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几乎总是成为某种错觉的牺牲品，向读者指出这种错觉将是有益的。
拿破仑担任拯救社会秩序的“宝剑”角色以后，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来担任这一角色，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能够像他那样或者几乎像他那样扮演这种角色的。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组织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个人力量对我们说来是以极其夸大的形态出现的，因为我们把曾经推举并支持该力量的整个社会力量都归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像它一样的其他力量都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且当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么样时，我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我们竟以为，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发生他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整个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妨碍另一个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摆脱上述错觉。当特定的社会形势在社会的精神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课题时，这些课题都会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们的注意，直到他们成功地把课题解决为止。而一旦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注意就会转到另外的对象上去。A这个才俊之士一旦解决了课题X，就会因此把才俊之士B的注意从这个已经解决的课题引向另一个课题Y。当有人问我们，如果A没有来得及解决课题X便去世了情况会怎么样时，我们竟以为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会中断。殊不知在A去世的情况下，B或者C或者D会着手来解决这个课题，因此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仍然会是完整的，尽管A过早地死去了。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凭借这种才能获得对事变进程的重大影响，必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的才能应当使他成为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是贝多芬的音乐禀赋，那么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要阻碍具有恰恰是当时所需要和有益处的那种特点的人物的道路 [92] 。如果旧制度在法国再维持75年，同一个拿破仑也许终身是一个不大知名的将军或上校波拿巴。 [93] 在1789年，达武、德塞、马尔蒙和麦克唐纳都是少尉；贝纳多特是上士；奥什、马尔索、勒费弗尔、皮什格吕、内伊、马塞纳、缪拉、苏尔特都是士官；奥热罗是剑术教师；拉纳是染色工人；古维翁·圣西尔是演员；儒尔当是叫卖小贩；贝西埃尔是理发师；布律纳是排字工人；儒贝尔和朱诺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克莱贝尔是建筑师；莫蒂埃直到革命发生时都没有在军中服役。 [94]
如果旧制度继续存在到今天，那么我们中间现在谁也不会想到上世纪末法国有一些演员、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法律系学生、叫卖小贩和剑术教师会是可能性中的军事天才 [95] 。
司汤达指出，一个与提香同时即在1477年出生的人，可以同1520年逝世的拉斐尔和1519年逝世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起生活40年，他可以同1534年逝世的柯勒乔 [96] 和活到1563年的米开朗琪罗一起度过很长的岁月，乔尔乔涅 [97] 去世时他才不过34岁，他能够同丁托勒托 [98] 、巴萨诺 [99] 、韦罗内塞 [100] 、朱利奥·罗马诺 [101] 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102] 相识；一句话，除了属于整整100年后才出现的波伦亚画派 [103] 的那些人以外，他是所有这些大画家的同时代人。 [104] 同样也可以说，一个与沃弗尔曼 [105] 同年出生的人可以跟几乎所有的荷兰大画家 [106] 有亲身交往，而莎士比亚的一个同龄人则跟整整一批卓越的剧作家同时生活。 [108]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们，正如我们说过的，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他们本身只是凭借这种趋势才存在，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从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不言而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泰纳说得对：“当文明发展中新的进步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时，围绕着把社会思想完全表现出来的一两个天才，会出现只是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的几十个才俊之士。” [109] 如果某些跟意大利社会政治发展和精神发展一般进程没有联系的机械的或生理的原因，还在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童年时代就把他们杀害了，那么意大利的艺术就不会有那么完善，但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发展的总趋势仍然会是一样的。拉斐尔、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们只是这一趋势的最好的表达者。诚然，围绕着一个天才人物，通常会产生整整一个流派，而且他的门徒们甚至会力求掌握他的方法的细微末节；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由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早逝而留下的空白，会大大地影响它往后的历史中许多次要的特点。但是，只要意大利精神发展一般进程中没有因为任何一般原因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变化，这段历史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不过大家知道，量的差别最终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所以在历史上也是正确的。如果各种情况的不利的凑合使得本来可以成为特定艺术流派的表现者的一些才俊之士一个接一个地突然离去，这个流派在艺术上就根本不会有多少出色的表现。然而这些人的过早亡故，只有在这一流派没有深厚到足以推举出新的俊才那种场合下才会妨碍这一流派在艺术上有所表现。而既然文学艺术中任何特定趋势的深度都要由该趋势对于它反映其趣味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以及由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来决定，那么在这里，一切归根到底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力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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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手稿中有如下几句删去的文字：“谁知道有多少军事人才由于‘旧制度’只让贵族担任高级军职而终身湮没无闻呢？谁知道我国农民中间有多少伟大的科学才能和艺术才能始终处于不引人注意的萌芽状态？”
后面的原文有如下的异文：“早就有人说过，凡是严重需要人才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凡是存在有利于人才发展条件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关于人才，可以说，他们就像灾祸一样成群结队地涌来。试想想，跟拿破仑一起法国推出了怎样大量的军事人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数目怎样巨大的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与莎士比亚同时英国有过怎样众多的优秀戏剧家。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才都是同样伟大的……”
[2] 可能那时拿破仑会动身到俄国去，革命前几年他差点儿就打定主意去那里了。在那里，他大概会在同土耳其人或者同高加索山民的会战中大显身手，然而任何人在这里都料不到，这个穷困潦倒然而颇有才干的军官，一旦时来运转，竟会成为世界霸主。
[3] 参看V.杜吕(V. Duruy)：《法国史》(Historie de Framce)，巴黎，1893年，第2卷，第524—525页。
[4] 路易十五在位时，只有一个第三等级的代表即舍维尔能够官至中将。路易十六在位时这个等级的人要在军中晋升，就更加困难了。参看朗博(Rambeaud)：《法国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aise)，第6版，第2卷，第226页。
[5] 柯勒乔(Corregio,1494—1534)，意大利伦巴底画派代表，曾受达芬奇影响。——译者
[6] 乔尔乔涅(Giorgione,1477—1511)，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主要代表。——译者
[7] 丁托勒托(Tintoretto,1518—1594)，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代表。——译者
[8] 巴萨诺(Bassano,约1517—1592)，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代表。——译者
[9] 韦罗内塞(Veronese,1528—1588)，意大利画家，提香和乔尔乔涅以后威尼斯画派的主要代表。——译者
[10] 朱利奥·罗马诺(1492—1546)，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学生，继拉斐尔之后罗马画派的主要代表。——译者
[11] 即Andrea Del Sarto(1486—1530)，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代表。——译者
[12] 波伦亚画派，西方艺术史上盛行于17世纪(其最早表现在意大利为16世纪后期)的巴罗克时期以波伦亚城为中心的意大利画派，该派代表人物有卡拉齐兄弟，多米尼基诺、圭尔奇诺。
[13] 《意大利绘画史》(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巴黎，1892年，第24—25页。
[14] 沃弗尔曼(1619—1668)，荷兰巴克罗派艺术家、画家。——译者
[15] 泰尔博赫、布劳尔和伦勃朗生于1608年；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博特和菲迪南·波尔生于1610年；范·德尔·海尔斯特和热腊尔·道生于1613年；梅特絮生于1615年；沃弗尔曼生于1620年；维尼克斯、埃弗丁恩和派纳克尔生于1621年；贝尔赫姆生于1624年；保尔·波特尔生于1625年；扬·斯滕生于1626年；雷斯达尔生于1630年；范·德尔·海登生于1637年；霍贝玛生于1638年；阿德里安·范·德·费尔德生于1639年 [107] 。
[16] 这个脚注中提到的人物及其出生年代的资料，普列汉诺夫是从欧仁·弗罗芒坦的《往昔比利时和荷兰文艺名家》一书中袭用的。其中出生年代许多是不准确的。此处已作了更正。
[17] “同时或相继出场的莎士比亚、博蒙特、弗莱彻、约翰逊、韦伯斯特、马辛杰、福特、米德尔顿和海伍德是新起的一辈，他们由于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前辈的努力所准备的基础上郁郁葱葱地繁荣茂盛。”参见泰纳：《英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巴黎，1863年，第1卷，第468页。
[18] 泰纳：《英国文学史》，巴黎，1863年，第2卷，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