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一百多 年中，经济学家们作出了无数不同的努力，以便更好地认识经济世界。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个逻辑上异常一致的体系，阐发了为经济分析所必不可少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现代的经济世界——这个产业主义的、有着各种新型社会问题、循环波动以及现代的经济权力斗争的世界。当代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有压力，经济科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就变得越令人不能容忍。
19世纪经济学中的两个最重大的发展，都来自更好地认识实际经济世界的努力：这就是历史学派和现代的经济理论体系。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和其他大师们规划并开始建立了经济理论的现代结构，他们的目的一直是：通过重新思考经济生活的各种基本条件而更好地把握经济实际。历史学派的道路则完全不同。他们排斥理论，致力于广泛地描述特殊的工业部门、不同国家的社会条件、农业和其他许多东西。这些都被视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并被塞进了经济发展的各种“阶段”和“风格”之中。不管这两个运动在方法上和结果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怀着同样的冲动：渴望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经济世界。正如弗里德利希·冯·维塞尔1891年所指出的：“二者都追随着时代的精神，排斥玄学的理论，在观察的王国中寻求它们的结论。”
各种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的理论都有着同样的目标。在认识经济发展的进程时，它们的目的在于更加接近经济实际，在分析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充分就业理论也在试图向经济科学中引进更多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它走得很远。提出它的人们相信，经济分析应该放弃各种比例、相对 价格和各种物品的边际量；他们使用消费、生产、投资和储蓄的总量 的术语来进行分析。在这方面，他们走的是重商主义者们的道路。我们在这里不想进行批判，我们只是要强调：充分就业理论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经济世界。
这本书产生于同样的原因。集中的计划、各种充分就业政策、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和异常迅速地变化着的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事实，都在强迫经济学家们再一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把握现实的经济世界。现代的经济世界使经济学家们不断地面临着各种新的要求，而我们在这里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些要求。
我们的结论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必须、也能够扩大，以便包括对经济现象的形态学的研究（morphological study）。对经济史的这种形态学的研究揭示了有限数量的纯粹的形式，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的经济秩序都是由这些纯粹的形式构成的。我们的两个任务是：提炼出这些纯粹的形式；同时为将会解释经济运行过程的理论分析提供一个基础。尽管经济发展带来了种种变化，但仍然可以观察到形式的一定的恒定性。我们不应该再集中注意力于试图在我们的科学理论中跟上日复一日的、迅速的经济发展。这种尝试只是令人想起坦塔罗斯（Tantalus）：当他伸手去摘果实时，果实总是移得离他越来越远，使他总是落在果实后面而够不到它。我们的目的毋宁是：建立一个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它能够包括一切 经济生活，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它能够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有了这个形态学体系，也就有可能为我们现代的各种问题而充分利用过去的理论成就。
经济学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发展与在德国极不相同。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没有受到历史学派像在德国所具有的那样深远的影响，从古典经济理论到现代经济理论的过渡不是通过“革命”，而是在马歇尔的无可争议的领导下逐渐进行的。于是，连续性就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经济学的特征。但是最近就完全不同了。发生了突然的危机。作为凯恩斯的理论的出发点的各种问题、它用来工作的方法和范畴，都与那些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不同。许多过去似乎牢靠的东西现在都成问题了；这个危机已经波及所有国家的经济思想当中。
在这样不确定的时代中，回到经济世界的各种基本事实上去，把一切意识形态都坚定地抛到一边，似乎是有价值的。英国和美国的读者过去可能不会像在现在的形势下那样能理解本书的目的。当我们洞察了经济生活的各种实际条件时，就会十分清楚：精确把握现实经济世界要求认识经济活动在其中发生的那各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形态学的分析必须先于理论的分析。所以我相信，恰恰是本书中的各种形态学的观点可能会使英国和美国的读者们感兴趣，特别是从经济政策的各种原理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
T．V．哈金森先生以如此之大的谅解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我理应特别愉快地感谢他。
瓦尔特·欧肯
于布拉艾斯高的弗赖堡
195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