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屡次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是写给家长和老师的，他们都可以从这本洞察儿童心理生活的、新的心理学见解中获益匪浅。在上一章的分析中，我们没有太多地关注于孩子的教育和发展大部分是在家长，还是在老师的支持下进行的，但是，只要孩子接受到适宜的教育，这都无关紧要。我们这里所说的教育当然是课外教育，不是学校的科目和课程教育。而且，这种课外教育指的是孩子的人格教育，这也是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现在，虽然家长和老师在教育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贡献，家长纠正学校的不足，老师纠正家庭的不足，但是，在当今的大城市中，在我们现代社会和经济形势下，大部分的教育责任还是落在这些老师身上。父母不像老师那样，可以洞悉接受新的教育理念，而这些老师的职业兴趣就是教育孩子。个体心理学还是将培养孩子为未来作好准备的重任寄托在学校和教师的改变上，尽管我们也不应该拒绝父母的合作。
现在，在老师的教育工作和课程中，他们与父母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如果父母采取的措施已经失败，那么在老师对此采取的纠正工作中，冲突更是在所难免。在某种意义上，老师的纠正工作其实是对父母的失败的一种控告，而且父母自己也经常这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该如何协调与父母的关系呢？
以下就是针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当然，这种探讨是从老师的角度来写的，因为老师需要将与家长的冲突作为一个心理问题来处理。如果这些言论被父母读到了，他们无须介意，因为这些只适用于无知的父母。而且，正是他们，造成了那些老师不得不面对的大众现象和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很多老师认为，接近一个问题儿童的父母比接近这个儿童更难。这一事实预示着，老师不得不运用一定的机智和策略来接近父母。老师必须总有这样一个概念，即父母不需要对孩子所展现出来的所有不良品性都负有责任。父母毕竟不是富有技巧的老师，他们通常只会用传统的方法来指导孩子。当他们因为孩子的问题而被召唤进学校时，他们会感觉自己像是被指控的罪犯一样。这样的情绪也预示着他们心里的确有一些内疚意识，这就需要老师富有策略地对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理想的是，老师试着将家长的心情改变得友好、轻松，把自己当作帮助父母处理问题的助手，而且让父母相信自己的好意。
即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也永远不要去责备父母的失败。如果我们和父母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协议，如果我们可以说服家长，改变他们的态度，让他们按照我们的理论观点来行事，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成果。直接指出他们过去对孩子的治疗失误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尽力让他们接受一个新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如果我们指出他们做的这个也错，那个也错，这样只会冒犯他们，使他们不愿意合作。通常，一个孩子的堕落变坏不会发生在一片晴朗的天空下，总有一段灰暗的过去。当家长来到学校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曾经忽略了什么东西。但是永远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也是这样想的，也不要让他们自己直截了当或武断地说这些。在向父母提建议时，我们也绝不能以一个权威的口吻。应该经常用这些语句“也许”“大概”“可能”“你也许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即使我们确切地知道错误出现在哪里，以及如何改正，我们都绝不应该直白地指出，好像我们要强迫他们接受一样。不用说，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有如此多的策略，也不会突然就可以得到这些。有趣的是，同样的委婉说法的思想，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中也有表达。他写道：
“一个贵格派信徒（Quaker）的朋友曾好心地告诉我，人们都普遍认为我很骄傲，我的这种骄傲经常在谈话中表现出来。他们认为我在讨论任何观点时，都并不满足于只是表达自己的正确观点，还会用一种盛气凌人、极其傲慢无礼的方式，他还举了几个实例让我信服。于是，我决定努力治愈自己这些坏毛病，如果可以，还想治愈我性格中其余部分的恶习或愚蠢，同时我将谦卑添加到了我的道德列表，以实际行动给予这个单词更广泛的意义。
“在获得这个谦虚美德的过程中，我不能自夸自己有多成功，但是我会特别考虑它的表现形式。我给自己规定，要克制住一切直接反对别人的情绪，也不能正面肯定自己的观点。我甚至强迫自己认同我们社会的传统信条，从而避免使用含有某些诸如‘肯定’‘当然’‘毫无疑问’等用以固定别人观点的字眼或表达方法，而是用‘我认为’‘我设想’‘我的理解是’‘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或‘在我看来目前大概就是这样’这样的字眼作为替换。
“当别人断言我想的东西是错误时，我拒绝自己唐突地当场与他争论，避免当场指出他那些主张中存在的荒谬之处而取悦自己；在回答时，我首先表示，在某些环境或情况下，他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差异，或者在我看来有一些差异等。我很快就发现这种改变的方式所带来的好处了。我发现有自己所加入的对话更愉快了。我以温和谦卑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更容易让别人接受，也会有更少的反对意见。当我发现自己的确错了时，这种方式也使我的屈辱感减少了。如果我碰巧正确，我也更容易说服别人放弃错误观点，和我站在同一边。
“而且，起初，我由于本能反应而对这种谦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会有一些反抗，但最后，我很容易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它，而且变得如此习惯。也许这就是在过去50多年，为什么从没有人听我说过一个教条武断的表达。而且对于这个谦卑的习惯（形成于我的正直鲁莽性格之后）我认为它是我在一些方面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比如，当我提议新制度或变更旧制度时，我会先尊重民众的意见，当我成为公共议会中的一员时，也是因为这个习惯而获益。其实，我只是一个差劲的演讲者，从来都不擅长演讲辩论，在选择表达语句时，也会犹豫不决，表达也很难准确。然而，由于谦卑的表达方式，通常我的观点还是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实际上，在我们的自然感情中，没有哪一个像骄傲一样难以抑制和征服。尽管我们掩饰它、与它作斗争、打败它、扼杀它、抑制它，但是它还鲜活地存在着，时不时地表露出来，茁壮成长。或许，你会经常在历史中经常看到它。甚至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克服了它，我也有可能为自己的谦卑而骄傲。”
当然，以上富兰克林的这些话并不一定适合生活中的所有情况。这既不能奢望，也不能强求。然而，富兰克林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咄咄逼人的反对态度，是多么不合时宜、多么难以奏效。生活中不会存在适用于任何情况的同一种基本规则。每个规则一旦超出其自身界限，就会突然失效。当然，生活中还有一些情况，只有强烈的措辞才会有用。可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老师与一些忧心忡忡的家长之间的情况，这些家长已经由于孩子而在老师面前备受耻辱，并准备好了接受更大的羞辱，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没有家长的合作，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由此就很明显，为了帮助孩子，富兰克林的理论是唯一可被接受的方式和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谁是正确的，或者显示谁的优越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出一条可以帮助孩子的路，自然，这种寻找将会困难重重。很多家长不希望听到任何建议。因为老师把他们和孩子放在了这样一个不愉快的境地，从而表现出吃惊、愤怒、不耐烦甚至对老师怀有敌意。这样的父母在一段时间内通常都会尝试对孩子的缺点视而不见，对现实盲目。但现在，他们的眼睛为了孩子被强行打开。因此，整件事情让他们很不愉快。我们可以理解，一个老师鲁莽或者过于积极地接近这样的父母，会失去赢得父母到他那一边的所有可能性。甚至会让许多家长离得更远。由此，他们以一个很不正式的态度会见老师，而且让自己显得难以接近。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向父母表明，老师依赖于他们的援助来教育小孩，最好使他们情绪稳定，使他们能以一个友好的方式与老师谈话。同时，也不要忘记，父母常常受传统、陈旧的教育方法影响太深，不要期望他们很快就跳出这种思维框架。
例如，如果一个父亲已经习惯了用严厉的措辞和刻薄的表情使孩子丧失信心，那他自然很难在十年后突然以一种友好的、温和的态度与孩子进行交流。这里要提到的是，如果一个父亲突然改变了他对孩子的全部态度，那么，孩子起初就会难以相信这个转变是真诚的。他会把这种改变看作一种诡计，而且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对这种转变有信心。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家长也不例外。这里，有一个中学校长常常批评和挑剔自己的儿子，几乎使儿子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位校长在和我们的谈话中也意识到了这些，他回家后对自己的儿子发表了一通严厉刻薄的说教。不过，由于他的儿子一直很懒惰，他又再次发了脾气。每一次，只要他的儿子没有做让他开心的事，他都要发火，而且暴戾地说教。如果一个自认为是教育者的校长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认为每个孩子都必须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受到鞭打惩罚、成长在这样的教条主义思想中的父母会怎么样。在和这样的父母交谈时，老师们必须以一种圆滑、委婉的措辞来进行谈话。
我们不要忘记，殴打孩子的教育习惯在贫穷阶级中分布得十分广泛。因此，来自这些阶层的孩子们，在老师的纠正教育后回到家中，还会发现父母的鞭打教育也在等着他们。一想到我们的教育努力总是由于这些不明智的父母而功亏一篑时，我们就感到十分悲哀。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经常由于同样的错误而受到两次处罚，而我们认为，惩罚一次就足够了。
我们知道，伴随着这种双倍惩罚，会带来很多恶劣的后果。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孩必须把糟糕成绩单带回家，但由于担心父母的一顿鞭打，他便不给父母看，同时也担心学校的惩罚，他便开始逃学，或者在成绩单上仿造父母的签名。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事实，也不该对此掉以轻心；我们必须联系孩子的处境，而去教育孩子。我们要问自己：如果我一意孤行，将会发生什么？它将如何影响这个孩子？我可以做些什么必然会对孩子产生有益影响的事情呢？孩子已经到了能承担责任的地步吗？从中他能学到一些建设性的东西吗？
我们知道，儿童和成人在应对困难时有多么不同。在我们试图重塑一个孩子的生活模式时，我们必须以一种最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同时，还要确保这件事有一个正确良好的结果。只有那些对孩子的教育和再教育深思熟虑、进行过客观判断的人才能够更确定地预测出教育努力的结果。在教育工作中，实践和勇气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相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总能找到防止孩子们走向崩溃的方法。首先，我们绝不要因为这些古老、公认的准则其年代太久远就放弃使用。那些已经习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单个现象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人，将比那些习惯于抓住一个症状并且根据一些僵硬的思想来治疗它的人更能理解和帮助孩子。例如，一个老师因为孩子没有做家庭作业，就立即就此事写了一个便笺给孩子的父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为儿童教育带来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理解的崭新时代。而科学也正在摆脱那些教育旧习和传统。我们获取的新知识给了老师更多的责任，但是作为补偿，这也给了老师对于儿童的问题的更多认识，运用这些认识，老师有更大的能力帮助那些由他照料的小孩。重点是要记住，那些脱离了人格统一性的单一行为表现并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将它与人格整体性联系起来研究时，才可以真正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