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理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现代出生率的下降。马尔萨斯的贫困论。当代关于马尔萨斯理论的论战。
一国的人口数量，在决定该国经济制度性质和福利水平的许多要素中，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较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增加人口是国家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十八世纪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们，都赞同这个观点。但是马尔萨斯和其名著《人口原理》（1798年，初版），却使这些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马尔萨斯学说的基础，是关于人类具有繁殖欲望的论点。然而，这种繁殖受到两种阻止：预防性的（即防止出生）和毁灭性的（即消灭人）。预防性的阻止，是指有碍于生育子女的各种缺陷和“道德的节制”，也就是使无力赡养家庭的人自愿不结婚或禁欲。所谓毁灭性的阻止，马尔萨斯指的是所有消灭人的行为，如疫病、战争，首先是贫困。如果预防性的阻止办法不起作用，那么，毁灭性的阻止办法就要发生作用，这是因为人类生活资料没有人口增长快，而人口增长是预防性办法阻止不了的。人口有按几何级数（如：1，2，4，8，等等）增长的趋势，因为人类繁殖的本能，不问人口数量如何，其作用的强度是永远不变的。相反，人类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至多也不会快于算术级数（如：1，2，3，4，等等）。因此，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其后果是贫困和多余人口的死亡，从而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人民群众的普遍贫困，主要是由于人口过分增长造成的。当人类还不能用“道德节制”办法来战胜生殖本能的时候，实行任何社会改革都不能减少贫困。
为了正确理解马尔萨斯学说，应当记住，马尔萨斯绝不是说，人口似乎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马尔萨斯仅仅是说人口有这种增长的趋势 ，而不是实在的事实。同时，上述这种趋势，应当理解为一种如无对立因素阻止则必然发生的行为。（参阅：L. 博尔特克维奇：“人口理论”，“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发展”，1908年版，第1编，第1—10页。）根据马尔萨斯观点，人口的实际增长应与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应，由于生活资料不能十分迅速地增长，人口按几何级数的增长也就不会实现。至于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的增长，马克萨斯在这里只不过试图就生活资料增长缓慢这一点提出数学例证罢了，并不认为这种级数就是实在的事实。但是，正如博尔特克维奇正确指出的那样，数学例证即算术级数的提法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它在上述场合，已经失去确切的含义。如果我们假设：在上述情况下，开始使用算术级数，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到在近期内，生活资料可增加一倍；如果在这个时期以前，开始使用这个级数的话，那么在该情况下，我们可预料到在同一期间，产品仅能增加一半，等等。
马尔萨斯学说的实质就是如此，这个学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而且迄今还在激烈争论着。在这个学说影响下，社会统治集团对人口增长所持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前，认为人口增长是国家强大昌盛的源泉，并视为金科玉律，而在十九世纪却流传截然相反的信条，认为人口增长是人民大众贫困的主要根源，主张国家政策不应当奖励、而应当竭力抑制繁殖的本能。
下面再来谈谈对马尔萨斯学说的评价，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学说包括逻辑上迥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即：人口增长问题和贫困问题。马尔萨斯用条理分明、逻辑严谨的学说回答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人口增长是由什么调节的和人民大众的贫困是由什么决定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遭到来自纯生物学方面、主要是斯宾塞的严厉批判。斯宾塞断言，与马尔萨斯关于生殖本能作用不变的见解相反，在生殖能力与有机体个体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矛盾。有机体在生物进化阶梯上位置越低，机体越小，机体各部分差异越小，机体越不活跃、不活动，则机体所具有的繁殖能力就越强。用分裂繁殖的最简单机体，却能以惊人的庞大数字增殖。例如，纤毛虫在几天之内就能繁殖出数千亿之多。高级机体的生殖能力就比较差。生物越高级、越复杂，则要求机体消耗的精力就越多，从而用于纯生殖功能的精力就越少。
这个规律对人也是适用的。过着较紧张的精神生活的人，比起生活水平低级的人来，生殖能力要差些。因此，可以预期，人类智力越高，性本能和繁殖能力就越低。不管采取何种人为的措施，最终都会达到平衡的状态。
斯宾塞的一些见解是值得认真注意的。他指出，生物发展的自然进程能够使人的生殖能力减弱。但是，他的这些见解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只不过是或多或少带有或然性的假说罢了。这些见解，不论我们怎样对待它们，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它们只有对多少是遥远的将来的人类才有意义，而对现在或过去的则毫无意义。迄今人类仍然是有足以使地球容纳不下的生殖能力。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仅仅是因为某些毁灭性或预防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人口增长的进程是各不相同的。在十九世纪以前，欧洲人口增长得异常缓慢。亚当·斯密认为，英国人口增加一倍，需要五百年的时间。到了十九世纪，人口增长的进程大大加快了。及至十九世纪末，在一些最文明的国家里，人口增长又出现了新现象，即出生率不断下降。但是，死亡率也同时在下降，但并不那么严重。出生率下降绝不是由于结婚率下降所致，因为当时结婚率还有上升的趋势。
出生率下降的过程最早出现于法国，已有数十年之久。在1816—1820五年期间，平均出生率是32‰；在1861—1865五年期间下降为26. 7‰，而在1901—1905五年期间又下降到21.3‰。在同一时期，法国的结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率下降，可以说是法国的一大特点。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把它推翻了。现将西欧三个主要国家的出生率列表如下：
单位：10000人
1890 1900 1910
德国 357 356 298
英国 302 287 251
法国 218 214 197
在澳洲殖民地——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特别高的地方，出生率也急剧下降了。至于说美洲，在美国的一些州里，出生率已经低于法国。总之，出生率下降是带有世界意义的现象，它标志着人类已进入一个新的聚居时代。
结婚率上升和死亡率下降，说明了居民福利在增长。因此，现代出生率下降，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由于马尔萨斯提出的抑制人口增长的一个首要因素即贫困造成的。相反，现代历史经验表明，恰恰是在更为富裕的文明民族中，首先是在这些民族中最为富足的阶层中，才出现出生率下降的现象。
可见，不仅居民的贫困能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而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富裕也能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这并不是由于人类生殖能力减弱，而是由于现代文化人害怕家口多、花费大所致。性欲的满足并不比过去减少，只是由于采取各种避孕的预防性措施，不生孩子了。
这些预防性的办法根本不是马尔萨斯所说的和所提倡的“道德的节制”。所谓“道德的节制”，马尔萨斯指的是节制性欲，而绝不是用不正常的方法来满足性欲。
因此，现代出生率下降是由于采取了马尔萨斯未曾提到过的新的预防性办法造成的。实行这种办法同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使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加剧，同时也使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从而迫使人们担心自己的社会生活水平会下降。资产阶级文化使人们害怕有一个大家庭。
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着直接联系的是他的贫困论。在马尔萨斯看来，贫困不能用社会改革来消灭，因为贫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口过分迅速的增长。现代发生的事实，不仅不能证实这个论点，而且与这个论点完全抵触。十九世纪，世界人口是大大地增加了。十九世纪初，世界人口还不到10亿，而目前已经超过17亿。这个庞大的增长数字，大多来自欧洲和欧洲籍民族。人口尽管增长得这么多，但是普遍认为，社会财富在同一时期增长得更多。十九世纪的历史经验表明，惧怕人口过分增长，纯属虚构，而且上个世纪人类生活资料不仅不比人口增长慢，反而按相当快的级数增长了。因而广大群众贫困的原因，不能用人口增长的条件来解释。人口增长的结果，社会财富源泉迅速增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从而使目前新出生的千百万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条件要比人口较少的祖先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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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马尔萨斯学说的科学意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丝毫也没有缩小，依然很大，例如，不久前，奥本海默《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和新国民经济学》（1900年）一书就在法国刊物上引起了争论。奥本海默是马尔萨斯的激烈的反对者，他说，人口增长不仅没有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而且相反，生活资料增长倒有快于人口增长的趋势；还说，人口增加能使社会财富增长得更快，贫困的原因也不能归结到人口的过分增长。奥本海默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其中有Ю. 沃尔夫和迪策尔。
在关于马尔萨斯观点的论战中，经常把两个根本不同的学说即人口论和贫困论混为一谈，这就严重地妨碍了对马尔萨斯作出正确的评价。奥本海默反对马尔萨斯，是反对他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贫困论。奥本海默的基本论题如果不采取一般的形式表述，还得说是正确的。在上一世纪，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人口的增长无疑落后于生活资料的增长，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将来也永远这样持续下去，而且也不能说人口增长了，社会财富也可望得到更快的增长。不过，应当无条件地赞同奥本海默另一个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贫困，并不是人口过剩的结果。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根据现代的资料是驳不倒它的，只能作某些补充而已。看来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不仅贫困，而且富裕也能阻止人口的增长。这种新的办法即避孕的预防性措施，应当纳入马尔萨斯十分重视的预防性阻止办法的范畴。
参考书目
马尔萨斯：《人口论》，比比科夫译。
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注释》。
Д. C. 穆勒和斯宾塞：《生物学基础》，B. A. 格尔德译，1899年。
奥本海默：《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和新国民经济学》，1900年。
迪策尔：《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之争》，1905年。
博尔特克维奇：《人口理论》。
布伦坦诺：《马尔萨斯理论和近几十年的人口运动》，1909年。
卡尔·考茨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繁殖与发展》，H. 梁赞诺夫主编，1910年。
尤利乌斯·沃尔夫：《出生下降》，1912年；《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主义》，1914年，载于《新经济思想》杂志，第2期，М. И.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