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事实与问题
1．引子
希波里特·泰纳曾经说过：“三个世纪以来，我们越来越丧失了对事物的完整的直接观察；在一种多样的、长期的课堂教育的强制下，我们不是研究各种对象，而是研究它们的记号；不是研究地层，而是研究地图。”事实上，每种文化、每门科学在其发展进程中都陷入了失去对事物的完整的直接观察的危险。那时就是抛开围绕字眼的争论、忘记没有内容的概念成规而真正研究地形的时候了。国民经济学现在正处于这种状况。为了赢得一个牢固的基础，有必要完整地直接观察事实，明确地、简单地提出问题。
我站在给我的房间供暖的炉子前，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炉子。然而，注视它确实就足以激发出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大约三百年前，笛卡儿在他开创性的《哲学原理》的一开头就描写过他如何彻底怀疑起整个世界来。他谈到：他看着他面前的炉子，观察他的上衣并用他的手去触摸纸张。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他这样问道。抑或它是个幻影？我本人存在吗？究竟什么是真的？——如此彻底地怀疑和如此彻底地提问是哲学家的事，但不是个别科学的科学家的事，因此也不是国民经济学家的事。我们并不像笛卡儿那样，怀疑立在我们面前的炉子的存在，也不怀疑桌子、上衣和纸张的存在。我们以日常经验为出发点，而不问它究竟如何形成。如果我们要提出哲学家的问题，那就是混淆了问题的提法，从而混淆了科学；这种混淆虽然经常可以看到，但却是有害的和不可原谅的。
但是，如果说个别的经验科学也从日常经验出发，那么它提的问题却比头脑简单的人要彻底得多，而且没有任何一门经验科学会像头脑简单的人那样毫不在乎地把日常经验当作不言自明的来接受。——用来造炉子的物质具有什么性质？光是这一个问题就会引出一堆问题，它们会一直导向原子物理学。这炉子为什么有一定的热力？一个这样的问题将会导向热力学以至更远。——我们 提出其他问题：究竟为什么生产炉子？为什么恰好把它安装在这间屋子里？似乎是些简单的问题。因为冬天这儿冷。确实。但是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知道，为了制造这一个炉子，各种极不相同的、分开的劳务相互交织地衔接了起来。从筑炉工向后直到在煤矿和矿山中劳动的矿工，以及直到在钻床旁劳动的五金工人，参与的人的数目几乎无法弄清。矿石是用一条船运到德国的；这样，那些向这条船上打铆钉的工人就也间接地参加了炉子的生产。怎么会安排得使所有这些工作都互相衔接并且最终全都向炉子的生产看齐？——而当我现在的目光落到桌子上或纸上，或者落到窗户上时，就不由得产生了完全类似的问题。我在屋子里看到的所有物品，都产生于一个宏大的分工机构。这儿闪亮出一个关系到所有人的大问题。每一个人的物品供应 、从而每个人的生存都取决于这个巨大的分工的总关联 ，如何控制这个巨大的分工的总关联？ 甚至仅仅是为了理解这一个炉子的生产和冬天对我的房间的供暖，我也必须从其内在联系上了解这个整体。
2．更详细地探讨这个主要问题。它的五个方面
人们不能避开这个问题。它是重要的。而且即使18世纪以前还没有完全看到它，也并没有因此而触及它的重要性。——它如何详细地显示出来？
今天我吃了一定量的面包、肉和蔬菜，生起了炉子，在我的屋子里点了几小时电灯。由此我满足了我今天的一部分需要。我必须放弃其他需要的满足，因为我缺乏满足它们的手段。别人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控制这个巨大的社会生产的总体，以至于人们今天满足他们对面包、肉或者其他消费品的需要的一个一定的部分，而不满足另一个部分？或者，从另一方面看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块地上种麦子，那块地上种烟草，而第三块地上种甜菜？为什么我们乘飞机飞过的那片田野分派给了某些植物？而且在同样质量的土地上种上了不同的作物。为什么？那块田野的形象唤起的印象是，土地不是任意地分派给不同的用途的。关于土地的使用方向的决定取决于什么？显然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居民的面包、烟草、糖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又取决于这一使用方向。而劳动力又是如何被引导到各个用途中去的呢？为什么冶金工人A今天为之劳动的铁，以后某一部分用于造船，另一部分用于造桥，第三部分则用在小铁工业中？简而言之：现存的土地、劳动力和现存的半成品、制成品，为什么、又是怎样被导入一定的使用方向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在一个机床厂工作的工长B，每月收入400马克的工资。为他的成绩，为他参与其他许多用这些机床生产的物品的生产，厂商付给他400马克的钱，而他则用这笔钱去买一定量的消费品。为什么这个人和他的家庭获得了这年德国生产的消费品中的一个一定的部分？为什么不更多些也不更少些？可以向千百万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在这方面，各个人的份额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只得到B的工资的四分之一或一半，其他的人则较多或者多得多。C有一笔储蓄银行存款并由此当月收入40马克利息。为什么？一年的巨大的消费品分散进入某些渠道，最后以不同的强度和构成消失在各家计中，这又如何解释？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人们也碰到这第二个问题——分配问题。无数的人参加了我们谈到过的炉子的生产。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无报酬的。零售商出售这个炉子得了80马克。这80马克和许多参与者们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吗？如果存在，是哪一种联系？各个人，从卖炉子的和炉子工厂里的工人谈起，都得到了哪个份额？这里也展示了一个直到矿主和高炉工人的收入以至于更远的广阔前景。
第三，炉子的生产需要时间 ，而制成的炉子则在许多年中提供它的效用服务——给房间供暖。而且，就算我为炉子支付的80马克与矿工和运输工人的工资以及所有其他生产者的收入有某种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买炉子并逐渐用坏它之前也早就已经获得了他们的收入。在这个炉子制成并进入使用之前，从而在它自己服务于消费之前，直接和间接合作生产这个炉子的极为众多的工人早就已经把他们的收入用于购买面包、肉和其他许多消费品了。如何照顾到这一点，使得在许多参与者自己的服务满足人们的一种需要以前好多个月和好多年，消费品就供他们的使用支配？——我们必须对B工长的收入提出正好同样的问题。可能要过许多年，他参与生产的机床才会协助制成消费品，如鞋、衣服、木制品。怎么会在好多个月和好多年之前就开始生产B在这个星期需要的衣服、鞋、面包，怎样在今天使生产如此进行，以致将来的消费品供应不出现中断？
不管我们向何处看去：总是到处都突现出生产的时间结构问题。R地的农民A今天从他的母牛那儿获得了60公升奶。在他把奶当作饮用奶卖掉的范围内，这些奶服务于今天和明天的牛奶供应。但是，如果把奶全部或者部分地喂了小牛，它就服务于较远的未来的牛奶供应。生产一次是为了满足离得近的需要，另一次是为了时间上离得较远的、预期是在较远的未来的需要。如何从时间上这样控制生产？——今天制成的一吨锻铁，可以用于生产制鞋机。鞋是消费品，而如果制鞋机在15年后损耗了，那么存在于锻铁中的所有服务就都在消费上成熟了，或接近于在消费上成熟。或者这些锻铁用于建造一座高炉。这样就要持续长得多得多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要好几十年，那些服务才能在消费上成熟。
也可以说：现在、较近或较远的将来的需要为了得到满足而相互斗争。如何对这个斗争作出裁决？——所有与投资和储蓄有关的问题都从属于这一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的顺序中是第四个问题，它涉及第三个问题：鞋厂使用什么制鞋机，农民在耕作中使用什么作业体制，在生产炉子时使用什么生产方法——所有这些都不是固定的。恰恰是近代，存在着许许多多技术上的可能性，而工厂主、手工业者、农夫、承包运货的商人、运输企业家以至每一个家户都必须从这些可能性的数目中进行选择。我们不断地作出关于应当使用的技术的决定：它可能仅仅涉及应该步行还是利用自行车，或是摩托车，或者汽车？——每次应该从许多技术上可能的方法中挑出和使用哪一个方法，这个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为什么以一定的方式解决它？看一下历史就会证明，这种决定常常具有最大的影响并且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光是采用机械织布机所引起的社会改变在许多地方就是何等革命性的啊！
最后，第五，在哪里造炉子？在哪儿炼铁？从哪里获得矿石？为什么商人在下莱茵的一个工厂里买炉子，为什么炉子工厂建在那儿，为什么在埃森生产铁，又为什么在瑞典买矿石？为什么煤、水泥、小麦和啤酒的产地以一定方式在空间上分布于一个地区或整个德国，零售商店、饭店和手工业企业又以一定的方式在空间上分布于柏林？——如果人们鸟瞰地球，那么他们就会看到，不同构成的大大小小的物品日复一日地奔向陆上和海洋上的一定地点。物品每天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例如在德国和瑞典之间）销来销去。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一国的各个部分之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各个村庄之间和城市之内同样不断地进行着交换。每个工厂都从 一定的地点获得原料和半成品，并且向 一定的地点提供它的产品。一切物品的生产都发生于某种空间安排之中，从生产地点出发的为数众多的大大小小的物品之流和反向流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生产的这种空间控制是怎样进行的？
* * *
从观察最接近我们的环境而产生的这五个问题并不具有独立性。它们表达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从五个不同的要点中看到的是同一件事，人们已经在每个个别经济中看出了它。农民通过在11月卖掉他小麦收成的一定部分并把另一部分重新播种，不仅决定了如何使用土地，而且同时也决定了这个生产的时间结构。而通过播种，他作出了某种地点选择，使用了某一种技术。这样，由所有这些产生了他一定的收入。——在每个工厂中都不仅年复一年地生产着一定数量的某些物品，而且所有的协作者都获得了收入。工厂处于一个确定的地方，向某些地点送去物品；它使用一种一定的技术，并且也通过比如说它的出售将财货之流在时间上指挥到一个确定的方向上去。所有这一切都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
社会经济的总过程也是这样一个统一的过程，每个厂家、每个家计都仅仅是这个总过程的一个环节：控制生产以满足不同种类的需要，从时间上建构生产，分配过程，使用一定的技术以及经济在空间上的安排都发生于一个过程之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克服物品的现存的稀缺而发生的。这样，就是为了借以个别 地理解日常的经济生活，我们也要问及这个整体 的各种联系。
3．一个补充
那位1929年还每月挣400马克的工长，在他的工厂采用了短时工作之后，1930年只得到300马克。同时重要的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以至于他还能买到比上一年的四分之三多一些的东西。——比起1929年来，威斯特法伦的一家轧钢厂1930年限制了它的中板生产，却生产了几乎与上一年一样多的薄板。柏林的建筑厂家C、D、F在1930年不得不承受订货缺乏并且解雇了很多工人；这些工人这时靠失业津贴过活，也有个别人更加卖力地耕种自己的田地。因为需求疲软，莱比锡的化学工厂H对西欧国家的出口下降，而汉堡和不来梅的进口企业的销售额也同样减少了。其他的商号，例如丝绸缝纫厂G，1930年保住了它们的销售额；于是它们的就业率不变。
我们惯于把这种变动称为行情波动 。——近来人们已经成功地努力从统计上把握了一个国家或一国的各个部分或者世界的行情波动。这样一些统计报表毫无疑问是有用的。但是特别重要的是直观地想象本来的事实情况，像它们今天在各个工厂、手工业企业、贸易商号、农民的农场和家计当中发生的那样想象它们。行情变化是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变动。因此，我们通过问及巨大的经济整体的各种关联，也要认识它变动 的原因。
也许现在已经至少可以隐约地感到这整个问题的生命攸关性了。因为正是其存在的变化唤起了人们对科学问题的理解。大部分人都承认机体功能的正常过程是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有时一种疾病促使他们提出生理学的或生物学的问题，或者至少感受到这种问题的意义。在平静的时代，只有少数人向历史求教；而在革命的时期则有好些人想知道历史的塑造力、它的魔力及其教训。日常经济生活不断变化着的动荡时代也是这样，在这些时代与日常经济生活有关的问题受到重视。机器厂的工人很少关心他今天和明天使用消费品是如何实现的，而目前付出的劳绩是要在许多年之后才能达到消费上的成熟的。但是，当他的工厂由于缺乏销路而倒闭、由此使他失业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开始思考那迫使工厂关门的整个经济的联系。也许倒闭是由投资过程中的干扰造成的；这时就会显示出，这个看起来是学院式的时间结构问题是一个在实践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在生产炉子时使用的技术所提出的问题暂时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倘若在炉子生产中使用了新方法，这一新方法虽然有力地扩大了生产，但是却游离了很多工人，宣判了较老的厂家的衰亡，那又会怎样呢？那时人们就想知道，使用新技术在整个经济中怎样起作用。经济上的危急状况使广泛传播的、对所提出的问题的麻木不仁消失。
4．批评和反批评
1．这样就在日常经验中产生了国民经济学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经验，即使是日常的经验，没有概念 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使用了诸如经济、生产、收入、工资、分配、劳动、工作以及其他那样的概念。我们没有澄清和定义这些概念就这样做，这里不存在错误吗？是不是首先必须给概念下定义呢？尽管在国民经济学中只是罕见地在原则上表述这种要求，许多国民经济学家却按照它去行动。什么是“经济”？什么叫“国民经济”？什么是“服务”？这是经常被推到开头处的问题提法。这样，它们就明显地是与我们 提出的那些问题完全不同的问题。推上首位的是有关概念的问题，而不是有关事物的联系的问题。
但是，这样提问题从一开始就把科学工作引入歧途，就像有关定义的问题和定义本身已经 从大多数其他科学的开端上消失了一样，它们也同样应该从国民经济学的开端上消失。科学根本没有能力在其工作的开始就给出科学的定义。例如，倘若要在研究事实之前就规定“经济”的概念，那就缺乏任何基础。剩下的就只是在这样的定义中以大众的用词习惯为依据，而这样就为多变地、不确定地和主观地解释词汇打开了大门。毫不奇怪，各个学者都按爱好而将极不相同的基本概念一定义就送上市场出售，产生了例如关于什么是“经济”的既激烈而又同样无用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绝对不会促进对经济实际的认识。
因为起初还不能 科学地对日常的概念下定义，国民经济学就必须暂时像在生活中运用概念时那样，不下定义地使用它们。这样它就立即达到了对事物 的分析。对对象的研究导致结果，而结果在定义中简略地表达出来，然后定义才又是进一步研究的工具。即使起初使用的、从日常经验中得出的概念（例如经济、国民经济、生产、工资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和不确定的，它们也必须暂时满足于这样。它们是以后可以扔掉的拐棍。只有当我们已经探究了实际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科学地下定义。这时、也只有这时才能判定，究竟哪些概念是有用的，应该形成哪些新的、纯粹科学的概念。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科学必须从定义开始，因为它从头就使用概念来工作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有害的。（在这里——在开头——我只能挂出这个警告牌。从我们思维进程的进一步过程中将会得知，不注意它是多么灾难性的。）可以处在开端的定义问题是如此之少，关于经济或“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 的问题是如此之少。科学因此而陷入沉思和抽象的推论，而同样看不到实际的经济的踪影。——最后，不自己提出问题，而从过去发表过的学说观点出发并且描述它们，希望通过一些同意或者批评性的补充而继续前进，这也是一条邪路。科学，即使是以前的成就，只有通过直接地、出于观察具体实际地提出问题，才会成为活生生的。 (1)
2．但是，就是在已经看到了这第一个问题并且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也缺乏对它的表述。
从其统一性 上无视它是不罕见的。这主要是在这种时候：人们以过去流行的方式使用三分法或四分法，分别提出并试图以特别的学说回答关于生产、分配和消费或者（在第二种场合）还有关于流通的问题。这种分解很容易导致区别分离开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领域”，而那时人们也就把每一个个别的经济问题分派给一个这样的特别领域。让·巴·萨伊有力地代表了这种分解；首先是在他的影响下，这一分解在几十年中都得到了承认，以至于它长期统治着教科书文献。但它无论如何也不适用于经济实际，因此它必须消失。因为正是由于它而忽视了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统一。在经济的任何处所都显露出，这种统一是如何之大。例如在工人的家户中，工人作为“生产”的参与者获得其工资，从而参加了“分配”并因此收到货币，货币被视为“流通”现象，然后又在“消费”中进入工人的使用或者在织布厂中，它在开始和进行“生产”时依赖于银行信贷，从而依赖于“流通”；在织布厂中，在“生产”的过程中进行着向工人、职员和企业领导人的“分配”；而它通过生产织品，不仅在再生产过程中消费了纱线，而且在安排它的生产计划时必须非常精确地按照预期到的“消费”行事。信贷供应、从而流通上的每个变动，都同时在生产、分配、消费上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这里不存在独立的领域，因此也不应该存在分开的学说，而应该只有一个 整体，一个 问题和一个 学说。 (2)
如果虽然认识了它的统一性，但是却忽视或低估各个方面，那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的把握。国民经济学的不少科学家也患过这种疾病。众所周知，李嘉图把“确定调节分配的规律”称作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过人们不应该像通常那样很重视李嘉图这句话，因为李嘉图自己提供了更多的东西。他试图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生产成本的波动如何控制着生产，这样就深入研究了生产的控制问题。他在辩论所谓的机器问题时，也对应用技术问题——我们的第四个问题——进行了著名的、即使是有限的探讨，而在关于国际贸易的那一章中对经济的空间秩序也同样是如此。但是，在李嘉图那里，这最后两个重要问题及其研究是单独的，而且它们并没有被理解为整个问题的部分。但是，主要的是没有提出、而只是附带地涉及生产的时间结构问题。而这个疏忽在李嘉图的体系本身中产生了恶果。李嘉图后来不得不承认，在经济过程的控制中，时间因素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他的学说中没有足够地表现出来。
在现代的理论中常常更严重地缺乏提问题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是必要的。现代的理论家们常常不从其空间分布上考察经济过程，而应用技术的问题也过于被视为特殊问题。但是，首先又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生产的时间结构问题，被许多国民经济学家尽可能缩小了，或者根本就没提出来。有影响的思想家——如瓦尔拉斯和帕累托——认为尽可能排除时间因素是正确的。在他们的体系中，他们从这一虚构出发：劳动力和原料的卖者们同时消费靠他们的服务帮助生产的消费品。这个假定显然是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它排除了有关投资和储蓄的问题——一位幽默的人曾经谈到瓦尔拉斯的理论体系，说它像一座与居住问题无关的宫殿。确实如此。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主要是因为，设计者没有能够想起，必须总是也从其时间序列上考察一切经济上的计划和行动，不掌握其时间结构就不可能理解日常的经济生活。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可以使这个时间方面事后并且单独地发挥作用；不解决它，就解决不了作为整体的这个主要问题。例如，正如前面指出的，大部分工人作为工资得到的不是同时用他们的服务生产的产品，而是其生产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的产品。他们工资收入的数额主要是由这一事实这样决定的。因此，如果不从一开始就注意经济过程的时间分层，对工资形成的解释和整个分配学说以及对每一个其他问题的研究就会是不充分的。低估或者完全忽视时间因素已经在使现代理论研究的重要部分离开实际的经济上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要使问题的提法适应具体的经济，它就必须针对事物，而不是针对词句，必须是统一的和完整的。 (3)
Ⅱ．日常经验
从日常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学的这一个重大的主要问题。在同一个日常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关于经济问题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极为巨大的混乱。因此，每个人都存在于日常经济生活中，而这日常经济生活产生了两种作用：激起一个迫切要求回答的重要问题 和一个十分巨大的障碍 ，这个障碍给真正有用的回答造成困难或者阻碍了它。
1．因为每个人都处于经济生活中，每个人也就对那些直接涉及他的经济问题形成了一种看法：面包师对面包和面粉的价格，对他的同业公会和他的帮工的工资；工业家对铁路的运费政策，对关税，对他购买商品的卡特尔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工人对他支付的房租和其他价格以及他得到的工资。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每一个人都独立地思考过有关价格形成或者工资形成的问题。通常他只是复述他周围的人的看法。“很少有人思考，但是所有的人都想要有看法”（贝克莱）。
个人的这样一些看法绝不只是关系到他的直接的环境。恰恰是从他个人的利益出发，他涉及得更远并且也对更广的联系和整个经济的事实作出判断。一个工业家，其原料价格被一个卡特尔抬高了，而他自己却没有为其产品而卡特尔化，对卡特尔的形成作出的是完全不利的一般的评价；而属于卡特尔的工业家则与此相反。那个分享了薪水普遍提高的公务员几乎不会给国家开支如此增加的作用以不好的评价。有被机械化大厂家的竞争压倒的危险的手工业者，把采用新机器视为国民经济的堕落，并且乐意把每个似乎会对他证明这种观点的思路都当成是正确的而接受下来。
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个人总是恰当地判断了他自己的利益状况。事实经常不是这样。例如，大部分零售商起先乐意推广贴有商标、有第二手的价格约束的商品，因为他们相信由此会受到保障。只是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才看出，价格受约束的商标商品暗中损害了独立的零售商的地位。同样地，许多德国的企业家1922年和1923年要求、同意并支持了帝国银行慷慨地发放信贷，而没有注意到，对他们来说，通货膨胀也意味着严重的损害。但是不管怎样，每一个在经济上行动的人对经济联系的看法都产生于真实的或假定的利益状况。叔本华曾经说过：“无论我们的利益是哪一种，它总是对我们的判断施加秘密的影响；同它一致的东西对我们立刻显得合理、公正、理智；违反它的东西则对我们极严肃的显示为不公正的和可恶的，或者是不恰当的和荒谬的。”“爱好的幻术就这样每天都在迷惑和收买我们的理智。”——许多人对他们自己的经济环境都是真正的行家。但是他们不能够平心静气地判断他们所处于其中的那些重大的联系。每一个人，甚至是今日的一个大康采恩的领导人，都从他自己的利益状况出发去察看事物，并且此外也只观察到社会经济的宏大的总联系的一小部分。
2．除了各个个人的分歧的看法 之外，封闭的集团的意识形态 在日常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中也起着作用。它产生于所有形成了经济权力体的地方，并且是在经济斗争中有计划地创造出来的武器。在这方面它远甚于多种多样的个人意见。
并不是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都具有纯经济的性质。宗教的或者哲学的或政治的观念都经常被用作经济上有利益者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的得益者们利用世界公民的宗教哲学观，保护关税的得益者们利用民族观念，而古日耳曼的合作社观念则被用作现代卡特尔的意识形态。没有被经济上有利益的人们用作意识形态的宗教或政治观念，人们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绝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正如在20世纪的经济斗争中那样，在13、14和15世纪的中世纪城市里，在从事远地贸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中，双方也同样依据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创造出了有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或者要掩饰有利益者们的要求的真实动机，或者要赋予他们更大的冲击力。18世纪中叶的英国广泛流传着这种观点：生活资料的高价格和低工资在经济上是值得想望的。一位国民经济学家福斯特在一本书中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对此评论道：“它是贪欲怀着热望抓住并为它自己的目的而造就的一种学说。再没有比一种给人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谎言更容易使他们相信的东西了。”
由于知识分子们听候权力集团的支配并为他们制造意识形态，权力集团便大大地赢得了重要性和影响。人类的整个精神史充满了从意识形态上保卫权力要求或者支持它的进攻的尝试。“我吃谁的面包，就唱谁的歌。”例如，不同宗教的神学家们 过去和现在都何等经常地致力于使宗教强大的历史基本力量为统治阶层的目的服务。就是历史学家们 也非常经常地有意或无意地服务于统治集团的或为统治而斗争的集团的利益。在历史的进程中，投入了多少法学的 机智来证明权力集团的要求与适用的法律或者与正义感相一致！例如，想一想16世纪初奥格斯堡金融寡头的法律顾问坡廷格尔的著作吧，他甚至以非常机敏而有成效的方式在文献上参加了为从立法上处理垄断而进行的斗争。写一部从那时的垄断意识形态到今日的卡特尔意识形态的历史，是既诱人又必要的。人们将会发现，这些意识形态使它们自己适应当时的精神—文化和政治的总形势，在自然法时代依据自然法，在营业自由的时代依据个人彼此缔结卡特尔协定的自由，而在社会化的时代又找证据说，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合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进行论证的结果总是证明集团利益与公共福利的一致。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很经常地具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对司法和管理实践来说是如此。
科学的学说有时成了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例如在17和18世纪，自然法学说在诸侯们手中就是如此而作为反对各个等级的武器。或者在19世纪，国民经济学的自由贸易学说就是如此而作为自由贸易得益者们的武器。——认为就整体来说，在世界上或在一个国家里生产得太多了，这是旧的、在科学上早已被克服了的论断。而在每一次严重的萧条中，写作匠和利益者们都宣传它，以便由此为有计划地限制生产造舆论。——或者甚至反过来：科学接受了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例如，当1919年之后马克崩溃之时，许多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家就接受了国际收支差额论。那时他们没有认识到，以指出国际收支逆差而对马克的恶化作出解释是由这样一些企业主圈子提出来的：它们的利益在于廉价而又充裕的信贷，因此，出于它们的利益地位，它们抱有成见而反对接受用通货膨胀作出的正确解释。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抽象推论与权力集团的巨大利益有共同之点，这并不罕见。例如，亚当·米勒对传统经济形式的狂热崇拜迎合了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时代地主们的富于影响的利益并为它们服务。深思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常常紧紧连在一起。写作匠们自由飘浮的意识形态至少造成了一种迷雾，在这种迷雾中，经济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要求就可以传播开来。
经济生活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头几次较深入地了解经济权力斗争的人惯于对看法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制约性感到愤恨。但是，应该把各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意见（它们在其环境内是有价值的）与集团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而比一切愤恨都更为重要的是冷静地看清利益制约的日常经验并思考一条走出这个幻觉和偏见的世界的道路。
3．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表明一种悲观主义的世界观。相反地，有必要确认一件不可能过高估计其重要性的事实。怎样才能科学地认识经济实际，尽管世界充满利益者们的看法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究竟是否有可能摆脱日常经验？或者理智至少在经济领域中总是意志的单纯的工具？国民经济学能够由此脱身吗？或者它总是陷在根据利益决定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内？它如何 才能超越这个领域？自希腊人以来，一切真正的经验科学和科学理论都把从日常的空话走向科学的真理看做是科学的主要任务。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怎样才能完成它？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家本身如何才能摆脱他自己的利益状况的强有力的影响？
在这方面，绝不是由利益决定的日常经验必定 是不对的。它说得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为了对此作出判断，必须找到一条严格的准则和一种科学的方法。例如，工人们常常认为，提高工资扩大了居民的购买力并由此推动了需求的复苏和经济的繁荣。相反地，企业主们看到的是与提高工资相联系着的成本上升，据此而预计收益的减少和工人的解雇，也就是预期经济形势的恶化。谁在具体的情况下是正确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一个或者另一个意见是正确的？科学 必须对此作出回答。那种传播很广的观点认为，必定可以在中间的某个地方找到真理。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根据。为什么真理应该恰好处在工会的和雇主联合会的看法的中间？国民经济学并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它的问题的。
许多国民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他们面对日常经验所承担的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方法论的文献中也有规则地忽略它，或者只是粗略地触及它，而不明白它的根本的重要性。常常是根本没有看清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的真相，也常常根本没有看清在它们后面起作用的强有力的权力集群。在这里以特别灾难性的方式显示出对现实的生疏。因为人们越是不把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作为这种东西来认识，它们就总是越有力量。——或者是，人们虽然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利益者们的观点的东西，并且也相信在某些地方发现了它们的踪迹，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到处都存在着利益者们的看法，连国民经济学家自己也总是有做它们俘虏的危险。但是，如果科学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互相融和了，科学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则增强了。——或者最后，人们按照马克思的或者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程序，在精神生活中只看到当时的生活处境的一种反映。这样虽然认识到了看法和意识形态是受处境和权力约束的，但是却立即对是否可能摆脱这种束缚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倘若确是如此，国民经济学就会如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失去生存的权利。那样它就只包括另外的一些看法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而这些东西确实已经够多的了。因此，如何才能脱离由利益决定的主观看法，确实地说明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联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