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梦中醒了过来。指挥官提了一个奇怪的建议，吓了我一跳：“如果这个任务让你很不自在……让你感觉不太好，我可以……”
“不会，长官！”
指挥官知道他这个建议荒唐透顶。每当一个机组牺牲，我们就会想起他们出发前冷峻的脸庞。我们会把这种严峻解读成他们的某种预感，这时，我们才会自责当初忽略了它。
指挥官的踌躇不安让我想起了伊斯莱尔。前天，我在情报处的窗边抽烟，看到伊斯莱尔在窗外快步走过。他有一个红红的鼻子，典型的犹太人的鼻子。我突然被伊斯莱尔的红色鼻子惊住了。
我盯着伊斯莱尔的红鼻子看，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我们团最勇敢的同志之一。最勇敢，同时也最谦虚。我们经常说到犹太人有多么谨慎，而他大概把自己的谨慎全都换成了勇气。对于成为战胜者这件事，他很谨慎。
伊斯莱尔走得很快，我只来得及注意到他的红鼻子一闪而过。我并不是想打趣他，但我还是问加瓦依道：
“为什么他的鼻子长成那个样子？”
“因为是他妈给他的。”加瓦依回答。
他又补了一句：“低空飞行任务，真好笑。”然后离开了。
“啊！”
那天晚上，当我们不再指望伊斯莱尔能归来时，他不安的面容在我脑中浮现出来，而他独一无二的、仿佛某种天赋的鼻子，承载着最沉重的担忧之情。如果给伊斯莱尔下飞行任务的人是我，他鼻子的模样一定会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像是一种责备。然而面对飞行任务的命令，伊斯莱尔什么也没说，就算说了也只是：“是的长官。好的长官。知道了长官。”说话时他脸上的肌肉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颤抖。但是他的鼻子却悄悄地、狡猾地红了起来，仿佛在出卖他。伊斯莱尔可以控制住他的表情，但无法控制他鼻子的颜色。他的鼻子利用了这一点，偷偷地表现自己。即使伊斯莱尔没说，他的红鼻子还是向指挥官表达了他强烈的不赞同。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指挥官不喜欢让那些会有预感的士兵出任务。预感通常都是错的，但却是对战争秩序的谴责之声。阿里亚是首长，不是法官。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副官T。
伊斯莱尔有多勇敢无畏，T就有多懦弱胆小。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害怕的人。从上级给T下达指令开始，T的身体会发生一种奇怪的变化——他会感到越来越眩晕。这是一个很简单、难以避免而又缓慢的过程。他的身体会从头到脚慢慢变得僵直，面无表情，眼睛开始发光。
和伊斯莱尔相反，当情况紧急、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伊斯莱尔的鼻子看起来羞愧不已，而T的身体没有任何动作，他不做反应，只是发生变化。当命令下达完毕，我们会发现命令给他的身体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他的脸上均匀地扩散开一种亮光。从那一刻起，T就好像已经抵达了生命的彼岸。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冷漠地在自己和世界之间拉开了距离。我从来没有在别处、在任何其他人身上见过这样的神游天外。
“我那天就不该让他去。”后来指挥官说。
那天，当指挥官向他下达了任务命令之后，他脸色刷地变白了，但他微笑了起来。非常单纯的微笑。就像是一个面对刽子手的死刑犯。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我把你换成……”
“不，长官。轮到我就是我。”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T直直地盯着面前的指挥官，一动不动。
“但如果你对自己的状态不是很确定……”
“轮到我了，长官，轮到我了。”
“你看，T……”
“长官……”
T仍然呆立着，像一块木头。
阿里亚说：
“那我就派你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须太多解释。T负责的是机组中的机枪，有一架敌军的歼击机意图攻击他。但是歼击机的机枪出了故障，掉头返航了。机组飞行员和T一直在交谈，他们已经接近基地了，飞行员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距离到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飞行员听不到T的回音了。
我们在夜色中找到了T的尸体，他的头被飞机尾翼砸中了。他在高速飞行的飞机上跳伞逃生——在非常严峻的跳伞条件下逃生。可是他是在友军的地界上跳的，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然而歼击机经过的声音就像他无法抵抗的召唤。
“去换衣服吧，”指挥官对我们说道，“五点三十分时你们就应该起飞了。”
“再见，长官。”
指挥官潦草地挥了挥手，我的烟灭了。这是一种迷信吗？我徒劳地在口袋里翻找着火柴。
“为什么你从来不带火柴？”
的确。告别跨出门去时，我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我从来不带火柴？
“是这个任务让他心烦。”都泰尔特说。
而我想的是：他根本不在乎！这是句不太公平的玩笑话，但它并不是针对阿里亚的。我被一个从没有人承认的事实所震惊：思想是短暂的，唯独理智是永恒的或者近乎永恒的。我的分析能力没有什么进步，但思想并不看重事物本身，它看重的是让不同事物建立起关联的意义。透过现象看本质，于是思想超越了眼睛，进入对本质的领悟。有一技之长的人，有时会发现他所擅长的事物竟然是由彼此毫不相关的东西组成；一个深爱妻子的人，有时在爱情中却只看得到忧虑、不快和约束；热爱一种风格的音乐的人，有时也会觉得对这种音乐毫无感觉。而我，有时我感觉自己无法理解我的国家，比如现在。国家不是简单的地域、习俗和物产的相加，这些都是理智范围内的。国家是一种存在。而有时，我发现自己对某些存在一无所知。
阿里亚指挥官和将军讨论了一晚纯逻辑问题——和情感无关的纯逻辑。在回来的路上他又遇到了无穷无尽的拥堵，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而回到军队中，他又发现了无数的物资困难。他感觉自己在被这一堆事情——就像无法抵挡的山体滑坡所带来的无数灾难性后果——所掩埋。最后他还是叫来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他来说，我们是所有混乱中的一环，而不再是圣埃克苏佩里或都泰尔特，我们有没有自己看待事物或装聋作哑的特殊方式、有没有自己思考、走路、喝酒和微笑的方式，都无关紧要。我们是一个大工程里的碎片，而这个大工程需要时间、平静和距离来重新组装自己。如果我的面部有一丝抽搐，阿里亚就只会注意到这丝抽搐。他派往阿拉斯的只是一个抽搐的形象。在所有这些问题的一片混乱中，在山体的崩塌下，我们自己也都被分解成了碎片。声音。鼻子。抽搐。而碎片不会感动任何人。
这里说的不是阿里亚指挥官一个人，而是所有人。在痛苦的葬礼上，我们爱死去的那个人，却与死亡之间毫无联系。死是一件大事。它是死者生前的思想、遗物和习惯之间的新网络，它是世界的重新排列。表面上一切都没有变，但实际上一切都不再和从前一样。书的页面没有变，但书的意义已经不同了。对我们来说，为了重新感受到死亡，我们需要想像那些我们需要死去的那个人的时刻。这时我们才会想念他。想象那些他可能需要我们的时刻，但他再也不需要我们了。想象朋友间的拜访，然后发现这些如此空洞。我们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生命，但从我们埋葬死者的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未来，也没有空间。死去的人还是碎片。埋葬他的那天，我们踏着碎步三三两两地分开站着，真真假假的朋友们相互握手，怀着自己物质的烦恼。只有明天，死者才在安静中死去。他把自己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的是完全地、实质上地摆脱我们。我们会为将逝的人——我们留不住的人而哭泣。
我不喜欢将战争粉饰成积极的画面。士兵狠狠地甩掉眼泪，用粗俗的俏皮话掩饰自己的情感。这不对。士兵什么也掩饰不了。他说俏皮话，是因为他想说。
我们不应追究人的品质如何。阿里亚上校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如果我们再也回不来了，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难过。只要这关系到我们而不是其他乱七八糟的杂事，只要上面默许他重新组织任务。如果今晚追随我们的传达兵迫使大部队搬家，在搬家的重重困难中，只要一辆卡车的轮子出了故障，都能推迟我们的死期。这样阿里亚也就无须受到折磨了。
即将执行任务的我，脑子里不再想着西方世界如何在对抗着纳粹。我只想着眼前的杂事。我想着在七百米的高度下飞越阿拉斯的荒唐。我想着需要我们执行任务的情报处的虚荣心。我想着我行动迟缓的更衣，和见刽子手之前的洗漱没什么两样。然后我想到了我的手套。见鬼，我的手套去哪儿了？我的手套丢了。
我看不见我所居住的大教堂了。
我整装待发，去为死去的神灵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