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制造业委员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
先生们，让我们以中庸和友善的态度来说道说道。
你们是不希望政治经济学家信奉和教授自由贸易。
你们似乎在说：“我们不希望政治经济学家关心什么社会、贸易、价值、道德、法律、正义或财产。我们只承认两个原则：压迫和掠夺。”
在你们看起来，是不是存在着不关心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存在着没有交换的社会，而交换竟然也可以在用以交换其价值的两种东西或两种服务之间没有某些关系的时候存在？你们是不是觉得，在参与交换的当事人的自愿同意之外，也可以形成价值之间的这种交换关系？你们是不是觉得，即使一方当事人不是自愿的，也可以知道两种产品的价值？你们是不是觉得，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也可以达成自愿的同意？你们是不是以为，一方当事人即使被剥夺了自由，也算不上是被另一方压迫？你们是不是以为，即使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交换，也并没有破坏交换的等价原则，因而也没有践踏法律、公正和财产权？
那么，实话实说，你们的愿望是什么？
你们不希望交换是自由的。
然则，你们希望交换不是自由的？
那么，你们是否希望交换在压迫的环境中进行？因为，如果交换不是在压迫的环境中进行的，它就是在自由的状态中进行的，而这并不是你们想要的。
还是承认了吧，让你们难受的是公平，也即正义，让你们难受的是财产权——当然不是你们的，而是他人的。你们不愿意别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这是成为财产所有者的唯一途径）；你们想支配你们的财产，——还有他人的财产。
于是，你们要求经济学家把这种种十足荒唐的东西炮制成系统的理论，为你们炮制出掠夺的理论。
然而，这正是他们永远不会干的事；因为在他们看来，掠夺是憎恨和混乱之源，而其最可恶的形态正是法律中的掠夺 * 。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达齐先生 [2] 。您是一位中庸、公正、慷慨的人士。您没有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财富；这些正是您不断宣称的。最近您在制造业委员会上说：“如果让人们致富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富人放弃自己的财产，那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要这么做了。”（是的，是的，这是真的。）昨天，您在国民公会上又说，“如果我觉得，给所有工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作岗位的重任都有必要由我来承担，那么，我会拿出我所有的财产来完成这一重任的；……不幸的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一点。”
尽管您说无法作出牺牲让您如此痛苦，就像巴塞里说，“钱啊钱，我鄙视你，可是我多么想拥有你” [3] 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不过，没有人会怀疑这么完美的慷慨大度的，尽管这也是根本没有用处的。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谦虚，也是一种美德，尤其是这种表态是完全含而不露和否定性的时候。就您自己而言，您从来都不放过在议会、在立法机构的讲坛上向全法国表现的机会。大家都看出了，您的行善的冲动是那么的情不自禁，尽管您觉得很遗憾，不得不抑制自己行善积德。
但是，毕竟，并没有人要求您放弃您的财富，我也同意，这样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您愿意慷慨解囊，您却不能了却这一心愿；那么，我就斗胆请您公正一点。您仍然拥有您的财富，但让我也继续拥有我的财富。我尊重您的财产权，也请您尊重我的财产权。这个要求或许不算太过分吧？
假设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实行交换自由的国家，人人都乐意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和财产。您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别担心，这只是个假设而已。
那么，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自由。事实上，在这里有一部完全合乎立法准则的法律。这部法律是完全公平、公正的，绝不会减少你的自由，而是保障你的自由。只有当我们试图压迫别人，你压迫我，或者我压迫你的时候，这部法律才发挥效力。也有一群政府官员——即官僚或政客——获得授权使用暴力，但他们仅仅是执行法律而已。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假没，你是个铁加工厂主，而我是个帽商。我自己或者我的商店需要铁。很自然地，我会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如何用最少的代价换得我所需要的铁？”考虑过我的处境和相关的资料后，我发现，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制造帽子，将其卖给比利时人，作为交换，他们将会卖给我铁。
但是，你是个铁厂厂长啊。你对自己说：“我当然可以让这个流氓（这是你对我的称呼）光顾我的店铺。”
于是，你浑身披挂着马刀、手枪，并把你的几位仆人全副武装起来，然后跑到边界线上。这时，我正准备完做交易，你对我大喊一声：“住手！要不然我打爆你的头”。
“但是，先生，我需要铁啊。”
“我会卖给你的。”
“但是，你的铁价太高了啊。”
“我这样不是无缘无故的。”
“但是先生，我也有理由希望低价买到铁啊。”
“哈，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决定是你有理还是我有理。伙计们，揍这家伙。”
简而言之，你阻止了比利时铁进入法国，同时，你也阻止了我的帽子出口到比利时。
根据我们现在的假设，即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你不能否认，你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公然的压迫和掠夺行径。
于是，我们就赶紧求助于法律、官员和公共警察力量。他们介入，你被审判，遭到谴责，也很公平地受到惩罚。
然而，这却让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你对自己说：“我可真蠢，自己给自己招来这么大的麻烦。这是什么事嘛，我竟然要冒险杀人或者被人干掉！我自己大老远跑过来，还带着自己的仆人，花了那么大的成本，让自己成了掠夺者，活该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一个可怜的帽商到我的店铺里以我开的价码买铁！要是我让法律、官员、公共警察力量站在我一边多好！要是我能让这些政府力量出面干我自己在边界线上干的那些事多好！”
这诱人前景让你激动，你想办法让自己成了立法者，你投票支持一部包括下列条款的法律：
“第一条，应该向每个人，尤其是可恶的帽商征收某种税。”
“第二条，应该拿这笔税款养活那些在边界线上保卫铁工厂主利益的人们。”
“第三条，他们将监督禁止任何人用帽子或其他商品交换比利时出产的铁。”
“第四条，内阁部长、国家检察官、海关官员、税务官和狱吏将各尽所能地负责执行本法。”
我得承认，先生，采用这种形式，掠夺将变得非常容易，对你能带来更大好处，比你自己最初赤膊上阵的危险也更小。
我得承认，对你来说，这可真是一条惬意又轻松的路子。当然，你肯定会露出胜利的笑容，因为你现在把所有的成本都转嫁到了我的肩上。
但我也敢肯定，你已经把破坏、不道德、混乱、憎恨和无尽的革命之源带给了社会，你开启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试验的大门。
你可能觉得我的说法言过其实了。那好，咱们换个位置。放到你的位置上，我也觉得太言过其实了。
现在我们假设，我是个劳动者，而你仍然是铁厂主。
如果能廉价甚至不掏钱搞到我需要的工具，那可太好了。现在，我知道，你的仓库里有锯子和斧子，我也不跟你废话，就闯入你的仓库，拿上我要用的东西就走。
而你，则运用你正当自卫的权利，先是以暴易暴，然后，你找法律、官员、警察来帮忙。你把我投入监狱，你这么做很正当。
于是我对自己说：“我可真笨。如果你想霸占别人的财产，你不能不顾法律，而必须利用法律，假如你不是个笨蛋的话。”于是，你不是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吗？我就变成个社会主义者。你僭称自己有获利的权利，那我就诉诸就业权或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
而且，在监狱中，我读到了替我说话的布朗基先生的著作，我把下面的理论烂熟于心：“无产者解放自己所需要的是生产资料；而政府的职能就是向工人提供生产资料。”还有：
“一旦我们承认，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人们必须有能力使用和开发自己的生产潜能，因而，社会必须向其所有成员提供教育，没有它，人的心智就无法发育；向其提供生产资料，没有它，他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社会要赋予其所有成员合适的教育和必要的生产资料，能做这一点的，除了国家之外，还能有谁？” [4]
于是，由于这需要国家发生革命性变革，所以，我也迫使自己跻身立法机关。我也让法律牺牲你的利益增进我的利益，扭曲法律，让法律做那些以前我直接干的时候遭受惩罚的那些事。
我的法令就是直接模仿你的：
第一条，向所有公民，尤其是铁厂主征收某种税。
第二条，国家将用这些税款来养活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号称博爱警察。
第三条，这些博爱警察将进入放着斧子、锯子的仓库，拿走这些工具，将其分配给需要它的工人。
先生，你也会看到，借助这种很有创造性的机制，我也就不必再冒被指控为掠夺的风险、代价和恶名了。国家会替我偷盗我需要的东西，就像它曾替你盗窃你需要的东西一样。我们两个玩的是一个把戏。
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如果我设想的第二种情况成为一个既成事实，法国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我们应该已经看到，我设想的第一种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整地实现，而大家都看到法国社会是什么样的。
我在这里不想探讨这一问题的经济含义。人们都相信，假如我们呼吁自由贸易，我们仅仅是受一种需求驱使：允许劳动和资本流向最具优势的地方。就此而言，公共舆论弄错了，这仅仅是我们相对次要的考虑。贸易保护主义制度使我们痛心疾首、让我们极度厌恶的是，它否定了法律、正义和财产权；它使本来应该是维护正义和财产的法律，走向了其反面；它败坏和扭曲了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而我要求你们最认真地考虑的，其实正是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法律，或者起码来说，法律应当是什么样的？其合理的、道德的职能是什么？难道不就是维护所有权利、各种自由、和种种财产权的严格的平衡吗？不就是使正义在所有这些因素中间占据主导地位吗？不就是防范和镇制压迫和掠夺行径，不管是什么人搞的？
如果有一天，法律本身被授权可以犯下它本来应予惩处的犯罪行径，如果有一天，法律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走向了自由和财产权的反面，你们难道不会为引入这个世界的那些巨大、激进而可悲的新奇制度而惊骇吗？
你们为现代社会所展示的种种症状而震惊；你们对我们的各种制度和理念中的大混乱而痛心。然而，这不正是你们的原则所致吗？它扭曲了一切东西，扭曲了理念，也扭曲了制度。
法律不再是被压迫者的庇护所，而成了压迫者的武器！法律不再是盾牌，而成了一把剑！法律不再是以其威严的指针维持天平的平衡，而成了不可靠的砝码和扳手！而你们却竟然还想让社会秩序井然！
你们的原则现在已经把下面的话挂在了立法机构的入口处：“不管是谁，只要获得了影响力，就可以获得他合法掠夺的份额。”
结果是什么？每个阶层都竞相拥挤到立法机构门前大喊：“我也要参与掠夺，我也要！”
二月革命后宣布实施普选权，我曾一度希望，我们终于会听到一种强大的呼声了：“都不要再掠夺了。公正对待所有人。”因为这是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如我预料的这样发生；几个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宣传已经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情感和观念。
是的，每个阶级都根据你们的原则，蜂拥到国民公会前，要求把法律变成自己进行掠夺的工具。人们要求实行累进税，无息贷款，最低工资制，义务教育，对工业的资本鼓励，等等。一句话，人人都想靠牺牲他人而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那么，他们是根据什么权威提出这些要求的？依据的正是你们以前的先例；他们用的是谁的诡辩？正是你们宣传了几个世纪的那些理论。他们跟你们一样，也在说要使劳动条件平均化。他们跟你们一样，也抗议无政府的竞争。跟你们一样，他们也嘲笑自由放任，也即嘲笑自由。跟你们一样，他们也说，法律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维护正义，而应当成为濒于破产的产业帮手，应当保护弱者不受强者欺凌，应当以整个社会为代价保护某些人的利益，等等。一句话，社会主义——或者用迪潘先生 [5] 的话说，掠夺理论——流行起来，发展起来。你们自己造就了这种制度，而现在，你们却希望政治经济学教授们跟你们一道，捍卫你们的利益。
你们这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尽管那么精明，尽管已经低声下气，炫耀自己无处发挥的慷慨，用充满感染力的呼吁恳求你们的对手，但这些都没用，你们无法阻止逻辑自身的力量。
你们无法挡住比洛特先生这样对立法者说：“你们曾经照顾过某些人，现在你们必须把这种好处给所有人。”
你们无法不让克雷米厄克斯先生 [6] 对议员们说：“你们以前让制造商富起来了；现在也得让无产者富起来。”
你们也没有理由阻止纳多先生 [7] 要求议员们：“你们不能拒绝为受苦阶层提供你们曾经向特权阶层提供的那些好处。”
你们甚至不能不让你们的领袖米默勒尔先生对议员说：“我给工人退休基金拨出25000法郎补贴”，也不能阻止他用下面的话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这 不正是我们的立法机构通过那些法律的基本原则吗？国家应该推动各项事业，承担科学教育的支出，补贴高雅艺术，扶持剧院，向已经幸运地享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丰富多彩的娱乐消遣、艺术的享受和老年保障，这些不正是你们的理论吗？——你们把所有这些都给了那些根本就不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的人——你们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为自己根本享受不到的好处掏钱，却竟然拒绝给予他们任何东西，哪怕是生活必需品？”
“……先生们，我们法国社会，我们的习俗，我们的法律就是这个样子。国家的干预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我们或许会为此而叹息，因此，除非国家插手，否则，没有任何东西是稳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正是国家造出了塞夫勒 [8] 瓷器和哥白林挂毯 [9] ，是国家掏钱定期举办展览，展出我们的艺术家和制造商的产品，也是国家向那些饲养牲口和繁殖鱼类的人们支付工资。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不断地有新税种，要所有人交纳——你们明白，是所有人。而人们从中得到了什么直接的好处？你们的瓷器、你们的挂毯、你们的展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我会好好地赞赏你们抵制你们所说的过分狂热状态，并将这视为一个原则问题，尽管就在昨天，你们还投票同意向亚麻生产提供补贴；我会赞赏这一点的，但必须在你们考虑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在你们确凿地证明你们是不偏不倚之后。我已经从方方面面很公正地揭示了，迄今为止，国家都在更积极地满足那些养尊处优的阶层的需求，而不是照顾那些处境较差的人。如果确系如此，那么，这种赤裸裸的偏袒必须到此为止了。那么要实现这一点，是不是就非得取消哥白林挂毯的生产、禁止继续进行展览？当然不是，而是要让穷人直接参与这些利益的分配。” [10]
人们注意到 ，这里所列举的一长串以牺牲所有人为代价而给予少数人的种种优惠中，却遗漏了一项——关税优惠。尽管这是合法掠夺最明显不过的表现形式，这恰恰表现了米默勒尔先生高不可攀的智慧。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他的所有雄辩家，都表现了同样的保留。可真是太精明了！也许他们希望让穷人参与这些利益的直接分配，让他们得到些好处，从而继续维持严重的不公正局面，但他们却闭口不谈这一点。
他们是在自己哄自己。他们真的以为他们通过设置进口壁垒犯下局部掠夺罪行后，其他阶层就不会努力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普遍的掠夺？
当然，我知道，你们总是成竹在胸，总有辩词。你说了：
“法律赋予我们的优惠并不是为了实业家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工业。我们利用这些措施，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而使整个市场上供应减少的商品，仅仅是我们手里有积压的那种商品。”
“这些关税保护措施确实使我们富裕了，但我们的财富将使我们可以增加开支，从而可以扩大营业，而我们的利润则可以像甘露一样遍撒劳动阶层。” [11]
这就是你们的话，而令我们痛心的是，你们的这种恶劣诡辩已经深入到民众心中，因而今天，他们正是用你们的这些理论赋予所有法律上的掠夺行动以正当性。受苦阶层也说：“我们也通过立法手段来霸占别人的财产吧。那样，我们的生活也会更舒适更惬意。我们也可以购买更多的小麦、更多的肉、更多的衣服、更多的铁。我们通过税收获得的财富，也可以像甘露，遍洒资本家和地主。”
然而，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今天并不想讨论法律上的掠夺的经济后果。如果贸易保护主义者愿意，他们会发现，我们已经详尽地批驳过所谓的连锁反应的诡辩 [12] ，这种诡辩可以被人用来赋予所有的偷盗和欺骗行径以正当性。
此处，我们仅仅考察通过立法手段剥夺交易自由的政治和道德后果。
我想说的是，已经到了弄清法律是什么、应当是什么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使法律成为所有公民的自由和财产权的保障，如果法律就是公民个人正当自卫权的组织化，那么，你们就会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合理、简朴而经济的政府。它可以为每个人理解，受每个人爱戴，得到所有人支持，被授予十分明确而极为有限的责任，被赋予牢不可破的凝聚力。
相反，如果你们使法律成了个别人或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掠夺的工具，那么，每个人都会竭力去操纵法律，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法律。立法机构的门前肯定会人头攒动，而立法机构内部也必然充满无穷无尽的斗争。人们的精神将会陷入混乱，一切伦理都将毁灭。特殊利益的鼓吹者中间暴力频仍，选举战将愈演愈烈，大家互相咒骂、揭丑、讽刺，毫不掩饰彼此的憎恨。公共警察力量将被用来干那些不公正的掠夺勾当，而它本来是应当防范这种行径的。所有人心中不再有对、错之分了。因为所有人的良心中已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政府将承担起维持所有人生存的重任，并将被这一重任压垮。将会出现政治动荡，出现毫无意义的革命，出现堕落。由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乘虚而入了。这是扭曲法律所不能不导致的必然灾祸。
因此，你们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法律压制贸易自由、也压制财产权的时候，就为所有这些灾难敞开了大门。不要大嗓门咒骂社会主义，它正是你们帮忙建立起来的；也不要嫌共产主义不好，它也是你们帮忙建起来的。现在，你们要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为你们搞出某种理论，站在你们一边，为你们辩护。不，谢谢。你们自己干吧。 [13]
* 作者三年前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见发表于1847年11月28日LeLibrechange上的文章。他回应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工业观察报》（the Moniteurindustriel）说：
请读者原谅我们，我们可能要当一会儿诡辩家。我们的对手迫使我们不得不戴上博学之士的方帽长袍，而由于他提到我们时总爱说“博士”，那么我们这么做就更有正当性了。
一桩不合法的行动总是不道德的，就因为它违反了法律；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本身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位泥瓦匠（我们请求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对这样的小事予以关注）在辛苦劳作了一天后，用他的收入去交换一件比利时衣服，他并不算干下了本质上不道德的事。这桩行动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但它却是违法的。证据就在于，如果有机会被修改，就没有人会认为这种交换有什么不对。在瑞士，它就绝不是不道德的。因此，本身不道德的事情，在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都应该是不道德的。《工业观察报》难道会主张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要取决于时间、地点？
由于存在着不合乎道德的非法行动，因而也存在非法的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朋友们篡改我们的话，要从中找出本身并不具有的含义；如果某些人，私下宣称自己热爱自由，写文章和投票表决时却反对它；如果一个奴隶主鞭打奴隶让他干活；这种种行径可能没有触犯法律条文，但每个人的良心都难以接受。我们对贸易施加限制，正是属于这类行为的范畴，也是最声名狼藉的。假设某位法国人对另一个法国人说：“我禁止你购买比利时布料，因为我想要强迫你到我的店铺。这可能让你觉得难受，但我却很受用;你可能会损失4法郎，但我却可以得到两法郎，而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们会说，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是利用自己的暴力冒险这么干，即是诉诸法律手段，都不能改变这种行为的性质。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不道德的，从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万年前它就是不道德的，在南极、北极它也是不道德的，在月球上它同样是不道德的，因为不管《工业观察报》怎么说，法律不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尽管法律可以一直干这种坏事。
事实上，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法律的共谋只能增加这种事情的不道德性。如果法律没有搀和，如果，举个例子，制造商自己雇人去实施他所构想的贸易限制，那么，《工业观察报》自己也会为这种不道德行为震惊。但是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由于这位制造商找到了不给自己增添麻烦的捷径，也即让公共警察力量为我所用，把压迫的一部分成本转嫁给被压迫者，不道德的事情摇身一变成了善事了！
确实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因此而受压迫的人们设想，这样的法律也可以为我所用，也有可能这种压迫正是来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犯的同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将赋予他们的目的以正当性，使那些本来被认为可恶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会批准这样的法律。我们只能遵从它，我们不会跟其唱对台戏。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对多数说：在我们看来，这是错误的。——法文版编者注。
* * *
[1] 1850年4月27日，在经过一番非常有趣的讨论之后（发表在the Moniteur上），制造业、农业和商业总委员会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由政府支薪的教授不应当仅仅根据自由贸易的理论观点教授政治经济学。他也应该，并且尤其要从法国工业的实情和管理法国工业之法律的立场上教授政治经济学。”
针对这一决议，巴斯夏写了本文, 最初发表在1850年5月15日的the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法文版编者注
[2] Denis Benoiît d'Azy（1796—1880），法国政客，路易·菲力普时代的议员，1849年任立法公会副主席。他是一位顽固的保守分子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作为一位金融家和铁路管理人，他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英译者注
[3] 巴斯夏本文所引的几句话中有一句出自Beaumarchais的《塞维利的理发师》。此处，很显然是他根据记忆大致引用的，因为这些话出自护卫Bartolo之口，而不是乐师说的。——英译者注
[4]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Introd., pp. 17and 24.
[5] Charles Dupin，法国著名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客。参见本书 第25页注[1] 。——中译者注
[6] AdolpheIsaac Morse Crémieux（1796—1880），是当时著名的犹太人，1842年到1848年当选议员。作为一位稳健派，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政府，1870—1871年任司法部长。他呼吁赋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以投票权，并创建了the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第二帝国时期，他由于一度反对拿破仑三世而被投入监狱。1875年当选参议员以迄去世。——英译者注
[7] Martin Nadaud（1815—1898），法国政客，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的追随者。1849年当选为立法公会议员，曾被拿破仑流放，1870年返回巴黎，其后多次当选议员。——英译者注
[8] Sèvres，法国北部城市（在巴黎西南）。——中译者注
[9] Gobelin tapestries, 法国巴黎哥白林挂毯厂生产的挂毯。——中译者注
[10] Moniteur of April 28，1850。——法文版编者注
[11] Moniteur of April 28. See the opinion of M.Devinck。——法文版编者注
[12] 指《经济学的诡辩》第一卷第12章和第二卷第4、第13章中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批驳。——法文版编者注
[13] 这篇回应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文章，是作者离开兰德斯省时所写，简明地阐述了自己对于立法问题的看法，写完之后，他觉得有必要更全面地予以论述，于是，几天后，在Mugren短暂停留的几天中，他撰写了《法律》（本书第二章）——法文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