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种组织结构和方法
为了保持上一章对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所做的区别，我们用“风险”一词来指称前者，用“不确定性”一词来指称后者。一般情况下，“风险”一词的使用极为宽泛，它适用于指称从不利的偶然性角度看待的所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一词同样可以指有利的结果，我们说“风险”，表示的是一种损失，说“不确定性”，则表示的是一种获得。但是，如果迄今为止我们的推理完全正确，这两个词中还存在一个必须清除掉的致命的含混。与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或保险的概率相关的“风险”一词的使用，为我们将这一术语专用于我们刚刚说明的用途，给出了一些正当的理由。我们还可以用“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来分别指称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这些表述在一般用法上已经与我们所提出的用法极为相似。
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实际区别是，在风险中，一组事实中的结果分布是已知的（或是通过事先的计算，或是出自对以往经验的统计），但对于不确定性来说，这一结果是未知的，其原因一般是，由于所涉及的情况极为特殊，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组事实。不确定性的最佳例证与行使判断相关，或者说，与形成对事件的未来过程的看法相关，而这些看法（不是科学知识）实际上引导着我们的多数行为。这时，如果一组事实中不同结果的可能分 布是已知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凭借归组或“合并”（consolidating）事实的手段来消除任何真正的不确定性。然而，这种可能 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就会这么做 ，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看到，在只有一个单个事实的情况下，可量度的风险与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对人的行为来说，并不存在区别。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个人将自己对一种看法的价值推断，转换成了“A的成功来自于B次试验”的概率形式（a/b为真分数），并且，对它的“感觉”与任何其他概率条件相同。
因为这一主题常常充满了逻辑难题和悖论，所以我们必须对上述说法有所保留。第一，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真实概率，如果我们确切知道（比如说）在100次试验中将会 有多少次成功，当然是在我们能进行100次测试的情况下，那么，单一的事实有多么独特实际上并不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了对我们而言的不利条件，无论我们是将所有的赌注都下到同一种赌博上，还是下到与赌注一样多的不同的游戏中，都无关宏旨，因为第二种情况下的概率法则与第一种情况下的概率法则相同。但在商业领域里，对一个单一而独特的情况做概率计算，即对其限定性条件小于所预想的权重的情况做概率计算，是很少发生的。然而，就对客观概率进行计算来说，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智性的人会将任何单个的情况作为绝对孤立的情况来进行考虑。唯一的例外是，一个人的全部财产（或其生命）处于危急关头时的决定。偶然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个人一生中所涉及的重大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频率，将使我们对任何情况以及成功或失败的数学概率的假定态度予以区别。
更为重要的第二种保留与上一章所涉及的概率相关，即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人的决策进行归组，来对各种情况进行分级的概率。 这就是说，就算我们通过归组过程没能得到一个数量概率，但仍然存在某种抵消波动而且其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固定不变的趋势。我们发现，在做出判断的过程中，在严格意义上的概率条件下，似乎存在两种相同的因素；即（a）决定因素（多少具有稳定性的判断力的性质），以及（b）根据无差异原则，随不同的决定而变化的意外因素。一种看法的不确定性和一种真实概率之间的区别是，我们没有分离两者并对两者进行评估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用计算进行推测，也不能用经验进行分类。但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使用分类的方法，虽然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人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众多的不确定性组成的，在这种条件下，一件事情上的错误或损失通过另一件事情获得补偿，具有难以想象的复杂性。我们只能说：“在什么什么范围内”，在一个人面临一种与不确定性相关的情况时，他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作为一种孤立的情况进行处理，无论不确定性能否量度，都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人类对待不确定性（不是在当下的独特意义上）的态度问题，就像不确定性本身一样，受到重重困扰。人类面对具有这种特点的形势，不仅容易做出错误的、各自极为不同的反应，而且，即使是“正常的”反应，也易于被公认为偏离了健全逻辑所规定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由亚当 · 斯密做过充分讨论的事实，即人们愿意怀着赢取最大利益的希望，冒小小一点风险，一旦两者的比率中输的概率大大超过了赢的概率（已知的或估计的），人们通常会拒绝接受以可能性小的大损失，来换取实质上已经确定的小赢率，尽管这一可能性的精算价值对他们有利。这种偏见一定 会强化典型个人对其“运气”的牢固信念，尤其在不确定性的根据就是他自己的判断之质量的时候，这一信念更为强烈。那些市井之人与那些有“逻辑”（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知识可以依恃的人相比，对自己的看法的真实价值，几乎没有太多的感觉。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几乎普遍盛行的迷信行为。任何引人注意的巧合都被抬举为自然法则，源于相信一种从不出错的“征兆”，甚至仅仅是“预感”或“向我们吐露了什么的事物”，在其本人心中一点真实的或想象的基础都没有的情况下，人们也准备将它作为行为的有根有据的理由而接受下来，并视其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
毫无疑问，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甚至在人们突发奇想和一时冲动的时候，也存在一种趋向于理性的趋势。如果只是存在智性上无法处理基于其他任何假设的行为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将讨论限制在理性行为范围内，似乎就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假设，如果一个人为了未来的利益正承受着一种牺牲，那么，他所期望的回报一定很大，大到足以让人忘掉这次牺牲，如果这件事被认为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不是一个确定事件，那么回报将会更大，至少要达到与预期中感到的不确定性程度相当的比率。 ［1］ 很显然，主观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是确定的，不管他的自信程度是基于情况本身的客观概率，还是基于对自己预测能力的估计，他所相信的就是这一可能性是确定的。我们也认为，我们可以同时涉及客观和主观两种类型，尽管毫无疑问，多数人都不会考虑到这个程度；人们的看法或预测只能是对一种客观概率的估计，估计本身获得认可，是因为它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的可信度，所以，我们所感觉的不确定性的程度，是两种概率之比的结果。应该重申，实际上所有关于现实生活中的行为的决策都取决于看法，而且毫无疑问大部分都取决于这样一些看法，即经过认真推敲很容易就理解为一种概率的看法——虽然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细察”都不会被赋予由个人做出的判断。
正常的经济状态具有如下特征：商业投机者在多少有些狭窄的范围内，对结果有一种看法。如果他倾向于冒险，这种看法要么就是对一种确定收益的预期，要么就是他相信一笔大收益的真实概率。在这一预期范围之外，任何偏离这两种看法的其他结果，都被他看成为越来越不可能的事。因此，将关于经济不确定性的所有事实作为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即作为在预期上更可相信的较少回报和在预期上更难相信的较大回报之间的选择进行分析，是一种正确的主张。
经济学中不确定性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前瞻性（forward-looking）。生产商品是为了满足欲望，但商品的生产需要时间，因此，与两种不同的、必须做的深谋远虑相适应，这里也引入了两种不确定性因素。第一，生产经营的目的必须从一开始就进行评估。众所周知，要用具体的词句准确地说出什么时候着手 开始生产活动，生产的结果会是什么，也就是说，根据给定的资源将生产出：（a）多少产量，（b）什么质量的商品，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商品要去满足的欲望，当然在未来也具有同等的程度，同时对欲望的预测也同样涉及到不确定性。因此，生产者必须评估 （1）他努力要去满足的未来需求，以及（2）在努力满足这一需求的过程中，他的经营行为的未来结果。
不言而喻，理性的行为力争要将手段适应目的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减到最小。这里应该强调一下，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典型的不确定性就与人相抵触，事情可能并不是这样。我们其实并不喜欢生活在样样事情都“不出所料”的世界里，这就是说，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但在力图“理智地”行为的过程中，我们正 努力保证尽可能完全的适应性，也就是预见性。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在这一行为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两难因素。我们发现自己在被迫寻求我们在“沉着冷静的时候”会承认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起码并不十分需要或极度需要的东西。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显然不可能达成这一目的，才使我们产生了寻求这一目的的兴趣。无论如何，我们都力求减少不确定性，尽管我们并不想从生活中将它彻底根除。
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仍然要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确定性很少有类聚成组的情况，更多的是一个个单独的情况。在先验概率中，由于群体包容性的增加，不确定性也趋向于一起消失了；在统计概率条件下，由于受分类缺陷所限，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同样的趋势也很明显。就算是第三种类型，即真正的不确定性，当我们把任何具有相似性或共同性的因素组织在一起时，也显 示出某种带有规律性的趋向。用以减少不确定性的第二个事实或一组事实是，与不确定性有关的各个个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多种，现在我们就可以着手一一列举出来。这里我们或许应该指出，人本身或许就存在差异，或者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将处理不确定性的两种基本方法，即通过归组和通过选择能“应付”不确定的人来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分别称之为“合并”（consolidation） ［2］ 和“专业化”。除了这两种方法外，我们还必须再增加其他两种明显难以引起争论的方法：即（3）对未来的控制及（4）增强预测能力。因为知识的主要实际意义就是控制，而这两种方法都与文明的总体进步、技术的改良及知识的增长密切相关，所以，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关联。我们或许还可以举出第五种方法，即“分散”棘手的意外事件之后果。在其他事物相同的情况下，与其出现一个使一个人损失一万元钱的事件，不如出现一个引起100个人每人损失1000元的事件，这就是一种收益。两个人每人失去一只眼睛好过一个人同时失去两只眼睛，一种生产制度如果伤的人多，死的人少，会被视为是一种改善。实际上，这种分散或许一直与合并有关系，但两种不确定性之间还是存在着逻辑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实际上是不相干的。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合并和专业化是有密切联系的，这是一个随着分析的深入需要反复加以强调的事实。除了上述这些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之外，还有第六种方法，即按有关不确定性的最小量，避免在更大 程度上涉及不确定性的思路，指导产业活动的可能性。
在经济学中，不确定性之最直接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可能可以在进行详细的技术讨论之前就加以解决。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实质，就是某些人从事将用来满足他人欲望的商品的生产。因此，这里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任何具体情况下，这些群体中的哪一个，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将对未来需要满足的欲望进行预测。很明显的是，对生产的技术进行预测的职能，不可避免地落在生产者身上。乍看起来，似乎消费者对自己的欲望进行预期，比生产者帮他进行欲望预期更为有利，但我们立刻就发现，这并不是现实中所发生的情况。经济组织的初级阶段就是为一般市场从事商品的生产，并没有依据消费者的直接指令进行生产。由于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商品的交换是先于还是依从实际的生产，都无关紧要。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在生产和欲望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人们或许会用生产服务的交换来替代产品的交换，但不确定性这一事实还是引起了不同的结果。首先，现代社会是依据这样一种理论组织起来的（无论事实如何，或许都有人会表示出怀疑），即一旦生产的结果会为他们带来好处，而不是他们为其他人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对未来进行预测，并让自己的行为更有效地适应这一预测。因此，控制生产的责任就落在了生产者身上。
但是一般而言，消费者甚至不用预先为他想要的商品订立合约。部分原因可能是，消费者对他自己在一段时期后的支付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但事实上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主要原因是他并不知道他将想要什么、想要多少以及有多么想要；因此，他把创造商品的任务交给了生产者，他自己则只准备在时间适当时做出决 定。当然，解开这一明显悖论的奥妙就在于“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即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合并之中。消费者对于他本人来说，只是一个人；但对于生产者来说，他仅仅是一个失去了个性的群众（multitude）。这样，外部人反而可以更为容易和准确地预测一个群众的欲望，而一个个人则不太容易了解自己的欲望。这一现象让我们知道了经济制度最为重要的特征，即生产是为市场的生产 ，因此，我们也要对与不确定性的结果相关的一般环境特征，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我们继续探究风险合并的其他方面和方法之前，我们将转而简单地考察一下各个个人对可量度或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的态度与反应之间的差别。
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我们假设，尽管我们的行为一旦涉及了一定数量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量因人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生活无疑会更有意思，但人们实际上力求准确地预期未来，并使自己的行为适应这一预期。在这一方面，我们至少可以在个人的特性和能力中识别出五种变化不定的因素：（1）人们通过感知和推理，对一定环境中事物的未来发展过程形成正确判断 的能力是不相同的。而且，这种能力绝对不具有同质性，有些人擅长预测这一种问题，有些人擅长预测另一种问题，人的能力几乎是无限多样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探究人的本性、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方面所具有的差异，是一种与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判断的能力截然不同的能力。（2）人们发现，人的能力的另一个——尽管这与前一个有些关联——的差别，就是评估手段 、判断以及设计步骤，以及为了适应预期的未来情况做出必要调整的能力。（3）在实施 计划以及据信是合理的且必须的调整的能力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 异。（4）另外，在涉及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由于个人对自己所做判断的自信程度 以及履行能力方面存有差别，所以其行为也存在差异，这种自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判断的“实际价值”和能力本身。（5）与感觉到的信心不同的是对一种情境的意欲态度 （conative attitude），人们就是怀着一定程度的自信据此做出了判断。有些人想要有确定性，根本不想“冒险”，而另一些人喜欢根据新奇的设想行事，似乎偏好不确定性，而不是回避不确定性，这是为人所熟知的事实。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按自己的信念，依据一些毫无根据的假设行事；也就是说，存在一种“相信人的运气”的倾向。
在一种行为条件下，有实际作用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作为一种正确适应于未来的审慎行为中——上述第（4）点——所感觉到的主观信心的程度。显然，我们或许说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判断和行为能力的“实际价值”，但正是人们自己对这些价值的看法控制着人的行为。因此，从有关人士的角度看，上述五种变数可归纳为两种，即（主观的或感觉上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意欲感（conative feeling）。为完整起见，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第六个不确定性因素，这种不确定的因素，由于任何人很难把它纳入判断错误的范围，而以一种突破性的、难以预料的形式出现。
除了上文所列举的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五六种不同性质的因素外，我们还必须指出，前三种变数本身就不简单。判断或预测以及计划能力和履行行为的能力，每一种都至少是四种可以相互区别的因素的产物，所讨论的有关能力可能各有自己的不同。这些因素是指能力或行为的（a）准确性、（b）敏捷性或速度、（c）时间范围 以及（d）空间范围。前两个因素用不着解释，因为很显然，判断和执行判断的准确和迅捷多少是一种独立的天赋。第三个因素涉及未来时间的长度，行为会或可能会因此而调整，第四个因素涉及所面对情况的范围或重要程度，以及计划的操作。个人之间的区别，即那些注重细节的人和那些把事物大而化之的人的区别，也是为人所熟悉的。甚至事物更复杂的概要，与生活的事实相比，由于只能从问题僵化的“静态”角度来理解，也绝对是有所简化的。无论何时，各个个人所拥有的上述特性中，与差异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按照不同的路径变化或发展的能力的差别。知识是一种学习，而不是一种绝对判断练习。学习需要时间，一段时间后，所处理的情况与学习者一样都会发生变化。
我们根据六个要点，就人们对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了分类。六个要点中每一点都引出了一些特殊问题，尽管处理这些问题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与不确定性相关的最基本的事实是，第一，通过对事实进行归组的方式，从量上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第二，涉及不确定性时人与人的差异，引致了将应对不确定性的职能集中在某些人和阶级手中的趋势。不确定性对社会一经济组织最根本的影响——为一般市场生产的生产者的责任——已经有过讨论，即主要通过对事实的合并或归组来减少不确定性。仅从为市场而生产这一事实来看，就几乎不存在承受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组织，有的只是基于与这一问题相关的生产者的立场、而不是基于其作为一个人的特殊性。为了将为市场的生产这一现象与我们所考虑的其他现象区别开来，我们还必须勾画出社会组织的纯粹“手工业阶段”。在这样 一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个人都是某一最终商品的独立生产者，同时也是种类繁多的产品的消费者。中世纪末期就提供了一幅与产业领域中这一阶段近似的图画。
然而，这种近似性相当模糊。甚至在这一制度完全确立之前，手工业组织就显示出转化为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无法阻止的趋势，这一发展其实也是不确定性出现的结果。第二种制度就是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企业”制度。自由企业与只为一个市场进行生产的企业之间的差别，代表了承担不确定性以对之进行归组的专业化组织职能的增加，以及在同一问题的压力下，对有关未来的生产的需要和控制进行预期。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这一已经从消费者身上转移出去的问题，又进一步从大批生产者手中转移开去，落入了一个特定的“企业家”或“商人”阶级的掌控之中。大部分生产人群不再控制生产的责任，提供生产资源（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次要职能也由企业家承担起来，人们则以一种固定的契约价格将自己置于企业家的独立指挥之下。
下一章我们将会对自由企业现象进行详细讨论，尽管这里我们还要提及两个与之相关的事实；第一，处于企业家控制之下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组织，还需要进一步的合并；第二，技术手段的改变与以下几点紧密相关，这就是（a）生产过程时间长度的增加与所涉及的不确定性的相应增加，以及（b）生产者被组进一个单个企业或生产企业中，形成了一个一起工作的大集团，因而有必要集中管理。本章后面的篇幅将用来概述为应付不确定性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某些现象将最终得到解决；至于本书所关注的现象，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过文献对其本身及其一般意义和在有关不确定 性的系统研究中的地位加以讨论的现象，在此要予以特别重视。其他问题将只做一些概述，留待下一章对企业家职能的问题做过讨论之后再做充分的分析。
遵循业已给定的、不确定性处理方法的分类顺序，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以合并 来处理不确定性的趋势所引起的制度或特殊现象。最为明显且最为人所知的手段非保险 莫属，我们已经反复把保险作为通过处理成组的事实而不是单个的事实来减少不确定性的原理的一个例证。在前一章关于不确定性理论和其他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强调了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之间的重大区别。可量度性取决于将一种给定的情况同化为一组相似情况以及找出预期会显示出各种可能结果的这组相似情况的诸项之比的可能性。这种将事情同化为一类的方法，可能极为准确，而且各种结果的比例也可以预先 通过运用排列组合理论以决定同等可能的 选择的可能归组而计算出来，但这种方法即使在实际商业情况中有出现，也不多见。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程度的准确分类，但比例的确定却一定是以经验为依据的。运用保险原理，即将较大的意外损失转换成较小的固定费用，取决于以正确的归组为基础而进行的概率量度。但一般来说，这并不足以使承担了巨大“风险”的保险公司充分准确地预测出自己的总损失，从而开出保险费价格，而正是这一价格，才能保持保险企业的偿债能力，同时，也使加在保险公司身上的负担，不会大于其承担的意外损失部分。另外，他还必须能够提出一个言之凿凿的论点，即特定的被保险人交纳的用于赔付的全部资金，在数额上与他的损失概率极为相符，也就是说，他在公平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已经 反复强调过，由于最为重要的区别通过各中间层而趋于混合，所以这些区别渐渐模糊不清了，因此，我们很难就当前研究的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逻辑探讨。这显然是通过对事实进行分类而由不确定性的可量度性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很难发现真正的同质分类（在数学概率所指的意义上，与连续抛掷出理想的骰子一样），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我们也很难找到什么不允许被同化为一个个组从而可供量度的情况。实际上，偶然性这一概念似乎排除了绝对的唯一性（就宇宙中肯定没有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而论）。因为，要说某一事件是意外事件或“可能事件”或“可能会发生的事”，等于是在说，众所周知“这类 事情”以前就发生过，而且，“这类事情”显然在某种基础上已构成了一个类别。因此，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同化的程度 ，或者，可得到的各个类别的同质性的度，或者反过来说，不同企业意外事件的独特性的度 。保险对付的是那些可以“适当地”进行分类的事情，或者是那些显示其独特性相对较低的事情，但不同的保险公司在对他们作保的概率进行量度的准确性方面，表现出幅度较大的差异。
在着手讨论不同种类的保险之前，我们可以顺便注意一下没必要详加论述的一点，即保险行业中不同形式的组织都依据相同的原则运行。不论人们倾向于将一种特定的意外事件，由自己用互助会或互利团体的形式管理起来，还是单独与外部第三方签约，让他们来承担自己的损失，都无关紧要。在竞争条件下，我们假设，我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有关概率，外部保险人即保险公司也赚不到纯利，并且在上述两种制度下，保险费用将与经营企业的管理费用相等。
高度发达的保险机构意味着，因为保险公司的分类最为完善，所以保险公司各类意外事件都得到了最准确的量度，其中的“寿险”基本就是以“数学”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它就是一种“保险”，而不仅仅是投资计划，很显然，这种保险不是为死亡投保，而是为赚钱能力的“过早”丧失投保）。以医学研究为基础，再考虑到年龄、性别、居住地点、职业以及生活习惯，我们就有可能选择出最近似于完美的机械概率的“风险”。按上述观点，两个居住在相同环境中的健康人，其死亡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几乎是平等的，一个人的生与死，对另一个人来说，就像对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一样，基本是无法确定的。诚然，一旦我们超越了这一相对狭小的“正常”人圈子，我们就会遇到难题，但出了这个圈子，寿险的范围就受到了限制。保险行业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发展，可以用较高的费率对低于保险标准的人进行保险，但这种做法为数有限，只可作为一种特例进行描述。 ［3］
保险行业中与寿险正好相反的情况，就是为疾病和意外事故而投保，这项业务困难重重，进展有限，所以要对情况做一个客观描述并进行分类都不太可能。众所周知，这项保险契约费用之高， 超过了应有的程度。实际上，保险公司发现，在索赔金额理算方面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并相应提高保险费率，不用说，还是有利可图的。在社会控制条件下，劳动者的意外事故赔偿金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个稍好的立足点，但它与劳动者的不适、苦痛或不便无关，它仅仅是取决于一个条件，即赔付被限制在不能远远超过个人的实际经济损失。然而，在天灾人祸的所有范围之内，除了现在已经过时的企业雇主的责任保险外，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对“企业风险”的保险。
典型地适用于企业风险的保险就是防止火灾损失的火险，火险的费率理论与寿险的保险精算数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比。如我们已了解的那样，后者非常近似于客观概率，而且事实上，寿险已接近于完美，因此寿险问题是根据二项式定律的公式加以解决的，这与机械概率问题的解决方式相同。火险的费率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我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形成了对风险进行恰当的同质分类以及对具体条件下的实际概率进行量度的方法。即使在上千种风险都已从文字上接近准确定义之后， ［4］ 据最乐观的估计，还是存在极大的运用“判断”的领域。因此，更重要的是保险并不能处理由火灾损失造成的全部风险这一事实。出于“败德风险”和实际困难的缘故，我们有必要将保险限制在“直接损失或危害”甚或是部分损失的范围之内，当然，这里还存在由于企业破产和企业计划混乱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原因而造成的大量非直接损失。由于客观上不可能做到同质事实的归组，而且对损失的发生 也不可能进行准确的量度，因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相应于这一计算中的不确定性，双方在与火灾相关的问题上，也存在赢利或损失的可能。当然，火灾的概率由于风险并不完全是独立存在的而复杂化了。一旦火灾发生有蔓延的趋向，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损失会成组地出现的趋势。然而，在火灾损失总体上可以预先进行计算的范围内，火灾损失就会或可能会被每一个有潜在损失可能性的个人转换成固定成本，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人会由于自己企业中的这种不确定性而实现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利润。
保险的原则并不仅仅限于火灾，人们还利用保险原则来预防种种不同的企业风险，比如轮船或货船在海上失事，风暴给谷物造成的减产，被窃和遇盗，雇员贪污（雇员间接通过保证金制度投保）为受伤雇员偿付，以及由于信用扩张造成的过度损失等等。由劳埃德保险社的一些人提出的不同寻常的保险契约，因为引起了公众的好奇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些不同类型的意外事件，为“科学地”制定费率提供了极为广泛的可能性，即可以从一个极端如对寿险进行的确切统计到另一个极端几乎纯粹的猜测，比如，劳埃德保险社为保证与企业相关的利益而担保皇家加冕典礼将如期举行，或担保没有任何记录可资计算的某一地方的天气。然而，就是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下，也存在基于直觉或判断对事实所进行的某种模糊的归组；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想象对正要达到的概率所做的任何估计。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保险原则甚至可以应用于完全缺乏科学数据来进行费率计算的场合。如果估计较为保守而且适当，其结 果就会是，对最为独特的意外事件做保险所收的保险费用，为所有损失保险；因为，就算各种商业冒险本身找不到任何关系，也会存在损失与收益相抵消的情况。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里的关键是，就相关情况进行判断，就为将这些事情同化为一个个组（groups）打下了有力的基础。如果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实甚至迥然不同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判断，我们就能看出，一旦各种事实累积成一个个组，就会呈现出一种其结果接近于稳定并可加以预测的趋势。
通常，把保险原则运用于企业风险的情况非常有限，但这并不是由企业风险的内在独特性所致，对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一任务将在下一章，即研究企业家职能时再详细讨论。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先说两点：第一，典型的不能保险（因为不可量度，且由于不可量度而不可分类）的企业风险，适合于企业家运用判断进行决策；第二，虽然这种估计趋向于分成一个个组，在这些组的范围内，不一致性也趋向于相互抵消，从而接近于稳定并具有了可量度性，但这只能在事后 发生，由于人生短暂，它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为预测的基础。此外，由于这类风险与败德风险 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所以，这种分类或归组，只能由决策者以外的其他机构来做。在大部分决定性因素都依据于决策者内心活动的情况下，归组的“事实”无法经受客观描述的检验，也无法对其进行外部控制。
很显然，一旦由外部机构，如保险公司或保险协会，来进行“合并”，只要合并能在单个个人行为范围内起作用，这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就会减少；如果责任能够充分集中，并且财产的共有（unity of interest）也有保障，同样的结果也适用于一个组织。因此，通过归组将不可量度的风险转换为可量度风险从而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企业扩大经营范围的强烈动机。这一事实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征，是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显著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位靠借来的资本或其他东西经营的企业家，只要他能将自己的判断涵盖大部分决策和估计，那么，就存在坏的猜测与好的猜测相互抵消的更大的概率，其所有结果都会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只要消除了不确定性，就实现了理性活动所期望的结果。
为了消除或减少败德风险，并使个别企业家有可能运用保险原则将一组组范围甚广以致难以“控制”的风险合并起来，更重要的，还是要鼓励人们用一种更为有效和彻底的协作形式来替代保险。因为正是基于看法和估计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本，才尤具风险，所以，组织形式主要围绕着与资本相关的条款（provisions）进行。毋庸置疑的是，减少借用资本的风险，正是导致个体企业被合伙企业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与自有资本和借用资本相关的相同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以公司取代合伙企业的原因。从这一观点看来，高级组织形式在两个方面优于低级组织形式，一是包括大量个人决策、风险或“各种实例”的经营活动的扩大；二是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利益的统一，这就可以减少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决策来行为所引出的败德风险问题。
上述两种考虑之间的紧密联系非常明显。将大量资本借贷给单个企业家，受制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由于不可能确保得到必要的财产资源所造成的经营范围的局限，这是一种特殊的“风险”。另 一方面，一旦合伙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组织的无效率、无法有效保障共同利益以及由败德风险所引发的更大风险等等，在在都反过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展，并导致了公司形式的组织替代合伙制的变革。随着财富的大量增长，少数个人就有了经营规模日趋扩大的企业的可能，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发现许多非常巨大的按合伙制形式组织起来的企业。合伙企业法的修改，赋予合伙企业以股份公司对控制权分配、收入分享以及财产权分配所具有的更大的灵活性，万一该法的废除也带来这一变化的话。
就上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即经营范围的扩展问题而论，人们认为公司可能解决了组织的问题。单让公众购买其所关注的证券的能力而言，对以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公司的大小，似乎很难有任何限制。但在第二个问题，即利益的有效统一问题上，虽然公司与其他形式的组织相比，已经有了很多建树，但人们仍然希望有更多的成绩。毋庸置疑，从绝对意义上说，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人类本性发生革命性转变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当然，没有组织，这种变化也会立刻消灭所有的败德风险。同时，公司的内部问题，即防止其各类成员和依附者之间出现相互损人利己的倾向，与其外部问题，即防止公众利益不受公司的侵犯，一样至关重要。 ［5］
公司组织与风险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涉及我们所称的“分散”（diffusion）及合并。所有权极为细小的可分性及股份转手 的便利，使得一位投资者除了可以增加在一个单个企业中的规模投资外，还可以将所拥有的财产分散在大批企业名下。就风险而论，这种分散的效果明显是双重的。其一，对投资者来说，将各种股票合并起来（consolidation）可以进一步抵消风险，因为他持有其股票的不同的公司，其损失和利益多半会趋向于相互抵消，这就为他的全部收入提供了高度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其二，他的全部资源中的一小部分发生损失的几率，与损失大部分资源的几率相比，就不太重要了。
从简明扼要的观点看，还有我们一定忽略了的问题的其他方面。毫无疑问，一个重大事实是，由于公司受政府的支配，受法律的保护，伴随其组织、资源和运营方式而来的是更大的公众效应。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类型的组织确实能减少风险，而且，它不像我们乍看上去的那样，只是单纯地把风险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对有限责任的粗浅讨论趋向于给人以这种印象，或至少是任凭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就是公司优于合伙企业的主要优势。很显然，有限责任仅仅起到了将资源过度投资的损失从企业所有人身上转移到了债权人身上的作用。如果这就是组成公司的唯一结果，那么，对公司所有人来说，信用状态上的损失将与其证券上的收益相抵消。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与更大的公众效应和较小职能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的风险双重合并（twofold consolidation of risk），并不真的能与合并的事实截然分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组织形式在以下这些领域，如缺乏劳动分工且有动机要合并或对不确定进行归组的领域，都显示出一种增长的趋势。那些具有临时性和周期性特点的职业，有组 成合伙企业的趋向，就是在那些没有资本投入、或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其成员相对独立地从事相同工作的地方，也有组成股份公司的趋向，典型的例子有侦探、速记员的联合会，以及律师和医生联合会。
应对不确定性的两个主要原则之第二个原则就是专业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用专业化对付不确定性的手段，除了自由企业制度本身，最重要的就是投机。这一现象也结合了不同的原则，那些掌握着纯粹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组织的人们，最惯于在收益来源较少、而不是在收益来源较丰的地方承担职责。由于不同的个人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我们最好将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化问题留待稍后再做详细分析，在下一章里，我们会将它与企业及企业家职能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从几个方面强调一下专业化和实际减少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在减少不确定性的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含有专业化的归组方法，将不确定性转换成可量度的风险或将它消除。可以充分显示对商业进行有组织投机之优势的典型例证，就是对冲合约（hedging contract）的使用。凭借这种简单的手段，产业生产者就有消除损失的可能，或者，由于他的经营，在他购买原材料并将原材料作为最终产品售出的这段时间内，这些物质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而获利。也就是说，他将风险“转移”给了职业的投机者。这立刻表明，这样一位职业投机者不仅拥有卓越的判断力或预见性或掌握更多的信息，他还从经营范围的充分程度或广度上，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一位面粉商或棉纱厂主在市场进出一次，投机者就可能进出了上百次或上千次，他的判断错误必定也相应显示出 很强的相互抵消的趋势，并使他的经营活动有了一个稳定的且可以预测的回报。
相同的推理对任何专门承担不确定性的方法都很适用。专业化意味着集中，集中涉及到合并；因为，不管有关的“事实”实质上有多大不同，由于凑集到一起的事实数目巨大，总量上相互抵消的收益和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增加。专业化本身主要是对保险原则的一种应用；但是，由于不可能对个人的冒险行为或不确定性以及由外部人或为某一单一目的而组成的冒险者的松散联合所造成的妨碍保险的“道德风险”进行客观定义和外部控制，所以与大企业一样，专业化渐渐兴起，以应付这种条件下的不确定性情况。
除了我们讨论的与生产和证券交换相关的有组织的投机外，专业化原则还被用来解释产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或投机的方面逐渐与稳定且可预测的方面相分离，并分别由不同的企业接办的趋向。当然，这就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普通形式的投机活动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即市场 作用与生产的技术作用相分离的情况，而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投机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或许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分离在于，在新企业的建立 或创办 及其成立后的经营活动 中，分离发生得如此之普遍。毫无疑问，绝不是所有企业的创办 都属于这种情况，但这种趋势依然非常明显。一部分发起创办企业的投资人，指望从正规的经营活动中获取未来的收益，但大部分投资人则希望在企业创办之后通过出售来获利，而且他们专门将资本投在相同企业里从事新的冒险。大批的且数量不断增加的企业创办人和股份公司都将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新企业的创办，一旦企业的前景逐渐确定下来，他们就撤出全部资金。从这种办法中所获 得的收益，大部分产生于对不确定性的合并。也就是说，他们的收益是通过归组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量度的风险而获得的，对这种组织起来的事实来说，可量度的风险完全是可确定的。这种企业创办人将其某些部分的冒险将会失败并带来惨重损失视为理所当然，在绝大部分冒险都无法获利的时候，他则指望从偶然的令人瞩目的成功中获取收益。这就是说——他要直面与以下这种盘算真正相关的相互矛盾的因素——他并不“期望”靠每种情况下的结果来验证其“预期”；他真正指望的预期取决于一个平均数，即取决于对他的“估计”的长期价值的“估计”。在商业的投机阶段，专业化可以使一个个人或公司应付大量的风险投资，很明显，这是对构成普通保险基础之相同原则的一种应用。
相同现象的其他一些例证也会出现在读者的脑海中。那些需要利用具有较大投机价值的土地的产业，更愿意租用而不是拥有要用的地皮，在这种情况下，效用性使这样的做法变得更切合实际。对一个小企业来说，甚至拥有昂贵的机器和其他设备用品，也涉及大量的风险，因此它们宁肯以租用替代银货两讫的购进。租赁土地或租赁设备的所有者大概是这类行业里的行家，他的风险是凭借对大量冒险活动的归组而减少的。
除了通过合并来减少不确定性之外，投机职能专业化的其他优越之处也很明显，在前面的讨论中，对事实的后一个方面进行分离，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种优越之处的轻视或隐瞒。尤为明显的是，任何一个行业里从事风险承担的专家，对他所处理的问题，自然比那些在偶然情况下才处理这类问题的冒险者了解得更多一些。因此，既然这些不确定性大多数主要与判断的运用相关，所以 不确定性本身也会凭借这一事实而被减少。在这一方面，投机者或企业创办人与保险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明显一直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保险人更清楚某一具体情况下的风险——比如说楼宇失火——然而真正的风险 竟然是因为他在那种特定情况下对风险进行假设。他的风险之所以不多，只是因为他假设风险有很多。但是，一种判断失误的“风险”之转换，却是非常不同的事情。现在，“保险人”（企业主、投机者或企业创办人）用他自己的判断替代了那位通过将不确定性转给行家而摆脱了不确定性的人的判断。就他的知识和判断更好一些而言——仅仅出于他是一名专家这一事实，别人差不多就会确信这一点，除了从对事实的归组中获得收益外，个别风险几乎很少会成为一种损失。经济资源的使用上也会有更好的管理和更多的节约，不确定性也会转换为确定性。
这样，应付不确定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管理和经济控制的一般性问题。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不确定性就是预测未来和为了适应未来情况而在现在进行调整时的失误。只要对未来的无知是由于自然本身的实际不确定造成的，我们就只能求助于大数法则来分散损失，并使损失具有可计算性，而不是从量上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被处理的偶然事件被容许同化为同质的组别的情况下，即在它们不断重复自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一旦我们对未来的无知仅是部分的无知，是由不完全知识和不完全推理形成的无知，那么，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各项事实进行分类，在这种条件下，围绕这一看法的形成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几乎肯定会影响到看法本身的内在价值。甚至一个单个企业主靠扩大 经营规模来进行归组的方法也是这样，因为，企业主的估计的质量，不会脱离他所做估计的数量和所涉及的数据。然而如我们已知的那样，依靠专业化对事实进行归组的情况尤其如此。不确定性问题和管理问题的密不可分，在企业家职能的讨论中（见下一章）尤为重要，这一职能是现代经济组织的典型现象，本质上也是专门承担不确定性或改善经济管制的一种方式。人们将会发现，由决策构成的管理和承担决策的后果——产业中承担风险的最基本形式——之间的关系，既错综复杂又联系紧密。一旦管制要进行到底，从富有最终责任的经理人角度出发，人们将会发现，这两种职能始终是不可分的。
这样，我们很自然地转而讨论处理不确定性的最彻底的方法，即凭借获得对未来的更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控制来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只代表着所有理性行为的目标，因此，只有在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框架的时候，才有必要在类似于本书这样的著作中进行讨论。这样，对企业家制度来说重要的是，除了合并风险并将风险交到那些最为乐意承担风险的人手中以外，还有一种倡导更好的管理的趋向。这里唯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要指出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结构的存在，正在履行着提供知识和指导的职能。
通过有组织的投机而获得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储备了有关商业情况的信息，这使我们对市场变化进行更明智的预测成为可能。这里不仅仅是市场联盟或交易所及其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忙于这项工作。其对社会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以致每年都有大笔的公共资金耗费在搜集和传播有关各类产业的产出、 收成情况等诸如此类的信息上了。私人企业根据寻利的原则，也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大笔资金，苦心经营了一些机构，行业杂志、统计部门及各种服务机构的重要性与政府在这一领域中的活动一样，都有增长的趋势。与现代大规模社会组织相关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对便于使用的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不言而喻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对此问题令人非常满意的解决之道，不妨做一个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找到任何办法。但是，个别企业经理人所知道的信息或利用自己的资源而发现的信息，与他必须了解以便以一种完美而明智的形式经营他的企业的信息之间的鸿沟，还须借助于那些提供信息的专业化机构进行弥合。企业家的成果增加了他最终据以做出决策的直觉“判断”的价值，并且极大地拓展了他多少能明智地做出反应的环境范围。
以上主要是和经济信息的提供相关。在消费者信息领域中，广告业有了更惊人的发展。这里，我们除了指出它与人们的无知相关、与人们必须具有指导行为的知识相关之外，无法对这一复杂现象进行详细的讨论。只有部分广告是符合广告提供信息的本义的。大部分广告都致力于劝说，这与令人信服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许，对新欲望的刺激或创造的作用，可以用来区分这两者。除了广告之外，大多数教育方面的社会花费，事关告诉大家满足欲望的方法和对口味的培养。重要的事实在于，遍及生活中各种关系的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所引出的一个结果是，信息已经成了经济组织忙于供给的主要商品之一。根据这一观点，“信息”是假还是真，或仅仅是一种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都无关宏旨。与竞争性经济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消费者才是最终的评判人。 如果人们在购买燕麦和肥皂的时候，愿意为诗意的“快乐的吉姆” ［*］ 和“浮水香皂” ［**］ 买单，那么，这些欲出售的名号和片语也就成了经济物品。如果一支自来水笔或一把安全剃刀的某个名称，可以使它比相同物品以高于50%的价格出售，那么，这个名称就相当于这一物品经济效用的三分之一，从经济上讲，这与它的颜色或设计或笔尖的质量或锋利的刀口或任何使它有用或吸引人的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同。道德上要求很高的人（和幼稚之人）可能会反驳说，在“真实”效用和“名义”效用之间是有区别的；但他们将会发现，极端乐观地执著于这一区别，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细察之下，人们将会发现，我们为之花费收入并苦苦追求的多数东西，显然实际上是沉淀在第二层面上的更高的“精神”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信息的生产与销售的不同，就是为了直接指导行为而经营实用知识。现代社会就是以这一行当的急剧增长为特点的。社会上总是存在一些这样的职业，其活动基本上是由出售咨询组成的，最著名的有医学界和法律界，牧师和教师行业多少也可以包括在内。然而最近几年，几乎在工业领域的每一个行业中，我们都见到了蜂拥而来的专家和顾问。与出售信息的那些人不同的是，这些人并没有止于诊断，他们还要开处方。他们在企业的组织领域中，如核算、劳动待遇、工厂规划和材料加工方面，都同样出色；因此他们是企业经理人中的科学管理者，尽管他们并不是不计 报酬地服务于企业或企业的经理人，尽管存在着很多滥竽充数之辈，但他们大致旗鼓相当，所以从总体上说，增加了生产效益。实际上，他们在推动对企业问题进行明智和批评性的思考方面的确做了有益的工作，而不是盲从传统或采取猜测的方法。 ［6］
上面列举的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后一种选择，与一个问题相关，即与偏向于对具有投机性的经营活动采用相对可预测的方式这一趋势相关。人们普遍假设，社会会为风险的假定付出代价，会为涉及不确定性的商品的生产付出代价，还要为与供应充足的商品相比、供应不足的商品付出代价，而且是一种极高的代价。 ［7］ 这一问题在涉及利润趋向于零的问题时，还会再次提出加以讨论，但目前最好先将其暂时搁置。 ［8］ 我们将会为任何憎恶不确定性的现实性所产生的怀疑，对任一行业中一个等量的固定成本会引起生产力降低到水平线以下，做出解释。
* * *
［1］ 事实上，主要的局限性很少关系到所叙述的问题，只是与为了未来的回报而采取的“行为”或活动的信条有关。手段和目的与其说是行为本身的实际形式，不如说是我们借以考虑我们的行为的形式。伦理学文献是我们未能找到任何绝对目的的一个长长的记录；在生活中，每一个目的对某些新的和更高的目标来说，都会变成一种手段。理性化人类行为的尝试就像一个人永恒地追赶着自己的影子，强加给我们的结论是，“至善”（summum bonum ）或任何其他客观的“善”（bonum ）只是一种幻想（ignis fatuus ）。我们被迫相信，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只有可能结果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能预期的行为，如果这一结果是确定的话。
［2］ 这是欧文 · 费雪教授的用词（《资本和收入的本质》，第288页）。我喜欢简单地称之为“归组”（grouping），因为这个词更简洁、也更具有描述性。
［3］ 在这里对寿险的社会诸方面进行讨论不太合适，但做一些了解也还值得。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除非特殊的风险纯粹是一种职业风险，而且消除风险的成本可以转移给产品的消费者，否则说所有风险的分类都不是好事，恐怕值得商榷。人们很难找出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幸的人会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成为一个负担。因此，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以一个统一费率投保，恐怕要好得多。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主张，费率可以按与风险相反的方向规定等级（职业风险除外）。不言而喻的是，只有国家的强制保险计划可以按这种原则运行，在私人利润的刺激下，竞争将迫使所有保险机构尽可能准确和仔细地对风险进行分类。
［4］ 参见许布纳：《财产保险》，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
［5］ 黑尼（《企业组织与联合》，第二十三章）使用“公司问题”和“信用问题”来分别指称我所谓“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他非常恰当地从垄断趋于危害的角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性，这就使流行观点和多数相关文献中的观点相形见绌。
［*］ Sunny Jim，明妮 · 莫德 · 汉夫（Minnie Maud Hanff）于1902年创意的美国燕麦广告形象，貌似鼠。——译者
［**］ It Floats，美国艾弗瑞肥皂的广告语，源于1879年。这种肥皂由于原料中搅入了大量空气而比水轻，能浮在水上。——译者
［6］ 关于生产和“咨询”的销售问题，可参见J. M. 克拉克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期和第2期。
［7］ 参见威利特：《风险和保险的经济学理论》，第三章。
［8］ 参见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