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资本主义的社会气氛
从前面两章的分析，不难理解资本主义过程怎样产生对它自己社会秩序那种几乎普遍的敌意，这点我在本篇开端业已提到。这种现象如此惊人，而马克思主义者和通俗作家对它的解释又如此之少，因此很有必要稍稍把这个现象的原因说得详细一点。
1．如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过程最后降低了资本家阶级赖以生存的职能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它倾向于销蚀掉它的保护层，毁掉它自己的防御工事，驱散它堡垒的警卫部队。最后我们还知道，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的心理结构，这个结构在毁坏许许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之后，最后掉过头来反对它自己；资产阶级人士惊异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在得到国王和教皇信任状后没有停步，而是继续攻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价值的整个体制。
资产阶级堡垒于是变得在政治上没有防御能力。没有防御能力的堡垒招来侵略，尤其如果其中有大量财物可得就更加如此。侵略者逐步设法使敌意成为合理化状态 (1) ——这是侵略者一贯的做法。暂时用收买办法缓解侵略无疑是可能的。但一俟侵略者发现他们能占有一切时，这最后的手段也就失败了。这样说部分地解释了我们力图解释的东西。只要这个解释管用——当然它不会永远合用——我们理论中的这个要素就可以从资产阶级的无防御能力与对资本主义制度敌视之间历史上存在的紧密相互关系得到证实：只要资产阶级的地位稳固，原则上不会有多大敌意，虽然当时产生敌意的理由很多；敌意的传播与防护围墙的倒塌是同步的。
2．但是，有人很可能要问——事实上，真实地感到他和社会所有阶级一起尽他的责任的许多工业家正以天真的迷惑心理提出疑问——为何资本主义制度需要非资本主义力量或超理性的忠诚的保护？难道它不能高举自己的旗帜通过这场考验？我们自己先前的论点不足以表明它有大量的功利证书可以提出吗？难道不能为它提出充分完美的理由吗？那些工业家肯定不会不指出，一个明白事理的工人在衡量他与（比如说）一家大钢铁公司或大汽车公司签订的合同的好处和缺陷时，可能很容易作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各方面，他干得很不差，他与公司这笔交易的优势不是全在一方。是的——当然不错，只是这一切全是不相干的。
因为第一，相信政治性攻击主要产生于不满，而提出正当理由可以避开攻击是错误的。政治性批评很难以合理的论证予以有效的满足。不要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是从批判的心理态度出发的，也就是从一种拒绝对超理性价值表示忠诚的态度出发的，就能推定理性的反驳将被接受。这类反驳可能撕掉攻击的理性外衣，但决计达不到一直潜伏在外衣后面超理性的驱动力量。资本主义的理性不会消除次理性或超理性的冲动。它只是去除神圣或半神圣传统的约束使它们不受支配。在缺乏训练和指导它们的手段甚至意志的文化里，它们将造反。一旦它们起来造反，也无关重要，因为在理性主义文化中，它们的表现一般地多少有点理性化。正如人们从不怀着可能接到满意答复的公正心态向国王、大公和教皇要求功利证书一样，资本主义站在口袋里装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受审。不管法官可能听到什么样的辩护词，他们只准备传达这个判决；被告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起诉书。功利主义的理由作为集团行动的主要原动力无论如何是无力的。它绝不是超理性行为决定因素的对手。
第二，我们只要懂得接受支持资本主义的案件意味着什么，这场诉讼的胜利就变得十分容易理解。这个案件的理由即令比它实际强有力得多，也从来没有人能把它简单明了地说清楚。普通人要理解它，必须掌握他们完全不可能掌握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说过的胡说八道都得到某个专业经济学家的支持。即使不谈这一点，理性地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和认识资本主义为将来提供的希望，就要求穷人具有几乎不可能具有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有我们用长期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的成就才显然可见；任何拥护资本主义的论点必然以长期考察为依据。用短期观点来看，画面上主要可见的是利润和低效率。昔日的平均派或宪章派人为了甘心于他的命运，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曾孙身上来自慰。为了和资本主义制度认同，今天的失业者得完全忘掉他个人的厄运，今天的政治家得忘掉他个人的野心。社会的长期利益完全混合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人们把它看做只是那个阶级的利益是十分自然的。对于群众来说，值得考虑的是短期观点。像路易十五一样，他们也觉得不管死后洪水滔天；按照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观点看问题，群众具有像这样的感觉当然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在任何社会制度里，每个人都有必须与之斗争的日常困难和可能出现的困难——那些损害人、麻烦人、折磨人的摩擦与失望以及大大小小不愉快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把困难完全归咎于与他全然无关的那部分现实的习惯。为了克服我们由环境激起的敌意冲动，对社会制度的感情上 的依恋是必需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在制度上不能产生的东西。如果没有感情上的依恋，那么敌意冲动将一意孤行，成长为我们心态中永久成分。
第四，永远上升的生活标准，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为完全就业工人提供的闲暇……好了，我不必说完这句话，也不必详尽阐述那个在所有论点中最平凡、最古老、最老生常谈的论点，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太真实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长期改善，配上受尖锐怨恨的个人无保障，当然是哺育社会骚动的最佳食谱。
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可是，不论是攻击的机会，还是真实或虚幻的不满情绪，其本身不论怎么强烈，不足以产生反对社会制度的紧急敌对状态。因为要造成那样的一种气氛，必须要有一些集团，它们的利益在于煽动和组织仇恨，哺育它、宣扬它和领导它。如我们将在第4篇中谈到，人民群众从不表达他们自己首创的明确的意见。他们更不能清楚有力地说出他们的主张，不能把意见变成一贯的行动。他们只能追随或拒绝追随这些集团提供的领导。在我们发现有资格充当那个角色的社会集团之前，我们关于敌视资本主义气氛的理论是不完整的。
粗略地说，有利于形成普遍敌视一个社会制度或形成对这个制度的明确攻击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均会招来利用这个条件的集团。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不像其他类型的社会，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和由于它文明的逻辑会造就、教育和资助一个在社会骚动中有利的既得利益集团。 (2) 对于这个既奇怪又重要现象的解释，见第11章里我们的论点，但涉猎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读者可能得到更生动的印象。
1．对知识分子这个类型不容易下定义。事实上，困难在于表明物种的属性。知识分子不像农民或工业劳动者那样构成社会阶级，它不是一个社会阶级；他们来自社会的所有角落，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在于彼此打斗，在于组成不是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先锋。但他们逐渐形成集体态度和集体利益，其坚强程度足以使大多数成员行为的方式会使人联想起社会阶级这个概念。他们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所有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们的总和；这样的定义会模糊这个类型的最重要的特色。然而任何有过较高教育的人——除了特殊例外，谁都有过——都是潜在的知识分子；还有他们的内心思想相同的事实，便利于他们之间的理解，并形成一种结合力。把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与自由职业成员视为同义，对我们下定义的目的并无帮助；例如医生或律师并不是贴切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除非他们谈论或撰写不属于他们专业擅长的题材，无疑他们时常这样做，尤其是律师。可是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为某些 专业——特别是如果我们把新闻记者计算在内——实际上的确几乎整个属于知识分子类型的范围；所有 专业工作者都有机会成为知识分子；许多知识分子为生活承担某一专门职业。最后，若采用与体力劳动相对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定义，又嫌过分广泛。 (3) 而威灵顿公爵所说的“一批摇笔杆的人”，范围似乎太狭隘。 (4) “文士”（Hommes de lettres ）的含义也太窄了。
但我们可能做得比跟着铁公爵 (5) 走还要糟。事实上知识分子是一群挥舞说话和写作力量的人，他们不同于其他做同样事情者的特色之一是他们对实际事务不负直接责任。这个特色一般又是另一种特色的原因——他们没有实际事务的第一手知识，这种知识只有从实际经验中获得。此外，从作为旁观者知识分子地位出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局外人——同时也是从他表现自己的主要机会在于实际或潜在的损害他人的价值出发的批评态度，应该列为第三个特色。是非专业人员的专业？是专业人员的浅薄涉猎？是因为什么都不懂才包罗万象地高谈阔论的人？是萧伯纳笔下《医生的两难处境》中的新闻记者？不，不，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这种意思。这类事情会冒犯人，也是不真实的。让我们放弃试图用语言下定义，改用“实物”来解释：在希腊博物馆里，我们能见到贴着美丽标签的人物。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时的诡辩家、哲学家、修辞学家——不管他们如何反对被扯到一起，他们全属同一种类——理想地说明了我的意思。他们实际上全是教师，但不会破坏这个说明的价值。
2．在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主义性质时（第11章），我指出理性思想的产生当然早于资本主义制度达数千年之久；资本主义所做的是给这个过程以新的推动和特定的转折。同样地——不提希腊罗马世界——我们在（例如）法兰克王国和由法兰克王国瓦解后建立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完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人数很少；他们是教士，多数是修道士；他们的写作只有人口中极少部分的人才能看到。无疑，有力量的个人偶尔能够形成非正统的观点，甚至把这种观点传达给平民听众。但一般地说，这种情形是对一个组织得十分严格环境的对抗——同时要脱离这个环境是困难的——要冒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即使这样，没有某个大领主或大首领的支持也不可能这样做，就像教士们采取的策略充分表明的那样。因此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受人严格掌握，不服驾驭会有严重后果，甚至在非常混乱和放纵的时期，如黑死病时期（1348年及嗣后若干年）也是如此。
可是，如果说修道院产生了中世纪社会的知识分子，那么资本主义使他们自由自在，给予他们印刷机。世俗知识分子的缓慢发展仅仅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出现在同一个时候是十分惊人的。人道主义者最早是语言学家，但是——绝妙地证明上文所说的一点——他们很快扩展到礼仪、政治、宗教和哲学领域。这不单单因为他们连同文法一起翻译的古典著作的内容，从批评经文到批评社会，这个过程的时间比外表看来较短。虽然如此，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不欣赏依旧等待着异端分子的火刑架的观念。一般地说，荣誉与舒适更中他们的意。可是这些终究只有从现世的或宗教的王公贵族处才能得到，虽然人道主义者是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众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态度一天天强烈。但对社会 的批判——不同于对天主教会特别是它的首领的某种攻击——在这样的环境里并不风行。
但荣誉和报酬的来源不只一端。阿谀和奉承所得的酬劳常常不如相反态度得到的多。这个诀窍不是阿雷蒂诺 (6) 发现的，但没有人在利用这个诀窍上胜过他。查理五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但在每一次要使他离开家许多个月的战役中，他过着他那个时代他那个阶级的绅士生活。很好，假如那种有分量的议论及时交给这位伟大的政治与道德批评家，公众——和对查理特别有关的他的皇后——必然绝对不知道。查理为此付出代价。但问题在于，这不是那种通常只是单方受益并给对方无补偿损失的简单讹诈。查理知道他为什么要付出代价，虽然无疑有可能用代价较低但更加激烈的办法保证缄默。他没有表示愤恨。相反，他甚至一反常态奖赏此人。显然他需要比缄默更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他得到了他赏赐物品的全部价值。
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阿雷蒂诺的笔确实比剑更强。但也许出于无知，我不知道在以后的150年里是否有过那种类型的类似事例， (7) 在这个时期里，知识分子在既有职业——主要是法律和教会——之外，似乎没有扮演过伟大的角色。现在看，这种挫折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挫折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当，在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中这种情形发生在那个困难时期。随后资本主义企业的复苏，知识分子也同样分享。更便宜的书籍，廉价的报纸和小册子，加上范围扩大的公众，公众的增加部分是书报价廉的结果，部分则是由于工业资产阶级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及随之产生的无名公众舆论的政治重要性增加所引起的独立现象。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以及越来越多的去除束缚增加自由是资本主义机器的副产品。
在18世纪的前75年中，个人庇护人缓慢地失去他在知识分子事业开始时占有的至高重要性。但至少在这个事业成功的顶峰中，我们清楚地分辨得出这个新的因素——集体庇护人（资产阶级公众）的支持。在这点上和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样，伏尔泰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例证。就是他的肤浅使他有可能接触从宗教到牛顿光学的一切东西，加上他不屈不挠的活力和不能满足的好奇心，对任何事物全无禁忌，对他那个时代的幽默感他有正确的直觉并全盘接受，所有这些使这位批评不当的批评家和平庸的诗人兼历史学家能够使人入迷，兜售他的一套东西。他还投机、欺骗、接受礼物和职位，而且总保持着建立在他与公众良好关系巩固基础上的独立性。卢梭的情况和类型虽然完全不同，讨论他这个例子将有更大的启发意义。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有一段令人吃惊的插曲向大家展示一个自由作家知识分子力量的性质，他什么也不干，只研究被称为公众舆论的社会心理机制。这事情发生在英国，当时这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走得最远。约翰·威尔克斯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攻击的确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的；不能说他真的推翻了比特伯爵的政府，这个政府肯定没有任何出路，有许许多多理由使它必然倒台；可是威尔克斯的《北不列颠人》是压断比特伯爵政治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北不列颠人》第45期在保证取消一般搜查令和向出版和选举自由迈出一大步的战役中开了第一枪。这不等于创造历史或为社会制度改革创造条件，但它确实起了譬如说接生婆助手的作用。 (8) 威尔克斯的敌人无法阻挠他的行动，是全部经过中最有意义的事实。他们显然具有组织由他们控制的政府的所有力量，但某种原因把他们挡了回去。
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年和革命年代像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许多小报（《马拉》、《德穆兰》）。这些小报并不像我们的小报完全抛弃风格和文法（这点我们必须急忙赶上去）。恐怖时期（更系统地在第一帝国时期）结束了这一现象。然后跟着的一个时期（中间插入“资产阶级国王”的统治），实行或多或少的坚决镇压，直到第二帝国才被迫放松严厉控制——这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欧洲中南部，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大致相同，在英国，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坎宁执政，出现类似的情况。
4．这个时期中实际上全体欧洲政府要知识分子就范的企图——有几次，时间很长，态度坚决——的失败，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要挡住这个潮流是多么不可能。它们的历史不过是许多威尔克斯功绩的翻版罢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或者在含有决定重要性资本主义要素的社会里——对知识分子的任何打击必然会撞上资产阶级企业的私人堡垒，这些堡垒或其中的一些堡垒将庇护被打击的对象。此外，这样的打击必须根据资产阶级立法和行政实践的原则进行，而这个原则无疑具有伸缩性，但严禁迫害超过某个界限。当资产阶级被激怒或受威吓时，它可能同意甚至欢迎非法的暴力，但也只是暂时的。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下（如路易·菲利普统治下），军队有可能向罢工者开枪，但警察不会围捕知识分子，或者逮捕后必须立即释放；否则资产阶级阶层不管怎么强烈地不满他们的某些做法，仍将支持他们，因为不同时砸碎它赞成的自由，就不能砸碎它不赞成的自由。
请注意我不是以非现实主义的慷慨大度或理想主义来相信资产阶级。我也不是不适当地强调人们所想、所感觉和所需要的东西——对其重要性我几乎（虽不十分）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在保护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时——当然不是每一个个人——资产阶级也保护了它自身以及它的生活方式。只有非资产阶级性质和奉行非资产阶级信条的政府——在现代环境中只有社会主义政府或法西斯政府——才充分有力去驾驭知识分子。为了做到这点，那种政府必然改变典型的资产阶级制度，并急剧缩减国内所有 阶层的个人自由。这样的政府不大可能——甚至做不到——突然禁止私营企业。
根据这点可以推断，资本主义制度既不愿意又不能够有效地控制知识分子阶层。所谓不愿意是不愿一贯地使用与资本主义过程形成的精神状态不一致的方法；所谓不能够是指在资本主义过程形成的制度结构内，不屈服于非资产阶级统治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一方面，公开讨论的自由包含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吹毛求疵的自由从长期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集团不能不吹毛求疵，因为它以批评为生，它的整个地位依赖螫人的批评；对人的批评和对当前事务的批评，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形势中，将注定成为对阶级和制度的批评。
5．再有几笔就将完成这幅现代的图画。生产手段在不断增加。群众的生活标准和闲暇也增加了，这就改变了并仍在改变集体庇护人的构成状况，因为庇护人的爱好是知识分子必须提供的。书籍、报纸越来越贱了，又有了大规模的报业公司。 (9) 现在又有了无线电广播。以前和当前都存在完全消除限制的趋势，逐步破除那些短期性的抵抗企图，在这样做的时候，资产阶级社会证明自己是如此无能和偶尔有严重孩子气的实施纪律者。
但还有另一种因素。资本主义文明后期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是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急剧扩展。这种发展和大规模工业单位的发展过去和现在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10) 但与后者不一样，它过去和现在都受到公众舆论和政府当局的鼓励，因此它的进步要比听任它自己的能量能做的要快得多。不管我们用别的立场来考虑这件事，不管它的确切成因是什么，有几个结果与知识分子集团的规模和态度有关。
第一，由于高等教育增加对专业、半专业劳务的供给，最后增加整个“白领”职业劳务的供给，超过从成本—收益考虑决定的界线，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是造成局部失业的特别重要的原因。
第二，与这种失业同时存在，或取代这种失业，它造成不能令人满意的就业状况——就业于低标准的工作，或就业于低于收入较高的体力劳动者工资水平的职业。
第三，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可能造成特别令人沮丧类型的无力就业状况。受过大学或专门学校教育的人，不一定具有（譬如说）专业工作的雇佣价值，却容易形成心理上不愿接受体力劳动工作。他之所以如此，可能由于他缺乏天然的才能——这和他通过学业考试完全不矛盾——或者由于不适当的教育；这两种情况将绝对地和相对地越来越多，因为进入高等教育的人一直增加，需要的教育力量随着增加，而教师和学者的人数却不能相应增加。忽视这一点，根据只要有钱就能多办学校、学院和大学的理论，其结果十分明显，不说也能明白。十几个全都有正式资格的人申请一项工作，却没有一个人能令人满意地胜任这项工作，这种事例凡与招收人员多少搭界的人都知道——有判断能力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所有那些失业的、对职业不满的和无力就业的人都流入标准最不明确、不同等级的才能和学识均能包罗兼蓄的行业中。他们扩大了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的人数因此不相称地增加。他们以绝对不满意的心情进入这个队伍。不满滋生愤恨。他们常常通过批评社会使自己变得合理，如我们业已知道，他们的批评，特别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明中，无论如何是知识分子对人、对阶级对制度的旁观者态度。哎，现在我们有了许多人；有了一个具有无产阶级色彩的含义明确的集团地位；集团利益形成集团态度，这种态度比那个理论更现实地说明他们仇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那个理论本身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理性化，根据那个理论，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错误行为的正义愤怒完全代表从残暴事实推理出来的逻辑结论，那个结论不比情人们认为他们的感情完全代表他们所爱之人的美德那种逻辑结论更加高明。 (11) 此外，我们的理论还说明，随着资本主义进步的每一个成就，这种敌意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当然，知识分子集团的敌意——相等于对资本主义制度道德上的非难——是一回事，环绕在资本主义机器周围的总的敌视气氛是另一回事。后者是真正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它不是简单的前者的产物，而是部分地来自独立的来源，其中有一些已在上文提到；就其作用而言，它是知识分子集团工作的原料。这二者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要说明这种关系需要很多篇幅，这是我做不到的。无论如何，这样的一次分析描绘，总的轮廓已充分明显，同时我认为有必要把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再说一遍：他们是刺激、加强、夸张地描述和组织这种原料，给它添加些什么只是次要的事情。某些特殊表征将证明这个原则。
6．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劳工运动，它显然不是知识分子集团制造的。但这样一个机会和知识分子造物主二者会相互寻找，这点不会令人惊奇。劳工从不恳求知识分子领导，但知识分子闯入劳工政治。知识分子有重要贡献要做：他们声嘶力竭地宣扬这个运动，为它提供理论和口号——一个绝好例证是阶级斗争——使它意识到自己，并在这么做的时候改变运动的意义。以他们自己的观点解决这个任务时，他们自然地使它变得激进，最终把革命的倾向输入大多数资产阶级工会工作，这种倾向是大多数非知识分子工会领袖最初深恶痛绝的。但知识分子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理由。听到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人们几乎一致感到的如果不是极端不信任就是有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为了掌握工人和与非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竞争，知识分子被迫采取的路线是经受得起别人不满的非知识分子领导人完全不需要的。没有真正的威信，并感觉到一直有被人粗暴地告诫不要他多管别人事情那种危险，使他必须奉承、允诺和煽动，扶植左翼和沉着脸的少数派，发起可疑的或不着边际的辩论，呼吁渺茫的目的，声称自己准备服从——总之，他对群众的行为就像他先辈最早对教会修道院长，稍后对王公和其他庇护人，再后对资产阶级集体主人的行为。 (12) 因而，虽然知识分子没有制造劳工运动，但他们的工作使劳工运动成为本质上不同于如果没有他们原来会成为的样子。
有关形成这个社会气氛的理由，我们已谈论了不少，这种气氛说明为什么政府政策对资本家利益越来越敌视，最后敌视到在原则上拒绝考虑资本主义机器的需要，并成为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严重障碍。但知识分子集团的活动与反资本主义政策有一种关系，它比他们参与宣传这种政策所暗示的关系更加直接。知识分子很少进入职业政治，更少取得负责的职位。但他们在政治机关里供职，撰写政党的小册子和演讲稿，起了秘书和顾问的作用，造成个别政治家所办报纸的信誉，这种信誉虽不是顶顶重要的资本，但几乎没人敢于忽视它。知识分子在做这一切事情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的思想压印在几乎每一件所做的事情上。
所发挥的真正影响要看政治状况如何而有巨大的差异，有的仅仅是纸上夸夸其谈，有的成为政治上可能或不可能的标准。但它总有巨大的活动空间。当我们说个别政治家和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时，我们充其量强调了一半真理。同样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另一半，只有当我们考虑到政治是职业，它要形成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可能与一个人或一个政党“代表”的集团的利益相冲突或相一致时，才看得出来。 (13) 个人和政党的意见在直接影响个人或政党前途或地位的政治形势中对那些因素比任何其他东西更为敏感，某些因素受知识分子集团的控制，情况十分酷似一个时期的道德准则，它把某些利益集团的事业抬得很高，把另一些利益集团的事业默默地放在一边，不屑一顾。
最后，社会气氛或价值准则不但影响政策——立法的精神——而且还影响行政措施。但在知识分子集团和官僚之间还有更直接的关系。欧洲官僚的血统是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随着几个世纪的逝去，不管官僚人员的组成有了多大的改变，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他们的利益或他们的价值标准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他们只不过把资产阶级看做为了君主利益或国家利益而管理的一宗资产罢了。所以除了由于专业训练和专业经验的阻碍外，他们容易接受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相同的教育，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 (14) 同时，以前在许多情况下令人难接近的绅士风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已从现代公仆身上消失了。此外，在政府行政机构迅速扩大的时候，所需要的增补人员必须从知识分子集团中吸收——我们美国就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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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望不要因为我在两个不同意义上使用“合理化”这个动词而引起混淆。当一家工厂的每一费用单位的生产效率提高时，我们说这家工厂正在“合理化”。不管我们的真正推动力是什么，当我们为我们自己或他人的行动提出能满足我们价值标准的理由时，我们说我们“合理化”我们的行动。
(2) 每一个社会制度对反叛都很敏感，在每一个社会制度中，万一成功，煽动反叛是有报酬的事业，因而对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都有吸引力。在封建时代的确如此——完全如此。但对上司反叛的武士贵族，攻击个别的人或阵地，他们不攻击封建制度。而封建社会从整体上说不存在鼓励——故意的或非故意的——攻击它自己整个社会制度的倾向。
(3) 很遗憾，我发现《牛津英语词典》没有列出我希望属于此词的含义。该词典列有转义的短语“知识分子的宴会”，但在与此词有关的“超等智力”这一项里，所指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我感到相当困惑，可是仍未能发现另一个能同样好地适合我目的的名词。
(4) 公爵的短语出于《克罗克文集》（L．J．詹宁斯编，1884年）。
(5) 即威灵顿公爵。——译者
(6) 比特罗·阿雷蒂诺（1492—1556年）。
(7) 但在英国，写作小册子的规模和重要性在17世纪时大大增加。
(8) 我不担心任何政治史家会发现我夸大了威尔克斯功绩的重要性。但我的确担心有人反对我称他为自由作家和我暗指的他的成功全应归功于集体庇护人而丝毫不归功于个人庇护人的说法。开始时，他无疑受到圈子里人的鼓励。但细加检查，我想应该承认，这点没有决定的重要性，他以后得到的所有支持和所有金钱和荣誉，只是以往成功的结果和他在公众中独立地获得地位的礼品。
(9) 大规模报业的出现及其迄今为止的经历证明我急于强调的两点：第一，社会模式的每一 具体要素都有多种方面、多种关系和多种作用，这就排除简单和单方向的命题；第二，区分短期现象与长期现象是重要的，由于这样，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命题都是正确的。大规模的 新闻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家资本主义企业。但这并不意 味着 它拥护资本家或别的阶级的利益。它可能 这样做，但只出于下列动机中的一个或两个，其重要性有限是显然可见的：因为它宣扬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或观点而接受它的津贴——这家报业和它的销路越大，这家报纸的重要性越小；因为它总是向公众兜售资产阶级的趣味——这种做法在大约1914年前十分重要，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别的办法；因为登广告的人宁愿使用相宜的媒体——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对事物采取十分务实的观点；因为报纸所有人坚持某种路线，不顾他们发行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他们尤其在过去是这样做的，但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与发行中他们的金钱利益冲突得太厉害，他们不会坚持下去。换言之，大规模报纸企业是知识分子集团提高地位和增加其势力的最有力的工具，但它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受他们的控制。它意味着一种职业和有较广大的公众，但它也意味着“操纵木偶的线”。这些只有从短期看是重要的；个别新闻记者在争取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更大自由的斗争中容易碰到失败。但这种短期情况——以及这个集团对过去情况的追忆——是进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东西和决定他为公众描绘的这幅奴役和殉难图画的色彩的东西。实际上，它应是一幅征服的图画。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中一样，图画中的征服和胜利是由失败组成的一幅嵌镶画。
(10) 现在大多数人有一种理想，希望任何类型的教育机构能被所有愿来使用它们的人使用。这个理想成为强烈的信念，对它的任何怀疑几乎被普遍认为不成体统，是持异议者的评论（常常是轻率的）未能改进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接触的是极端复杂的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理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篇有限的概论中无法细加探讨。这就是为什么上边一段话只限于论述两个无可争辩和不表明意见的琐屑小事的原因，这些是我们为解决当前问题所需要的。当然它们不能解决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暂且搁置，以表明我叙述的不完全。
(11) 读者将看出，即使资本主义事实或被爱者美德的确如社会批评家或情人所相信的那样，这样的理论还是不现实的。注意到下列事实也很重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批评家和情人显然是真诚的；一般而言，不管心理社会学机制还是心理生理学机制，除非戴上理想化的面具，都不会进入自我 的受人瞩目的中心。
(12) 所有这些第5篇中还要说明和进一步阐述。
(13) 这一点在考虑知识分子本身与他们出身的阶级或在经济和文化上他们所隶属的阶级的关系时，当然也是同样正确的。这个题材将在第23章中还要论述。
(14) 例如参见第26章。