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晚上，我在丘姆雷餐厅遇到海伦。海伦是“大陆咖啡”的女招待。我们要了苏打水加味美思酒，第一杯我一口气就干掉了。跑了一整天，口渴得不行，像是要跳进味美思里，就像以前在博物馆看到的一幅墨西哥画，一个人的嘴长长地伸出去衔住一根长管子的尾部，像是嘴等不及脸了。喝第二杯时，我感觉好些了，把手放在海伦裸露的膝盖上，捏了捏。
她说：“你干吗？丹尼森先生！”我朝她慈父般地笑了笑。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卡其布船员制服的帅小伙子进了门。过了那 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这是菲利普。先前只是看着他，却没认出来。然后我看见阿尔和莱科跟在他后面。
他们走到桌旁，我们互相问了好。然后，服务员并了两张桌子，我们移了过去。
菲利普说：“哈哈，丹尼森，我们明天就要出海了。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听到了。”
阿尔说：“他们计划到法国去，还要跳船。”
我转过去对菲利普说：“你们准备在法国干什么？”
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我们准备到了那里，就跳船上岸，去巴黎。到那时，盟军已经攻破巴黎，可能仗都打完了。我们准备装作法国人，我的法语不太流利，所以我扮成那种白痴农民。迈克法语说得好，就全让他去说。我们坐牛车，睡干草堆，直到抵达左岸 [A48] 。”
我听了一会儿，说：“你们怎么弄吃的呢？都是配给制，什么东西都要票子的。”
他说：“哦，我们就说票子丢了，就说我们是刚从集中营回来的难民。”
“谁来说这些话？”
“莱科。他是半个法国人。我会装得又聋又哑。”
我半信半疑地看看莱科，他说：没错，我妈教的我法语。我还会说芬兰语昵。”
“那好，”我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关我的事。”
这时，阿尔说：“我绝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我说，“谨慎小心可不是年轻人的优点。其实，仔细想想，这是个好主意啊。”
阿尔朝我怒目圆睁，我没理他。
“法国……”我梦叨叨地说着，“你们到了那儿给我来封信——如果你们到了那儿的话。”
这时，菜上来了。先是虾，然后是热汤，汤上来的时候又一轮鸡尾酒也来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先喝鸡尾酒吧，汤就凉了，先喝汤吧，鸡尾酒就过劲儿了。
过了会儿，我们吃完晚饭，海伦说她要回皇后区去。阿尔给我四块钱，是用来付他、莱科和菲利普吃喝的账单的。能拿到这么多，我觉得很高兴。
走在街上，我们讨论上哪儿去。阿尔说：“这么着，我们可以去看康妮。”
菲利普问：“康妮是谁？”
“就是那个在《图片杂志》工作的女孩，”阿尔答道，“两个星期前我躺在屋顶上时跟你说过的。”
于是莱科说：“好，我们去吧。”
阿尔说：“可问题是她搬家了，我又没有她的新地址，可能是我弄丢了。得去问阿格尼斯或别的人。”
“那么，”我插嘴说，“去不成了。”
阿尔说：“我想也是。”
就在这时，一个大既十二岁的黑头发男孩正好路过，阿尔说：“好啊，哈里。”那男孩说：“好啊，阿尔。”
“罗姆玛丽”门前有个扔双色骰子的赌局，好几百块钱就光明正大地放着。我们停下看了一会儿。一个油光光的大胖子叼着根大雪茄，扔了五块钱，拿起骰子。他摇了个十。赌客们围在四周，或是把钱攥在手里，或用脚踩着钱以防被风吹走。他们开始对掷骰子的人下注，还互相下附加注。
“四到二没有十。”
“五没有十十一。”
“二没有十，一个三。”
掷骰子的从押二到一的注里拿了大约三十块钱。他中了个十，到处收钱，从别人鞋底下以及伸出的手中抽票子。他把十留在地上，说：“开。”有人中了，开出一个七。他加倍，要开二十。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骰子撞在一块板上弹了回来，是个九。下错注的开始押赔率了。
“六到四没有九。”
“十没有九一个三。”
“五他开的对。”
听不到任何闲话。
我们走开了。阿尔说：“我们可以去看玛丽安。她人很好。唯一的问题是，她丈夫糟糕透顶，而且他们从来不给酒喝。”
菲利普说：“我们去乔治吧喝一杯吧。”
“去贝蒂- 卢家怎么样？”我插话。
“好的，我们走。”
我们朝贝蒂- 卢家——是在我们刚才来的方向——走去，三三两两地走着。
在路上，菲利普跳起来，抓住一根树枝扯了下来。阿尔看看我说：“他真是棒，对吧？”
贝蒂- 卢住在地下公寓。她是个南方女孩，基督科学派的会员，目前正在搞电台，深信电台在未来的教育使命。看来，战争结束以后，将有大量文化从收音机里涌进你的脑子，躲都躲不开，因为他们准备把大学里所有科目的讲座都录制下来，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
我告诉她，这在我看来可怕至极，她说我是“犬儒透顶”。
我们到的时候，贝蒂- 卢有个客人在，是个布鲁克林来的小个子，样子像是出租车司机。他穿着双排扣的正装，带着条不合时令的花领带，显然在刻意讲究举止。他给贝蒂- 卢带来一瓶加利福尼亚勃艮第 [A49] ，还有一些凉的烤牛肉片。菲利普很随便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就直接喝起酒吃起肉来。阿尔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对这个布鲁克林来的人不闻不问。
莱科和我坐下，陷入沉静。菲利普手里拿着还没吃完的烤牛肉，就用油手从橱里拿出书来翻看。我打起精神，问了贝蒂- 卢几个关于电台的问题。
过了几分钟，布鲁克林那人起身要走。他与莱科和我握了手，又犹豫地看了看阿尔和菲利普。菲利普正在翻一堆唱片，阿尔则盘腿坐在地上看着他。
布鲁克林那人说：“好吧，我走了。”
贝蒂- 卢送他到门口，叫他以后再来。
菲利普和阿尔摆弄着老唱机，让它转了起来，于是他们放上一张《天鹅湖》的唱片。
突然，一只褐色的大老鼠从厨房里窜了出来，跑到房间中央。它站在那儿迟疑了一下，然后“吱”地一声，跑进卧室。
贝蒂- 卢说：“老天！又是那只老鼠。”
她到厨房里，把磷膏涂在全麦饼干上，再掰碎了，撒在厨房和卧室地上。我知道这一点用也没有，老鼠闻得出磷青。另外，她房间里的洞这么多，全纽约的老鼠都可以跑进来。
这时来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儿，我和其中一个男人谈了起来，很无聊，谈古巴金酒的质量低劣，以及酒的价格很贵之类。他说他最喜欢喝威士忌，我说我最喜欢的是科尼亚克白兰地，可现在弄不到了。他说：“弄得到的，仍然弄得到。”
我说：“是啊，一块钱一口。”我深吸一口气，说好像除了法国的科尼亚克，别的地方都酿不了白兰地。“其他地方的白兰地根本没法比。”
他想了一会儿，说：“加利福尼亚白兰地糟得很。”
我说：“西班牙白兰地我也不喜欢。”
“反正，”他说，“我不喜欢白兰地。”
然后我们沉默了好久。我说了声不好意思，去了厕所。我靠在墙上，警觉地张望着，提防着老鼠。
回来时，阿尔和菲利普正要拿那两人给的钱去买朗姆酒。我为了避开谈话，就去放唱片。莱科在和贝蒂- 卢说话，我不经意听到他们是在谈菲利普。莱科和她好像很有进展。
阿尔和菲利普带回来两个在乔治吧遇到的法国水手。大家都结结巴巴说起法语，那两个水手却结结巴巴说起英语来。他们俩想表明自己很正派，一般不跟陌生人随便搭讪的，我们则不断跟他们说这没什么。
最终，聚会散了，我们走到外面街上。菲利普想吃东西，我们就往第七大道上的里克走去。
菲利普伸手打了一记巴士站牌，牌子前后摇晃起来；见状，阿尔也跳起来，把糖果店门口放报纸的木架子一脚踢翻。希腊人从店里冲出来，抓住了他。阿尔无奈，只好赔了一块钱。
稍后，我们坐在里克店里的餐台上吃鸡蛋，莱科告诉我贝蒂- 卢己经对菲利普很反感了。
“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腐烂了，”她当时说，“他带着死亡的气味。”
后来离开里克时，菲利普给我看了一块钱，说是从贝蒂- 卢的钱包里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