，对这种看法我既不理解也深感怀疑。这显然这些观点中的另一个观点，只能相信，不能质疑。实际上，如果上帝是至善的，那他所创造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完美，如此腐败，如此可怜呢？“显然它是受了魔鬼的感染并陷入了混乱之中。”我想道。但是魔鬼也是上帝创造的呀！我只好加紧攻读有关魔鬼的书。不管怎么说，魔鬼看起来还是极其重要的。我再次打开了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为这个急迫的问题寻找答案。为何要忍受痛苦缺陷和邪恶呢？结果我的努力成了一场徒劳。
这下我算完蛋了。论述教义的大部头巨著，不过是些出于想象的胡言乱语，更糟糕的是，它就是一场骗局，或者说是一种罕见的愚蠢，其唯一目的则是为了掩盖真理。我的希望幻灭了，我甚至感到愤愤不平，又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怜悯，因为他已经为了这些繁文缛节牺牲了自己。
但在某事某地，一定曾有像我一样寻求真理的人，他们理智地思考，不希望自欺欺人，否认世界的伤感现实。大约就在这时候，母亲或者说是她的第二人格，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些日子你一定要抽空读读歌德的《浮士德》。”我们家正好有一版不错的《歌德集》，于是我便把《浮士德》找了出来。它像一阵神奇的芳香沁人心脾。我想：“这里终于有个人能严肃地对待魔鬼啦，甚至还与他订下可怕的契约——魔鬼是对手，他力挫上帝的计划，使世界尽善尽美。”我对浮士德的行为感到懊悔，因为在我看来，他不应该那么片面，那么易于上当受骗。他应该更加聪明和更具道德才对。他如此轻浮地拿自己的灵魂打赌是多么幼稚啊！很明显，浮士德有些夸夸其谈。我感觉该剧的分量和意义主要在于靡菲斯特这一方面。就算浮士德的灵魂真的进入地狱，我也不会为之难过。他是罪有应得！我并不喜欢末尾处“魔鬼受骗”的观点，因为说到底，靡菲斯特根本不是个愚蠢的魔鬼，而他被傻乎乎的小天使所骗，显然不合逻辑。在我看来，靡菲斯特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被骗的：他并没有得到曾经允诺于他的权力，因为浮士德这个没什么特性的家伙一直将他的骗局进行到来世。必须承认，到了来世，他的幼稚便暴露无遗了。但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他是不配受到启发，去那儿探究伟大的神秘。我倒是愿意让他尝一尝炼狱之火的滋味。就我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靡菲斯特，他的整个形象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此外，我朦朦胧胧地感到，他还与种种本源的神秘有所关联。不管怎样，靡菲斯特及上帝的指引，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濒临我意识世界边缘的、奇妙而神秘的体验。
最后，我终于证实了，还是有人会理解邪恶及其无穷威力的，更重要的是，魔鬼在使人摆脱黑暗和苦难时，发挥了神秘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歌德成了我眼中的预言者。但是他通过纯粹的诡计，通过小小的欺骗，打发走了靡菲斯特，这是我无法原谅的。对我来说，这太神学，太轻率，太不负责任了，歌德竟也堕落到使用狡猾的手段，把邪恶变成无害。这不禁令我扼腕叹息。
在阅读剧本时，我发现尽管浮士德厌恶哲学，他多少还算是个哲学家。他显然还是学到了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真理。直到现在，我实际上还未听说过有关哲学方面的事，于是，一个新的希望诞生了。我想，也许会有一些哲学家对这些问题苦思冥想，并从中给我启示。
由于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没有什么哲学家的著作——他们因思考成了可疑的人——所以我只好满足于克鲁格1832年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第二版了。我径直翻到了有关上帝的条目。令我非常不满的是，它的第一个词源便是“上帝”，说这个词“毋庸置疑地”源自“善”这个词，意指“最高的存在”或“完美”。它继续说道，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观念的固有性都是不允许被证明的。如果后者的先验性绝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话，那么它便可以存在于人类当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的“智力”一定“在它有能力提出如此崇高的观念之前已发展到某种程度了”。
这种解释着实令我目瞪口呆。这些“哲学家”到底怎么了？我实在想不通。显然，他们对上帝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而已。然而在这方面，神学家们却有所不同，虽然他们对上帝的论述是自相矛盾的，但至少他们还确信上帝的存在。这位词典编辑者克鲁格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成见，因而很容易看出他喜欢断言，坚信上帝的存在。那么他为何如此直截了当呢？他为何要伪装成这副样子呢，好像他确认是我们“提出”了上帝的观念，在提出之前还必须先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据我所知，甚至在原始森林里赤身裸体游荡着的野蛮人也会产生这些观念。而他们肯定不是“哲学家”，肯定不会坐下来“提出上帝这一观念”。我就从未产生过有关上帝的观念。当然，我们不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比如说，一只衣蛾吃的虽然是澳大利亚羊毛，但它怎样向别的蛾子证明澳大利亚的存在呢？上帝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证明。我如何得出上帝确实存在这一观点呢？人们告诉我关于他的种种故事，但我却什么也不相信，没有一件事能真正地说服我。我的观念并不从那里而来。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观念——不是从思考中得来的。它并不是想象有某事，对它进行思考，然后加以确信这样的过程。比如说，我一直怀疑有关主耶稣的一切，并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地相信过它，尽管它留给我的印象远比上帝深刻，因为上帝往往只是含含糊糊地暗示而已。我凭什么认为上帝就是理所应当的呢？上帝的存在却如此简单，简单得就像一块砖头砸到你头上一样。既然如此，那些哲学家为何还伪装说上帝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他们能提出或不能提出的任意假设呢？
我突然间明白过来，上帝——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最为肯定、最为直接的体验之一。毕竟，我并没有捏造有关大教堂的恐怖意象。相反，它强加在我身上，所以我不得不以最残忍的方式来思考它，后来，那种获得天恩后难以言喻的感觉便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根本支配不了这些事情。我慢慢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哲学家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竟提出如此怪异的看法，将上帝看作一种可以讨论的假设。令我极为不满的还有，这些哲学家对上帝的阴暗行为既不发表看法又不作任何解释。我认为哲学恰恰应该特别注意并考虑这些东西，因为我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是哲学家十分棘手的问题。令我更加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因此，我便转向了另一个使我感兴趣的题目，也就是关于魔鬼的词条。我读到，如果我们认为魔鬼一开始就是邪恶的，那我们就会深陷明显的自相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便会落入二元论里。因此，我们最好假设魔鬼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善良的生物，只是由于他的高傲才堕落了。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很高兴他指出了这一点——这一假设预先假定了一个它试图解释的魔鬼，即高傲。至于其余的生物，他继续说道，邪恶的起源“无法解释、无法说明”——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同神学家们一样，他并不想思考这一问题。有关魔鬼及其起源的条目同样无法给人启示。
我在这里所作出的叙述总结了我一系列的思想以及观念的发展变化，这种情形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它们只发生在我的第二人格当中，并且是极为私密的。我未经父亲的许可便偷偷地利用起他的图书室来进行这些研究。时不时地，我的第一人格便公开地阅读格斯塔克所有的小说，以及德语译本的英国经典小说。这时我同样开始阅读德国的文学作品，尤其关注经典作品。在学校里，老师总是费力地对那些浅显易懂之处作着毫无必要的解说，不过这却并没有使我失去兴趣。我涉猎范围很广，也没有目的性，戏剧、诗歌、历史全部涵盖其中，后来连自然科学的著作也读。读书不但有趣，而且是一种受人欢迎又有益处的消遣方式，将我从第二人格的成见中解脱出来，而第二人格正使我在沮丧中越陷越深。在宗教问题的王国里，我随处遇到的都是紧锁的大门，如果碰巧有某道门打开了，门内的事物也会令我大失所望。别人似乎全都有着与我毫不相同的兴趣。在非常肯定的事情上，我却感到完全孤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与人交谈，但在任何方面都找不到共同的话题；相反，我却在别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疏离、一种猜疑和一种恐惧，因此我只好欲言又止。这种情形，也令我十分沮丧。对此我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没有人跟我有相似的经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学校的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呢？难道只有我一人具有这种体验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疯掉了，因为在我看来，虽然上帝的光明和黑暗令我感到压抑，但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
我感觉自己怪癖的思想，迫使自己成为了别人的威胁，因为这意味着遭受孤立。我从来没有如此不公地被当作替罪羔羊，而这令我更加不开心了。此外，学校里发生的另一件事更加剧了我的孤独感。在德文课上，我表现平平，因为学科的内容，特别是德语语法和句法，一点儿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因此德文使我又懒又烦。作文题目也常常显得浅薄愚蠢，于是我的作文写得不是随心所欲就是矫揉造作。我的成绩在中等水平浮动，但这似乎很令我满意，因为一般来说我不想引人注目。大体上，我同情出身贫穷的同学，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来自默默无闻的家庭，我喜欢不太聪明的同学，虽然他们的愚蠢和无知常常令我愤懑。因为他们能提供我极为渴求的东西：他们简单淳朴，看不出我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我的“不同寻常”逐渐开始给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相当可怕的感觉：我一定是拥有某些排他性气质，而我自己却全然不知，它使我的老师同学们疏远了我。
在这些成见之中，下面的一个事件却如晴天霹雳般降临到了我的头上。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它第一次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我便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写出了一篇我自认为精心布局的成功作文。我本希望至少能拿九十多分——当然不是一百分，因为那样便会使我显眼，而是接近一百分的分数。
我们的老师习惯根据作文的优劣来进行点评。第一篇当然是全班成绩最好的男生写的。接下来评到其他一些人的作文，可是我等了又等，白等一场，居然没有听到我自己的名字。“怎么可能，”我想道，“我的大作竟差到比不上他提的那些可怜虫的作文吗？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不适合参加比赛”？而这意味着遭受孤立并以可怕的方式吸引注意力。
当所有的文章都评点完之后，老师停顿了片刻。然后他说道：“现在，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写的。他写得最好，我本应给他打一百分。但不幸的是，这却不是他写的。老实交代，你是从哪儿抄来的呢？”
我猛地站了起来，面目狰狞，火冒三丈，大声嚷道：“我不是抄的！我费了老半天劲才写成一篇好作文。”但老师却对我怒吼：“你撒谎！你绝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文。没人会相信你。好了，说吧，你是从哪儿抄来的？”
我发誓自己是被冤枉了，但无济于事。老师固执己见并威胁我说：“我告诉你：要是让我查出来你是从哪儿抄的，我就开除你的学籍。”然后，他便转身走了。同学们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眼光，我害怕地意识到，他们肯定心想：“啊，原来如此。”对我的抗议，他们充耳不闻。
我感觉从现在起，自己被打上了犯罪的烙印，而且原本有可能使我摆脱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全被切断了。我深感沮丧与耻辱，发誓一定要好好报复这个老师，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很可能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来。可是我到底怎样才能证实，这篇文章不是抄来的呢？
一连好几天，我心里翻来覆去想着这件事，一再得出结论，我是无能为力的，盲目而愚蠢的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给我打上了骗子和作弊的印记。现在，我认识到许多以前无法理解的事——比如说，当我父亲问到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其中有个老师便说：“哎呀，他就是中等水平，不过他很用功。”他们认为我有点儿笨还有点儿肤浅，这确实使我气恼。但令我愤怒的是，他们竟认为我是骗子，这无异于在道德上判了我的死刑。
我的悲愤马上就要失控了。随后，我在自己身上已然觉察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我的内心突然陷入了沉寂，仿佛一道隔音门把一间嘈杂的屋子关上了。就像一种冷漠而好奇的情绪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吧，你激动了。当然了，那老师是个白痴，他不了解你的本性——也就是说，并不像你了解的那么透彻。因此，他便像你一样多疑。你不相信自己和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与那些天真、淳朴和单纯的人格格不入。当人对事物不了解的时候，他便会激动起来。”
鉴于这些既不愤怒又不高深的考虑，我的内心又翻涌着一系列与之类似的思想，在我不愿思考那禁止思考的观念时，它却坚实有力地铭刻在我的心上。在那时，尽管我根本看不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的差别，尽管我仍然声称第二人格的世界是我个人的世界，但私下里，我却总是感到，自己的世界除了自己之外，还涉及其他的东西。仿佛由星云和浩瀚宇宙组成的广袤世界触碰到了我，又像一个灵魂无迹可寻地进入了房间——这个人虽然已经死去很久了，但他的灵魂却永恒地生存着，直到很遥远的未来。这类人的结局往往包围在守护神的光环之中。
当然了，那时候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我也没有把自己现在的意识状况归咎于当时并不存在的事情上。我只是试图表达那时候的感觉，并借助我现在了解的事情照亮朦胧的世界。
刚才所描述的事件过去了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便给我起了个外号“亚伯拉罕大爹”。第一人格不知原因何在，认为这愚蠢可笑。然而在背景的某个地方，我却觉得，这个外号正中要害。对这一背景所作的一切暗示对我来说都非常痛苦，因为我读得越多，我对城市生活就越熟悉，我的印象也就越深刻：我现在慢慢知道，真实属于一种事物秩序，与我从小长大的乡村世界景象不同。我生活在沐浴着阳光的小山村，生活在溪流与树丛中，生活在人群与动物中。天空飘浮着白云，微风吹拂着面庞，黑夜笼罩，某些事情便会发生。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上帝的世界”，是由上帝安排的、充满了神秘的地方。但很显然人们并不懂得这一点，甚至连动物也多少失去了感受它的知觉。比如说，从母牛悲伤迷失的神情中，从马顺从的双眼中，从狗对人的忠心耿耿和极度依赖中，甚至从猫（选择房屋及谷仓作为它居住及狩猎的场所）自信的步伐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人也像动物那样，看起来毫无意识。他们低头看地或抬头望树，为的就是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用来干什么，他们也像动物那样，群居、择偶和争斗，但却看不出他们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宇宙里，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生活在一切都已诞生和一切都已死去的永恒里。
因为它们与我们如此相似，也像我们那样不知不觉。因此我喜爱所有的热血动物；它们有着我们那样的灵魂，而且我想，与它们在一起我们就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力。我们和动物体验过同样的喜与悲、爱与恨、饥与渴、怕与信——这些都是生命的本质特征，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只是语言、更敏锐的意识及科学。我虽然以传统的方式赞美科学，不过我还是看出，它会使我们疏远并脱离上帝的世界，从而导致动物所不会有的堕落。动物可爱、忠诚、永不变心并值得信赖。
我认为昆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冷血的脊椎动物是一个相当低等的中间阶段，而更低等的阶段便是昆虫。在这一类生物是可供观察和搜集的实物，只是奇珍罢了，它们在人类之外，与人类的性质不同，它们是非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于植物而不是人类。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表现形式始于植物王国，这是与上帝直接进行沟通的方式。就像有人从上帝的肩膀上向下窥探一样，而上帝自以为没有人在看他，于是便制造各种玩具和装饰品。另一方面，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均是上帝身上微小的部分，只不过独立出来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并选择自己的居所。而植物注定得待在原地，不论该地是好是坏。它们不但表达美，而且还表达了上帝的世界观，而它们本身则没有意图也没有偏向。特别是树木，它们是神秘的，它们直接体现了不可理解的生命含义。因此，我感觉树林最接近生命最深含意，也最接近生命中令人敬畏的工作。
当我熟悉了哥特式大教堂后，这种印象变得越发深刻。但是在这里，宇宙的无穷性、有无意义的混沌、客观目的与机械法则的纷乱，都被石头包裹了起来。这包含了并存在着深不可测的神秘，即精神的体现。我朦胧地感到，自己与石头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在于生死之事物的神性。
正如我以前提到的，在那时，以形象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感觉和直觉，的确超出了我的能力，因为它们全都以第二人格的形式出现，我的自我虽然具有主动性和理解力，但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还融入了属于好几个世纪的、“老人”的范畴。我以奇怪的、不假思索的方式体验到了他和他的影响力，当他出现时，第一人格便暗淡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当我的自我越来越与第一人格无异，并掌控了情形时，那老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似乎变成了一个遥远而又并不真实的梦境。
在十六岁到十九岁之间的三年里，使我进退两难的迷雾慢慢消散了，我沮丧的思想状态也有所好转。第一人格显得越来越清晰了。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占据了我的时间，而不断丰富的知识则逐渐渗透或抑制了知觉的世界与预感的世界。我开始系统地研究自己有意设计的问题。我阅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并对这一领域的观点有全面的了解。令我满意的是，我的许多直觉都有历史上的相似物。最重要的是，我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及柏拉图的思想深深吸引，尽管他们的思想论述有点儿苏格拉底式的冗长啰唆。他们的观点既美好又有学术气息，犹如画廊里的名画一般，虽然显得有些遥远。只有迈斯特·埃克哈特使我感到阵阵生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读懂了他。经验学者让我感觉冷冰冰的，而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智主义比沙漠还要荒凉。我心里想道：“他们全都希望运用逻辑的把戏使事物自见其义，而这些事物他们无权获得，也并非真正懂得。他们想证明给自己看的是一种信仰，然而它实际上却是一种体验。”他道听途说大象存在，却一头也没见过，他们还想论证说明，大象按逻辑来说一定存在，而且形体也跟实际的一样。显然，一开始我对18世纪的批判哲学根本没有兴趣。在19世纪的哲学家中，黑格尔，由于其作品语言傲慢艰深，也令我敬而远之；我完全不信任他。在我看来，他仿佛困在由自己的词语筑造的大厦中，并在牢笼里夸夸其谈。
然而我的研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它就是叔本华。叔本华是提及世界苦难的第一人，这种痛苦触目惊心地围绕在我们身边，他还提到了混乱、激情、邪恶——这所有的苦难，他人几乎从未觉察，还总是极力将其纳入无所不包的和谐与可理解性当中。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位哲学家，他敢于承认在宇宙的山川湖海等自然特征中，一切并非完美无缺。他既不提造物主全智全仁的天意，也不提宇宙的和谐友好，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人类历史悲怆的进程中以及大自然的残酷无情里，隐藏着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具有盲目性。我先前观察过病死的鱼，冻僵或饿死的鸟，以及患疥癣的狐狸。而鲜花盛开的草丛中也藏匿着无情的悲剧：蚂蚁将昆虫折磨致死，昆虫相互撕来扯去。以上种种都证实了这盲目的意志。与人相处的体验也教会了我一件事：千万不能只相信人类本性的善良与正直。我足够了解自己，并知道自己只是渐渐地与动物区分开来。
我完全赞同叔本华对世界所作的阴暗描述，但却不喜欢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敢肯定，“意愿”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造物者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盲目的。因为就我的经验而言，上帝并不因任何亵渎神明的行为而受到冒犯；相反，他甚至鼓励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不仅希望引出人类光明积极的一面，而且还希望引出他们阴险邪恶的一面。因此，叔本华的观点不会令我烦恼。我认为这是一个由事实证明的结论。但是他又提出：理智只须用自身形象面对盲目的意志，以使它作出改变。这一理论令我大失所望。意志既然是盲目的，又怎么能够看得见这一形象呢？既然形象能精确地展现意志的内容，即便意志看得见，为什么还要说服自己进行改变呢？另外，理智是什么？它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功能，不是一整面镜子，而只是镜子里无穷小的碎片，就像小孩拿着它面向太阳，希望阳光把它照得晃眼一样。叔本华竟对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解答感到心满意足，这着实令我不解。
正是它驱使我更彻底地研究叔本华，他与康德的关系也给我留下了越来越深的印象。于是我便开始阅读这位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使我陷入了沉思。我的付出获得了回报，因为我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性缺陷。他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把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具体化了，他赋予一个纯粹的本体——自在之物——以种种特性。我从康德的知识论中认识到这一点，而它可能使我获得比叔本华“悲观的”世界观更大的启发。
这种哲学上的发展从我十七岁起一直延续到我就读医学院的时候。它使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前我一直羞涩，胆小，疑虑，脸色苍白，身材瘦小，健康状况显然不稳定；而现在，我却开始对方方面面产生极大的求知欲，我知道自己的需求并开始追寻它。我也明显变得易于接近，善于交谈了。我发现贫困并不是障碍，也远远不是产生痛苦的主要原因，富家子弟并不比衣衫褴褛的穷孩子优越。幸福与否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不是取决于一个人口袋里装了多少钱。我结交了比以前要多、更要好的朋友。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甚至还敢鼓起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便发现，这却造成了令我感到后悔的误解。因为我不但遭遇了尴尬和嘲讽，而且还受到了怀有敌意的反驳。使我备感惊愕和狼狈的是，某些人认为我是个骗子，夸夸其谈，装腔作势。以前关于骗子的指控死灰复燃了，只不过这回形式比较温和罢了。这一次，仍然和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作文题目有关。我小心翼翼地写了出来，绞尽脑汁地加以润饰，没想到结果却是毁灭性的。“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老师说道，“写得的确文采飞扬，但是却粗心大意地一挥而就，很明显，没下什么功夫用心去写。荣格，我可以告诉你，以这种粗心的态度，你成不了大事。生活需要严肃认真和尽职尽责，勤奋刻苦。你看D君的作文，他没有你华丽的文采，但他诚实、认真，下了一番功夫。这才是生活中的成功之路。”
这一次我的情感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受到严重的伤害，因为不管老师自己怎么说，他还是对我的文章印象深刻，并且没有指责我抄袭他人。我反驳了他的责备，但他却以这样的评论总结道：“《诗的艺术》认为，最优秀的诗歌掩盖了创作的艰辛。但在这一点上，你的作文却无法令我信服，因为它没有费什么力气，是草率的，是一挥而就的。”我知道，我的文章确实有一些精辟的见解，只是老师懒得讨论罢了。
这件事令我感到有些难过，但同学们的怀疑却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威胁我，要像从前那样孤立我，让我精神萎靡一蹶不振。我绞尽脑汁，竭尽全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而招致他们的诽谤。经过仔细的打听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妄加评论与暗示，而那些事情我自己可能也不清楚。比如说，我假装对康德和叔本华有所了解，甚至对学校尚未开设的古生物学也略知一二。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向我表明，事实上，所有激烈争论的问题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它们就像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属于“上帝的世界”，因此最好对它只字不提。
从那以后，我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不再跟同学和熟识的成年人提及这些深奥晦涩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不管与谁交谈，难免会被扣上吹牛与欺骗的帽子。而我最令我苦不堪言的莫过于我难以克服自己内心上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我不得不从脱离普通的日常生活而进入无边无际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听来可能略显伤感，但我根本不这样认为。一切超人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芒；黑暗的深渊；冷漠无情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神秘、古怪、无理的机遇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常被父母和他人问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说实话，我还没有想清楚。兴趣把我引向不同的方向。一方面，科学将我深深吸引，因为科学真理建立在事实之上；另一方面，有关比较宗教学的一切又令我心醉神迷。在自然科学方面，吸引我的主要是动物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在人文科学方面则是希腊、罗马、埃及及史前考古。当然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这最为广泛的学科选择有多么符合我内心的双重性格。科学中的具体事实和其历史背景对我极具吸引力，而比较宗教学令我感兴趣的则是精神性问题，其中还牵涉到哲学。在科学中，我忽略了意义的因素；而在宗教学里我忽略了经验主义的因素。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求，而人类或历史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好久都拿不定任何主意。我注意到，母亲家的一家之主，舅舅，巴塞尔圣·奥尔本教堂的牧师，正在轻轻地将我拉近神学的方向。有一次，当他和一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神学院学生——讨论一个宗教问题的时候，我正好坐在桌边倾听，我那专心致志的神情被他捕捉到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神学家，他们与象牙塔中令人炫目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学识比我父亲还要渊博。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并不关心真实的体验，当然更不关心与我的体验相似的体验。他们所谈论的只限于《圣经》中叙述的教义观点，所有这些观点都令我感到十分难受，因为《圣经》里有太多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奇迹故事了。
每周四当我去高中上课时，我便可以到这位舅舅家吃午饭了。我非常感激他，不但因为午饭丰盛，还因为我难得有机会偶尔听到成年人智慧的交谈。弄清楚这类东西是否存在，成为我妙不可言的体验，因为在我家周边，我从未听到任何人讨论过学术问题。有时候我确实想与父亲严肃地谈一谈，但父亲总是不耐烦，还匆匆忙忙地躲开我，这实在令我不解。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渐渐了解，我那可怜的父亲原来是害怕思考，因为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很多疑惑。他要躲进自己的世界里，因此坚信盲目的信仰。他无法将信仰当成恩赐，因为他要“通过斗争来赢得信仰”，要下一番功夫强迫它到来。
我舅舅和堂兄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规教义以及现代神学家们的种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居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世界秩序里，在这种秩序里，尼采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而雅各布·布克哈特也只能受到勉强的恭维。布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激进的自由思想家”，因此我猜想，在事物的永恒秩序里，他有些站不住脚了。我知道，舅舅向来认为我与神学相隔遥远，我也非常遗憾，不得不令他失望。我从来不敢把自己的问题摆到他面前，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灾难。我也不必赘言来替自己辩护。相反，第一人格却很快一马当先，于是我的科学知识，尽管仍然很贫乏，却受到了当时科学唯物主义的彻底浸染。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牢牢地牵制着我，令我苦不堪言，而在我周围，居然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尽管身为神学家的舅舅和堂兄们对康德称赞有加，但他们只用康德的原理诋毁反对性观点，却绝对不会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件事，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结果，当我和舅舅及其家人围桌吃饭时，我开始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了。由于我有习惯性的犯罪意识，这几个星期四就变成了晦气的日子。在这个社会安定、精神安逸的世界里，虽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偶尔滴出的、刺激智力的甘露，但我还是感到越来越不自在。我觉得既可耻又不诚实，于是我不得不承认，“没错，你是个骗子；你说谎，欺骗对你心怀善意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与理智健全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贫穷，他们的宗教是一份获得薪水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可以使一个人脱离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并遭受万人唾骂。这一切都不能怪他们。我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自己背上这个恶名并学会忍受它”。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我的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
随着道德冲突的紧张程度日益增加，第二人格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令人憎恶，而我自己也无法再掩盖这一事实了。我试图消灭第二人格，然而这一努力也没能成功。在学校在朋友面前，我可以忘记他，在我学习科学时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只要我在家里或去乡下独处时，叔本华和康德就又猛烈地回到我的脑海，庄严的“上帝的世界”也跟着回来了。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并使这宏伟画卷上布满了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人物。这时，第一人格消失了，有关职业选择的忧虑也不见了踪影；这是我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当我从过去几个世纪的远征重返现实的时候，我的身上会伴随着一种松垮的感觉。我，或者说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迟早都要形成一种希望选择什么职业的确切想法。
父亲与我严肃地谈了几次。他说，我当然有自由学习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但如果我想听听他的忠告，那我就不应选择神学。“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当神学家。”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时，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我可以说也可以做某些事情，而且还不会遭到他的指责。我能不去教堂就不去教堂，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他再也不会责备我了。离教会越远，我就觉得越舒服。唯一令我留恋的当然不是“宗教团体”，而是管风琴和合唱音乐。“宗教团体”这个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比起“俗人”来，经常上教堂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团体”。“俗人”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更加友好，他们感情自然，更为热心真诚、欢快健谈。
我可以向父亲保证，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当神学家的愿望。但我仍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二者都有力地吸引着我。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第二人格里，我超越了此时此地的范围；感觉自己是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眼，却不能像地上的石子那样经常移动。第一人格不想袖手旁观，于是奋起反抗这种被动性，但目前为止，他却陷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能拭目以待。如果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会习惯地回答：语言学家。虽然表面上这么说了，但是私下里，我指的却是亚述和埃及考古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科学和哲学，假期里更是如此了。假期我都与母亲姐姐待在家里。我跑去跟母亲抱怨“我烦透了，我不知道将来该干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假期成了我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时光，我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另外，假期的时候，至少在暑假期间，父亲便会像往常一样离家前往萨克森度假去了。
我只经历过一次假日旅行。当时我十四岁，跟医生作了预约，于是便被送往恩特勒布赫进行治疗，希望我时好时坏的胃口以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能有所改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只身处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既可怕又迷人的冒险之旅。我几乎看不到这位神父的身影，他的那位管家虽然算不上吓人，但却动不动就发火。在这里，任何对我有一点点威胁的事也没有发生。一位乡村老医生照看着我，他开设了一家旅店式的疗养院，供形形色色的康复期病人入院治疗。这群病人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民、小官员、商人、几个来自巴塞尔的有教养的人，这几人当中有一个是化学家，荣耀登峰造极——获得了博士称号。我父亲也是个哲学博士，但他只不过是个文献学家和语言学家。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是个新奇的发现：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家啦，也许他就是其中一个懂得石头秘密的人。他还是个年轻人，他教我打槌球，但我一点儿也没感觉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而我却太害羞、太笨拙、太无知了，结果什么也没问他。我很尊敬他，认为他是我亲眼见过的第一个已经了解大自然的秘密，至少是部分秘密的人。他与我坐同一张桌子吃饭，吃的是跟我一样的饭菜，偶尔也与我聊上两句。我仿佛进入了成年人更为庄严的领域。而我又参加了为寄宿者安排的郊游活动，这种地位的上升便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一次郊游中，我们参观了一个造酒厂酿酒厂，主人还邀请我们品尝了样酒。我想用两行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可是现在遭遇了忧愁，
来吧，让我们畅饮这美酒。
我受到了各式各样小玻璃瓶的强烈启发，于是便飘飘欲仙，进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全新意识状态。再也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了，再也没有“我”和“他人”了，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消失了，谨慎和胆怯也无影无踪了，天地、宇宙和在其中爬行、飞翔、转动、上升或下落的一切，全合而为一了。唉，真丢脸，我竟然得意扬扬地喝醉了。我仿佛沉浸在一片充满喜悦冥想的海洋里，但由于汹涌的波浪，我只好将眼睛和手脚紧贴着所有坚实的物体，在摇摆的街道和晃动的房屋树木间保持平衡。“棒极了，”我想道，“只可惜多喝了那么一点点。”然而这一体验却导致了一个相当不幸的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它仍然是一种发现，一种美和意义的征兆，只是我的愚笨把它破坏掉了。
疗养快结束时，父亲过来接我，随后我们便坐上轮船，一起到卢塞恩旅行。多么美妙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轮船呢。蒸汽机的动作我怎么看也看不够，可是突然之间，有人告诉我们说菲茨瑙到了。一座大山雄踞在村落之上，父亲向我解释说，这就是瑞吉峰，一条齿轮铁路盘山而上。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锅炉虽然是直立的，但倾斜角却很异常。父亲把一张火车票塞进我手里说：“你可以一个人坐到山顶。我就在这儿等着，两个人坐太贵了。千万要小心，别摔下来了。”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就站在这座雄壮的大山脚下，它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都高，特别像我遥远孩童时代所见的火红山峰。确实，到现在我差不多是大人啦。为这次旅行，我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伦骑士帽——对于一个环游世界的行者来说，这可是最合适不过的物品了。现在我马上就要登上这座雄伟的山峰啦！我不知道谁更雄伟，是我呢还是这座大山呢？伴随着扑哧扑哧的轰鸣声，这奇妙的机车咔嚓咔嚓地晃动起来，一直把我拉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山顶，我向下俯瞰深渊，一幅连续变幻的崭新景象尽收眼底，直到最后，我站上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山巅，放眼眺望难以想象的远方。“没错，”我想，“就是它，这就是我的世界，真实的世界，这就是我的秘密，这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不用求靠任何东西便可存在。”悬崖峭壁环绕，我小心翼翼地沿着小径行走。一切都显得十分庄严，我觉得人在山巅就要优雅谦恭、沉默无言，因为他已进入上帝的世界。山巅是有形的现在。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
山巅的美景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上帝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从我记忆中抹去了。但在这次旅行中，第一人格又显现了出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永生难忘。我还是看见了自己，长大成人、独立自主，头戴一顶坚硬的黑帽，手握一根昂贵的手杖，来到一间极为优雅的宫殿式大饭店。像这样的饭店，卢塞恩湖边还有很多。我坐在饭店的露台上，要么就坐在菲茨瑙市美丽的花园里，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条形凉棚。我坐在一张小巧的、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旁边，喝着清晨的咖啡，吃着涂满金色黄油和各式果酱的牛角面包，设想着可以占满漫长夏日的远足计划。喝过咖啡之后，我可以镇定自若地踱步到汽船上，既不激动，也不匆忙。这条船便载着我驶向圣哥达，驶向山顶银光闪闪白雪皑皑的大山脚下。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劳累过度，想寻觅憩息之处时，这种形象便会浮现脑海。在现实生活中，我一再指望能见到这种壮丽的景象，但却从未如愿以偿。
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旅程，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旅行。家人同意我看望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他与当地的天主教神父成为了朋友。这在我看来绝对是一种大胆的行为，我不由得暗地里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萨克森，我参观了弗鲁埃利的隐居之处以及克劳斯弟兄的遗物，听说后者此时已经升入天堂了。我猜测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经处于一种极臻幸福的状态呢。也许他告诉人们自己还在四处游荡？当地的这位守护神令我久久难以忘怀，我不但能够想象一种完全献身上帝的生活，甚至还理解了这种生活。当我这样想时，心里却在微微颤抖，还产生了一个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怎么一生下来就有一位圣人丈夫和圣人父亲呢，而我那么喜爱父亲不正是因为他有过错有缺陷吗？“对啊，”我想，“谁能跟一个圣人生活在一起呢？”他当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便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如此，他隐修的小屋离家并不太远。我想，这个主意倒不错：让家里人住在一间屋子，而我则住在距之不远的小屋里，码放一堆书，置办一张写字台，还生着一团明火，可以烤几个栗子吃吃，用三脚架煲一锅汤喝喝。作为一个神圣的隐士，我再也不用上教堂了，因为我将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教堂了。
我从修士的居所漫步向山上走去，陷入了沉思，正当我要掉头下山时，左边一个年轻姑娘的纤细身影出现了。她面容姣好，穿着当地服装，跟我打了个招呼，蓝色的眼睛善意地闪烁着。我们一起向下面的山谷走去，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与我年纪相仿。由于除了堂姐之外我不认识什么女孩，因此我便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同她说话才好。于是我开始犹犹豫豫地解释说，我来这里度几天假，我在巴塞尔读高中，以后想进大学学习之类的。正说着时，一种命里注定的奇妙情感涌上了我心头。“她就是在此时此刻出现的，”我心里想道，“而她很自然地随我一同前行，好像我俩是天生的一对。”我斜着瞟了她一眼，她的脸上交织着既羞涩又钦佩的神情，这使我有些狼狈，有些激动。我琢磨着，难道这便是命运的安排？我与她的邂逅只是偶然？一个农家姑娘——这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许她的神父正是我父亲在此结交的朋友？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不能跟她谈什么叔本华，谈什么意志的否定性。然而，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邪恶。也许她的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长袍躲躲闪闪的基督会信徒。但我也不能告诉她我父亲是个新教教士呀。这可能会吓跑她或得罪她的。跟她谈哲学？谈魔鬼？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魔鬼比浮士德还重要，虽然歌德把魔鬼塑造成了一个容易上当的大笨蛋。她仍然居住在天真遥远的地方，可是我却重重地落入了现实之中，落入了创造的壮丽和残酷之中，听到这些她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阻隔着一面无法穿越的高墙，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我感到很伤心，于是心中的想法退去了，把谈话转向不那么危险的话题上。她要去萨克森吗，天气真好呀，风景真美呀，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次邂逅完全没有意义。但从内心里看，它却举足轻重，不但好几天都占据了我的思想，而且还像路边的神龛一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那时候，我仍然处于那种幼稚的状态，认为生活是由单一的、毫无关联的经历组成的。因为有谁能发现命运之线竟会从克劳斯弟兄牵引到这位漂亮姑娘身上呢？
这个时期的生活充满了种种自相矛盾的思想。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达成一致；其次，第一人格也想从第二人格的压制压迫或感伤中解脱出来。当第一人格想起第二人格的时候，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而就在此时，由于对立双方产生了冲突，我人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诞生了。它一点一点地出现，据我所知，它起源于一次令我激动不已的体验。
有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将莱茵河刮得波浪起伏，泡沫荡漾。我上学时正好经过河边。突然间，我看见一艘船从北边驶了过来，船上扬起一面巨大的主帆，趁暴风雨来临之前向莱茵河上游驶去。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莱茵河上出现了一艘帆船！这为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如果这不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如果整个阿尔萨斯变成了一个湖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帆船和大轮船了。那时，巴塞尔就变成了一个港口；那感觉就像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然后，一切都将变得不同，我们也将会生活在另一个时间里和另一个世界里了。那就没有了高中，不用走一长段路去上学，我很快就能长大，如愿以偿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湖中会突起一座石山，由一道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运河上架着一座木桥，通向一道两侧矗立高塔的大门，门内是建在四面斜坡上的中世纪小城。岩石上矗立着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城堡上有一座高塔和一座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在城堡里面，没有华美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非常小，都镶嵌着木板，简单朴素。里面有一间特别引人注目的图书室，你会发现所有的藏书都值得一读。图书室还收集了各种武器，堡垒上架着大炮。除此之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位武装人员组成的卫戍部队。这座小城市有几百户居民，由市长和市议会（由元老组成）治理。我自己则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只是偶尔在开庭时才露露面。小城镇在朝向陆地的那边有一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纵帆船，船上装备着几门小炮。
整个布局的核心及存在理由便是城堡塔楼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种想法像电击一般涌上心头。因为塔楼内部，一根铜柱或者像胳膊一样粗的重型电缆从雉堞墙一直延伸至拱形地下室。铜柱在顶部分叉成许多极细小的分支，就像树冠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带有小细根的主根倒立过来伸向天空一样。这些小根从空气中汲取某种无法想象的东西，引导着它们沿着铜柱进入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我还有一种同样难以想象的装置，它看起来像个实验室，我就在这里用铜根从空气中汲取的神秘物质制造金子。这的确是一个奥秘，对于它的性质，我既没有概念也不想形成任何概念。我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象过这种炼金过程的性质。我的想象力巧妙地略有些紧张地回避了实际上正在进行的试验。实验室里面还有一种禁忌：最好不要太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的汲取物是什么。就像歌德在提到根源时说：“甚至连提起它们，都会使勇者丧胆。”
当然，“精神”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不过在内心中，我不认为它与纯净的空气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小根吸收并输送到铜柱去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本质，它在地下室里变成了可见的、金黄色的硬币。这当然不是什么念咒驱鬼的把戏，而是大自然庄严、重要的秘密，我不知道如何获悉的这一秘密，但是我要将它掩藏起来不让市议会元老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能让我自己发现。
我高兴地发现，以前上下学要走的又长又烦的路，现在大大缩短了。我一走出学校大门进入了那座城堡，里面的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市议会会议如期召开，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了惩处，争端得到了裁决，大炮也开火发射了。纵帆船的甲板清理干净，船帆扬起来了，随后船在微风的吹送下小心地驶离了港口，从岩石背后驶出，一直向西北方向驶去。突然之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家门口，好像刚刚走了几分钟似的。我从自己的幻觉中走了出来，就像从毫不费力将我送回家的马车上下来一样。这种令人无比享受的消遣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才变得厌倦。这时，我觉得如此幻觉既愚蠢又荒唐。为了代替这种白日梦，我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泥建造城堡和严防死守的炮台——惠宁根要塞，当时它依然完好无损，所以便成了我的一个模型。我研究了沃邦有可能采取的一切防御计划，因此很快就熟悉了所有的防御技术。我又从沃邦的防御手段转到现代的防卫方式，尝试用有限的手段建造不同类型的防御模型。这件事占据了我两年多来的所有业余时间。在此期间，我稳步地丰富了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这却是以牺牲第二人格为代价的。
既然我对实实在在的事物知之甚少，我想，对它们进行思考也是毫无意义的。谁都可以异想天开，但掌握实际知识又是另一回事了。父母同意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拿着期刊我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我寻找收集了在我们侏罗山脉能找到的各种化石和矿物，还有各种昆虫以及猛犸和人类的骨头——在莱茵兰平原的采砾场里找到了猛犸的骨头，而人类的骨头是从靠近惠宁根的乱葬岗里找到的，可追溯到1811年。各种植物也激发了我的兴趣，但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植物深深吸引住了，总之强烈认为它们不该被连根拔起而死。它们是有生命的事物，它们只有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才有意义，一种潜藏的秘密意义，上帝的一种想法。我们应该以哲学式的好奇深思它们，敬畏它们。生物学家对它们的看法很有意思，但却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又无法向自己解释。比如说，植物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又与意志的否定有什么关系？对此我理解不透。它们显然带有天真无邪的神圣状态，我们最好不要去破坏它。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昆虫是变性的植物，假设腿脚上长满了花果四处爬行，或用花瓣般的翅膀到处飞舞，忙于捕食各种植物。他们因为这种违法的行为受到了大规模的杀害，六月甲虫和毛毛虫是遭受惩处的特殊目标。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严格限于热血动物。青蛙和蛤蟆是冷血脊椎动物中唯一的例外，因为它们与人类有某些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