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十月，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凯鲁亚克的家乡）桑德斯大道二百七十一号，杰克• 凯鲁亚克在客厅里边喝边聊。坐在他身边和他交谈的是青年诗人特德• 贝里根、阿拉姆• 萨罗扬和邓肯• 麦克诺顿，他们是为《巴黎评论》前来采访他的，当被问及他的第一部小说《镇与城》时，凯鲁亚克说：“（那个故事）我和巴勒斯还写过另外一个版本，藏在地板下面，名字叫《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
“是啊，”贝里根说，“我听说过关于那本书的传闻。大家都想看看那书。”
这段谈话可以证明，《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四十年前就已名声在外。但这两个作者一九四五年写作这些文字时，还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更没有丝亳名望。《河马》一书，比那些为他们带来文学盛名的作品——如凯鲁亚克一九五七年的《在路上》、威廉•S •巴勒斯一九五九年的《 裸体午餐》——要早完成十多年。这些书，连同艾伦•金斯伯格一九五六年的诗集《嚎叫及其他》，是垮掉一代最重要的作品，能读这本书的人不太可能对上述作品闻所未闻。
不过，即使你对《河马》的了解仅仅来自这本书的封套，那你也已经知道得太多了。无法将这些文字看作是两个无名之辈写出来的，对里面的人物也不会一无所知。关于垮掉一代的文献、传记、情书、回忆录，以及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堆积成山，凯鲁亚克和巴勒斯在一九四五年用来创造角色的大部分人，今天己经可以确认。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河马》是以一个“装裱好”的形象来到你面前的：孕育了垮掉一代的哥伦比亚谋杀案！凯鲁亚克的遗佚之作! 巴勒斯的遗佚之作！
今天，在这篇小说写成六十余年后，《河马》的背景——二战末期的纽约市——使该书成为一种时代性篇章。读这些文字时，你会想起那个时代的所有意象，那些战时的音乐、汽车、时尚，电影、小说，以及头条新闻。不过，根据你读到的这个 “ 卢西恩•卡尔和戴维•卡默勒的故事” 的版本，你很有可能得把自己先前形成的想法扔掉，让小说中的人物“ 菲利普•图里安” 和“ 拉姆塞•艾伦” 为他们自己说话。
对于那些刚刚走进这个领域的人，这里提供一些基本信息: 卢西恩•卡尔和戴维•卡默勒之间的僵局始于一九三六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当时的卢西恩十一岁，戴夫（即戴维，下同）二十五岁。八年后，经过五个州、四所寄宿学校和两所大学，彼此的联系已经变得太过紧密，情绪也太狂热；正如“ 威尔•丹尼森” 在《河马》中所言：“他们俩一碰到一起，就要出事。” 要出的事，终究还是出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黎明前那段闷热的时间里，纽约上西区宜人的河滨公园里，卢西恩和戴夫两人单独在一起。他们喝醉了酒，发生了口角，在草丛中扭打起来。卢西恩用他的童子军小刀扎了戴夫上胸部两刀。戴夫昏了过去。卢西恩以为他死了，就把肢体瘫软的戴夫推进了哈德逊河中——戴夫人事不省，流着血，手被鞋带绑着，裤子口袋里塞满了石头——淹死了。卡尔过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才向当局自首，又过了一天，戴夫的尸体才在西第七十九街的尽头被拖上岸。
这起杀人案作为头版新闻在纽约的报纸上登了一个星期，但受 震动最大的，还是由卢西恩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年互相引荐的三个 新朋友：艾伦•金斯伯格，十八岁，来自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哥伦比亚的新生；杰克•凯鲁亚克，二十一岁，来自洛厄尔，刚从哥伦比亚退学；还有威廉 S. 巴勒斯，三十岁，哈佛毕业生，和卡默勒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就是朋友，是卡默勒在圣路易斯的老同学。
如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很多书面材料，阐述卡默勒和卡尔之间旷日持久又令人提心吊胆的关系。不过，大多数材料都把戴维贬低成可怜的漫画人物：一个鬼迷心窍的男同老花痴，日益压制他那无辜的异性恋受害者，最后使那个年轻人无路可走，只能用暴力来“捍卫他的荣誉”。实际上，这是卡尔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的说法，不仅是为了博取法官的认同，也是为了让公众接接受——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
然而，关于卢西恩的早年生活和青年时期的双性活动，可以谈好 的，远比垮掉一代主要人物最丰富最可靠的传记中所披露的要多。举个例子，卢西恩在一九四四年和金斯伯格一起有过几次关系。卡默勒也和金斯伯格有过关系：二〇〇六年金斯伯格的早年日记《殉难与诡计之书》出版，这一点也随之浮出水面了。但卢西恩和戴夫之间从未有过性接触——一次也没有，根据巴勒斯的回忆，卡默勒经常跟他这样说。无疑，如果有过什么的话，戴夫肯定会告诉他的老朋友比尔 ( 即巴勒斯，下同) 的。
这种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认识这些角色的人来说，把卢西恩的性经历从针对公众的回顾性文字中剔除，是情有可原的。毕竞，就连死者生前交往最久的朋友都没有对卡尔产生敌意。威廉•巴勒斯是第一个听卢西恩坦白的人，就在他杀人后几小时内；他立即建议卢西恩找个好律师，自己去见警察，走“ 捍卫荣誉” 的路子。巴勒斯觉得，卢西恩即便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也无济于事。
卢西恩又急着去告诉杰克（即凯鲁亚克），凯鲁亚克就矛盾多了。他在戴维•卡默勒身上发现了很多他喜爱的地方。杰克的双性取向虽然混乱而隐蔽，但却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他不会对卡默勒产生任何真正的鄙视。可是，他和卡尔成为朋友虽才六个月，却己对他产生了忠诚之情，这种感情战胜了顾虑。
他们一起待了一天，谈话、喝酒，一个一个酒吧地逛过去，看画，看艺术电影，把这个刚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戏剧的每一处现场一一重游。最后，傍晚来临，这两个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拖到了尽头。杰克和卢西恩才不情不愿地分别了，两人都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一切。
八月十四日，卢西恩和凯鲁亚克待了大半天之后，到第五十七街他母亲玛丽昂•格拉茨•卡尔的公寓向她坦白。她叫来她的律师，卢西恩把事情告诉了他。第二天早晨，律师带卢西恩到地方检察官弗兰克 S. 霍根的办公室去自首。卡尔被控二级谋杀罪入狱。凯鲁亚克在第一百一十八西街四百二十一号六十二室与女朋友埃迪•帕克同居的公寓内被捕；由于交不出保释金，他作为重要证人被拘留。
星期二早晨，警察敲响了格林威治村贝德福德街六十九号巴勒 斯的公寓，但比尔当时在纽约城另一头的列克星敦酒店里，为威廉 E. 肖顿侦探所搞一起离婚案。他要侦听隔壁客房内的“春情之声”，目标已经预订了这间客房——但一直没入住。得知自己也成了警方想要的证人时，巴勒斯马上联系了住在圣路易斯的父母。他们立即帮他请了一个好律师。律帅带委托人去了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接受盘问，又把他带了出来——受保外出，等候裁决。
卢西恩的律师文森特 J. 马龙和肯尼思•斯彭斯, 为他们的委托人向助理地方检察官雅各布•格吕梅做了有罪答辩，针对的是较轻的一级杀人罪的指控。律师们向法庭和新闻界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老酷儿在骚扰一个根本不是同性恋的年轻男孩——如同最初的新闻报道和狱中照片所描述的那样——金发男孩，手里还攥着一卷叶芝的诗集。律师们甚至还暗示，体型巨大的卡默勒使用暴力威胁卢西恩，不过他们倒没想说服陪审团，一个十九岁的强壮男孩，竟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非得用刀刺戴夫的心脏，而不是跑掉。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卢西恩被判在纽约埃尔米拉管教所监禁，上限十年。安•查特斯撰写的凯鲁亚克传记中提到，卡尔的朋友们都预计他会获得缓刑，所以得知他被押送至矫正系统，他们都惊呆了。但巴勒斯告诉特德•摩根：“我就在法庭里……我和卢西恩的律师一起走出来，他（对我）：‘我想这件事对他的形象非常不利，估计他很难逃过惩罚。’——所以说，律师的心思根本不在案子里，他就没想把卢西恩弄出来。他在这件事上面有点卫道士。“（不过，那人也许是对的。）
凯鲁亚克在牢里就和埃迪•帕克结婚了，这样她的家人才会把他保释出来。他和她回到密歇根州格罗斯•波因特的家里，去还他的债权债务。只坚持了几星期，还是十月初，杰克就回到纽约，进入了他的“自我终极”时期，就像多本传记中提到的那样。
卡默勒死后，巴勒斯天天去看他当时的心理医生保罗•费德恩，去了一星期；随后，他回到圣路易斯的家里，和父母住了几周。十月底，巴勒斯悄悄回到纽约，在河滨大道三百六十号分租了一套公寓。不到一个月，巴勒斯的黑社会朋友给他介绍了注射吗啡的妙处，到了十二月，他已经在与艾伦和杰克共享这一发现了。
对于巴勒斯，我们知道，这是一场终生与毒瘾抗争的开始，无休止的犯瘾和治愈，戒了又犯，犯了又戒，到了一九八〇年，他开始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计划。
第一批将卡尔和卡默勒的故事用在文学写作上的有艾伦•金斯伯格；一九四四年末，艾伦在日记中写下许多笔记和章节草稿，他想把这部作品称作《血歌》。日前出版的金斯伯格日记包括了这些文字，其中有许多他和卢西恩之间关系清洗的写照，以及对卡尔•卢西恩和巴勒斯圈子的生动记述。在所有关于卡默勒最后几小时的戏剧化写作中，金斯伯格对卢西恩和戴夫那晚终极遭遇的再现最为详细，可能也是最写实的。
不过，金斯伯格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今天，主任说我的小说‘猥亵’。”哥伦比亚的训导处副主任尼古拉斯•麦克奈特，在听了英语系主任哈里森•罗斯•斯蒂夫斯关于他的学生正在搞些什么的密报之后，把艾伦叫去训了一顿。麦克奈特主任不希望这起案件再给哥伦比亚带来更多的恶名，因而阻止艾伦继续写下去。
一九四四年秋天，艾伦的朋友、学生诗人约翰•霍兰德为《哥伦比亚观察家》就凶杀一事写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故事，他曝出的细节在那些年中让其他许多作者不能自已。从一九四〇年代开始，这起事件的一些版本就出现在许多小说与回忆录中，钱德勒•布罗萨德、威廉•盖蒂斯、艾伦•哈灵顿、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阿纳托尔•布娄亚德、霍华德•米切姆都写过，就连詹姆斯•鲍尔德温也写过——据信，他在一篇名为《无知的大军》的故事中，使用了那些人物，这是他一九五六年以男同志为主题的小说《乔凡尼的房间》一个非常早期的版本。
其他肯定知道这个故事的纽约作者有卡默勒的（也是布罗萨德 的）朋友玛格丽特•扬，以及她的朋友、为《纽约客》送稿件的杜鲁门•卡波特。一九四五年六月前后，卡波特的首部重要小说《米丽娅姆》在《小姐》 [A1] 杂志上发表，扬向他引荐了巴勒斯。几年后，另一位见证者，埃迪•凯鲁亚克•派克（埃迪•帕克的婚后全名）写了她的回忆录；她的回忆录最终于二〇〇七年出版，书名叫《你会没事的：我和杰克•凯鲁亚克的生活》。埃迪是以杰克女朋友的视角来讲述的——警察敲开公寓的门，就把她的男人带走了，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然后才是巴勒斯和凯鲁亚克。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威廉（指巴勒斯，下同）对他的首位传记作者特德•摩根讲了很多，摩根由此写出了那部不可忽视的传记《文学的在逃犯：威廉 S. 巴勒斯的生活和时代》。“凯鲁亚克和我说我们可以合写一本书，我们决定写戴夫的死。每人交替写一章，然后读给对方听。各自所写的内容有明确的划分。我们根本没想追求一般意义上的准确，（只是）有些近似。那时我们干得很开心。
“当然，（我们的写作）依照着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就是说，（杰克）知道一些事，我知道另一些事。我们把自己知道的汇编成小说。其实是用刀（杀的），根本不是小斧子。我必须掩藏那些人物，所以（把卢西恩的角色）写成了土耳其人。
“凯鲁亚克那时（还）没发表过任何东西，没人认识我们。无论哪家都没兴趣出版。我们去找某个经纪人（‘英格索尔与布伦南’的玛德琳•布伦南），她说：‘啊，是啊，你们真有才啊，你们是作家哎！’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就没下文了，没有出版商感兴趣。
“不过事后想想，我也看不出他们干吗要感兴趣。这稿子没有任何商业潜力。从商业角度看。它不够轰动，没法……从纯文学角度看，写得不够好，也不够有趣。它有点介乎两者之间。（它是）非常存在主义的，那个时代流行这种写法，只是当时还没传到美国。它本来就不是个能卖得动的东西。”
关于这个不同寻常的书名，巴勒斯解释道：“那是我们写书的时候，（从）电台广播里听到的。有个马戏团着火了，我记得电台里传出这么句话：‘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于是就用这句话作了书名。”
杰克•凯鲁亚克在一九六七年《巴黎评论》的访谈中，对书名的由来这样回忆道：“书名叫《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河马。那是因为一天晚上巴勒斯和我坐在酒吧里，听电台播音员说‘……于是埃及人进攻了什么什么什么……与此同时，伦敦的一座动物园发生了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水槽里！各位晚安! ’”
“是比尔（凯鲁亚克补充道），他注意到的，他就喜欢那种东西。”
不过，在另一个版本里，大火发生在圣路易斯动物园。当然，这说的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发生的“林林兄弟与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火灾，被称作“小丑们哭泣的那天” 。大帐篷里有差不多七千人，火焰一下子就把帐篷吞没了，三分钟后，帐篷的支柱倒了，燃烧着的帐篷塌了下去。火灾发生六分钟后，就烧得只剩灰烬在冒烟了。至少有一百六十五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亡，五百多人受伤，很多人是在混乱中被踩死的。后来发现，帐篷帆布上的防水材料是汽油和煤油的混合物——阻燃材料的反义词。
巴勒斯在一九四四六月底或七月初，第一次去第一百一十八街 公寓拜访凯鲁亚克，几天后就发生了哈特福德火灾。可是，在哈特福德，马、狮子、大象和老虎都被迅速地从危险中转移出来，而且也根本没有河马可煮。据说，一九四〇年在印第安纳州罗切斯特的“科尔兄弟”马戏团火灾中，除了其他七只外来动物，如骆驼、斑马之外，还死了一头侏儒河马；而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林林兄弟”马戏团的动物帐篷着火，死了一百多头动物，其中有二十多头是被警察用重型来复枪打死的，因为它们的毛皮着了火，在惊慌恐惧中四散逃窜。这些恐怖、荒唐而令人不快的滑稽场面，正是巴勒斯感到既好玩又折磨人的那种东西。或许，煮河马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笑话，只是被哈特福德火灾新闻激发了出来。
其他人，如艾伦•金斯伯格，回忆道，煮河马这话可能是来自早先的某次胡侃，或他们的朋友杰瑞•纽曼在录音设备上作的电台新闻实验。纽曼是哥伦比亚的学生、爵士迷，磁带录音机还没问世之前，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便携式唱片录音设备，拿到即兴爵士演奏会和第五十二街俱乐部去玩；他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为阿特•塔特姆 [A2] 作的罕见录音被视为音乐珍品。凯鲁亚克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小说《杜鲁兹的虚荣》中，这样描述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那个冬天他与巴勒斯的台作:
那个时候的老威尔（指巴勒斯）呀，他巴巴地等着我，希望他年轻的朋友快点写好下一部骇人听闻的作品，但当我把我写的交给他，他就撅起嘴，露出一种愉快的探究的态度读了起来。读完了我给他的那些，把作品交还到作者手中。我昵，我坐着，坐在这个人脚边的一张凳子上，有时是在我的房间，有时在他河滨大道的公寓里，满心期盼着赞美，结果，作品拿回到手中，只见他点点头，什么评价都没得到，我脸都要红了，说：“你读好了？有什么想法？”
这个哈伯德 [A3] 点点头，像一尊佛从涅槃中走进可怕的生活。还要他怎样？他和顺地叉起手，视线越过双手交叉而成的拱形，答道：“很好，很好。”
“没什么具体的想法？”
“干吗……” 他撅起嘴，望着一面可爱而且有趣的墙壁，“干嘛？我没有具体的想法。我就是挺喜欢，就是这样。”
《河马》的打印稿初春就完成了。凯鲁亚克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给他姐姐卡罗琳的信中写道：“巴勒斯和我写的书（……）现在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那里，他们正在读。结果怎样，我不知道。书的类型是——我们这代人‘失去’的那个部分的写照，冷酷、诚实，感觉上是真实的，但不知道现在对这样的书有多犬需求，不过，战后肯定会冒出来一大批‘迷惘一代’的书，在这类书里，我们这本也不逊色。”
巴勒斯也提过哪种文学风格会流行畅销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虽然“ 西蒙与舒斯特” 公司收下了“感觉上真实” 的《河马》原稿，可其他几家出版商都退了稿。但凯鲁亚克还是继续对小说进行加工：一九四五年夏天，他独自弄出了一个《河马》的修改版，起了不同的名字：《菲利普•图里安的故事》、《莱科/ 图里安的故事》和《我希望自己是你》。他还在《俄尔甫斯出现了》中以自己和卢西恩•卡尔为原型写了“迈克尔“和“保罗” 两个人物。《俄尔甫斯出现了》是他这一时期写的另一部作品，二〇〇五年出版了；在这部未完成的短篇小说中，还有以金斯伯格和巴勒斯为原型的重要角色。
卢西恩•卡尔在埃尔米拉待了两年之后被释放。他回到纽约打算从零开始，重新生活，绝不愿意让好朋友杰克把那场终结了他青春的悲剧改编成浪漫故事。任何人要重写《河马》的文本，或重新投稿，或进行类似的活动，他都竭力阻挠。卢西恩的朋友们知道，他想把那件事彻底抛开，可要把这故事扔掉，又实在太可惜了——而且，他们都是作家，或者说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作家。
在从埃尔米拉写给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的信中，卡尔保持了他那得意洋洋、“什么，我会发愁？”的语调，但他和所有人都很清楚，他回不去哥伦比亚大学了。释放后不久，他去了合众国际社工作，一开始是当送稿员。他和弗兰切丝卡•冯•哈尔茨结婚，组建了家庭（三个儿子，西蒙、小说家迦勒，以及伊桑），他还晋升为合众国际社的夜间新闻编辑。
同一年，劳伦斯•费林赫迪的“城市之光书店”出版了金斯金斯伯格突破性的诗篇《嚎叫》，诗是题献给卢西恩的。但卡尔在公众当中已经“享有”了太多的恶名；他叫老朋友艾伦在以后的版本中不要再提他的名字。对卡尔来说，一九四〇年代已是结束的一章，至少他如此期盼——这也在情理之中。
巴勒斯倒是什么都不在乎。到了一九四六年，他已深陷在毒品的麻烦中，积聚在体内的毒素使他渐入深渊。五年后，他混迹于墨西哥城最黑暗的圈子。一九五一年九月六日，在一次醉醺醺的聚会表演中，他不经意失手杀了当年的妻子琼•福尔默•巴勒斯，一枪射中了她的前额。那时他已经连续写了两年，但主题却不是杰克•凯鲁亚克或卢西恩•卡尔；他的主题是从纽约、列克星敦、肯塔基、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一直到墨西哥城的毒品和瘾君子——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一起吸毒的同伴。
杰克•凯鲁亚克首部发表的小说《小镇与城市》（1950 年）是一部“乡下人进城”式的成长小说，就像巴尔扎克的《幻灭》，但写得像部长篇家族史，将杰克和他亲戚的样子带入了马丁（《小镇与城市》中的人物）的家庭。这本书也包含了卡尔与卡默勒的故事，不过做了很大改动，肯尼思•伍德和沃尔多•梅斯特就是以卡尔和卡默勒为原型的。由于事情改动太多，读者在小说中大多认不出卢西恩•卡尔来。
《小镇与城市》并没能释放完凯路亚克对这个故事的热衷。卡尔•所罗门的舅舅，“埃斯书店”的业主A.A. 怀恩任命卡尔•所罗门为“埃斯书店”的编辑后，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杰克在旧金山写信给所罗门，说他希望由埃斯出版《河马》一书。
“至于平装本，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凯鲁亚克写道，“事实上，巴勒斯和我把一九四五年的卢西恩谋杀案写成了一个二百页的轰动性小说，‘震惊’了城里所有的出版商，还招来了经纪人……艾伦记得……如果你想要，就和艾伦一起到我母亲家里去，载我的一大堆盒子和手提箱里找，稿子放在一个马尼拉信封里，名字叫（据我记得）《我希望自己是你》，署名“苏厄德•刘易斯”（这是我们俩的中名）。这样做比尔会同意的，我们写了一年，卢西恩那时很恼火，要我们把稿子埋在地板底下（所以暂时不要告诉卢西恩）。”
杰克也许把轰动反响说过头了一点，但对于没人愿意出版《河马》——包括一九五二年的“埃斯书店”——他并没有说错。（十五年后，他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仍然记得地板的事。
到了一九五九年，垮掉一代的三部最重要的作品先后出版，这三个作家都迅速赢得了名声、读者和销售量。垮掉一代的名字在约翰•克莱龙•霍尔姆斯一九五二年的小说《去》中初露头角，但他们在美国主流知名度的跃升，还得归功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刊《生活》杂志的报道《身边唯一的反抗》。
如杰拉尔德•尼科西亚在他那极为重耍的传记《记忆宝贝》中所指出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凯鲁亚克还在为重推《河马》一书聒噪；小说《孤独天使》也写到一半卡住了，最终都没完成。的确，他在卢西恩和他妻子塞萨面前都谈这本书：“吓坏了她，深深搅扰了（卢西恩）……杰克似乎把凶杀当成英雄行为。虽然他遭了他们的命，暂时同意不出版这本书，但每隔几个月他又会提起这事，把塞萨推到精神错乱的边缘。”
一九六七年，杰克终于把恐吓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他开始写《杜洛兹的虚荣：一九三五到一九四六年的冒险教育》，讲的是他在和尼尔•卡萨迪上路之前的生活，笔调像是在对他长期受折磨的第三任妻子斯德拉•桑帕斯•凯鲁亚克说话。他把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旧稿子从文件柜里搬出来重读，以寻找灵感和记忆。一九六八年《虚荣》出版，书中五分之一的内容是“克劳德•莫布里斯（卢西恩）和弗兰茨•穆勒（卡默勒）”的故事。他还以与《河马》类似的语言写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威尔森•霍尔姆斯•‘威尔’•哈伯德”（巴勒斯）；《虚荣》的叙述步骤也与《河马》中的事件结构相当接近。
凯鲁亚克的作品出版得非常及时，因为一九六八年，关于垮掉一代第一本的传记即将问世。简•克莱默那年出版的《艾伦•金斯伯格在美国》基于她当时在《纽约客》上对艾伦的系列报道，但她并未提及卢西恩•卡尔和戴维•卡默勒；或许艾伦压根儿就没对她讲那个故事。
接下来，是一九七三年安•查特斯破天荒的《凯鲁亚克传》。这本书把卡尔和卡默勒重新带回到这个已经遗忘了他们的世界——这是因为合众国际社的资深编辑卢•卡尔（即卢西恩- 卡尔）已经变得非常有名，为人们喜爱。然而（金斯伯格过去经常当着我的面抱怨这事），查特斯被迫将终稿里引用杰克•凯鲁亚克作品的文字全部删去，无论是出版过的或未出版的，全部重新措辞，因为阿龙•莱瑟姆也在写传记，他与“凯鲁亚克遗产”达成了一项独家使用协议。
莱瑟姆的书写完后，从未出版，这也许是因为，查特斯的书一时间让凯鲁亚克传记的市场饱和了。一九七〇年代，凯鲁亚克其他新的重要传记也相继出炉，主要有一九七八年巴里•吉福德和劳伦斯•李的《杰克的书》，和一九七九年丹尼斯•麦克纳利的《凄凉的天使》。
莱瑟姆的项目后来却显现出极为深远的影响。莱瑟姆的经纪人 是德高望重的斯特林•洛德，他也是凯鲁亚克自一九五〇年代初以来的经纪人，一九六九年十月凯鲁亚克死后，更成了他的遗产经纪人。莱瑟姆经常为《纽约》杂志撰稿，已故的杂志编辑克莱•菲尔克当时同意发表莱瑟姆版凯鲁亚克传记的第一章。标题简单明了：《孕育了垮掉一代的哥伦比亚谋杀案》，发表于一九七六年四月，整整两版，图文并茂，那期杂志的封面上，画了一支大麻烟作为横幅指向内页的报道。莱瑟姆的这一章节直接以《杜洛兹的虚荣》和还未出版的《河马》文稿中得场景和对话作为基础，或是直接引用，或是重新措辞，仿佛这两本书可以被当作刻板写实的报道似的。卢西恩和金斯伯格的亲昵关系也前所未有地印成了铅字。《纽约》杂志的文章打乱了卡尔的生活，他犬发雷霆。他虽然已和合众国际社的一些朋友一起工作长达三十年，但谁都不知道他青年时曾经杀过人。他责备艾伦无所顾忌地在有现场录音时与莱瑟姆谈论他们的性事；他觉得艾伦公然藐视了对一九四四年那件事的理解，《杜洛兹的虚荣》里有着最佳的概括：被警方拘留时，克劳德对叙述者（杰克）嘟囔：从来都是异性恋”。是否跟阿龙•莱瑟姆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艾伦自己也不确定。不管怎样，他忏悔不已，祈求威廉去抚慰卢西恩狂怒的心。
威廉也为卢西恩，感到极为愤怒，通过长期合作的版权律师尤金 H. 温尼克，他对莱瑟姆、洛德和《纽约》指控他们侵犯巴勒斯在《河马》中所著章节的版权、毁损名誉、（指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批准使用他人的名字或其他类似信息）。巴勒斯的诉讼案于一九八〇年代初，以象征性的损失赔偿了结，他并没有记仇；而《河马》的控制权在其后由双方共享并共同行使。
于是“《河马》被锁进了抽屉里”——一放就是二十年。
一九八一年底，巴勒斯从他位于纽约的“碉堡”搬到了堪萨的劳伦斯。他在劳伦斯工作生活了十六年，完成了《红夜三部曲》。还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视觉艺术作品。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他终于去西部旅行了，我和他一起；我非常荣幸能和威廉一起生活和工作了二十三年。
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就从堪萨斯来到纽约探寻自己的命运。从幼年起，巴勒斯和垮掉一代就是我文学上的兴趣所在。此前一年，我已见过金斯伯格，受艾伦的鼓励，我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见到了威廉。很快，威廉邀请我住到他在百老汇四百五十二号分租的大阁楼上去。春天的一个深夜，威廉和我被底楼的门铃吵醒。我听到听筒里一个粗鲁的声音兴高采烈地大叫：“比尔！我是卢•卡尔，妈的，快让我进去。”我开了门，大家坐着谈了一两个小时。我和卢西恩的友谊始自那晚，并在我与威廉共处的那些岁月里日渐加深。
一九九九年秋天，作为巴勒斯遗产的遗嘱执行人，我参加了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艾伦•金斯伯格遗产拍卖会。会后，我顺便到华盛顿特区待几天，看看卢。那次，我再次申明了很早以前就对卢西恩做过的承诺：为了尊重他的个人感受，在他生前，我不会准许凯鲁亚克和巴勒斯的《河马》一书出版。
能和凯鲁亚克遗产的遗嘱执行人约翰•桑帕斯保持多年的友谊，也是我的荣幸。约翰是个慷慨大方、想法多多，又很风趣的人。他一贯尊重我向卢西恩就《河马》作出的承诺。
如今，他们都走了：戴夫、杰克、艾伦、比尔——卢西恩，也于三年前的二〇〇五年离去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河马》终于走到你面前：水已烧开，可以煮了。
关于本书的一些话：垮掉一代的老一代读者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河马》中那些用了假名的人物是谁：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及叙述者，杰克•凯鲁亚克（“迈克•莱科”）和威廉•巴勒斯（“威尔•丹尼森”）悲剧的中心人物卢西恩•卡尔（“菲利普•图里安”）和戴夫•卡默勒（“拉塞姆•艾伦”或“阿尔”）；凯鲁亚克的女朋友及第一任妻子埃迪•帕克（“贾妮”）；卡尔的女朋友塞丽娜•扬（“芭芭拉（芭布丝）•贝宁顿”）还有卡尔的大学新同学约翰•金斯兰（“詹姆斯•卡思卡特”）。
学者们还可以从故事外围认出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历史人物：卢西恩的父母，拉塞尔•卡尔（“ 图里安先生”/ “罗杰先生”）和玛丽昂•卡尔（“图里安夫人”）；还有他那有钱的舅舅戈弗雷•S. 洛克菲勒（“菲利普的舅舅”）；未来的《纽约客》作家钱德勒•布罗萨德，当时和卡默勒一样，也住在摩顿街四十八号，就在贝德福德街巴斯的公寓转过街口处（布罗萨德可能就是“克里斯•里弗斯”）；码头装卸工尼尔•斯伯伦（“休•马多克斯”）；巴纳德学院 [A4] 的一个拉拉圈子，男人气的露丝•路易丝•麦克马洪（“阿格尼斯•奥罗克”），女人气的大学生多娜•里昂那德（“德拉”），还有特雷莎•威拉德（“小兔子”？）；卡默勒的朋友帕特里夏•古德•哈里森和她当时的丈夫，爱尔兰作家托马斯 F. 悉利（可能是“简•博尔和汤姆•沙利文”）；还有那个只有丹尼森认识的小歹徒——原型是绰号叫 “特大三明治”的诺曼或诺顿（“丹尼•博尔曼“）。
当然，乔•古尔德，现实生活中的“海鸥教授”，在小说里用的是真名。是一九四二年约瑟夫•米切尔在《纽约客》上的一篇广为人知的人物简介中给他起的绰号。古尔德说话啰嗦，酗酒无度，人过中年，没落贵族，家世可上溯至革命 [A5] 前波士顿的一个大家族，在村里算得上是个真正的怪人。就像《河马》中描写的那样，他一天到晚待在米内塔酒馆，（据他说）书写他的文学巨著《一部关于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而据巴勒斯回忆，他是在像海鸥那样偷剩酒喝。米切尔在一九六四年的后续记述中揭露：那部一直没写完的《口述历史》，从来就没存在过，这就是“乔•古尔德的秘密“。
二〇〇〇年，《乔•古尔德的秘密》由斯坦利•塔奇执导拍成电影，伊恩•荷姆饰演古尔德。电影完美再现了格林尼治村一九四〇年代中期的图景，这正是《河马》故事发生的时期。因此，可以借助观看电影来构思那些距今如此遥远的背景。
在编辑中，我并未竭力要把书做成那种极精细的文本，如杰出的巴勒斯学者奥利弗•哈里斯编辑的巴勒斯早期作品（一九五三年的《瘾君子》和一九六三年的《雅格信札》）的权威版本那样。相反，只要能够清晰辨别，我都努力按照作者们本人的意图来呈现这些文字。
我们十分清楚，凯鲁亚克和巴勒斯一九四五年春全权委托他们的经纪人，向西蒙与舒斯特、兰登书屋等出版商投递的，正是这份稿子。仅凭这一点我就能确信，如果当时《河马》签约出版，他们很可能会默许编辑对结构和拼写进行一些适当修改——尤其是他们写作的对象是类型小说市场，而非前卫派读者。我基本上避免擅自修改，不过还是做了一些。在看上去实在必须的地方，加了逗号；作为作者们的写作风格特点，一些语病还是保留了。显然，现在保留下来的稿子是杰克•凯鲁亚克打的字，没有缺页；他的单词拼写很好，标点符号的使用也很有技巧。我最大的自由是添加或更改段落，以增强可读性和小说的电影情节效果——同样，这些修改以是否合乎作品的文学体裁而定。
结束之前，下面附上一段关于这些文字的摘抄：这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汤姆•金从文稿的档案照片上抄下来的，感谢他的悉心帮助。我还想感谢我的朋友托马斯•佩里吉奥、约翰•卡里和詹姆斯•M. 史密斯的支持与鼓励；杰拉尔德•尼克西亚、奥利弗•哈里斯、戴夫•摩尔和比尔•摩根这些学者们的建议和指正；我的编辑贾米森•施托尔茨及时的指导；卢西恩的伴侣凯瑟琳，席尔瓦西几年前给予我的款待；我的老朋友吉恩•温尼克对威廉和其遗产长久的帮助，以及凯鲁亚克遗产经纪人斯特灵•洛德六十年来对杰克遗产的悉心关照（以及三十年前对那场诉讼的宽宏大量）；我的朋友和同事约翰•桑帕斯的淡定和巴勒斯式的风趣；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和杰夫•坡斯特纳克多年来在我每况愈下时仍对我抱有的信心；我珍爱的朋友伊拉•希尔弗伯格，对她的感谢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最深切的感谢要献给我亲爱的母亲塞尔达•保尔克•格劳尔霍尔兹。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三日，她在弥留之际，仍在询问我《河马》做完了没有！——我感谢她给予我的一切，永远。真希望能再这样对她说一次。
卢•卡尔成了一个技艺超群、精诚敬业的新闻工作者。一九七〇年代，他晋升为合众国际社新闻组的组长，合众社一九八三年迁往华盛特区，他也从纽约搬了过去。卢西恩在社里待了四十七年，于一九九三年六十八岁时退休。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他离开人世，终年七十九岁。
二〇〇五年三月四日，华盛顿特区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追悼会，卢西恩•卡尔一百六十多名记者同事们致哀颂扬。伦敦的《泰晤士报》刊登讣告：“合众国际社公司的前身‘联合社’（二〇〇三年）称卡尔是‘新闻服务的灵魂。这个垮掉一代的瘦高个毕业生为合众国际社的首要报纸《A 线》重写、修正、改写和重现的重大新闻之多，空前绝后。’他赢得了同事们的无尽赞赏与爱戴。”
“孕育了垮掉一代的谋杀案”早已成了众口纷纭的故事，但是，摇动垮掉一代摇篮的并非卡默勒之死，摇动摇篮的是少年卢西恩•卡尔那强烈的求知欲和性渴望，是卡默勒从卢西恩青春期始向他灌输的丰富无尽的诗歌食粮——波德莱尔的神悟、《无端的行动》，还有魏尔伦和兰波之间激情四溢的纠结。戴夫和卢西恩因之陷入疯狂，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扮演起注定要毁灭的角色。
在《河马》中，杰克和比尔描绘了一起走入歧途的师友关系的悲剧案例，以及青春天然的残忍。《河马》在于，卡默勒的死并非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卡默勒死了，卡尔入狱，巴勒斯、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三人却在……虽然他们的作品要等戴维死后十年才会出版，但他们是注定要将此发掘出来的人，无论是以文字、还是以其他形式。
卢西恩•卡尔的光辉时刻，是无忧无虑的垮掉一代青春岁月中的聚光中心——那闪耀着神光的克劳德•德•莫布里斯，是他们奉献了自己的司仪，他向他们欢呼：“坠入深渊/ 天堂还是地狱/ 谁在乎？” [A6] ——大好年华已逝多年，多少年前，那个战时的炎热夏夜，卢西恩取了，或说，收下了，那条性命——他的师友，他的软骨头，他的花痴和玩物，他的创造者和毁灭者：戴维•埃姆斯•卡默勒。
—— 詹姆斯 W. 格劳尔霍尔兹
二〇〇八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