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晚上还是老样子。我下班回家路上，顺道去看阿尔，结果莱科和菲利普在那里。看来他们早上睡过头了，没找到船，但明天后天肯定也一样。我不由地厌恶起来，他们接下去几个星期都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出门去吃晚饭。
经过门厅，我遇到阿格尼斯。她一天都在拘留所找人谈，查出休果真在那里。她准备第二天去找律师，把他保释出来。为了全力办这事，她把工作都辞了。我告诉她我认识一个律师。有一次，有个朋友凌晨四点在一栋办公楼里被抓，兜里有一千五百块钱，不是他的，两个月之后，就是这个律师帮忙把他弄出来的。
我向阿格尼斯想不想一起去吃晚饭，她说不了，她没钱。我说：“我来，”但她仍然说不。她一贯如此，我说了声晚安就走了。
其他人站在大楼门前的街上。
我说：“阿格尼斯因为没钱，不肯跟我们一起吃饭。有些人自尊心就是比较强。”
菲利普说：“那些人脑子坏掉了。”
“是啊，”我说，“你是艺术家嘛，正派、诚实、感恩，这些你全都不信。我们去哪里吃？”
菲利普说他想饭后去第五大道剧院看《逃犯贝贝》 [A52] ，于是我们就决定在村里吃。我们在第七大道坐地铁到喜来登广场，去了丘姆雷餐厅。菲利普一上来就点了潘诺和代基里酒。
吃完饭，我们走到第五大道剧院。菲利普和莱科出示海员证，搞了个半票。我们进到剧院里面，菲利普跑到第一排坐下，莱科跟着去了，后面是我，最后是阿尔。
放电影时，阿尔一直伸长了脖子遥望菲利普，最后，他干脆坐到第一排的另一边，这样就可以毫无障碍地看到菲利普的侧面。
看完电影，我们去了一家麦当劳。那是个酷儿的据点，里面全是屁精在大声发嗲，还不时传出一声声尖利的急叫。
我们挤开一条路来到吧台，点了些酒。一些老屁精直勾勾地盯着菲利普，而小屁精们则假装没看到他，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说话间，眼角却忍不住瞥过来。
我们周围还站着几个水手，我听到其中一个说：“这个鸟地方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
菲利普和一个衣着光鮮的中年人谈起了詹姆斯•乔伊斯，还告诉菲利普他完全不懂文学，想以此把住话头。他给菲利普买了一杯酒。
一个黑发的瘦小男人跑到阿尔跟前，咧嘴笑着，笑容有点不正常。他问阿尔要烟。阿尔拿出烟盒，只剩最后一根了。那人说：“最后一根啊，那么地，我要了。”于是就拿了。
阿尔冷冷看着他，转过头去。
那人解释道，在村里你就得装得像个人物。他是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来的，正在找女人。这时，他瞥见两个拉拉站在钢琴旁边，顿时双眼放光。
“女人！”他说。
他走过去，站到她们身旁，面带那种不正常的笑容瞅着她们。
我们离开麦当劳，转过街角去米内塔。
菲利普说：“不知道今晚芭布斯和贾妮在干什么？”莱科说：“啊呀，回头再去看她们。”
傻逼们照例齐聚米内塔。乔•古尔德坐在一张桌旁。一个男的撞了阿尔一下，说了声对不起。
阿尔说：“没关系没关系。”
那人说：“我道歉，是因为我是绅士，不过你不会明白的。”
阿尔看了看他，那人义说：“我可是密歇根大学学校拳击赛的冠军啊。”
没人出声，僵了一会儿，那个冠军才溜达着去别处骚扰人了。酒吧里的人总说自己是拳手，指望借此避免被打，就像黑蛇在草丛中摇动尾巴，冒充响尾蛇一样。
大家都已经喝了不少。阿尔在一个有点姿色的女孩身旁坐下，和 她谈了起来。菲利普站在吧台旁，我看到他给一个人看他的海员证，而那个人给他看了一份文件，记录着上一次战争中他参战的情况。
我坐到阿尔和那女孩那边。和她交谈很困难。阿尔在跟她谈电影，我告诉她我去过阿尔及尔 [A53] 。
那女孩为此充满敌意地瞪着我，质问道：“你什么时候去的阿尔及尔？”
我说：“一九三四年。”
她继续瞪着我，带着一副怀疑和气愤的愚蠢表情。
在酒吧当服务员时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疯人院里唯一不疯的人。这并不会让你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反倒是让你压抑和恐惧，因为没人可以交往。于是，我决定回家。
我说：“呃，阿尔，明天我得早起，先走了。”说完我救站起身，离开了酒吧，走在回家的路上。
经过托尼•帕斯特夜总会时，我看见那个拉拉门卫帕特把一个喝醉了的年轻水手赶到街上。水手说：“这地方全是他妈的屁精。”他自个骂着，差点摔了个狗啃泥，然后跌跌撞撞地走了，嘴里还在叽里咕噜。
我走上第七大道，然后拐到克里斯托弗街去买晨报。回来时，乔治吧门口有人在吵，我走过去看是怎么回事。
业主站在门口，正和三个刚被他赶出店的人吵。他们其中一个说：“我是给《星期六晚邮报》写报道的。”
业主说：“老兄，我才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就是不要你待在我店里。快走吧。”他赶他们走，他们往后退了几步，但老板一转身，给《星期六晚邮报》写报道那人又往前进几步，然后整个过程重来一遍。
我离开时，业主在说：“你们干嘛不到别的地方去？纽约有那么多地方。”
我有一种感觉，全美国的街角、酒吧、饭店都充斥着这样愚蠢的争吵。在美国，到处都有人把证件塞到你鼻子跟前，要向你证明他们去过哪里，干过什么。我觉得，总有一天，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会猛地跳起来说：“我不要看这种大便！”然后一把推开面前这人，咒骂他，用指甲抓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