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经济学概说 。理论与事实。政治经济学科学教程的任务。二、 经济活动的定义 。从满足于经济活动的需求型观点来看经济。经济原则。经济活动的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三、 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 。经济过程的两重性。经济学与技术。生物学观点和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区别。四、 单个经济和国民经济 。为什么不可能是单个经济的经济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学。国民经济。国民经济的自发力量和社会政权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经济是文化统一体。研究国民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原因。
一、 政治经济学概说 政治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至于从哪些方面，在什么意义上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研究，这些都将在下文加以说明。
政治经济学原理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是极其不同的，因为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会引起当代人如此强烈的兴趣，在科学威信方面遭到如此经常的否认，以至受到如此恶意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无论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一个共同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的，从而闯进了经济利益的领域，而经济利益在现行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又是当代大于一切和高于一切的利益。但是，在现行经济制度所特有的深刻的和无法消除的经济利益对立的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能不与某些居民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我们这门科学的原理最难于得到公认，而且众所周知，甚至连最浅显的和看来不容争辩的论据，都会遭到敌对利益的反对。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在舆论界的威信动摇不定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这门科学愈深入触及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它的结论由于与某些人的利益相抵触而遭到这部分人的反对也就愈加强烈。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有能力又有弱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唯独它不把描述具体现象以至解释每一个别现象的因果关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的，而是把确定各个有关现象因果关系的共同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目的。不管政治经济学能否达到这些目的，但它总归还是提出了这些目的，因而它根本不同于法学，也有别于一般历史科学。法学的内容主要是描述现行法律及其发展的历史，并用合理的观点进行评论。一般历史科学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历史更替，但是，它的概括不足以确立社会现象的共同规律。这后一任务本应由社会学来承担，但是严格地说，这门学科暂时还不存在。我们试图建立这门还不存在的学科，目前尚无多大进展可言。
因此，政治经济学就其目的来说，接近于准确的抽象认识，而这种认识的范例可以说是抽象的自然科学。然而，现代经济科学就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遍适用的意义来说，远远不及自然科学。正因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较高的而又难以达到的目的，所以它比起或多或少用于简单描述具体事实的社会科学来，就更容易遭到批判。
科学的最高任务，是揭示因果依存关系的规律。但是，这一任务远不是任何时候、任何知识水平都能解决的。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长期迷恋于一般公式，而同时代人又把这些公式视为一成不变的和永恒的经济规律。但后来，其中有很多规律似乎都是对局部的和暂时现象所作的肤浅的（有时也是不正确的）概括。由于过分热衷于广泛的概括和抽象，结果造成了经济理论逐步脱离现实生活。许多经济理论的体系多带有繁琐性，纯属围绕着假定术语来咬文嚼字地下定义，丝毫无助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反应。于是，我们看到，热衷于理论被热衷于事实所代替。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追求科学认识的更高目的方面失望之余便转而轻视理论。昔日的抽象理论的地位，已被对具体经济事实和经济历史的详尽描述所取代，因而在这派学者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开始变成大量经验材料的简单堆砌，理论上的阐述极其贫乏。
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拜事实的人害怕理论，也和较早期的经济学家过分迷恋理论一样，都不符合于真正科学的精神。如果说脱离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那么，没有理论解释的事实就是盲目的。
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应避免上述两个极端。科学教程应有完整的理论贯彻始终，这种理论应把收入教程的每一个事实都纳入体系，并摆好它们的位置；而对理论本身也应直接联系事实加以阐述。理论和事实应当是互为前提的有机的整体。
来自事实的理论和作为理论基础的事实，这应当是居于现代科学高峰的教程的内容。
二、 经济活动的定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但是，这样说还很不够。首先，需要给国民经济概念本身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其次，需要弄清楚经济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从哪些方面，用什么观点去研究国民经济。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是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概念是经济概念。一百多年前，伟大的康德在谈到法学时曾讥讽地指出：法学家总在争论什么是法。这种争论迄今还在继续进行。可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概念却很少或者根本不去争论，这倒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意见完全一致，而是因为经济学家大都没有感觉到需要对经济科学的中心概念做出确切的定义。但是，在这个基本点上的含混不清，势必使其他所有概念也都含混不清。为了确切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其他学科不能闯入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并使经济学家不能在其他学科领域进行徒劳无益的尝试，必须十分严格地划清在经济学家看来能够而且应当合法占据的科学领域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门科学进行卓有成效的、和谐的协作，以消除那种由于互相间界限不清所引起的带有内哄性质的争吵。
在经济学家中最常用的关于经济概念的定义有两类。第一类着眼于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以及经济活动为之服务的需求类型 。第二类着眼于经济活动的性质 及其内在属性。
第一类经济定义，显然得到更多经济学家的拥护。对经济的实质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把需求分为两类：低级的、用以维持我们机体生存所必需的需求（通常称为物质 或外部需求）和高级的、精神或文化性的需求。按照这个观点，只有那些能够满足第一类需求的活动才是经济。 [1]
但是，对经济活动实质的这种看法，在实际运用中却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根本不可能准确地区分所谓低级的、生理的需求和高级的、文化的需求，例如，对漂亮衣服、贵重物品等等的需求，应当归到哪里去呢?毫无疑问，这并不是必要的需求。然而，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制作衣服归入经济之内。其次，假如说能够做到严格区分“经济需求”和“非经济需求”这一点，那它仍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区分经济和其他活动的标准。问题在于，几乎每一种物品都可以用于多种需求，因此，根据上述观点，根本无法确定上述活动是不是经济活动。砖可以盖工厂（用于经济目的），又可以建庙宇（用于非经济目的）；麻布可以做装粮食的口袋，也可以用来画画。这样一来，经济和非经济之间的界限就完全消失了。
由于不可能按最终目的来给经济活动下定义，所以，有很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活动本身的性质上来探索经济的特征，也就是说，不是要知其然，而是要知其所以然。 [2]
根据这个定义，经济就是遵循经济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力求以最小耗费取得最大效益的一切活动。
这个定义似乎比上述几个定义更加科学、更加深刻地触及经济活动的实质。它完全摒弃了那种经济活动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需求的思想。不管人类的需求是什么样的，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只要它是满足需求的活动，则凡是符合经济原则的，就应当承认它是经济活动。至于经济原则本身，它不过是尽可能节省力量消耗的一种要求罢了。
这个经济定义的中心，是经济原则的概念，一般说来，它在当代经济理论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个原则实际上是经济活动所固有的，而且，经济活动越是遵循这个原则，就越能圆满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说经济好还是坏，就是要看经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原则 [3] 。
但是，经济原则也与经济活动为之服务的需求类型一样，不大宜于用来区分特殊的经济活动和其他许多活动。任何有理性的、有目的的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我们根据经济原则进行思维，力求耗费最少的脑力来解决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并且用这个原则来确定我们脑力创造的产品价值。把无数个别的具体的印象固定在一般公式中的抽象概念，之所以成为我们思维所必需的工具，原因就在于凭借它可以节省我们的脑力。例如，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大小，也要看它能否耗费最小的外部资料来获得最大量的美的印象，等等。我们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已有的用来满足需求的资料。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我们应当节省自己的力量，节省其他一切用来满足我们需要的资料。 [4]
可见，为了确定经济的特征，经济学家触及到了极为广义的原则，即所有一般理性活动的基本原则。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原则不能成为经济概念的基本特征。凡是不符合上述原则要求的经济，当然是不好的经济，但是不好的经济毕竟还是经济。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尽量遵循省力原则的真正艺术家，在其创作活动中，由于这一经济特征，不会采用上述原则的。
总之，无论哪一种经济定义都应该被认为是没有确定的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所研究的定义只有到经济人的主观感受领域内去寻求经济的特征。第一类定义是在个人需求的领域内，第二类定义是从个人活动的性质上去寻求经济特征的。但是，经济是具有二重性的行为，是人和外部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而这也正是把经济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截然分开的客观特征。一切有目的的活动，都应具有某一活动对象。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外部自然界。把人作为其直接对象的活动，我们从不把它归入经济概念。至于经济活动，它的直接对象是外部自然界。这就是经济的第一个客观特征。
例如，医生给患者看病，不是经济活动，正像教师教学，音乐家演奏或法官审判，也都不是经济活动。相反，种地、打粮食、做衣服或者盖房子，所有这些都属于经济领域。综上所述，人类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外部自然界，也就是如何改变它，使之适应于我们的目的。
但是，不能认为，我们作用于自然界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所必需的生理需求。我们的最高需求，也同最低需求一样，要想满足它们，就得先用我们的劳动来改变自然界。
对宗教的需求导致建造庙宇，甚至整个原始的建筑学也都起源于建造庙宇。审美需求引起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力求使外部自然界适应我们的需要。衣服不仅是用来御寒，而且用做装饰品，因此衣服的生产是最重要的经济劳动部门之一。为了满足音乐的需求，就得生产乐器。雕刻，需要有大理石和青铜；绘画，就要有亚麻布和油彩。现代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迅速增长，致使用来生产书籍、纸张、墨水、笔尖和科学仪器等等的社会劳动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追求诸如此类物品支配权的欲望是刺激军国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使千百万人不得不从事军事装备、军服和军用食品的生产。总之，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需求，没有哪一种社会需求，可以不要人作用于外部自然界并使之为我们服务就能得到满足的。
然而，经济活动并不都是改变外部自然界的行为。交换和贸易也属于经济领域，但是，这只不过是对外界物品的占有权从一个人转入另一个人手中而已，而物品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交换中，人对外部自然界的关系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参加交换的人获得他所需要的物品，为自己创造物质条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换句话说，在交换的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创造能满足他们需要的物质环境，经济活动的对象是外部自然界，但不是改变自然界，而是控制它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服务。
可见，经济活动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外部自然界，而不是人。这是经济的外在客观特征。但是，仅有这个特征还是不够的。经济活动根本不同于游艺和艺术创作，一般地说，也不同于任何另一种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活动。如果活动的外在结果相同，那么，判断活动是不是经济活动，这就要看它是手段还是目的了。经济活动从来不是目的，而永远是达到另一目的的手段。这就是经济的第二个特征即主观特征。
打猎者和钓鱼爱好者，他们从事的都不是经济活动，尽管他们像纯从事经济劳动的职业猎人或普通渔民一样，也打野禽和捕鱼。招牌画家也同油漆匠一样，从事的是经济活动，但是，一个真正画家的创作，我们从来不会把它看做是经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术创作是目的本身，画家从事创作，是出于内心追求某种能给他带来最大享受的活动，而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娱乐或别人的舒适。所以，我们如果把画家的劳动跟经济劳动混同起来，那就是极大地贬低了画家的劳动，如若把诗人或风景画家叫做手艺人，那就意味着否认他们具有真正的艺术天才。
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整个消费范畴排除在经济劳动领域之外。消费是我们活动的目的，而不是用以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
制造食品是经济，然而食品并不是经济，因为当我们开始消费时，经济活动也就结束了。经济的任务恰恰在于使消费成为可能。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经济本身。如果把消费归入经济领域，那么，经济也就把凡是能满足我们需要的活动，换句话说，把一切消费全部包括进来了。
由此可见，经济活动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客观的特征：经济活动直接的外部对象，始终是外部自然界而不是人，一是主观的特征：经济活动始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把这两个特征综合起来，可以得出如下的关于经济这一活动的定义：经济是人类以外部自然界为对象，为了创造满足我们需要所必需的物质环境而不是为了追求享受所采取的行为的总和。
三、 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 我们给经济下了定义，也就为阐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迈出了第一步。这仅仅是第一步。问题在于研究经济的不只是经济科学，还有相当多的应用自然科学也在研究它。工业工艺学、工程学、农艺学和畜牧学等都是自然科学，从其研究对象来看，都与经济科学密切相关。不论技术专家还是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都是同一个经济生产领域，只是其观点根本不同。
经济学观点与技术观点不同，这一点是赫尔曼首先提出来的。这位杰出的理论家认为，技术注重于加工材料的质量 变化。技术指明怎样使材料具有适于人类消费的属性。与此相反，经济学则是对生产实行数量 控制，做到所费与所得的平衡。经济计算确定需要生产多少 产品，而产品质量则取决于技术。可见，技术的观点是质的观点，而经济学的观点则是量的观点。
赫尔曼对经济学与技术所作的这种区分，实质上再现了作为经济特征的经济原则的思想。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区分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技术脱离数量计算，是不可思议的。在安装机器时，技术人员不能不考虑这台机器工作时机械力的消耗及其有效作用。技术如不根据省力的原则进行计算，换句话说，如不根据经济核算行事，那它对任何一种实际目的都是无用的。因此，不用说，真正工艺学的特点，并不是赫尔曼所描述的那样。实际上，经济学的观点同技术的观点是有严格区分的，但是，赫尔曼所说的并不是产生这种区分的根本原因所在。赫尔曼仅仅意识到了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但他根本没有加以解决。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如上所述，经济过程具有两重性，因为它是在人和自然界的两极之间进行的。由此而产生经济科学的两重性：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过程的一极——人，我们则坚持经济学家的观点；如果我们转向经济的另一极——自然界，我们则转到技术专家的观点上来了。对技术来说，经济生产的过程，无非是一定的基质，在一定的物理化学力的作用下连续出现的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的过程。对技术来说，人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机械力，同参加生产过程的其他机械力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与此相反，经济学家对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却毫不关心。对经济学家来说，物质生产过程只有影响到他唯一关心的对象——人的福利时才有意义。
在农艺家看来，犁耕的土地、犁、拉犁的马和使役马的人，这些同样都是机械力，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耕地的过程。相反，在经济学家看来，土地也好，犁也好，马也好，都不过是人用以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而已。人同土地、犁和马不一样，不是生产的手段，而是整个生产过程的目的，生产过程只有对人有利才有意义。
可见，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人的利益观点，就是从客观过程对人们福利的影响着眼，对外部自然界中发生的客观过程作出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十分明确地有别于工艺学。对工艺学来说，人同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也是作用于技术科学所探讨的物理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一种力。
然而，不单单是经济科学才研究经济劳动过程中的人，研究人的还有医学。工厂卫生学和一般工业卫生学，都是研究经济劳动条件对人的影响。但是，经济理论和卫生学观点的区别，就在于卫生学类似工艺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科。对这个学科来说，人是动物机体，和其他动物机体没有什么两样。医学和卫生学特别注重人的生物过程。相反，经济科学却很少关注这个过程，正像它很少关注外部自然界中的物理化学过程一样。无论是生物过程还是物理化学过程，只有当这些过程影响人的福利和人的心理活动时，才对经济理论具有意义。对经济科学来说，只有人才是重要的，而且不把人当做动物机体，而是当做心理活动的主体来看待。因此，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经济过程，可以简单地说成是人的心理活动，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用以研究经济过程的观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经济学与工艺学、卫生学区别开来。
四、 单个经济和国民经济 如上所述，经济科学是从经济活动对心理活动的主体——人的福利的影响着眼来研究人的经济活动的。但是，由于我们把整个技术和卫生领域排除在经济科学领域之外，所以，我们的经济科学显然也就所剩无几了。就拿孤立的单个经济（如只靠自己劳动产品为生、不买不卖的农民家庭经济）来说吧，这种经济的成就大小，主要取决于能否从技术角度合理地安排生产，能否根据医学和卫生要求合理地从事劳动。但是，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能够提供什么有重要价值的东西来呢?换句话说，在孤立的单个经济的范围内，是否有特殊的经济学科的一席地位呢?整个经济过程表现在人的心理活动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极其简单的。经济人的需求决定着经济劳动的方向。这种劳动的成效，决定于外在的生产条件和技术知识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因果关系主要属于外部自然界和有机体活动的范围，因而也就只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至于说属于心理活动范围的经济过程，则诸如此类的心理过程就是心理学这一专门学科研究的对象了。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过程决定于人的意志和思想。经济需要有一定的计划，需要经济劳动在使用它的不同领域之间进行一定的分配。这种计划只能在计算每件产品效用的基础上根据产品生产的劳动价值来制订。每一种经济都需要制订这种计划，但是这不属于理论科学的领域，而属于实际技能的范围。既然问题在于如何对经济人心理过程进行理论研究，那么，这种研究也就构成了应用心理学的法定领域。
可见，超出心理学之外的特殊的理论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地位的，于是，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果：凡是属于其他科学领域的东西，我们都把它们从经济科学领域内一一排斥出去，似乎在经济科学中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从而也就取消了经济科学。
实际上，在孤立的单个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特殊的经济科学，这方面的资料过于匮乏了。但是，我们不妨把孤立的单个经济同那些具有经济行为自由的并在法律上互不依赖，但在交换中又相互联系的单个经济作一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别的经济人或多或少都是为其他经济工作的；每个经济人虽然形式上是完全自由的，但事实上却是相互依存的。每个人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但是，市场却不是不管什么产品，不管产品多少都能容纳得了的，因此，如果生产者想为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就必须受市场的支配。生产者的经济福利决定于产品的价格，而价格不决定于生产者的愿望，却决定于市场的规律。价格是所有发生交易关系的经济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是他们有计划协议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自发地产生的结果，就像作用于一点上的机械力自然而然地形成合力一样。价格的产生是带有对抗性质的许多利益冲突的结果，因此每一种个别的利益都无力决定价格。
我们在社会生活领域内看到的独特的现象，冯特把它称之为“目的变异”，这就是说，许多人为追求彼此无关的各自的特殊目的而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由于这些行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了完全不以每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超出每个人目的之外的结果。整个历史进程，就是这种“目的变异”的例证之一。 [5]
单个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经济行为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被交换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经济活动的结果，不仅开始取决于每一个个别的经济人的经济核算，取决于经济劳动的物理化学条件和生物学条件，而且还取决于社会 制度的条件。这后一个条件既不属于某些个别经济人的心理活动范围，又不属于经济劳动的物质条件范围。在这种自由交换经济的社会 条件的基础上，产生了它的特殊的因果关系，产生了它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对于构成该类交换的单个经济来说，带有外部自然界规律所具有的那种强制的性质。
不问个别经济人愿意与否，他都不得不服从于市场上给他定的价格。这种价格可能直接使个别经济人破产，甚至可能使所有经济人全部破产，而且这种价格只要其产生的经济条件不变，就不会改变的，这也正如自然界现象，只要产生它的动力仍然起作用它就不会改变一样。
自由交换经济的这种特殊规律性，也是需要有相应的特殊科学来解决的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心理学，都不能揭示以交换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单个经济相互作用的规律。由于存在着这种看不见、但又完全是实实在在的纽带，该交换集团的单个经济的总和，就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即社会机体，在这个机体中，每一单个经济既起着决定因素的作用，又起着被决定因素的作用。这个法律上自由而又被交换联结起来的单个经济的总和，就形成所谓国民经济 。 [6]
国民经济与单个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单个经济受单个经济人意志和意识调节，相反，国民经济却没有经济人，它是许许多多受个人意识调节的单个经济自发的、无意识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国民经济的活动并不服从于某种有意识的计划，但是，国民经济在发挥其职能时，似乎又有这样一种计划。研究国民经济的这种内部规律性，研究维持所有单个经济之间联系并确定其相互作用的这种无形的机制，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任务。
在一切现实的国民经济中，有两方面的力量在起作用：一是单个经济的无意识的、自发的相互作用的力量，如上所述，这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二是社会政权对经济过程进行的有意识的合理调节。国民经济不仅仅是单个经济的自发的综合体，其中还有社会政权机关首先是国家的调节力量在起作用。国家或多或少限制着单个经济的行动自由，迫使其活动服从于有国家参与的某种计划。但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并不是在研究国民经济这些有意识的调节力量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恰恰是在研究无意识的自由交换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
正因为国家调节着国民经济的过程，所以，国家相当于单个经济人。在单个经济中起作用的那种有意识的意志和有意识的计算，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调节的基础。在国家对国民经济过程进行有意识的调节基础上，产生了经济政策的科学，而它与理论政治经济学比较，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论的性质。所以，正如其他国民生活领域的国家政策（包括刑事政策、民事政策、外交政策等）不能产生研究关于上述有关现象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果依存关系的特殊科学一样，经济政策也不能产生关于经济现象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依存关系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随着其研究对象，即自由交换经济的发展，仅在不久前，即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才逐步成为特殊的科学。但是，国家及其对经济方面的干预，却已经有数千年之久了。不过，在自由交换尚不发达的时候，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不存在的。
例如，我们不妨把在实行社会规定价格（如行会时期对产品的限价）和进行自由交换条件下的价格构成作一比较。在第一种情况下，产品的价格既然取决于社会政权的专横，则要根据社会政权想要维护的利益而定。价格不能离开有利害关系的人而自行产生。价格也像社会政权所定的法律或法规一样，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产物。与此相反，在自由交换中形成的价格却不是由什么个别人的意志规定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和必然地产生的，正像在一定的气象状态下，自然而然地和必然要下雨一样。在社会规定产品价格的基础上，势必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这门实际的艺术。而在自由形成价格的基础上，则势必产生关于支配价格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规律的科学。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由交换经济的自发的规律性，不仅是因为这种经济制度在当代占统治地位，而且还有其深刻的认识论的原因，即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在研究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产生。 [7]
但是，交换经济绝不是停滞的、一成不变的经济制度，而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经济科学在研究交换经济的同时，也研究这些发展过程。国民经济的自发力量无非是参与交换经济的人们的社会关系而已，在交换经济条件下，参与这种经济的每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与别的人发生相互关系。而参与交换经济的一些成员同另一些成员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也就形成了交换经济的社会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给政治经济学下定义。从广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活动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科学 ，从狭义上说，现代政治经济学就是关于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着的自由交换经济条件下进行的经济活动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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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通常不是根据经济概念而是根据财富概念来给政治经济学下定义，谈它是“关于财富的科学”。 [8] 法国人大多步英国人的后尘行事，而只有德国人才把经济的概念提到了首位。但是，财富的概念之所以不适于表达经济科学中的这种核心的作用，是因为它指的是经济活动的外在结果即具有价值的（经济）物品的总和，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都是这种活动本身以及在这种活动范围内产生的社会关系。如果把政治经济学确定为关于财富的科学（换句话说，关于物质的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抹杀政治经济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差别，并且不能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 性质提到首位。这就是为什么承认可望取得主导地位的德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方法论上的重大改进的原因所在。
但是，尽管几乎所有的德国理论家持有这种或那种经济概念，但不能认为德国人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给经济科学核心概念作出科学定义的问题。除上面阐述的定义之外，我们还在德国文献中看到其他许多定义。其中极其盛行的是迪策尔的定义，这位杰出的理论家说：“经济是主体用来满足自己物质福利需要的行为的总和。” [9] 我们在菲利波维希、普拉特和В. Я. 热列兹诺夫那里也能找到这种类似的定义。这种定义的优点，是强调经济的客观特征，即强调经济活动的对象是外部物质世界。它的缺点是忽略了经济活动的主观特征，即经济永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根据这个定义，消费是经济，而实际上，迪策尔甚至把呼吸也称之为经济行为。但是，如果这样来理解经济，那人的一切日常活动都会变为经济了。维塞尔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满足从最粗野到最高尚的一切形式的需要的过程，以及我们所从事的注重于外在结果、但有助于发展和发现人类个性的并非经济工作的一切活动，都不具有经济的性质。” [10]
本书所下的经济定义，属于作为活动的经济，而不属于作为文化统一体的经济。在这后一种意义上，我们不妨作出如下定义：经济是用于经济活动目的的设施和机构以及经济活动效果的总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某一个人的经济，就是在说某种文化统一体和与经济人个人无关的外在整体。经济人即使死了，但他的作为文化组织的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国民经济的。
关于经济精神的实质，我们可以从明斯特尔贝格那里找到饶有趣味的见解。明斯特尔贝格主张经济有它自己的独立价值，但这种价值“不能归结为我们从经济物品的消费中得到的那种满足感”。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主孜孜不倦地活动，与其说是为了贪图物质享受，不如说是为了追求创造财富的满足感。根据明斯特尔贝格的解释，经济有它的激情，有它理想的一面，这突出地表现在现代的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这种激情来自对自然界巨大的客观变化、日益适应于人类经济需要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追求经济成就的激情同现代人用纯技术观点来评价当代工业进程时所抱有的自豪感严格地区别开来。后者这种高昂的感情是由于人类征服自然而产生的。还有另一种性质的经济激情，在这种激情中，自然不是被征服了，而是由于它富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而尽量地被扩展了。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它的奴仆、助手，它最强大的力量。只有借助于经济，自然才可能达到它自己本身的最终目的，而经济的独立价值就表现在这里 [11] 。
不能不赞同明斯特尔贝格的观点，认为经济也像其他所有的文化事业一样，有它自己的激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仍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目的只能是经济活动的外在结果和这一活动所创造的财富，尽管经济人自己并不拥有这种财富。因此，即使存在明斯特尔贝格所描述的经济激情（它不可能存在或通常不存在，因为明斯特尔贝格所描述的不是普通经济人的心理学，而不妨说是经济演员的心理），但经济活动也仍然保持上文所述的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深入探讨了经济激情的实质，所以我们才弄清楚了经济和艺术有着深刻的根本区别。经济力求揭示的是自然，艺术力求揭示的是人。
单个经济与国民经济，像局部与整体一样是对立的。国民经济是“单个经济的复杂化”这个概念，主要是卡尔·门格尔引入科学的。他说：“国民经济的现象，绝不是该国国民直接的切身利益的表现，绝不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国民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而是国民中间无数单个经济的欲望所导致的最终结果（Resultante）。” [12] 瓦格纳是根据1）经营主体的个性和2）经济的目的来划分单个经济的。根据第一点，单个经济可分为：1）体力劳动者的经济；2）法人经济；3）介乎两者之间的经济。根据经济的目的，单个经济可分为：1）只追求经营者利益的私人 经济；2）追求社会利益的社会 经济。这后一种经济又可分为：1）自愿 经济（如消费合作社，信贷互助会，工人联合会）；2）强制 经济，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经济。 [13]
国民（自由交换）经济，仅仅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许多经济体系之一。究竟哪一种经济体系应当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这个问题，只是在现代才被迪策尔在方法论上以明确的形式提出来了。
门格尔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采取了如下的解决办法：经济理论家应根据实际利益的观点来研究某一种亦即现代的经济制度，而且为了阐述其他类型经济结构的现象，还应当在一般理论上作相应的修正和限制。 [14] 门格尔的解决办法是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历史上有多少种经济制度，理论上也就可能有多少种不同的经济科学；况且政治经济学只是在研究现代交换经济的基础上才成为科学的。这应有它的深刻的认识论原因。但门格尔却根本没有指出来。
其实，傅立叶早就觉察到，研究交换经济要有认识论的根据。 [15] 不过，这个问题，只是在现代，迪策尔才在自己写的《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贡献》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出色的解决。他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经济科学应当研究的只能是自由交换经济。迪策尔运用许多论据多方证明：“离开自由交换（Verkehrsfreiheit）这个前提，（经济科学）是不能阐明一般规律的。” [16]
可是后来，迪策尔的这个观点稍有改变，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一种研究“集体体系”（Collectivsystem）；另一种研究“竞争体系”（Concurrenzsystem），同时，他还仍然认为，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上述第二种体系尽管难于理解，但却是至关重要的。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迪策尔认为需要对自己先前提出的观点加以限制?他先前认为，从认识论观点来看，不论在其他哪一种经济体系的基础上，都不可能产生因果关系类型的经济科学。要知道，如果说在“集体体系”（经济过程受从事调节的社会政权支配的体系）的基础上也能产生经济科学，那么，这种理论则与自由交换经济自发过程的理论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但是，研究“集体体系”的经济理论，能否达到高于其他某一政策理论学科的科学水平，是很值得怀疑的。经济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它阐明经济现象的因果依存关系的体系，恰恰是由它现代的研究对象——自由交换经济的特征所决定的。从迪策尔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可见，研究“集体体系”的经济理论，不能形成为研究经济因果关系严密的科学即现代政治经济学。因而有充分的理由来断定政治经济学这门与现代国民经济密切相关并研究经济现象因果依存关系的特殊科学的命运。它同国民经济一起产生和发展，又同国民经济一起退出舞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门科学将失去自己的地位，尽管在这种制度下，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实际知识及其所需要的辅助学科（如统计学）都将有极大的发展。那时，政治经济学一部分将变为经济政策理论，而另一部分则将纳入关于社会的一般科学——社会学之内。 [17]
参考书目
赫尔曼：《国民经济学研究》，1870年，第2版。
A. 瓦格纳：《一般的或理论的国民经济学》，1893年，第3版。
H. 迪策尔：《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贡献》（载于《国民经济年鉴》，N. F. B. IX）；《社会经济学原理》，1895年。
K. 门格尔：《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A. 古里耶夫编译，1897年。
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И. 库利舍尔编译，1907年。
施穆勒：《从唯物史观看经济和法》，俄译本，1907年。
菲利波维奇：《政治经济学原理》，俄译本，1901年。
施穆勒：《国民经济学纲要》，1901年。
A. 丘普罗夫：《政治经济学》，第3版，1908年。
A. 伊萨耶夫：《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版，1908年。
П. И.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政治经济学》，第1版，1904年。
Л. 霍茨基：《政治经济学》，第4版，1908年。
A. 斯克沃尔佐夫：《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
热列兹诺夫：《政治经济学纲要》，第7版，1912年。
奥尔任斯基：《关于经济现象的理论》，1903年。
明斯特尔贝格：《价值哲学》，1909年。
П. 司徒卢威：《经济和价值》，第1卷，1913年。
* * *
[1] 例如，施穆勒指出，“关于经济活动的概念，我们首先指的是以满足我们机体外在需求为目的的活动，没有这种活动，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通过狩猎或畜牧，用锄或犁向大自然母亲索取食物；用树木或石头盖房子抵御寒冷；用树皮、亚麻和羊毛做衣服；制造用以获得所有这一切的工具和必要的器具，——这就是经济活动。”（施穆勒：《国民经济学纲要》，1901年，第2页）施穆勒又对这个概念作了补充解释，说，只有那种具有“合理的性质，并受一定技术知识、准确计算和伦理观念支配的”活动才是经济活动。因此，施穆勒的这个概念，把我所说的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概念合二为一了。不过，施穆勒正是把经济活动所用的需求放在首位。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后来才发表的信中写道：“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505页。）至于说生活资料，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解释为“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但是，恩格斯没有把这个定义坚持下去，并且往往背离它的论据。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商品生产，应当是不折不扣的经济活动，但是，商品是用以满足远不止是生活需要的物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圣经》，也是一种像麻布或酒那样的商品。然而，恩格斯的定义并没有由于它的不彻底性而失去其重要意义，因为恩格斯需要这个定义，用它来论证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从这个定义来看，就是主张人们为满足必要的生活需要进行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学说。在俄国，丘普罗夫主张这种观点。他说：“人类从事用以满足物质需要的行为，可以叫做经济行为。”（A. 丘普罗夫：《政治经济学》，1908年，第7页）丘普罗夫所说的物质需要，是指我们机体必不可少的需要。
[2] 罗雪尔说：“每一项正常的经济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用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个人利益。”（罗雪尔：《国民经济原理》，第18版，1886年，第22页。）这个思想，A. 瓦格纳表述得最为确切，他认为，经济原则是“力求从事那种满足需求的快感大于劳苦（牺牲）的工作，同时也力求付出最小（最低限度）的力气或牺牲来达到尽可能大（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经济是旨在有计划地并根据上述经济原则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劳动行为的总和。”（瓦格纳：《一般的或理论的国民经济学》，1879年，第2版，第10页。）在瓦格纳新近出版的《理论社会经济学》（1907年）一书中，我们又看到了经他稍加补充和修改的经济定义，但是，它的基本思想依然未变。俄国持这种经济观点的人，如A. A. 伊萨耶夫认为“核算是经济活动的特点”，并且规定经济是“建立在核算基础上的、用来维持、增加和消耗财产的行为的总和”。（A. A. 伊萨耶夫：《政治经济学原理》，1908年，第7版，第42页。）
[3] 对于经济本质，毕歇尔在其著名的国民经济起源图式中也是这样理解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懂得经济核算的野蛮人，是不可能从事经济的。因此，毕歇尔的观点是始终不渝的，他认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比较原始的民族根本不懂得经济，因为野蛮人获取食物，满足自己需求的活动，几乎没有核算和预见的因素（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俄译本，И. М. 库利舍尔审编，1907年，第24页）。
[4] “节省思维，在达到最高形式发展的科学（自然科学经常求助于它）即数学中极为盛行……物理学是在经济上经过调整的经验。”（马赫：《通俗科学讲演集》，科特利亚尔译，1909年，第158—159页。）
[5] 恩格斯说：在历史上，“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43页）
[6] 我们甚至还有一句民间谚语“上帝创造价格”，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自发的和不受人类影响的价格规律。
[7]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89页。）
[8] 参见E. 凯尔恩斯：《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推理方法》，1875年，第25—26页。在新近的经济学家中，塞季威克断言：“政治经济学至少在英国，目前被人们认为是关于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原理》，1887年，第12页。）但是，马歇尔受德国经济学家的影响，不太坚定地认为，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关于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即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又是关于人的科学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第1页。）
[9] 迪策尔：《社会经济学理论》，第159页。
[10] 维塞尔：《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第77页。
[11] 明斯特尔贝格：《价值哲学》，1908年，第351页及以后各页。
[12] 卡尔·门格尔：《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译自德文，1894年，第82页。
[13] A. 瓦格纳：《一般的或理论的经济学》，1879年，第2版，第52、121、151、154页。
[14] 见门格尔前引著作，第101页。
[15] 他说：文明（他所说的“文明”系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言）的机制，是所有一切机制中最奇异的机制（le plus curieux de tous），因为在这个机制中，可以观察到各种力量的最为复杂的现象。（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第408页。）
[16] 迪策尔：《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贡献》，载于《国民经济年鉴》，N. F. IX，第237、245页。
[17] “在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原则上的政治经济学，会成为纯属荒诞的东西。”（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1902年，第16页。）Л. И. 彼得拉日茨基也认为：“政治经济学及其认识论特征，只有从现行的法律制度方面看，才是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现今经济理论有关的、用演绎的方法研究由民法因素引起的行为（意向）法则的科学，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法律和国家论》，第3卷，1910年，第2版，第7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